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工智能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和教育形式的虚拟化转向，不仅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呈现出全新样态，也使其教育伦理挑战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在此背景下，应立足于主体性目标、国家安全和文化发展等方面，坚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推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性立场、坚守国家稳定与命运与共根本方向的安全性立场、聚焦多元一体与文化认同精神内核的文化性立场。在此基础上切实分析铸牢教育场域的伦理挑战，即人工智能幻觉遮蔽教育主体边界，技术工具理性触碰教育人本伦理，虚拟交互依赖阻隔情感认同培育，教育模型同质引发文化伦理困境。为破解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之间的张力，应从教育本体、伦理规则与育人环境三个方面，强化教育主体对话，架构教育角色双向协同机制；重塑技术尺度原则，构建真正共同体的教育生态；深耕在地育人空间，夯实教育情感关联空间基底，推动人工智能环境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向善向美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科技伦理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1]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组成部分，人工智能不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有形有感有效的新引擎，也是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场域，并促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场域发生了数智化转型和平台化转向，催生出人机协同教育、虚实融合、跨界融合等教育新形态，重塑了教育内容和人才培养目标，但也使教育应用中的伦理挑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2]，并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3]，为人工智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领域应用擘画了发展原则和前进方向。
现阶段学界关于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产生的伦理风险已形成一定的共识。大语言模型的内生文化局限性与多元化教育目标间存在持续张力[4]，会造成教育不公、学生思维窄化和价值引领困境等多重伦理隐忧[5]，主张在技术应用中实现技术理性与教育价值理性的有机平衡[6]。同时，学界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视角，认为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文化、社会心理和价值根基带来了主体性转移和情感弱化风险。[7]既有研究贯穿着对“教育与技术伦理”关系的思考，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了技术伦理冲突视角。与传统教育领域不同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价值引领性，立足其独特的教育属性鲜有成果系统讨论人工智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场景中技术与伦理的动态关系。
鉴于此，本研究立足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伦理理论，厘清对人工智能介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伦理立场辨析，试图揭示人工智能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过程中伦理挑战新的存在形式及其面对的新问题，探索破解人工智能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伦理挑战的可行路径。
二、人工智能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伦理立场
人工智能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伦理立场，本质上是以“以人为本”为内核，以是否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和公平正义为价值标准，确保教育技术发展应用符合技术伦理规范和共同体建设目标。
（一）主体性立场：推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人工智能时代，社会主义伦理观的核心是伦理主体的人民性，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重要伦理旨归，以实现各民族成员在数智教育过程中全面自由发展，构建真正的共同体。
从理论逻辑看，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伦理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根据生产方式、社会发展变化等，将人类社会共同体形式分为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和真正共同体，而真正的共同体则是理想的共同体形态，以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为目标，实现富足、自由、平等、幸福的全体人民共同的社会伦理诉求。[8]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伦理观，本质上是基于人类共同福祉本位，以推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内在旨归的人民主体性伦理。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最大的政治，强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有鉴于此，人工智能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立足于人类自由平等发展，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观的坚守和践行。
