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边疆教育既是展现国家形象和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也是联结国内外文化教育交流的重要通道。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边疆教育因其特殊意义被赋予新的时代使命，在形成周边政治共同体、周边人文共同体、周边利益共同体以及周边责任共同体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支撑作用。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与多变的国际发展局势，边疆教育不仅要顺应我国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主线，而且要成为保障周边命运共同体长效运行的软性基础设施。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强化教育文化功能、完善教育保障机制、优化教育资源供给以及创新教育协同治理等实践路径，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制度根基、精神纽带、发展动能以及治理效能。
关键词：边疆教育；民族教育；周边命运共同体；周边外交
引言
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明确提出要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坚持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的周边外交理念，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同周边国家深化全方位合作，努力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1]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旨在深化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文化互鉴，推动形成新型周边国际关系和秩序，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使边疆地区从地理边缘区域跃升为开放前沿窗口，成为协调国际国内联动发展的经贸口岸与人员交通要道。作为建构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平台，“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促进了边疆地区教育领域的跨境交流与合作，推动边疆教育理念从边缘定势、封闭定势向教育开放包容、合作共享转变，[2]显著增强了边疆教育的国际辐射力。同时，边疆教育的国际辐射力使其教育对象从单一民族逐渐拓展至周边多国学生群体，逐渐成为带动周边区域国家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枢纽，担负着实现民心相通、弥合文化冲突、培育共同体意识等新使命。[3]可以说，边疆教育既是展现国家形象和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也是联结国内外文化教育交流的重要通道，尤其在面向周边国家的人文交互、精神守土和文化辐射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4]因此，新时代的边疆教育需要坚持转型为跨文化、跨地区、跨系统的复合型教育，不仅要承担边疆稳固、区域繁荣、文化融合、民心相通等多重时代使命，而且还要积极回应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睦邻、安邻、富邻”作出建设性贡献。
一、边疆教育服务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时代诉求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边疆教育必须顺应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主线，不仅要在社会整合、边疆稳定、人才培养、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要主动服务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目标，成为保障周边命运共同体长效运行的软性基础设施。
（一）重塑边疆教育功能定位
边疆教育面向服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承担着推动区域社会和谐发展、促进多元文化融合与认同、构筑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网络等多重任务。
第一，释放边疆教育的文化功能，促进边疆区域多元文化认同。在“亲诚惠容”理念方针指引下，周边命运共同体建构非常重视维系与周边国家的情感纽带，通过建设制度化的文化交流平台与社会民间互动渠道，推动不同文明形态的平等对话与互鉴融合，这要求边疆地区教育应以文化共享为价值目标导向，形成“多元聚为一体、一体容纳多元”的文化共生认知框架，使受教育者在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形成对异质文化的情感尊重与理性认知，从而预防因文化误读而引发的区域冲突和矛盾。[5]进而言之，边疆教育既应强化边疆地区群体对本源文化的认知与情感依附，又应在教育过程中系统引入周边国家文化元素，从而培养受教育者多元文化对话能力。也就是说，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边疆教育传递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价值理念，打破阻碍我国与周边人文交流的精神隔阂，为发展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精神纽带和情感支撑。
第二，强化边疆教育的经济功能，推动边疆区域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边疆教育充分发挥区域性公共产品属性，致力于培养具有区域胜任力的个体，构建和谐稳定的区域社会，并最终赋能边疆区域的经济繁荣与可持续发展。正如我国政府明确提出，“支持边（跨）境经济合作区及所在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职院校与国外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开展合作，建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基地，‘订单式’培养专业人才”。[6]也就是说，边疆教育应培养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发展与合作的复合型人才，直接将教育的人才产出转化为区域经济发展动能，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基础设施联通、产业链整合、市场规则对接等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二）优化边疆教育结构布局
