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加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双重建构。由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发育不同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经历了很长的历史过程，直到建立主权独立、政治统一的现代新型民族国家之后，国族意义的政治认同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意识才真正得以形成。新时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定了历史方位，“两个结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确了理论定位。应通过加强历史教育和理论教育，提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根柢，把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聚合价值共识，共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政治认同
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爱国主义教育体系，明确要求“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作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已经有了法治保障，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出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是有效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思想基础。
一、从文化认同到政治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历史逻辑
中华民族是何时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于何时、是如何生成的？探明这些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历史追根溯源。
（一）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
中华民族的概念是近代才有的。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最早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1905，他指出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中华民族的概念既然形成于近代，那么我们是否可由此认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存在也肇始于近代中国呢？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判断，“多元”意指中华民族由多民族组成，“一体”即指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统一性的共同体。同时，他认为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在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出现的，而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对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观点，也有学者认为“有值得讨论的空间”，理由是任何朝代都不存在一个中华民族的“实体”；即便清朝建立了一个与现代中国版图基本吻合的多民族国家，由于清朝政府将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分而治之，虽整合在一个王朝秩序中，但并没有试图建构具有国家同一性的民族同一性。这一看法实际上是把行政疆域完整、内部治理方式同一的国家“实体”的存在视为中华民族形成的前提条件，虽不无道理，但由于对民族实体共同性的理解偏于狭义，也容易导致某种僵化的历史认知。
“民族”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是指通过长期的历史过程形成的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传统文化和心理素质的人群或社会的有机共同体；从广义上，通常用来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由各民族组成的集合体，如中华民族、阿拉伯民族等。民族与国家密切相关，既有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也有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当今世界上多民族国家居多。民族作为一个有机共同体，它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涉及多方面，实质地讲，主要在于政治统一与文化统一这两个维度，既指向政治统一的实存，又指向文化统一的实存，而对这两个层面的内涵需要予以恰当的诠释。
在民族实体生成的判定条件上，政治统一与文化统一既相互关联，又有相对独立性。文化统一是政治统一的基础，而政治统一又将推动文化统一的巩固与拓展，但民族的政治统一与文化统一未必共时。比如，有些民族在某个历史时期处于国家分裂的状态，政治上不统一，而在文化上存在统一性，但这种情形并不妨碍他们仍属于同一个民族。如冷战时期的东德与西德，政治上的分裂状态不妨碍其文化意义上同属于德意志民族。这种情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同样存在。汤因比在比较中国与古希腊的历史时就指出其早期历史的一个共性特点：政治分裂与思想文化成就的共时性。在秦始皇实现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文化运动，儒学被推崇为经典，实现了文化上的统一，而政治上尚未统一。中华文明早期的这一特征，与希腊文明早期的政治史结构雷同。秦汉大一统之后，在中国漫长历史中的王朝政权呈现统一与分裂更替的周期性循环，但无论是在政治统一还是分裂状态下，中华民族作为文化上具有统一性的民族以及中华文明的存在与发展却是绵延不绝的。因此，在民族实体生成及其文明实存的认定上，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彼此既有一定的关联性，又具有自足性。
在鉴别民族的共同性上，需要辩证地理解“统一性”。一方面，政治统一不必定指内部治理体制和方式的划一，而主要是指疆域内有统一的最高行政领导权威、根本制度以及社会稳定的良好状态。如中国历史上王朝国家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治理方式上可能实施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政策，分而治之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安定和政治稳定。另一方面，文化统一并非指各民族文化差异的消失，而是指呈现各民族交往交流、文化多元融合发展的繁荣局面。因此，在描绘民族共同性的语境中，使用“统一”或许比“同一”更为准确恰当。
综上可知，中华民族实体的存在肇始于中国古代，源于文化上的统一，而政治统一的因素也起着推波助澜、巩固发展的作用。新时代党中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华民族加上“共同体”三个字不是同义反复，而是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中华民族对于自身作为共同体存在意义的自觉认同和行为倾向。它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标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基于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存，二是中国人对民族共同体的普遍自觉认同。上文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存始于古代已有述及。而在民族共同体的自觉认同方面，中华民族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主要在于政治认同层面的历史局限，由于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王朝国家并不稳定，呈现分裂与统一交替循环，在很多历史时期中国实质是由多个王朝国家政权并存的“空间复合体”，因而人们往往缺乏稳定且共同的政治认同对象。即便在大一统的历史时期，政治认同的对象是王朝政权，说到底王朝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姓“私”不姓“公”，缺乏现代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公共性特征，即使有所谓“政治认同”也较有局限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中华民族共同体尚缺乏政治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关系基础时，人们对于共同体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限于文化层面，民族认同主要表现为文化认同，而缺乏普遍的政治认同，这时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势必是不完整、不清晰的，总体上不足以超越民族的“自在”状态而进入“自觉”状态。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中华民族实体的生成确然不同步，前者晚于后者很多年。直至近代中国在救亡图存中民族意识觉醒，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起主权独立、政治统一的新型民族国家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意识才真正得以确立。
（二）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历史根基
如前所述，中华民族的生成源于文化统一，而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也是从文化认同开始的。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民族，华夏又称中华，是中原地区汉族的先人为区别于夷蛮戎狄的自称。西周时华夷尊卑的观念并不明显，到了春秋时代，“华夷之辨”的观念凸显起来。但华夷之辨并非种族性、宗族性和血缘性的，而是文明性的，即以中原文明为核心、以中原文化为价值标准划出的一道界线甄别文明与野蛮，但可以通过迁徙、通婚、文化融合和教化改造而转化，夷蛮戎狄只要接受和遵循华夏的礼仪秩序，便可与诸夏同等对待，纳入华夏文明系统，成为“天下”的一部分，“天下”即指中华文明共同体。可见，华夷之辨统合于天下主义，实质是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民族观念。
同时，华夏文明虽以“一脉正统”的儒家主流价值导向的中原汉文化为中心，但与周边各族的文化交流却不是单向的同化，而是多元文化交互影响、多方互化的过程。历史上，中华各民族经历了四次大融合的时期。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经过大融合的过程，文化相互渗透，形成了民族文化融合的趋势，并混合形成新的文化共同体，如汉代文化、唐代文化、元代文化、明代文化等皆为各族文化的混合体。其他的历史时期或地区亦不乏交互融合转化、并蓄发展的例证。如两宋时期与宋朝并存的辽、西夏、金在文化政策上都奉行兼收并蓄的方针，对各民族文化、习俗、宗教一般不加以行政干预，各族统治者对汉文化尤为重视，其中尤重儒学。这种文化政策客观上既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和发展，又保留了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根基。
