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交通工程是国家空间治理的基础性工具。通过重塑地理空间联系，国家交通工程生产互联共生的经济空间、安全稳固的政治空间和精神内化的认同空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三重空间具有依存性和递进性，经济空间是基础，政治空间是保障，认同空间是目的和升华。交通工程打造东西协作、互利共赢、共同富裕的新格局，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交通网络的延伸是国家基础性权力在疆域空间中的战略性投射，是安全空间生产的载体和国家能力提升的支撑要素，也是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安全基础。交通工程谱写民族精神的新叙事，增进国家意识、塑造国家认同，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情感基础。以国家交通工程强化国家整合与民族凝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战略行动，丰富了多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和实践。作为一种基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实践的共同体建构路径，“交通中国”创造了超越西方经典理论的新范式。
关键词：交通工程；空间生产；中华民族共同体；多民族国家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地理环境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面貌。我国东西跨越60个经度，南北跨越30个纬度，地势三级阶梯落差达4000米，超过80%的陆上国土是海拔500米以上山地和高原。昆仑、祁连、横断、秦岭等众多山脉阻断了两侧的天然联结，无数江河分割了广袤区域，由此形成的地理区隔塑造了各区域族群的多元性特征。与欧洲、中东等地区相比，“中国的地理条件是无比的多元，有沙漠、有草原、有黄土、有丘陵、有湖泊、有河流、有高山，每一个地区都孕育出它自己独特的文化”[1]。与此同时，历史中国的部分工程打破空间阻隔、强化地域联系，对大一统的形成和维系具有重要意义。如秦代开凿的灵渠联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密切了中原和岭南的经贸文化联系。隋及后世开凿纵贯南北的大运河，重塑了国家经济版图，改写了地缘政治结构，由此形成空前紧密的区域联结为各民族交往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实施了青藏公路、川藏公路、成渝铁路等交通项目，使西北和西南的广大地区与祖国内地愈益紧密地连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交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里程均居世界第一位。我国在广袤疆域上建设了联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庞大交通体系，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国土地理空间再造，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始终依托广阔而复杂的国土地理空间，这一空间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永恒载体。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不会过时的却是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2]。空间要素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场域，对空间的利用、改造和整合是理解中国这一超大规模多民族国家得以形成、维系并不断发展的关键维度。国家对地理空间的重塑如何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其作用路径和内在机制为何？既有研究主要从历史地理路径、政治经济路径和社会治理路径三条线索展开。
第一，历史地理路径揭示空间整合的基础性功能。在历史中国的治国方略中，国家主导的交通建设突破复杂多样的地理阻隔，通过提升空间可达性强化区域和族群联结[3]，为大一统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创造了基础条件[4]。第二，政治经济路径关注空间均衡发展的政治过程。西部大开发、对口支援、兴边富民等国家战略的空间实践及其附属的交通建设，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利益共同体方面产生了重要的经济效能[5]，密切了边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推动形成区域联动、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6]。第三，社会治理路径关注分解的空间功能。国家意志在具体空间中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地方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新型空间。如民族互嵌社区等物理空间的治理模式[7]，博物馆、纪念馆等文化象征空间的展陈叙事[8]。
