摘 要：现代西方教育哲学强调儿童成长应获得无条件教育爱，这种先验教育爱往往受现实条件制约而变形，导致儿童成长受限。在我国当代教育实践演进过程中，儿童成长境况深受角色文化、关系模式及制度体系等现实条件制约，先验性成长教育爱无可避免地在养育实践中变形，最终落地为实用主义关照下的功利之爱。成人与儿童在角色互构、关系变迁及制度建构等社会性演化过程中呈现出的各类问题，不仅触及成人与儿童在角色、关系和制度等问题上的本质分歧，也折射出儿童成长境况在价值观念、制度结构及行动路径等方面的理念及实践困境。为消解当代儿童成长境况隐忧，从协调关照儿童理论价值和工具价值的路径出发，重新解构各类矛盾问题的认识基础，通过改革和优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破解社会对儿童成长境况的认知及行动分歧，重塑儿童的社会价值观念，优化儿童的成长模式结构，深化儿童的成长发展韧性，进而为创造更加健康且更具支持性的儿童成长环境提供变革思路。
关键词：儿童成长境况；角色；关系；制度；变革路径
现代西方教育哲学认为，先验意义上的儿童成长需要被给予无条件的教育爱去成全，而成全行动的核心是成人对儿童具身性的抚养与教育，进而实现信念、能力及资源等的代际转移。但在教育实践演进过程中，儿童成长深受现实条件制约，先验意义上的成长教育爱无可避免地在养育实践中变形，最终落地为实用主义关照下的地方性文化内部的功利之爱，儿童成长境况受到多重限制。面对当代我国儿童成长的诸多困境，审慎剖析儿童成长境况在角色、关系及制度间形成矛盾张力的成因，探索理论与行动的协同优化路径，进而保障更美好童年的实现。
一、角色卷入：非对称关系下的儿童成长隐喻
在经验意义上，现代儿童角色是社会综合角色的真子集，具有较突出的成长性和被动性特征。不论是儿童的生理性、伦理性还是制度性角色等，其成长过程都具有相似的脆弱性。儿童角色的内在脆弱性决定了其整个社会化过程始终需要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社会关系来包围和成全，进而实现资源、价值等的代际转移与发展。从经验角度探究，原初儿童角色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但最终绝大部分儿童却成长为角色内涵高度相似的成人，这是儿童角色成长代价的一种社会化表征，展现出其现实性的一面，也印证了无条件先验教育爱在实践层面遭遇的发展困境。
（一）角色入场：儿童与成人的先赋共生性
成人与儿童在角色扎根的起点相遇。在双方角色入场过程中，儿童角色与具有养护责任的成人角色都不能独立存续，二者相互依存且具有先赋的共生性，进而获得角色的互动性发展。其中，过去的知识、经验及信念等，逐步将成人塑造成现在的角色权威，其拥有较丰富的社会技能及行动经验，但缺乏面向新一代儿童的理念及实践；儿童则因缺乏基本知识、技能和经验等，尚未形成社会化意识及能力，因而具有高度的角色依赖性，但其角色天职是适应和创造未来。在早期养育阶段，成人基于先验教育爱卷入与儿童共生发展的角色关系，他们就此结成自然演化的非对称角色关系，形成一个过渡性时空：拥有生存发展优势的成人，要承担养护儿童的自然责任和社会责任，让渡自身的部分权利和资源，进而全方位保障儿童成长为新一代成人。当“天才般的幼童”最终成长为被诟病的“无趣的成人”，而成人被哲学家称“在认识上只具有虚假优势”时，儿童角色所发生的转折性变化不断引导社会重新审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各类限制。儿童的弱势状况使其在成长过程中几乎完全受制于成人，成人给予的成长教育爱并不能稳定持存，且易于将自身的社会性需求及阶段性欲望等直接投射到儿童身上。因而，成人常根据时代状况及利益归属等对儿童成长环境、成长方式及成长资源等削足适履，获得的结果常与教育理论所假设的先验性无条件教育爱相去甚远。从儿童角度审视，成人引导儿童成长所形成的过渡性时空，始终作为一种发展受限的成长隐喻存续于儿童角色的早期入场过程中。
（二）角色延展：儿童与成人的自致局限性
在现代教育实践探索中，从身心自然发展角度分析，儿童与成人是一对生理上的对应概念，都具有较为明确的内涵及发展特征。如果打破时间向度对分析模式的限制，从整体社会关系角度分析，儿童和成人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他们是成长的连续体。当儿童与成人跨越角色入场阶段而迈入角色延展阶段时，都表现出较明显的自致性局限。
首先，在情感支持层面，儿童角色作为被全包围或半包围的保护对象，需要与成人角色在情感层面进行持续的情境化识别、交互、内化、输出等模式试验，不断磨合、适应才能真正生成自身。成人受自身承载的情感观念、表达模式、反馈方式等制约，常难以有效满足新一代儿童的需求，因而儿童在角色建构过程中常遭受各类外部情感挫折，难以形成适应新一代儿童需求的个性化情感支持模式。其次，在权利建构层面，儿童角色成长是一个逐步获得成人世界平等个体权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极度依赖成人为其争取、分割乃至让渡的各类社会权利，也需要文化与制度联合提供系统性规划和保障，保护和引领儿童发展。但现实世界是以成人为本的社会体系，成人受限于自身角色利益屏障，难以从儿童角度全面考量儿童的角色需求。此外，保护儿童权利的各类专业组织也始终难以获得稳定的正式或非正式支持，因而不论是主动探索还是被动给予，儿童想要获得和拥有的各类公共权利仍存在诸多现实障碍。最后，在兴趣行动层面，当代儿童各类兴趣及角色禀赋始终需要成人支持才可能获得深入发展，因而儿童角色展现的各类兴趣行动受限于成人的认知水平、资源条件及行动能力等。在跨越儿童角色的延展阶段后，儿童才能与成人在权利、信息、资源等相对对等的时空中共存，真正走上主体性发展道路。教育爱的供给模式也逐步从依赖成人供给的外驱输入型，逐步向成人与儿童互动协作型转化，直至儿童形成较成熟的内驱型角色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儿童角色如何完成更安全、更积极的过渡性成长，需要不断探讨和实践。