当前，边疆教育需要持续扩大教育开放和交流水平，形成服务于区域共识与共同发展的边疆教育结构体系，从而深化拓展我国与周边各国在教育领域的互利合作和交流互鉴。
第一，促进边疆教育发展转型。周边命运共同体经历了从地缘利益博弈到命运与共关系发展的演变历程，推动着我国与周边国家边疆地区的社会格局发生结构性重组。[7]在此过程中，边疆教育日益由内陆封闭性教育向国际开放性教育进行转型，服务对象逐渐拓展至周边多国学生群体。这要求新时代边疆教育不仅要着眼于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意识强化，还要从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将跨文化、跨区域的、国际的转型诉求整合到边疆教育的结构体系中。正如云南大学立足毗邻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聚焦资源与环境、新材料、跨境生态安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区域共性需求领域，与南亚、东南亚地区国家共建了20个国际科技合作平台，开设了60多门周边国家优势课程供学生选修。[8]这意味着边疆教育的办学模式、教育内容、教学范式等必须加以重构，在现有民族文化课程和国家通用语言课程基础上增设周边国家研究模块，在教学实践中整合促进区域性发展的共同议题。
第二，拓展边疆教育空间布局。为服务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边疆教育不仅要重视物理空间中资源整合的共享性，更要强调关系空间中社会互动的建构性。一方面，以地缘分布为基础的物理空间是边疆教育服务周边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必要前提。边疆教育通过物理基础设施的跨境分布、教育资源的跨境共享以及教育实践的跨境流动，实现了与周边国家同源民族的互通联结，从而架构起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物理空间支点。同时，边疆教育物理空间能够与周边命运共同体跨境基础设施联通、经济走廊建设等空间布局形成结构叠合，从而确保边疆地域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与经济要素流动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另一方面，以社会互动为支撑的关系空间是边疆教育服务周边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保障。边疆教育人才培养活动具有社会属性，与之联系的社会关系生成了动态的、可拓展的关系空间。关系空间的再生产能够将边疆教育场域转化为跨文化对话的公共平台，促使我国与周边国家在普遍社会交往中形成互信机制。[9]
（三）创新边疆教育发展模式
边疆教育在知识传播、语言习得、文化理解和情感沟通等教育实践过程中，通过促进不同国家主体间形成“交往理性”，从而成为保障周边命运共同体长效运行的基础性保障。
第一，推动边疆教育的对外开放。周边命运共同体在公平和正义的主体间交往中逐步生成一种“关系性权利”，并在权利关系网络中建立维持周边命运共同体互动秩序的原则、制度和规范，使得周边命运共同体合作机制和法律规则逐渐得以健全。[10]而边疆教育的对外开放依托于语言互通、课程互通、标准互通、资源互通、学历互认等教育协作制度基础之上，构建起覆盖多国的边疆教育共同体。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已与45个共建国家和地区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极大地推动区域内教育政策的沟通以及教育要素的互联互通。[11]这种边疆教育互联互通制度的形成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强化战略对接、寻找共同利益、协商共生之道搭建了沟通桥梁。质言之，边疆教育对外开放教育制度的健全有利于推动教育要素的跨境流动以及发挥作用，为强化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知识生产和对话创造制度空间，在制度体系建设中使边疆地区教育自然而然地服务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构。
第二，创新边疆教育的协同治理。周边命运共同体长效运行既要有物质利益的“硬联通”，也要有规则标准的“软联通”，但深层次上更要有共建国家人民的“心联通”。边疆教育是实现我国与周边国家“心联通”最根本、最持久的途径，其以文化认同和核心价值观认同为内核的“文化治理模式”[12]，能够消解文化异质性带来的边疆区域治理壁垒，避免文化保守主义对区域教育合作的阻滞，并通过代际传递机制将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合作伦理、责任意识内化为边疆地区群体的文化惯习。也就是说，边疆教育在治理模式上应采用“软法”与“硬法”相结合，既要通过政府间协议建立刚性约束，又要借助文化共识形成“柔性”治理规范，建构不限于利益共享机制、风险共担机制、责任共担机制等复合治理机制，服务于边疆区域治理能力的整体提升。
二、边疆教育服务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战略定位
在全面建构周边命运共同体背景下，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对新时代边疆教育的战略定位提出了崭新的时代要求。
（一）强化柔性外交功能，服务周边政治共同体睦邻友好新格局
作为连接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的特殊纽带，边疆教育承担着维护国家主权与促进边疆区域稳定的双重功能，为国际地缘冲突提供缓冲地带，极大地凸显出边疆教育的柔性外交功能。