既有研究已经关注了交通设施、国家地理空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联系，并指出空间整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维度，但在机理剖析和理论运用方面，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研究空间。第一，因果机制与中介环节模糊。当前研究指出交通工程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但对其作用机理和中介变量缺乏精细分析，未能揭示二者之间存在地理空间联系的状态重塑这一关键性理论节点，导致研究多止步于相关性描述，而忽略了交通工程如何通过改变空间可达性、塑造各类要素的关联性和互动性，进而为共同体建设奠定基础。第二，空间理论运用碎片化，对空间能动性关注不足。多数研究将空间视为中性场域和共同体建设的背景条件，侧重研究特定空间中的共同体建设，难以深入揭示作为国家空间治理实践的交通工程，如何通过生产新型国家空间来主动推进共同体建设。已有研究的理论盲点构成了本研究的出发点，本文结合政治地理学知识和理论建构新的分析框架，揭示交通工程优化地理空间联系，能动性地生产新型空间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从而弥补既有研究不足，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效治理提供新的解释路径。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地理空间对国家和民族活动的影响是深刻和复杂的。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揭示了地理条件对政体和法律制度的深刻影响。1897年，拉采尔（Ratzel）《政治地理学》的出版，标志着一门独立学科和一种分析范式的产生①。此后的国际关系研究揭示了海洋与陆地两种地理结构对大国兴衰更替发挥着无可辩驳的影响。对18世纪中欧“大分流”的讨论，揭示了地理环境差异直接决定了该国现代化的初始条件。地理空间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规定了内部族群生产生活面临的起始环境。如农业社会的物质生产深受气候、土壤、降水、河流等自然地理环境的强制性影响。另一方面，打破地理空间限制的行动推动了国家机制的发展。例如水患治理深刻塑造了“治水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早熟国家”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进程。政治地理学既关注地理环境对国家治理的限定性，又基于领土、政权和主权等要素，关注国家对其地理空间的规训，如何影响内部治理结构和对外关系[9]。
当代政治地理学经历了从地缘决定论到空间生产论的转型。“空间就是地理学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10]，是政治所置身其中的场所。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不仅是社会活动发生于其间的静止容器，更是政治社会关系的建构性产物，“空间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11]。每一种社会形态都会生产其自身所需的特定空间，空间基于特定的目标和目的被生产。将这一视角应用于对现代国家的分析，就衍生出“国家空间”（State Space），国家通过一系列实践主动地划分、连接、激活和管理其领土，从而能动地生产出标准化的国家空间[12]。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民族国家，通过行政区划、基础设施投资等途径，不断重构其领土空间，打破区域隔阂，强化对领土的有效控制和政治整合，创造便于治理的统一性的国家空间。国家交通工程是国家能动地进行空间生产的重大实践，它是国家基础性权力对领土进行规训和整合的基础性工具。这一过程有效地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民族国家建构的经典理论在欧洲经验基础上强调了“强制—资本”模型。然而，对中国这一超大规模多民族国家而言，通过交通设施打破地域隔阂，实现国家空间的一体化整合，是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先导性路径。它以可达性、连通性、渗透性重构地理空间联系，生成具有整合力和凝聚力的现代国家空间，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现代国家的权力机制已经从领土控制，转向管理人员、物资、能源和信息等要素在领土空间的流动，这是现代国家进行空间生产的关键举措。要素的流动依赖国家统一规划的实体网络，道路、管线、光缆以克服地理阻隔为核心，实现要素从供给端到需求端的规模化流通，这些交通网络共同决定了不同区域和群体接入国家发展空间的能力。国家交通工程正是通过国家空间视角，推动各类要素高效流通。突破因物理距离造成的分离状态，实现人和物的空间位移，以可达性满足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多元需求，是交通区别于其他活动的独特性。广义交通的空间位移涵盖人员流、货物流、能量流、信息数据流等，移动载体包含路、网、管、线等设施网络。若将研究视角局限于传统交通形态，则无法完整揭示国家进行空间整合的深层逻辑。因此，有必要在空间生产视角下，将交通置于广义的系统性框架之中进行分析，它不仅包括实现人员与货物位移的传统形式，同时涵盖保障能源、信息等生产要素有效流通的基础设施系统。它们在重塑地理空间联系、将分散区域整合进统一的国家政治经济空间这一根本逻辑上高度同构。