二、关系变迁：从理论化认识到现实性建构
拥有当代社会主流话语权的成人在“发现儿童”和“相信儿童”的基础上，推崇“以儿童为本位”的角色关系观念，但在我国当代社会实践层面，真实儿童角色观念并非始终如此。事实上，“儿童观”作为舶来概念，在理论与经验之间不断漂移，呈现出较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
儿童观直观地折射了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内容及关系质量等变迁状况。我国当代社会基于怎样的儿童观念展开各类养育行动，成为探讨儿童成长境况的逻辑起点。但关注儿童不应只关注“儿童的本质是什么”，更应关注“儿童是怎样被社会所建构的”。现代社会，儿童的各类价值始终在关系世界中漂移，从无价到有价再到无价，从社会价值到私人价值，从经济价值到情感价值等。成人的养护行为易受关系背后裹挟的各类价值影响，因而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视角综合考察儿童与成人关系的社会化演进过程。
（一）理论演变：从“儿童的发现”到“童年的消逝”
现代意义上的儿童观产生较晚，“儿童”及其概念曾经历过一段相当漫长的静默岁月。在西方传统社会中，儿童始终作为成人附庸的“小大人”而存在，整体湮没在成人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无所谓儿童观的问题。之后，伴随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展及制度化公共教育体系的崛起，儿童概念突然出现且备受思想家重视，新的儿童观念也迅速加入时代思潮变迁的洪流之中。其中，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儿童观源于卢梭提出的作为自然人的儿童。康德也认为教育是由年长一代对年轻一代开展的全部社会影响，直接反映两代人之间的成长之爱。这些理论从思想角度打开了现代成人与儿童关系变革的源头。伴随19世纪心理学及社会学相关研究的开展，成人与儿童关系的理论获得了新的发展。
从法国思想家菲力浦·阿利埃斯在其开创性著作《儿童的世纪》中提出17世纪是“发现儿童”的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思想家尼尔·波兹曼提出当代儿童存在“童年消逝”的危机，前后历经三百余年。这期间，不仅经济社会发生过多次变革，成人眼中的儿童也经历了从被“发现”到作为“中心”再到成人所担忧的“童年消逝”的过程。在尼尔·波兹曼看来，童年的诞生是因为近代印刷媒介技术在儿童和成人之间强加了一条分界线，但在现代电视媒体技术等的攻击下，为攫取儿童独有的经济价值及社会价值，这条分界线已变得愈加模糊和脆弱。
虽然尼尔·波兹曼从推崇儿童的一端走向了忧虑儿童的一端，但这也揭示出当代教育理论关注社会中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危机，为儿童与成人之间可见的各类严肃界限正逐渐消解而忧虑。思想家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极力推崇的“无价的儿童”，也在社会洪流中不可避免过早地让渡了独属于儿童的地位和时空，进而使儿童被各类社会关系精确定价，同时也折射出当代成人在儿童社会性成长上的失能。
（二）实践赋权：从伦理性依存到现实性建构
在自然养育与精确管理并存的理论场域中，以“儿童为中心”是思想家为儿童与成人关系设想的一个美好理论愿景，而“童年的消逝”则表达出成人对儿童守护失能的现实忧虑。成人始终在为实现理想儿童观而周旋，为儿童争取文化、经济及法律等层面的发展权利。现代思想家针对种种实践困境，纷纷提出理论与解决办法，希望能为成人与儿童的关系重新赋权增能，建构两者之间的新型依存状态及路径，达成“以儿童为本”的抚育目标。但在实践中，成人始终难与更强大的时代洪流相抗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阂难以轻易消弭，成人与儿童的关系需要在当代实践中被重新审视建构。
理论化的成人与儿童关系需在充分考虑现实状况的前提下，与各类实践场域所承载的社会惯习等进行全方位磨合，才能真正下沉转化为社会能够负担的实际行动。由于不同时代社会实践的影响因素不同，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实践呈现出不同的行动规律、价值特征及方法规范等，并生成不同类型的制度化及非制度化行动。其中，非制度化的养育行动主要由家庭及部分社会组织承担，成人在家庭内部主要基于传统文化习惯及私人观念，推进儿童在知识技能及文化伦理等层面的成长。制度化的养育行动主要由学校、共青团、妇联及其他社会组织系统推进，这些组织承担着提升儿童整体素养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并依赖规范化的群体实践智慧进行管理。