第一，强化国家主权意识教育，固守国家认同底线。边疆地区的跨境民族在国家认同建构中存在“民族认同一致性与国家认同排他性”的张力，其政治身份的排他性驱使他们一般会明确归属并忠诚于单一国家政权，对邻国同源民族政治地位的参照效应会放大政治身份的认同乃至国家认同失衡风险。[13]边疆教育能够通过历史叙事重构民族起源与国家命运的共生性，帮助跨境民族实现政治身份的明确界分，有效消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结构性张力，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稳固的政治基础。边疆地区人民对国家政权的认可和服从是国家认同的底线要求，而跨境民族往往在生活实践中会因为对政治身份认同的模糊化，激起民族情感与国家归属感的对抗，进而引发个体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致性的心理矛盾。
第二，夯实主流价值观认知基础，增加区域社会安全保障。边疆教育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能够系统校正不同国家历史叙事中的认知偏差，有效避免碎片化叙事对一国政治体制、发展道路、价值观念等造成的误解积累，及时阻断政治谣言、政治互疑的传播链，从而使国际社会自觉抵制不良媒体对中国的蓄意抹黑。[14]通过新时代边疆教育的有序开展，一方面，推动中国以更加开放的胸襟走向周边相关国家，对周边国家表达出共商共建、和平合作的诚心与善意，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构建睦邻友好、互学互鉴的新型周边国际关系；另一方面，诉诸日常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以非制度化的方式实现“睦邻友好”“命运共同体”“守望相助”等价值观的渐进内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深入影响青年一代的政治认知，使边疆群体的认知、情感、态度、价值观与国家政策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稳定的、正向的政治认同。[15]
（二）促进文化融通发展，搭建周边人文共同体民心相通新桥梁
在跨文化交往背景下，边疆教育的文化融通发展能够根据跨境民族所独具的文化与认同特殊性，有针对性地强化文化认同的价值共识基础，创造文化互鉴、价值共享的互动场域，进而维护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促进民心相通。
第一，边疆教育能够强化边疆地区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共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周边人文共同体构建于边疆各民族群体之间的社会互动与文化实践过程，而边疆地区各民族跨国界、跨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则反过来成为促进周边人文共同体文化实践的重要保障。边疆教育通过文化共生知识和经验形塑周边文化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记忆，引导边疆地区群体形成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化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中华文化中的一种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边疆教育将体现这种价值观的各民族文化进行整合、传承和发展，进而将边疆地区人民较为简单的社会交往关系逐渐深化为内在文化心理联系，进而构建富含文化情感、开放包容的民族互嵌式共同体社会。[16]这就可以有效避免边疆地区不同群体在交往交流交融时因文化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不同而产生分歧、冲突甚至分裂，从而为建构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认知基础、价值归依和精神纽带。
第二，边疆教育能够促进边疆地区民族的文化互鉴与知识互通，实现民心相通。“文化就是将知识和旨趣融为一体的一种人类实践的方式。”[17]作为跨文化语境下的教育实践，边疆教育依托边疆地区民族的共同文化记忆，通过系统性知识传递、文化实践与人文互动，使边疆地区学生在文化符号互动和传播过程中，全面提升跨文化交际、语言以及适应能力。边疆教育的人文交流是增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民众间相互理解与尊重的重要媒介，要不断增进不同边疆民族文化间的相互承认、欣赏与包容，共建跨越国界的文化对话机制。夯实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民意根基，需要搭建边疆教育人文交流平台，逐步唤醒边疆地区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文化他觉意识以及文化互觉意识，[18]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多人文力量。
（三）加快国际化人才培养，推动周边利益共同体经贸合作新发展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教育通过教育资源的跨境整合与价值重构，培育具备跨文化适应能力、区域发展视野及专业技能的国际化人才，助力扩大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利益交融区，进而实现周边利益共同体经贸合作新发展。
第一，创新精准对接边疆地区产业链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助推周边区域经济要素跨境流动。面对数字经济时代边疆地区产业链升级需求，边疆教育所培养的复合型人才兼具民族文化素养、跨境语言能力、现代产业知识与数字素养，能够依据边疆产业结构动态调整人才培养结构，从而使边疆地区的人才培养可以及时响应数字时代跨境产业链的动态变化。[19]如贵州省一些高校根据自身地域特点，以打造复语型、复合型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模式为抓手，相继申报设置了老挝语（贵州民族大学）、缅甸语（贵州大学）等周边国家官方语种学科，大力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20]这些复合型人才可以利用自身知识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推动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地区经贸合作向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模式转型，适应边疆区域新经济、新产业、新发展的趋势。
