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从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动因和过程来看，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向度既体现在提供动力支撑和衡量标准的“双重作用”，也体现在促进新型生产关系生成的“创造性破坏”。新型生产关系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生产关系变革的直接产物，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内驱力。一方面，它能够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有效整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优势资源，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另一方面，它能够确保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方向的正确性、提升其效能、强化其持续性。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新型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变革

立足新时代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回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诉求和理论需要，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是新质生产力概念的生成背景和出场逻辑。2023年9月7日，习近平在主持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发展质态，新质生产力具有“创新”“整合”“全要素”等一系列优势特征，能够在多个领域、多个环节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赋能。目前国内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第一是“新动能”。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新质生产力能够以科技现代化这个“关键所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具有高度适配性，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第二是“新路径”。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坚持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建设创新型人才梯队，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产业升级增强发展新动能。第三是“新要求”。新质生产力在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集成中要能够达成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的新要求。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点在于构建现代经济体系、培育现代化新动能、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从内容上来看，既有研究充分肯定了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事实，并分别从新动能、新路径和新要求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但在方法论上，既有研究主要是从新质生产力出发，论证其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作用以及具体路径，对赋能的整体性、方向性的研究较少。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密切相关，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领域的创新，更是关系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全局。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也包括社会生产关系的现代化（变革）。因此对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不仅要着眼于现代化发展的整体和全局，更要能够厘清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路径。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向度主要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维度中的“双重作用”和生产关系变革维度中的“创造性破坏”。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生产关系变革的考察视角出发，系统分析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向度，以及新型生产关系在实践中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的重要内驱力。

一、动力与标准：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作用”

新质生产力作为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新质态和最高水平，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的新趋势，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动因出发，新质生产力的“双重作用”表现在既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动力支撑，同时也是衡量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程度和水平的重要标准。

（一）新质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效动力支撑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新质生产力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要求充分契合，其提出与论证既有理论上的创新同时也有实践上的突破。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对新时代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支撑主要体现为理论指导和实践推动两个方面。

在理论方面，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与理论体系。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与完善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学说的继承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是新时代‘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及其‘术语的革命’的最新成果，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理论的科学革命”。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生产力自身的发展水平以及我们对生产力的认识都有一个不断进步和上升的过程，关于生产力的相关理论学说也在不断更新与完善。在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之前，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人们对生产力的认识往往还停留在思辨的、神秘的或是抽象层面。马克思在批判地吸收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科学地发现了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出现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代表了对生产力认识的先进水平和正确发展方向。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提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命题，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也是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需求的理论回应。新质生产力理论由于其自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能够为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在实践方面，新质生产力的优质高效能够全方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转轨的关键节点，同时也面临着智能科技革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在实践中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明了我国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一系列总体目标经济转型、科技创新、民生保障和生态环保等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在实践中都需要新质生产力的助推和赋能。习近平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既能够推动高质量发展、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及促进自主创新和技术突破，同时也能助力开拓新的增长点和发展路径。以科技创新领域中的新质生产力赋能为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智慧医疗、智慧农业以及“无人工厂”等相继发展成熟，在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对于新兴产业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有效回应市场需求，获取经济效益，而且有利于实现关键原材料和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进而掌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动权；传统产业的发展同样可以从新质生产力中获益，例如能够优化供应链、提升市场竞争力和激励研发创新等，从而实现自身产业的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

（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是衡量和检验我国现代化发展水平与质量的关键标准

新质生产力自身的生产力属性，决定了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作为一个由多种发展要素、多个发展领域构成的系统工程，中国式现代化包括十分丰富的内容体系，新质生产力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生产力构成要素来看，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内容密切相关。在有关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这一问题上，一直以来国内学界都存在“三要素说”“两要素说”和“单要素说”的不同理解，三者侧重点不同但皆有其合理之处。事实上，无论是作为生产力“单要素”的“劳动资料”，还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两要素”，甚至是包括“劳动本身、劳动对象以及劳动资料”在内的“三要素”，都能够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扮演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测量器”与“指示器”角色。马克思就曾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既得益于新质生产力的赋能，同时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空间和条件，其发展程度直接影响着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水平。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新质生产力的角色不仅仅是“动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发挥“测量器”与“指示器”的作用。

新质生产力作为新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质态，是构成生产力的各要素在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优化组合的具体表现，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在内容上具有高度相关性。从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进程及特征来看，一定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形态。早期通过直接利用畜力、水力、风力等自然资源的“自然生产力”代表的是农业文明时代的发展形态；工业革命后，通过对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的“传统生产力”则代表了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形态；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科技为核心驱动的“数智生产力”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新趋势，代表着智能科技革命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而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既是对当前智能科技革命时代生产力发展特点和趋势的精准概括与总结，更是为衡量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程度提供了科学的评价指标。例如，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转化为实践成果的效率，以及在各个发展领域中的应用范围等，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和程度的重要体现。因此，无论是从生产力自身的构成要素还是发展特征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水平都是考量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重要标准。