从现实逻辑看，一方面，科技伦理作为科技活动必须遵循的价值准则，其核心是让科技为人类造福，指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数字化发展的人民立场。因而，在人工智能应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过程中，要确立由应用发展转向生产生活的内在根基。另一方面，立德树人始终是教育的使命和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作为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向其培根铸魂、思想筑基、文化引领等方向，引领学生全面发展的使命任务。然而，数字技术内生的伦理问题，使人工智能在建构铸牢教育生态中，不可避免地因技术黑箱、算法歧视等问题，造成民族情感隔阂、各民族文化理解与认同偏差等伦理挑战，影响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凝聚人心等效果的充分发挥。对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严格遵守以人为本的技术伦理规范，以实现教育者从重复、琐碎的教育工作中解放自己，受教育者自由、平等地享受各类教育，以推动受教育者能够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在寻找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平衡点中，推动在真正共同体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二）安全性立场：坚守国家稳定与命运与共的根本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9]，为人工智能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指明了天下为公与命运与共的伦理立场。
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观内蕴着“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等核心道德立场，指向命运与共的根本目标。纵观中国文明史，“大一统”一直以来就是贯通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政治理想，提倡“不分内外，天下一家”的民族思想。数智时代，人工智能演变成重构国家话语权的战略性载体，同时也给世界各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文化边界带来了潜在的巨大挑战和风险。据相关数据，仅2024年搜索热度较高的50个国内AI风险相关舆情案例中，超1/5与AI造谣有关，使AI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隐形武器”。[10]从这个角度看，AI技术已成为国内外反华势力操纵舆论、激化民族矛盾、制造对立的工具。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介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更应将全人类共同发展目标利益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坚定立场，以抵御西方霸权主义和各种极端、分裂分子的数字思想渗透，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基础。应构筑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同发展为价值基底的教育技术运行逻辑，强调“和衷共济”的发展理念，实现科技教育人才一体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系统工程。
研判世界形势，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世界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在新时代的重要发展，这就要求全球教育发展要严守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立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文明”所形塑的现代化是资本逻辑引领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风尚，追求资本主义伦理和道德价值，提倡对人自身生存利益、财富最大化以及享乐主义，其本质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抽象自由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伦理不同的是，社会主义伦理强调的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公共价值逻辑。从伦理学视角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人类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强调在面临全球性问题，如教育公平、算法歧视、隐私泄漏等全人类和所有国家共同挑战时，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共同解决，共筑全球利益相通、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其伦理精义集中体现为利益共生、情感共鸣、发展共赢、价值共识与责任共担。[11]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围绕科技伦理道德制高点的话语竞争已然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其中，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全球智造的复杂系统，其在教育领域带来的伦理挑战和生态变革，更应从世界角度出发，寻找命运与共的伦理价值理念和规范。对此，我们应立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精神内核，立足人类共同价值和合作性伦理，为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和谐统一的数字环境，回答好人工智能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何为的时代课题和世界课题。
（三）文化性立场：聚焦多元一体与文化认同的精神内核
伦理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观的核心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在“异”和“同”的统一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实体，要求人工智能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始终聚焦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坚定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
一方面，文化伦理认同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延续不断的“基因”和“密码”，是防范文化科技伦理风险的心理基础和行为基础。有专家指出，人工智能时代科技伦理风险主要源于技术发展与社会伦理规范的张力。[12]而共同文化伦理认同作为社会伦理规范的基础，是人工智能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价值基底。从中华民族发展逻辑上看，中华文化伦理道德思想源于现实世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生活经验，其广泛共识性确保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永续发展。例如，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伦理精神，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等伦理文化，都凸显了中华民族包罗万象、求同存异的伦理观点。从现实要求上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科技伦理原则，要求“科技活动应尊重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公平、公正、包容地对待不同社会群体，防止歧视和偏见”，[13]强调了科技活动公平正义的伦理要求。基于此，在人工智能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推动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伦理共识，锚定人工智能技术设计的价值锚点，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精神层面和谐统一的氛围。