在对政治地理学空间命题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本文建构“工程—空间—共同体”的分析框架。国家交通工程通过地理空间联系优化这一核心变量，提升空间中能源、物质、人员等要素的连通性与交互性，系统地生产了互联共生的经济空间、安全稳固的政治空间和精神内化的认同空间三重新型国家空间，从而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安全和情感基础。在发生逻辑上，三重空间呈现层层递进、相互支撑的内在逻辑，经济空间是物质基础，政治空间是安全保障，认同空间是价值目标与精神升华。交通工程推动要素流动与资源优化配置，塑造了区域间互联共生、相互依存的发展格局，使各地区各民族结成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交通工程实现了国家基础性权力在领土空间的战略性投射，为利益共生和认同形成构建了基本的秩序框架，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安全根基。在经济基础和安全保障的基础上，交通承载的集体记忆和国家体验，推动实现精神内化和认同升华，厚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情感根基。经济基础、政治保障与认同塑造的递进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物质到精神、从工具到价值的跃升。
三、案例引介：国家交通工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
运用多案例分析法可以更系统地揭示交通工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遵循理论典型性和最大变异性原则，确保案例既能承载政治地理学的理论关切，又能容纳交通工程的多重功能类型与空间尺度。所选案例为国家推动的战略性交通工程，其规模之大和功能之巨能对国家空间格局产生重大深远影响，同时案例本身具备可供分析属性，能够为检验交通工程实现空间生产继而推动共同体建设的机制提供经验证据。为增强研究的稳健性，案例选择覆盖国家交通工程的多重形态。
没有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复杂地理环境造成的区域隔绝是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障碍，而国家交通建设则是这些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引擎。交通建设是理解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重要维度。有学者关于川西北高原交通建设的民族志研究，系统揭示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在该地区建设的一系列交通工程，成为推动政权建设、产业优化、旅游开发和灾害救助的关键力量[13]。如果离开了国家交通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在实践中难以实现，在学理上也难以解释。
铁路是现代化交通设施的典范。青藏铁路从西宁经格尔木至拉萨，铁路全长1956公里，海拔4000米以上路段达960公里，穿越连续多年冻土区约550公里②，是世界海拔最高、长度最长、速度最快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的运营极大便利了西藏与内地的人员、物资往来，从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均可直达拉萨，旅行时间从过去公路运输的数天缩短至数十小时。铁路使用创造了持续的共同体验空间，使无数旅客得以亲身感受雪域高原的神奇。“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成为流行的青年文化符号。“十四五”期间青藏铁路运送进出藏旅客超1225万人次③。铁路已成为西藏物资运输的主通道，有效保障了各族群众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资需求。青藏铁路突破国家地理疆域中最为复杂和封闭隔绝的极端区域，抵达现代化难以深入的“孤岛”，以现代交通联通世界屋脊，使各族群众更加紧密地融入祖国大家庭。青藏铁路实现了国家基础性权力在国土空间中的实质性延伸，将国家主权转化为治理实践，显著增强了国家对西南边疆的空间整合能力。这一工程无可比拟的战略意义和无与伦比的影响深远，使其成为观察国家空间生产的经典案例，呈现了交通工程推进共同体建设的多重逻辑。
西气东输工程五跨黄河，三跨长江，途经新疆、甘肃、浙江、上海等十个省级单位，总里程超两万公里，直接服务400多个城市和5亿多人口。这一工程为东部地区持续提供稳定的清洁能源，同时将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构建了跨区域能源供需共同体。西电东送工程覆盖区域西起云南、四川、贵州等水能资源富集区，东至广东、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基于输电走廊形成的能源供需，锻造了东西部紧密的经济依存关系。西气东输与西电东送工程实现资源要素在超大规模国土空间的调配，构建了将西部资源富集区与东部庞大市场需求紧密相连的利益共同体，是剖析互联共生经济空间逻辑的经典案例。东数西算工程将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引导至可再生能源丰富的西部地区进行存储和计算。全国一体的算力网络将东部算力需求与西部独特优势相结合，实现算力这一新质生产要素的空间重构。国家布局的8大算力节点有4个位于民族边疆地区，数据机架、高速光缆等基础设施投资，推动贵州、宁夏、甘肃和内蒙古成为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深刻影响了当地的产业、就业结构。
西部陆海新通道以重庆为运营中心，这一覆盖西部所有省份的通道网络，向南经广西、云南的沿海沿边口岸通达东盟及其它区域。物流通道建设和运营极大地拓展了各省区的人员、物资和信息交流，对沿线地区的产业协作和民生改善产生了深远作用。截至2025年12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2万列④。其稳定运行依赖关键口岸枢纽系统，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二连浩特、满洲里等口岸成为国际物流枢纽。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的中欧班列线路超过80条，辐射近20个国家⑤；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的中欧班列线路达120条，通达20余个国家和地区⑥。中吉乌铁路、中巴铁路使新疆喀什地区成为国际陆海运输大通道的重要节点。涵盖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沿边路网和口岸枢纽等在内的复合型通道体系，根本性地扭转了西部内陆地区的传统区位角色，使其从国家发展的地理末梢转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将地域性尺度系统地整合进国家尺度之中，催生了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新空间。