中华文化内蕴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孕育了博大辽阔的中华文明。文明是民族的灵魂，中华文明涵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也涵养着中国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文化越包容开放，就越是得到各族人民的认同和维护，就越能绵延壮大。虽然在近代以前尚未真正形成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是在各民族文化的长期对流中，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础不断沉淀、文化认同不断积聚，这也正是铸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深沉的历史根基。
（三）政治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社会基础
中国古代最初形成民族的文化认同，而相对缺乏民族的政治认同。古代“中国”虽有国家形态，也具有一定的政治统一性，但彼时的国家乃是时而分裂时而统一的王朝国家，所谓国家认同实质是对代表“中国”的正统王朝的认同，而不是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因而尚未形成“国族认同”意义上的政治认同。
直至近代中国，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家面临衰亡的严重危机中，建立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紧迫感陡增，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意识高涨。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在近代中国行不通。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由此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正是对救亡图存的强烈危机感凝聚起对建立民族国家的强烈政治认同，也由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提供了社会基础。但由于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不彻底的，并没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根基，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真正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历史事实表明，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的旧民主主义道路走不通。而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统一这一历史使命，最终是通过拥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器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得以完成的。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和民主政治道路，领导人民经过浴血奋斗，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行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使中国成为真正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实现了政治上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逐步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物质基础，为建设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注入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新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民主的新型国家政权的存在，在中国社会得到有史以来最广泛的政治认同。由此，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共同体意识才得以在全国各族人民心灵深处真正扎下根。
从自古以来根深蒂固地形成的文化认同，到新中国成立后确立起普遍意义的政治认同，中国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和认同得到了全面的提升，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得以从“自发”状态进展到“自觉”状态。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本条件，从文化认同到政治认同的发展，表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铸成的历史逻辑。
二、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有机融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为前提条件，同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推进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双重建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并促进二者的有机融合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一）新时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确了历史方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强化一体性，深化融合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面对内部深层次矛盾和外部风险挑战，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审视和把握民族问题，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巩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这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历史方位。
党的二十大以后，全国各族人民迈上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根基和超大动能，又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出更高要求。我们既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要推进中华文化繁荣发展和中华文明创新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维系着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有机融合的目标设定，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任务和光明前景。
（二）“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理论基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双重建构，其内在的要求不是这两种认同的简单叠加，而是二者的有机融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基础。二者何以能有机融合？需追溯一个根本的前提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是否可以相容和统一？
从文化特性上看，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都是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实践生成的文化产物，内在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精神实质。文化植根于社会实践，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创造的。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强调“第一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不断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改革成就的实践过程中孕育和形成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因而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是否具有内在统一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获得的这一重大规律性认识的创新意义在于，在坚持和强调“第一个结合”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的同时，又明确提出了“第二个结合”，使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成功的规律性认识臻于完善，也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我们可以分别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维度理解“第二个结合”何以有力地回应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从而为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有机融合奠定基础。从历史维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而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也提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因此，“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和文化根基，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之间具有历史渊源与文化纽带关系。从理论维度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比如，在社会理想目标上，中华文明推崇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以实现人民自由美好生活为宗旨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相通；在社会治理理念上，儒家倡导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观念相融；中华文化崇尚家国天下的情怀，与马克思主义基于人的社会本质属性倡导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一的思想亦相通。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在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层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来源不同，却存在许多可以贯通之处，这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内在统一及其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性。从实践维度看，二者既有互相成就的现实表征，又为未来的创新实践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现实性上，“结合”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结合”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正是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取得内在统一的产物。从未来的发展性上，“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并将激发新的政治实践创新，“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为政治认同的持续巩固和增强创造条件。