另一方面，中华伦理文化是各民族伦理文化的根基载体和核心支撑。[1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应聚焦多元一体和文化认同的精神内核，构建起“最大公约数”式的伦理规范体系，在教育过程中应将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基因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建立起中华民族道德共同体，使各族人民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时自觉践行共同的道德观念，实现技术理性与民族发展的良性循环。例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应强调“和合共生、多元一体”的道德立场和伦理认同，使受教育者能够自觉分辨和抵御人工智能内容生产传播消费过程中产生的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信息，并在长期发展中外化为人工智能应用时的行为秩序。
三、人工智能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伦理挑战
智能化浪潮正在以数字驱动模式和算法逻辑重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场域，其影响已从教育方式的实践层面向教育目的的认知层面转变，并在重构教育生态的同时诱发了铸牢教育生态治理的伦理挑战。这些挑战从教育个体向宏观整体不断扩散，揭示了资本逻辑与技术异化对教育伦理的逐层分解。
（一）人工智能幻觉遮蔽教育主体边界
人工智能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增加了教育生态的复杂性，其人机协同互动与深度推理能力可能引发“人工智能幻觉”，即人工智能基于其训练数据源，通过整合和推理数字平台既存信息，生成看似逻辑合理，但不符合事实的信息。此时，人机共生的教育环境所衍生的人工智能幻觉现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领域逐渐蔓延，逐渐模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主体边界。
人工智能机器以技术教育主体身份嵌入师生二元主体教育结构，致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主体边界愈发模糊和边缘化。人工智能时代，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从传统的人际互动向人机互动转变。人工智能技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使教育者的教育方式变得更加方便和便捷的同时，教育主体的主体性地位也受到智能技术高度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而不断被遮蔽和消解。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技术逐渐获得教育主导地位，使传统教师愈发成为被支配的对象。有研究显示，推理模型R1的幻觉率超过10%，基础模型V3的幻觉率也有3.9%[15]，而人类自身固有缺陷和对“事实”认定标准多元化，会使人类更倾向于相信人工智能虚构的信息，将其看作现实事实。一方面，由于受教育者主要为学生群体和普通群众，人们难以依赖自身感知和能力，明晰和确证人工智能内容生成的正确性，致使人们“被迫服从”于人工智能的权威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教育者在传授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的认知能力不受重视，使其教育认同感和自信心弱化，产生教育过程中的不平等与不安全感。长此以往，这种“AI”幻觉不仅不利于共同体成员的价值观引导和个性发展，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也会因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和信任而弱化自身独立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将人工智能视为权威主体，加剧教育主体之间的漠离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道德责任归属判断始终是教育领域一个重要伦理问题。人工智能技术营造的“事实”假象，致使共同体成员责任归属边界模糊。调查显示，在大学生使用AI智能技术生成内容时，有57.63%受访者遇到过数据或案例引用错误，50.86%受访者遇到过生成结果的常识性错误。[16]譬如，当我们使用AI生成技术梳理某一历史事件时，AI会把A年份发生的事情和B年份发生的事情相互嵌入，出现张冠李戴、虚假历史信息等现象。这种创作和历史叙事方式，不仅模糊了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也产生了历史创作版权责任归属问题。亚里士多德曾说，只有当行为者理解自己的行为并能自主决定是否行动时，才能合理要求其承担责任。[17]与传统教育主体责任归属逻辑不同，在数智技术介入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受教育者是以数字身份的形式活动于教育空间，并在推荐算法和AI生成技术的介入下进行交往对话，其在主体身份复杂化和匿名化、技术增强、数据偏差等因素影响下，将造成责任主体认知缺位和责任模糊，进一步引发道德失范行为。因而，无论我们把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教育责任归属标准应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时，都将无法确证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虚假知识的责任主体。
（二）技术工具理性触碰教育人本伦理
马克思始终立足于人的实践主体，研究劳动与科技的异化对人的生存状态与主体性的内在原因，他指出“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18]这一矛盾在人工智能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展现出教育主体人本伦理的触碰，形成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内在张力。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的泛滥使用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相背离。数据作为教育主体存在于人工智能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过程中的表现形式，是被异化了的工具和产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时，获取受教育者个体的行为轨迹和情感趋向等隐私数据是开展教育的必要前提。教育者通过对受教育者收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等认知的行为偏好轨迹进行分析，规划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体系的教学与教育方案。然而，人们目前使用的人工智能教育模型与资本逻辑紧密相关，其教育内容生成是在资本逻辑下的精神生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18]当受教育者的中华民族观念、认知与行为等数据暴露在元宇宙空间时，这些隐私数据则以商品的形式服务于资本增殖逻辑。此时，教育主体不再是自身存在的目的主体，而是沦为数据处理系统中实现工具化应用的手段工具，进而侵蚀共同体成员的人格自主性。[19]这无疑是违背了教育主体性发展的基本伦理原则。