第二，构建边疆教育互利合作平台，打通人力资源跨境流动制度壁垒。边疆区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建立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基础之上，不仅能够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教育和文化资源的整合、开发与共享，而且还可以通过跨境流动人力资源要素，创造出新的共同贸易市场和跨境合作形态，从而降低双方的贸易成本。如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贵阳学院等20所高校分别与5个澜湄区域国家建立了教育交流与合作，为推动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基础。[21]开放合作的边疆教育生态可以引导人才、技术、信息等创新生产要素的空间重组与跨境对流，有效减少边疆地区经贸合作中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最终使我国与周边国家交流合作与贸易往来更加具有可持续性。[22]
（四）重视共同体意识培育，谱写周边责任共同体命运与共新篇章
作为边疆治理的关键工具，边疆教育基于全人类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命运与共的教育立场，可以在教育过程中不断强化“天下为公”“天下一家”等有利于周边命运共同体维持的国际责任意识，为建构周边责任共同体强化理念认同。
第一，培育命运与共的责任意识是周边责任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基础。周边责任共同体是由各方利益相关者基于共同责任和利益构建的一种紧密合作关系，强调各周边共同体成员国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等多领域问题解决的责任分配。[23]随着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推进所带来的全球性挑战不断出现，边疆教育亟须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培育命运与共的责任意识，引导边疆地区群众认识到个人、集体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命运与共意识成为边疆地区人民的生存法则而非外部规训。基于此，新时代边疆教育应在文化传承中注入关系理性、在知识传授中嵌入责任伦理判断、在价值观塑造中贯穿共同体思维，培养边疆地区学生成为具有全球视野、责任共担意识和文化自信的新时代青年。
第二，激励社会多元主体力量协同自觉是周边责任共同体发展的重要保障。边疆教育是一个不断向复合型教育进行转型的开放体系，参与主体涉及主权国家政府、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跨境社区、各级各类学校等多方力量。[16]在教育实践中，国家承担边疆教育政策供给与资源统筹的核心责任，地方政府负责落实跨文化适应性教育设计，边疆学校实施跨文化课程开发，社区组织履行边疆民族文化传承职能，形成了权责明晰、高效联动的边疆教育实施结构体系。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长远发展需要边疆教育在实践中以强有力的集体行动为主线，不断强化多元主体的责任意识和行为，引导他们形成责任共担的认知图式，从而能够自觉积极参与到解决当前全球性问题、降低区域性冲突风险等集体行动之中。
三、边疆教育服务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
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与国际局势，新时代边疆教育需要发挥其独特作用，为周边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信任根基、精神纽带和发展动能，最终实现边境长治久安、区域共同繁荣以及文明和谐共生的宏伟愿景。
（一）强化边疆教育的文化功能，涵养周边命运共同体精神纽带
当前，边疆地区面临网络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冲击，边疆教育应致力于激活边疆各民族共同文化基因中的精神资源，推进边疆地区学生共同历史记忆的挖掘、跨文化能力的培养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第一，对内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教育主线，夯实“一体多元”的边疆教育价值共鸣基础。边疆教育的核心使命在于通过教育叙事与价值传递，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有机转化为可感知、可共鸣的文化符号与精神纽带，培育边疆群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及由其延伸的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认知与情感认同。进言之，边疆教育不仅是区域人力资本再生产场域，更是共同体精神基因的培育基地。在服务周边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宏观背景下，边疆教育应充分发挥文化濡化功能，通过有机衔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打造边疆地区学生“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教育生态，[24]推动边疆地区群众形成情感合力，为建构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文化支撑。
第二，对外以现代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变革为重要驱动，创设虚实融合的边疆地区文化交互体验空间。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以及三维建模等数字技术，打造可自由漫游的、“身临其境”的边疆村落、节庆广场或历史遗址等高度仿真的虚拟文化生态空间，支持边疆地区学生沉浸式体验他者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世界，使学习者不仅“知道”彼此文化的存在，更能“感受”其内在逻辑与情感温度。沉浸式数字叙事教育能够为边疆地区学生提供开放包容的文化接触、对话与协作机会，使其深刻体认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真谛，进而形塑链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互体验场域与共享时空。
（二）完善边疆教育的保障机制，夯实周边命运共同体制度根基