“两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使文化自信有了根本依托，从而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中国人民的国家认同获得坚实的文化基础，推进了新时代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有机融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基础。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践理路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应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通过加强历史教育以增进文化认同，通过加强理论教育以提升政治认同，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聚合价值共识，促进民族团结，共同为实现民族复兴努力奋斗。
（一）以历史教育提升文化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根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树立共同体理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核，只有把中华民族视为祸福共担、荣辱相依、生死攸关的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此，要加强历史教育，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引导人们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悠长历程，筑牢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根柢。
首先，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增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尤其要突出两个重点：一是大一统文化传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中华民族之所以始终是坚持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民族共同体，源于其根深蒂固的大一统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古代创造农耕文明的汉族与创造草原游牧文明和山林农牧文明的少数民族，经过长时间的交往与磨合过程，彼此的文化互嵌渗透，融合成为王朝国家的一部分。无论是在实现政治大一统的时期还是在政治分裂的时期，“国家统一”是各族群、各政治体持续的追求，巩固和发展大一统国家的重要制度是各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坚持民族政治统一的历史选择，亦是基于这一悠久的传统。中华民国成立后即以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为基础，坚持各民族平等原则，延续了中国单一制大一统国家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体形式上不搞西方的联邦制或邦联制，而是延续多民族统一的文化传统，在坚持民族统一国家的前提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二是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博大深邃、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思想元素有利于促进民族统一的文明延续，如“天下观念”超越狭隘的民族、种族划界，追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境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为文明的包容性与和平性奠定了理念基础。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获得文明连续性和统一性的人心根基。因此，中华民族发展史的教育从中华文明发展史的角度展开，有助于挖掘中华现代文明的历史根基，深刻领悟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根柢。
其次，学习“四史”教育，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感知。近代中国遭受列强侵略，面临民族分裂的巨大危机，各民族都意识到中华各族有着不可分割的共同命运，只有团结一致，才能保障各族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在新中国建设时期，各族人民大团结的重要性更得到彰显。毛泽东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实证明，增强民族团结与加快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团结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共同奋斗才能共同繁荣；而只有加快发展、实现现代化，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各民族不仅在政治、法律上平等，而且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实现平等。要通过“四史”教育，使广大人民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历史感悟，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二）以理论教育提升政治认同，把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方向
在构建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的基础上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教育，是提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把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治方向的思想保障。其一，引导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宗教观，奠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要让各族人民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灿烂历史中获得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力量，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把民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始终联系在一起，增强历史主动精神，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进程。其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巩固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认同和政治信念。要引导各族人民始终把爱国、爱中华民族，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团结奋斗。其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社会基础是公民普遍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和法治素养，要加强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增强国家安全意识；要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培育良好的公民道德素养；要加强公民法治教育，提高公民法治素养，引导全体人民共同维护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根本利益。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聚合价值共识，共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汇聚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精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又同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聚价值共识的重要抓手，一方面，挖掘和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现代文明的契合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结合现代文明发展潮流与当代中国社会实际，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守正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富强、民主”连通“富民足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等传统治国思想，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全过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公正、法治”汲取“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定分尚公”、“尚法贵公”的传统崇法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过程中转化为“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和谐、友善”吸收了“尚和合”、“仁者爱人”、“地利人和”的传统道德追求，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转化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各族群众、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等民族工作方针政策。通过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促进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本文参考文献略）
初审：胡天扬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