其次，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工具化理性将会导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育人功能异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其教育并非简单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是关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量的重要教育工程。[20]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环节，所有共同体成员将以数字身份进入数字教育空间，并能凭借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算法推荐技术、资源整合等功能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高效化、个性化和精准化供给。但吊诡的是，人们为了获取更全面、更高质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似乎以往探究知识的理性力量不那么重要，如何向人工智能提问的形式和方式则变成探究知识的重要能力。人们开始从传统的教材转向向人工智能提问，开始学习人工智能的语言逻辑和思维，却丧失了自身主体性的先在性，转而成为技术的控制对象，进而引发共同体成员的自我价值迷失和对民族问题正确判断的能力。例如，当受教育者向人工智能提出“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等辩证性问题时，该模型回答非此即彼的机械判断，不仅错误地模糊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政策，更阻碍了受教育者“五个认同”素养的提升。
最后，技术工具理性驱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生产方式变革引发了各民族教育平等危机。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将会“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1]。传统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建立在人本中心的价值本位之上，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培养受教育者维护民族团结的能力和意识，服务于各民族共同繁荣的价值目标。然而，在算法推荐系统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则以计算理性为底色，主导形成“去人性化”的数字本位，其强调以效率优先的技术选择，在共同体成员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时，其数据偏见和算法不均衡可能会加剧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增加了“技术鸿沟”催生“阶级鸿沟”的风险。从现实情况看，我国民族地区主要位于我国西部及边疆地区，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致使受教育者无法享有人工智能带来的教育技术红利，进而引发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结构去边界化风险。
（三）虚拟交互依赖阻隔情感认同培育
“交互”是新时代民族团结伦理的内核。马克思曾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21]人工智能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潜在伦理挑战也体现在共同体成员交互层面的民族身份认同。
首先，各教育部门界面割裂阻碍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之间情感的全局流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就是要面向不同群体开展各种民族交往交融交流活动，使受教育者在公共的生活空间中，深刻认识到各民族交互、互融的重要意义与关键作用。然而，人工智能平台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应用过程中还未形成全民族可操作的统一平台，各教育平台之间存在应用不兼容、格式不统一和数据接口不一致、大中小学及其他教育部门独自运行等现象，使民族文化数据孤岛和各群体情感交流局部流通等问题仍然存在，不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系统性知识偏见诱导中华民族主流价值偏差。人工智能技术一改以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主体直接互动的教育方式，其通过把宏大叙事和日常观点内嵌于视频、音频、动画等数字场景中，使人们在重置的历史景观和民族社区中感知不同观点和主张，并在出现的就是好东西，好东西就会出现的默认思维中，无形接受了数字叙事场景中内嵌的历史“真相”和共同体“教育”，进而解构和重构各族人民原有的中华民族记忆，消解人们的历史认同。[22]人工智能在其算法规则的运行下，其在数据标注、训练过程中将不断放大机器偏见，甚至固化和确证化偏见。此时，若文化偏见深嵌人工智能教育模型，将会导致受教育者产生文化认同困惑，从而陷入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迷茫之中。同时，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某些情况下会将已固化或扭曲的知识偏见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创新形成新的观念，并呈现出“涌现性”特征。而大模型被设计为“无法拒绝”且不允许表达不确定性内容的技术逻辑，使各族人民利用人工智能平台进行共同体知识边界问题访问时，这些模型会以编造内容的方式逐一回答[15]，造成受教育者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历程产生误解，进一步削弱了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程度。