在地缘政治深刻变迁的背景下，构建新时代边疆教育“基础型”教育保障机制，既能破解边疆教育开展过程中因各国教育数据壁垒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又能避免因中央与地方职能错配导致的权责不相称，进而携手周边国家共同应对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第一，健全边疆教育法律法规与政策实施机制。首先要着手将边疆教育深度融入我国周边外交与区域合作议程，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在跨境人员流动、学历学位互认、教育资源共享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协调。其次要持续强化边疆教育经费保障，构建包括政府财政投入、社会力量资助、国际组织援助等在内的多元化边疆教育经费支持体系，并设置专项边疆教育经费，重点支持边疆老、少、穷地域的教育项目发展，缓解因地域发展不均衡导致的教育资源差异。如广西在2022年明确提出，应优先将经费资助政策向边境地区倾斜，并统筹安排高校开展组团式教育援边帮扶工作，整体提升边境地区学校教育教学质量。[25]
第二，健全边疆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与反馈机制。边疆教育质量监测能够实时监控跨境民族教育发展动态及教育风险，既为边疆教育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又进一步引导边疆教育发展理念革新以及格局调整。在监测指标体系建构过程中，应遵循类别化原则、统整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等，从政策执行、经费投入、办学条件、教育质量、区域稳定、交流合作等多个维度切入，结合不同学段、类型和区域的实际差异，编制具有区分度和适应性的边疆教育质量监测指标。[16]此外，可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数字技术，建立区域边疆教育信息共享与问题反馈渠道，从而实现对边疆教育实践的动态监测与持续优化。
（三）优化边疆教育的资源供给，激活周边命运共同体发展动能
作为连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前沿支点，边疆教育应发挥稳固区域经济合作联系、优化市场要素配置效率及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等功能，成为激活周边命运共同体经济发展动能的关键载体。
第一，优化边疆区域高质量教师队伍供给的协同规划。数量充足稳定、结构合理多元、素质全面卓越且深具跨文化行动力的边疆地区教师队伍，不仅是优质边疆教育服务供给的直接提供者，更是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者。高质量教师队伍供给的优化首要依据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及未来技能需求图谱强化顶层设计，分类制定边疆地区教师教育的支持政策体系，以及坚持制度建设和依法行政协同联动，为边疆区域高质量教师队伍供给创设更加规范的生态环境。[26]在此基础上，制定覆盖职前培养、在职培训、人才引进、柔性流动的全链条教师教育中长期战略规划，确保边疆地区师资数量增长与结构优化同步匹配区域特殊发展需求，从源头上化解边疆高质量教师资源供需错配的结构性矛盾。
第二，推动边疆教育资源的跨域整合与共享发展。边疆教育区域联盟能够形成一种资源共建共享契约，增强办学效益与经营活力，既能有效避免边疆区域教育资源的重复投入和闲置浪费，又可通过联盟内各学校的共同协商确立资源共享规范。如广西积极支持职业院校牵头组建旅游、艺术、农业、轨道交通等10多个面向东盟的教育联盟，并建成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云平台，提供音频、视频、文字等多种形式的共享资源服务，累计认定并共享国际化教育资源199项。[27]边疆教育区域联盟通过产学研合作办学平台、实习实训基地、成果转化分享平台等形式，在边疆地区构筑起“育人共同体”，不仅深化了我国与周边国家在物质资源层面的共建共享，更在情感维度构建起互利、友好、协商与团结的内在联结纽带。
（四）创新边疆教育的协同治理，维护周边命运共同体运行秩序
通过系统优化边疆教育治理生态，不仅能够有效对冲非传统安全危机对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负面冲击，更能将教育治理合力转化为深化区域互信、凝聚价值共识、提升集体行动能力的战略支点。
第一，构建内外协同、高效运行的边疆教育治理生态。新时代边疆教育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去空间化特征，新型边疆形态对边疆教育领域冲击的回应重点是解决好“内域际”与“外域际”问题。[28]换言之，边疆教育治理牵涉国内和国际双重维度，在国内层面，应坚持党对边疆教育治理的全面领导，既要强化中央与地方政府、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与边疆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之间的垂直协调，又要加强边疆教育行政机构与边疆人事、财政等机构之间的横向联动，从而打造国家主导、地方执行、社会协同的现代化边疆教育治理生态。[2]在国际层面，依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的区域性联盟，优化改善边疆学生流动管理、师资联合培养、学历互认标准共建等制度，进而实现对边疆教育事务的协同治理与有效监管。[29]
第二，系统优化外籍学生的教育管理服务体系。外籍学生的招收、培养、居留等各个环节应坚守法治底线，对外籍学生实施全流程规范化管理。正如青海省教育厅2025年颁布实施《关于规范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管理和办学工作的通知》，基于从严审批、按需设立、依法管理的原则，要求学校实行年度报告和备案制度，明确招生对象仅限于合法居留的外籍人员子女，并规范其办学、财务及教材使用行为。[30]边疆地区管理部门和学校须建立健全从招生审核、入学注册、教学管理到签证事务、安全管理的全链条制度体系，确保各项工作在法律轨道上运行。此外，应依据边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资源，打造边疆教育国际交流品牌项目，鼓励边疆地区学校与周边国家学校建立校际合作，不断深化边疆教育对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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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谭忠秀）
初审：蒋秋圃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