当前，我国成人和儿童关系发展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具体实践：一方面，成人基于相关知识技能及信念等，从个体角度实施具身性的抚育行动。这本质上是一种非制度化、自下而上式的普遍性教育实践，超越时空等物理限制，呈现较丰富的个性化特征及情感意涵，但缺乏规范意义上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教育管理部门基于国家层面的儿童观，利用相关的管理工具和制度资源等，自上而下实施多层次、规模化、制度化的儿童教育实践。制度化的儿童教育实践是保证国民教育基本素质和能力的主要手段，具有公共性和平等性等特征，但缺乏对个体在实践层面所需的多样性考量。
（三）理实融合：从探索性应用到系统性变革
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理论与实践分别沿着不同路径演进。从实践发展分析，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要求更新传统儿童观，探索培养更具创新性和行动力等特质的新儿童，积极鼓励教育系统逐步推进以儿童为本的主体性教育变革。从理论变迁过程分析，我国当代学界主流儿童观主要来源于西方现代思想浪潮所带来的儿童观革命，认同以儿童为中心的理念，并在理论中不断强化延伸，在实践中尝试探索应用。
儿童与成人的关系本质上全面且真实地反映在儿童的现实成长过程当中。当代理论形态的儿童中心观主要关注儿童的主体性而忽视了时代要素影响下儿童与成人、成人与成人乃至儿童与儿童之间的各类动态关系，同时又缺乏有效的实施载体或方法路径，难以全面统筹实践要求调整理论的适应性。实践形态的儿童观常以现实为基础推进各类社会化行动，而非无差别地以儿童为中心统筹其他经济属性及情感需求等内容，因而在多重现实条件的阻隔下，实践行动常常无法真正做到以儿童为中心。最终，在当代儿童成长实践中，成人常常难以落实理想化的儿童观念，各类儿童养育实践也饱受过度功利化、工具化的社会指责，儿童形象呈现式微的危机。
三、制度重塑：过渡性时空下的博弈与转型
制度力量是当代社会保证儿童成长境况向理实融合方向发展的行动基础。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论是理论性还是实践性的儿童成长境况，都应当走向理实协调的关照路径。这首先需要制度化的力量将理论与实践行动融合起来，在突出二者优势的同时，在行动中充分结合非制度化的行动力量，进而逐步解决理论与实践的问题。
当代儿童在角色变迁及关系演化过程中遭遇各个层面的问题较多，发展路径较为复杂，儿童角色成长和关系发展需要的制度支持较为多元：一方面，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系统建设正式的公共制度；另一方面，需要社会及家庭层面协同建设更多元的辅助性制度。其中，公共制度主要是由中央及地方教育管理部门确定儿童成长所需的各类制度和规章，辅助性制度主要是由家庭及相关社会组织等基于各类社会资源及社会需求建设的多元化隐性制度，二者共同构成儿童成长必要的制度体系。但在新的发展时期，为应对儿童成长角色及关系变迁的制度优化要求，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组织及个人从观念、模式、机制等层面出发，全面推进制度体系转型。
（一）价值转型：重塑儿童成长制度的观念基础
制度观念的价值转型是推进制度体系深度转型的前提。不论是显性的正式制度层面还是隐性的非正式制度层面，建构和深化更加科学、理性、包容的制度观念是保证新时代儿童获得更好成长环境的基础。当前社会各类观念共存，儿童成长所依赖的各类制度、观念、价值仍在理论化的“以儿童为中心”和事实性的“童年的消逝”之间不断漂移，尚未形成更全面、更稳健的制度意识基础。需重新梳理相关价值的逻辑体系及实践关系，进而推进当代儿童成长所依赖的新的制度观念生成。
在新制度观念的生成过程中，制度价值转型始终依赖以下两方面的变革活动：一方面，由成人持续为儿童供给无条件、全方位的教育爱，始终是建构儿童制度观念的价值基础；另一方面，新制度观念需要直面并对抗“内卷”时代儿童本体价值不断式微及工具价值持续扩张的现实困境，重塑儿童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之间的新平衡态。其中，新制度观念在实现的过程中遭遇了种种现实困境，根源在于新理论缺乏与现实进行互动所需要的过渡性价值观念、发展机制及生长韧性，理论无法在短期内全方位嵌入实践系统，就会与实践产生隔阂并衍生困境，难以真正实现自身价值。
在当代儿童成长境况的改革活动中，制度生产者及变革者应建构更具系统协调性和发展开放性的新型儿童成长制度环境。首先，从重视每个社会未来成员生存状态的角度出发，持续梳理和澄清不同层次的社会利益冲突和个体观念矛盾，直面社会、经济、教育、医疗等领域新旧制度下儿童观念存续的各类价值冲突的起点和终点。其次，根据新的儿童发展观念，逐步调整社会各类资源的制度价值建构模式和分配机制，面向教育、医疗、娱乐等各个层面重构与儿童成长相关的应对机制，缓释时代紧张情绪，重塑新价值观念的社会基础及其价值韧性。最后，持续审思各类转型行动中以儿童为中心理念的价值质量，从根本上削弱与儿童有关的各类工具价值的生产源，进而从各个层面构筑更加健康稳定的公共制度观念基础，从制度价值层面为构建儿童友好型社会奠定观念基础。
（二）关系切入：优化儿童成长制度的模式结构
在儿童与成人关系存续的进程中，不同关系及其背后的支持性制度之间所生产的各类显性及隐性博弈在儿童与成人间持存，并深刻塑造了儿童成长所依赖的各类制度模式。制度观念只有充分内化于较稳定的制度模式中，才能发挥其内在价值，因而在制度观念转型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优化儿童成长所依赖的各类制度模式及其结构。