最后，智能算法规制下教育互动复杂化导致共同体成员情感淡漠。有学者认为，若师生交往从以身体感知为基础的“具身关系”转向以技术为媒介的“它异关系”时，人与人之间直接的情感连接和感知体验将会被技术工具所间隔或替代，进而引发师生情感交往方式离身化危机。[23]也就是说，当共同体成员使用人工智能查询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知识时，智能机器已然从教学的辅助工具向共同体意识的导向工具转变，其以现代科技的相对独立性弱化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现实情感交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知识传授被数字媒介所间隔，其在承接“科技大爆炸”带来的文化冲击时，不同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也将涌入其中、相互碰撞，形成复杂多变的意识形态图景。而人工智能的“谄媚性”会投其所好地生成人们想要知道的答案，并可能在受教育者出现错误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展现出迎合式答案，加快割裂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情感疏离。
（四）教育模型同质引发文化伦理困境
文化伦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工智能教育模型应用于讲好中华民族故事过程中，文化伦理困境可表现为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对民族文化间性伦理的挑战，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挪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失真和失衡等伦理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即是导致民族关系危机和民族间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的根源。”[24]在大语言模型构建的教育对话场域中，受教育者的提问、输出与传播均依托于模型所承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内容的数据库，在推荐算法的精准推荐和资本增殖逻辑的商业侵蚀双重作用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话语可能面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失真、话语信息导向扭曲、各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与传承数据隐私泄露等多重风险。一方面，教育同质模型可能会加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失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主体愈发依赖人工智能教育技术来获取和传播知识。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核心运作机制在于通过深度学习技术对超大规模文本语料库进行统计规律提取与规模化复现，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知识生产主要源于目前话语结构中出现概率最大、被最多人选择的表述，其生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或数据是根据数据训练后的结果，未能对其内涵及意义进行充分的理解，因而不可避免地在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解析、民族地区非结构化数据处理等领域中产生逻辑混乱、生搬硬套等现象。例如，当受教育者使用大语言模型进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翻译过程中，会错误挪用了民族文化特有元素内涵，将“神子”翻译为“上帝之子”，导致民族文化信息扭曲。[25]此时，教育者在使用该技术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传播与教学时，受教育者获取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真实性和多样性将会受到越来越狭隘的影响，进而受到“递归诅咒”，不利于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另一方面，教育同质化模型可能会消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话语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各民族互为主体的平等对话，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伦理原则。随着人工智能教育模型的广泛应用，各民族文化传播应使各民族成员有更多接触不同民族与地区的文化风格。然而，吊诡的是，受推荐算法与资本增殖逻辑的影响，数字教育模型呈现的标准化和同质化倾向对文化共同体构成了消解隐忧，民粹主义和历史谬误也获得了平等的数据呈现机会，其原来训练语料库中的观点会被进一步放大和固化，而少数人的观点与思想将会被日益隔离。在开展传统方式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主体主要是国家、社会、学校等官方组织，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使内容生产和传播消费发生颠覆性变化，即所有共同体成员可以通过大语言模型，输入提示词或个人想法，实现内容秒级生成，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容获取和创作门槛降低、成本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将会有大量并不熟知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专家”进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场域，他们通过简单的复制粘贴、自动生成、自主拼接等方式将有关内容发布于数字场域，这种看似合理且有深度的内容实则潜藏着巨大风险。此时，一旦这些“专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领域获得影响力和话语权，那么既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体系将会被污染和破坏，引发文化认同危机，进而弱化了各民族成员文化认同能力和判断力的培养与提升。
四、人工智能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伦理挑战的破解路径
如何引导共同体成员防范并消解智能技术的负面影响，探寻人工智能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伦理边界与破解路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应有之义。
（一）强化教育主体对话，架构教育角色双向协同机制
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也就是说，真实的人际交往是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基础，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交流、合作和互动，共同体成员之间才能建立起深厚的共同的伦理观和价值观。