从新质生产力的“双重作用”出发，新质生产力既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发展动力，同时也是重要的衡量标准。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向度则表现为能够深刻影响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促进新型生产关系的生成。这也是下文将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二、“创造性破坏”：生产关系变革与促进新型生产关系的生成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仅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样也关系到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从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过程出发，新质生产力在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向度中表现为一种“创造性破坏”的形态。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要求，新质生产力自身包含着生产关系变革的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新型生产关系的生成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需要遵循“破立并举”的基本原则，以及“先立后破”的实践方略。

（一）新质生产力赋能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

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向度中，社会生产关系变革并非简单的调试或更替，而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创造性破坏”是现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专业术语，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的概念,并将其用来形容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发展的“产业突变”过程。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虽有一定合理之处，但也有其局限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创造性破坏”这一相关概念理论也有所涉及。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到了封建所有制关系“必须被炸毁，已经被炸毁”，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进步，包括“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并在此理论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指出了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对“阶级社会”的代替。相比于熊彼特将资本主义企业和大资本家视为创新的主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创造性破坏”的认识着眼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并将其视为一个自然的历史演进过程，显然更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也更加符合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发展逻辑。“熊彼特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创新理论，在某些方面发挥了马克思的创新思想，甚至超过了马克思，但从总体上，从哲学高度上，马克思的理论空间更广阔，思维更深刻。”因此，对“创造性破坏”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还是要回到马克思，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动力和形态等的论述出发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创造性破坏”得以发生的理论内涵与现实表现。在此基础上，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有关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创造性破坏”主要可以从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必要性以及促进新型生产关系生成的实践原则与方略两个方面来理解。

（二）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必要性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要求出发，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变革社会生产关系。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每一波现代化发展浪潮都是一次兼具系统性和广泛性的深刻社会变革。“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作为世界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发展命题，更是一个改革命题。

基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中国式现代化在“五位一体”的发展过程中，既需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调整和变革社会生产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整体出发来把握和理解新质生产力在这一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实践要求。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自身包含着生产关系变革的要素。马克思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实践过程涉及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和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等多个维度，显然并非只限于生产力领域的革新，而是包含着一系列生产关系变革的因素与诉求。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有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这一矛盾运动规律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生产关系也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习近平就曾多次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并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新的、更高的新型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决定了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也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创造性破坏”得以展开的重要前提。

（三）促进新型生产关系生成的实践原则与方略

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要求，新型生产关系的生成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从横向的时间维度来看，党的二十大给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日程表，提出了从2020年到2035年、从2035到本世纪中叶“两步走”总的战略安排；从纵向的发展维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有着一个从“基本实现现代化”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过程，而且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过渡代表着旧质、低质生产力向新质、高质生产力的跃升，同样将会是一个长期反复的复杂发展过程，必须遵循科学的发展战略与步骤。

在这一过程中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生成需要遵循“破立并举”的基本原则，以及“先立后破”的实践方略，这既是实现动态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创造性破坏”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破立并举”和“先立后破”两者并不矛盾，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所谓“破立并举”，是指在消灭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同时，能够不断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创造条件和环境，两者在宏观（抽象）的时间周期内是可以同步进行的，并不存在严格的先后顺序。这也是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相契合的。“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先立后破”则是指在一定（具体）的时间范围内，需要先培育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与成熟，再去废止旧的生产关系，从而完成一种渐进式的变革方略。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习近平指出了“先立后破”的方法论，强调“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过程。只有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中统筹好新与旧、稳与进、当前和长远的辩证关系，才能确保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新型生产关系的最终生成创造条件。

总的来看，新质生产力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双重作用”以及生产关系变革中“创造性破坏”的发生，能够在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促进新型生产关系的最终生成，这既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矛盾运动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表现。因此从生产关系变革的视角来分析和理解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还需要对新型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以及其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实践路径进行深入探究。

三、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驱力

新型生产关系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体系中的新特征。作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生产关系变革的直接产物，新型生产关系同时也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内驱力。一方面新型生产关系能够对新质生产力自身发展起到重要能动作用；另一方面，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路径中，新型生产关系能够确保其方向的正确性、提升其效能以及强化其持续性。