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所负载的功能及形成的结构不尽相同。目前，我国社会在儿童成长制度领域已形成以正式制度为核心，正式制度全面引导非正式制度发展的同心圆式主从结构。其中，正式制度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建构的制度体系，面向正常儿童、特殊儿童及困难儿童等群体，涉及与儿童权利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康复、安全保护等方面，且作为儿童成长制度模式的构成主体，以严整系统的结构化状态覆盖了儿童与成人间的各类关系。非正式制度主要是由家庭和社会其他组织以结构化及半结构化形态所形成的非正式制度体系，主要负责处理儿童与成人的伦理关系、情感关系及教育关系等复杂现实关系，作为补充性内容存在于儿童成长制度模式中。
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儿童成长依赖的各类关系正在向以儿童为中心理念所引导的多元化、协同化、弹性化方向发展。其中，正式制度覆盖的儿童成长关系的范围、速度和质量等都难以精确满足各类儿童的发展需求，因而需要持续释放非正式制度的潜力和活力，让更多非正式制度在结构和功能上给予更加有效的补偿性支持。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由家庭及相关社会组织建构的各类非正式制度具有更强的发展韧性和更灵活的适应性，能更精准地识别、诊断、调整各类儿童成长关系生成的新需求，并依靠社会力量及时处理与时代相关的矛盾与问题。因而，新时期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应从主从结构逐步转向协调发展结构，强化非正式制度在儿童成长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行动博弈：深化儿童成长制度的发展韧性
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生成路径及功能特点具有较大差异。其中，正式制度主要是从社会整体层面自上而下对儿童成长发展境况做整体性建构，具有理论上的系统性和发展上的前瞻性。非正式制度是成人在处理与儿童相关联的实际问题时所生成的规范或要求，在发展中不断扎根沉淀，实践适用性和针对性较强。不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在处理儿童成长的实际问题时，制度模式结构并未完全走出主从结构，也尚未达成更理性的协调发展结构。当前，儿童成长领域的正式制度根据新的儿童价值观念，不断巩固和调整自身结构和功能，但仍具有较突出的路径依赖性。而非正式制度始终嵌于实际生活，面对问题自下而上的调整较为多元、灵活。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应对变革的过程中呈现的功能和属性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和差异性。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解决儿童成长问题的实践中，一方面受问题背后的经济、政治等社会及个体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受制度本身性质和功能制约，呈现以下几种关系博弈状态：一是在正式制度发挥主要作用的问题上，由正式制度引导非正式制度协同发展；二是在正式制度处理现实问题失灵的情况下，正式制度只在名义上领导非正式制度，由非正式制度发挥实质性的主导作用；三是在正式制度完全失灵的领域，不论是名义上还是事实上都由非正式制度处理具体问题。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正式制度变革周期较长、牵涉因素较多，其结构和功能等都受到诸多限制，而非正式制度借此契机，补充、协调乃至替代正式制度发挥作用，其地位和功能呈现出显性的膨胀状态。但在处理儿童成长发展问题的过程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应协调共生，不能缺位或简单越位。因而，必须及时妥善处理二者的博弈关系，深化制度体系的发展韧性。
政府相关部门应基于以儿童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调控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的关系及合作模式，优化儿童成长制度体系的模式及内部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协调配合，引入更多社会组织，及时解放家庭的内生性能量，加快婴幼儿照料、托管等服务业的发展满足社会转型时期儿童在生理、情感、认知等方面的各类需求。同时，还应协调好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具体问题中的地位及作用。新时代，从制度变革的视角探索新的制度行动路径，是协助当代儿童成长实践走出传统抚育困境，走向更具自然性和发展性的优先选择。
四、结语：成长远比想象艰难