一方面，要促进科技伦理课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相融通，增强共同体成员人工智能运用的伦理对话。提升受教育者技术应用的批判与思维能力是引导共同体成员以价值理性突破技术理性的关键前提。而构建完善的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伦理教育则是让共同体成员明晰人工智能教育技术应用价值和方法的重要途径。其一，要设置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为基底的人工智能伦理教育培养体系，帮助受教育者明晰中华民族共同体智能内容生成的技术逻辑和内在规律。加快建设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背景的，懂科技、识技术、明规则的科技伦理人才培养体系。其二，要将中华传统美德融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课程，通过引导受教育者对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价值理解，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伦理基础，使其在体悟中华民族伦理文化基因中，启发学生形成“守中致和、荣辱与共”的科技伦理思维。其三，高校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机构应定期邀请科技伦理研究者、人工智能教育平台研发者等专业人员，开展高质量的教育伦理前沿问题研讨活动和伦理培训教育，提升教育主体的伦理素养和伦理风险预防能力。
另一方面，激活人工智能伦理教育多元主体，构建共同体成员人工智能运用的伦理对话空间。针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呈现教育权威主体转移和教育模型同质化导致的技术应用伦理教育缺失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权威性破坏等问题，关键在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教育有效对话，为各民族成员提供深度交流交往交融平台，消解民族文化同质化等风险困境。因而，应激活多元主体参与中华民族伦理教育，构建动态发展的伦理意识对话空间，突破传统教育主体二元教育生态，形成多元主体间平等对话交往场域。通过将传统对话转化为引导启发性对话，创设共同体成员共同探寻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真理的思想共同体。以全国首个“石榴籽”AI智能体为例，江苏省通过打造“政—校—企”等多元教育联合体，以轮值制形式切实保障了人工智能教育的安全性和实效性，推动构建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共同体。同时，应提高并创新对话交往场域共同体对话的内容和话题质量，破除民族文化同质化、人文关怀缺失等伦理挑战。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技术伦理观，立足中华文明历史脉络和文化基因，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伦理逻辑，建设“多元共存、和衷共济”的内容生产逻辑，不断生成具有真实性、时代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对话话题，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过程中不断深化不同主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模型应用的伦理思维。例如，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技术伦理精神等融入人工智能话题生成平台，激发共同体成员对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思考，帮助受教育者树立正确技术伦理观和责任意识。
（二）重塑技术尺度原则，构建真正共同体的伦理生态
“共同体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社会机体，是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的共同家园”[26]。我们要厘清人工智能在铸牢教育领域应用的技术尺度原则，推动构建真正共同体的教育生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人工智能教育模型应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过程中增进人类福祉，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首先，明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伦理使命。研判人工智能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衍生的伦理挑战，无一不与铸牢教育伦理目标任务相关联。为破解因智能技术造成的教育公平公正和文化主体性危机等伦理挑战，要始终明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通过教育手段，推动各民族成员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价值理念，促使各民族间实现协调平等、共同发展的责任认知，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勇于奉献的自觉行动；要始终坚持引导各族人民相互团结、紧密联系、共同发展、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7]这就意味着在人工智能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将人工智能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看作一个整体，打破单一技术发展与教育实践运用的思路，明确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伦理目标统一性，落实凝聚国家认同、推动多元文化共生、塑造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使命担当。
其次，完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技术应用伦理环境，构建软法规制的责任伦理机制。在人工智能教育领域，各民族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是构建真正共同体的前提。在技术规范方面，要推进技术应用创新与教育科技伦理风险治理协调发展，需构建民族文化敏感度预警机制，推动面向民族地区教育场景的智能平台，精准识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过程的伦理风险。我国应加快构建以中华文化符号元素为基底的高质量语料库，将“五个认同”“五个共同”“四个与共”“三交”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理念植入教育模型底层逻辑，增强教育应用敏感度，确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技术应用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安全性和客观性。在协同监督方面，全景式审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过程，打造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技术伦理的评价体系。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与研究应用指南》为例，[28]它强调政府在统筹AI赋能教育整体环境的作用，要制定确保公平和合乎伦理的政策法规。而我国现有政策并不完善，人工智能在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安全性和伦理标准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对此，应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人工智能应用中存在的文化偏见、民族歧视、个人隐私安全等伦理风险，研制具有针对性时代性民族性的教育应用伦理规则，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数字化评价体系，推进人工智能铸牢教育伦理风险治理规范化发展。例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数字化评价体系中可设置“增进各民族福祉、尊重教育主体性、坚持民族地区公平公正、中华文化多样性与统一性、各民族数据安全性”等五个维度，使“真正共同体”的教育生态变得可感知、可测量。