（一）新型生产关系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能动作用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新型生产关系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能动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涵盖了从静态的所有制形式到动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多个方面，是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得以存在和进行的重要前提。“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有密切联系以及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生产关系在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以及社会发展现状不断做出调整与变革的同时，深刻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这也是新型生产关系能够作用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前提。“虽然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因此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与现实需要出发，新型生产关系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能动作用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发展形式。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来看，社会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性力量，而生产关系变革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被动性”。“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新质生产力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难免会遇到一系列来自生产关系领域的阻碍与制约，例如地区间利益矛盾与供求关系的失衡以及旧有观念的束缚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带来消极影响。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则能够从根本上打破这种“桎梏”的束缚，同时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形式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具体而言，一方面，随着新型生产关系的逐步确立，能够对过去传统生产关系中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不相匹配的内容进行升级、改造和清理，剔除不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陈旧因素，并以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为目的，有效化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在新型生产关系中可以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以制度革新和科技创新破除影响和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从而营造更加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环境。

二是有效整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优势资源，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生产关系往往扮演着“调节器”的角色，是统筹一定时期内社会实践发展的关键因素。新型生产关系作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先进生产关系形态，在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中能够有效发掘、培育和利用各类优势生产资源，从而进一步提高不同发展领域中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和科学性，引导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助力“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通过新型生产关系作用的发挥，特别是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进行更高效率地配置，能够有效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型生产关系不仅包括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也包括更高效的新型生产要素配置体制机制和新型生产组织方式。”因此新型生产关系的先进性不仅仅在于对传统生产关系的颠覆与代替，同时也包括对既有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的调配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各个生产环节的更新与改进，进而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二）驱动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表现

从现代化发展的实践进程来看，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赋能将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发展动能的转换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时也关系到社会产业结构和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型，甚至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体趋势。因此相较于新型生产关系对新质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能动作用，其对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驱动更具有直接性和有效性。

第一，能够确保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方向的正确性。先进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具有一定的价值中立性，在资本主义的应用下有成为资本家剥削工具的风险。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两面性”，认为“在现代制度下，生产力不仅在于它也许使人的劳动更有效或者使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更富于成效，而且它同样还在于使劳动更加便宜或者使劳动对工人来说生产效率更低了。”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既有可能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但也有导致不同群体和地区之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风险。从生产力的性质来看，新质生产力既具有社会生产力的一般性特点，但同时也被赋予了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属性和显著优势，显然应该是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新型生产关系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上，能够最大限度地规避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风险与弊端，将新质生产力稳定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中，确保其赋能方向的正确性。

第二，能够提升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效能。在当前竞争日益激烈的复杂国内外环境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一方面，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新型生产关系能够及时将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转化为效能优势，提高其赋能的精确度、科学性和合理性，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不仅要求实现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同时也包括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由于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与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自身的发展中可以分别被纳入“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范畴。而根据克莱因综合国力评价模式的算法，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最终得分并非“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简单相加，而是相乘。这也意味着有了新型生产关系的加持，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赋能将呈现出倍数级增加的效果。总之，新型生产关系通过深化经济和科技体制的改革以及创新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等，能够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一个更加灵活、高效、公平的发展环境，从而大幅度提升赋能的效率和动能。

第三，能够强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过程的可持续性。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同样具有长期性，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新质生产力赋能的不间断性，“要协同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各领域改革，全方位为中国式现代化源源不断注入新的动力”。新型生产关系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优点，能够在坚持基本发展路线的基础上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动态调整与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使其始终符合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在基本经济制度的运行中，新型生产关系能够进一步优化市场和政府间的作用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学稳定的经济制度保障；在政治制度改革中，新型生产关系能够进一步完善改革落实机制，在政治制度层面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进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优质、高效、可持续是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特性和优势，通过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动态调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着力点，使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保持同步，能够有效处理好计划与市场、资本与社会以及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良好的赋能生态体系，从而进一步强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过程的可持续性。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现实体现。从生产关系变革的视角出发考察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实践的紧迫性和理论的正当性。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并促进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同时也能够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生产关系的生成三者之间密切联系并具有一定的互动性。从作用向度来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与理论体系，同时能够全方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进程；作为新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质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水平也为衡量和检验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标准；而且新质生产力自身包含着一系列生产关系变革的要素，需要新的、更高的新型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在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表现为一种“创造性破坏”的形态。新质生产力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作用”与“创造性破坏”蕴含着一系列生产关系变革的因素，促进了新型生产关系的产生；作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驱力，新型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推进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效，并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体进程。因此，从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视角出发，既要充分理解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向度，同时也要认识到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必要性所在。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不断推动新型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使其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进而共同作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

（本文参考文献略）

Productivity Enabling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Wang Ke

Abstract: Enabl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tivation and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role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nabl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reflected in both the “dual role” of providing power support and measurement standards, and 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promoting the generation of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As a direct produ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i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n the one hand, the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can break the shackles that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superior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o as to realize th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can ensure tha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nables the correct dire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mprove its efficiency and strengthen its sustainability.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初审：王悦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