现代儿童教育理论常将成人假设为绝对理性主体，期望其能全面践行以儿童为中心的理念，而忽视各类限制性状况。在当代社会实践中，成人作为儿童抚育的主体，其行动始终被各类社会关系和时代要求裹挟，并不具备理论上的自觉和自由，因而当代儿童成长困境触及了成人与儿童在角色、关系和制度等问题上的本质分歧，揭开了教育生活世界中诸多对立与分离的表象。不论是角色、关系还是制度，都映照出转型时代儿童成长在价值观念、制度结构及行动路径等方面的困境。为消解儿童成长面对的各类矛盾，应当全面利用制度的再生产力量，建构更具系统协调性和发展开放性的新型儿童成长环境，以保证儿童成长质量。首先，梳理和澄清不同层次的社会利益冲突和个体观念矛盾，直面新旧制度观念存续的各类价值冲突。其次，重视制度生产者及变革者的力量，并根据新的儿童发展观念全面调整社会各类资源的制度建构模式和分配机制。最后，审思各类转型实践中以儿童为中心理念的价值，进而为儿童成长构建更加友好的社会生态。
（本文参考文献略）
Roles, Relationships, and Institutions: Reflection and Reshaping of Contemporary Children’s Growth Conditions in China
GaoShijin GuoZiling
Abstract: Modern Wester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emphasizes that children’s growth should receive unconditional educational love. However, this preconceived educational love is often distorted by practical constraints, leading to limitations in children growth. In the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ractice evolution in China, the growth conditions of children are deeply constrained by factors such as role culture, relationship patterns,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s, The preconceived educational love inevitably transforms into utilitarian love grounded in pragmatic guidance through the nurturing practices. The various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roles, relationships,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s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 not only touch upon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roles, relationships, and institutions but also reflect the 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dilemmas in children’s growth conditions concerning value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nd action paths. To alleviate hidden concerns in contemporary children growth conditions, we should firstly study on the path of coordinating the theoretical value and instrumental value of caring for children, then re-decompose the found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contradictory issues. By reforming and optimizing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we are able to bridge the cognitive and action disparities in society regarding children growth conditions, reshape children’s social values, optimizing the structural patterns of children’s growth, deepen the resilience of children’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reby providing a transformation pathway to create a healthier and more supportive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growth.
Key words: children growth conditions; roles; relationships; institutions; transformation pathways
初审：王悦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