最后，形成全球文化科技伦理风险治理的共同体格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领域，其伦理风险的出现与各国人工智能发展状况、人工智能伦理规则和民族道德差异性等密切相关。对此，对内必须加快建成我国高效互通、全民共享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全景呈现中华文化并实现数字化成果普惠共享。例如，在制度层面，可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29]结合我国人工智能在铸牢教育领域的实际应用状况，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领域分级分类分阶段的教育模型开发应用准则；对外亟须针对人工智能模型在文化教育领域应用达成相对统一的伦理共识，探索以增进人类福祉为宗旨的全球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伦理治理模式。
（三）深耕在地育人空间，夯实教育情感关联空间基底
在人工智能教育工具理性普遍存在的实践场域中，只有将“术”与“道”“数”与“实”相融合，才能超越固有的工具理性教育路径，[30]有效应对各种不良价值思潮和技术伦理风险。
一方面，能否防范人工智能教育疏离化带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伦理挑战关键在于各民族情感共同体在地化构建。有研究表明，民族地区教师在其生活与受教育环境而生成的情感归属和中华民族身份认同，能使其自觉认识到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升其自我价值认同与教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并将其转化为教育全过程。[31]可见，通过实施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工作，是增强共同体成员伦理认同的重要举措。其一，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加快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空间，增加数字教育领域的公平度及透明度，[32]促进受教育者从虚拟空间向虚实融合空间转向的可能，实现从以算法推荐为主导到责任教师为主导的价值转向。例如，开发或利用具备多模态情感识别功能的AI教学助手。通过实时捕捉受教育者在进行中华民族文化学习过程中的各自情绪，生成动态情绪图谱，观察学生的情感偏好等信息，以辅助教育者更好地给予情感回应、教学内容修改等，形成“AI察情、教师育人”的协作模式。其二，要深入分析共同体教育的具体生活场景，推动数字化教学根植于民族地区文化生活，构筑一个各民族成员现实互动空间，将数字空间互动延伸至现实世界，寻求民族个体感观世界的整体培育和共同体情感现实延伸。例如，广西“三月三”以AI机器人“刘三姐”和“广西歌王”对唱山歌的形式，推动人工智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在地化应用，不仅拓宽了民族情感表达路径，更推动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认同[33]。
另一方面，情感共同体能否防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伦理风险的关键在于人们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所持的道德态度与情感认同。费孝通先生指出：“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34]人工智能技术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关系域的构建，对各民族情感凝聚、道德伦理交互学习具有关键作用。[35]对此，一是要促进人工智能伦理教育与中华民族道德伦理文化的融通，增强受教育者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生产的伦理观。在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时，可增加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伦理智慧教育，[36]融入“家国同构”等伦理故事典范。例如，通过讲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身先士卒”形象，强化共同体成员在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中的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二是要重视情境教育在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有形有感有效的融合作用，根据教育媒介进行有差异、有目的的情境控制和塑造，使受教育者在人机协同和情感感悟结合中实现集体认同和中华民族凝聚力，防范因智能技术导致的教育主体性缺失、文化科技责任模糊等伦理风险。[37]例如，广东荔浦市中小学将AI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阶段，以AR剪纸、AI“对话”古代名人，用豆包编写民族歌谣等方式，让不同学段的学生深度体验人工智能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融合魅力，其在教师陪同创作的环境下，不仅能够增强学生民族教育感染力，更能实现德法共生、伦理先行的教育场景。
五、结论与展望
人工智能时代，数智技术的迭代发展，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领域面临诸多伦理挑战。[38]因此，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伦理治理，不只是人文立场的呼吁，更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使命。要深度探究技术伦理挑战的成因，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其他教育在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伦理风险的异同之处，探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独有教育属性和政治属性的技术伦理挑战解决策略。后续可进一步展开人工智能教育场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伦理挑战和治理效果的实证研究，以检验本文提出的破解路径在文化科技伦理风险治理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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