四、国家交通工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三重逻辑
国家交通工程超越工程技术和物理通道的建设范畴，体现为国家空间生产的战略化实践。交通工程在连通性、渗透性和可达性等维度重塑地理空间联系，生产了功能各异但又具相互依存的三重空间。经济空间的利益共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政治空间的安全稳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持续发展的秩序保障，而认同空间的情感铸牢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最终目标与最高形态。交通工程推动各地区各民族在经济上形成依存关系，在政治上建立安全秩序，在情感上培育认同意识，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塑造互联共生的经济空间，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
国家交通工程塑造了互联共生的经济空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强化经济纽带。交通工程推动资源整合，实现了资源跨区域大调配和大重组，打破了供需负荷严重失衡的区域格局并塑造了互联共生的经济空间。交通工程通过其强大的空间连通与要素组织能力，将原本因地理阻隔而分散、孤立的区域性市场，整合为一个高度依存、优势互补的国家统一大市场，从而实现货物、能源、信息等要素在国土空间中的优化配置。基于各地比较优势的分工协作体系打造了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经济共同体。交通工程推动了区域经济深度融合，构建了东西协作、共享共赢、共同富裕的经济格局，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
1.东西协作、共享共赢的空间实践
地理环境深刻影响经济发展要素配置。我国陆地疆域的特征塑造了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性，资源供给和需求的东西错位阻碍了国家经济发展，各地区各民族的自身优势也无法发挥。交通工程重塑国家经济地理格局，降低空间距离带来的交易成本，将资源供给与需求的东西错配，转化为东西协作、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与优化配置。交通助力各区域突破发展瓶颈，推动资源和产业协作互补，“经济结构有效互补和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实现东西部协作利益共享。”[14]
交通工程贯通要素流通动脉，推动形成资源协作的经济空间。我国区域资源的供需具有显著的错配性。“胡焕庸线”以东分布着约96%的人口，广袤西部近六成国土面积仅分布着约4%的人口。东部地区人口稠密，各类资源需求巨大但自给率低，广大的西部民族地区分布着丰富的天然气、水能等东部急需资源，但当地需求不足而无法有效转化为经济效益，由此资源富集地和需求地形成了显著的空间错位。由于交通瓶颈约束，东部发展严重受制于资源短缺，而西部资源却无法有效转化。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东部饱受能源短缺之苦，例如2000年前后的广东，每年因电力短缺造成的损失就超过200亿元[15]。在西气东输工程实施前，新疆油田的天然气伴生资源难以开发利用，“塔里木油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没有条件利用，一些伴生的天然气不得不点天灯烧掉”[16]。
如何把西部的丰富资源和东部强大的市场需求相结合就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问题。交通工程构建了跨越千里的“能源动脉”，实现了基础性生产要素的跨区域重组。西电东送工程将云南、四川等地因阶梯落差形成的强大水能转化为电力资源，源源不断地输往长三角、珠三角等电力需求旺盛地区，在持续保障东部地区生产生活用电的同时，也为西南地区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交通工程在供给与需求之间建立起不可分割的互联共生关系，生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依赖的统一大市场空间。“启动西气东输工程是把新疆的天然气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造福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好事，也是促进沿线十个省区市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经济效益提高的重要举措” [16]。由此，交通打破了区域资源供需严重失衡的格局，创造出西部丰富的资源供给和东部强大的市场需求紧密结合的经济空间，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推动各地区各民族建构了紧密联结的经济共同体，“中华民族作为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建立在各族群需求互补与区域经济联动的基础之上。”[17]
交通工程推动东西新质产业协作，塑造数字时代双向赋能的发展空间。得益于交通网络的持续升级，东西协作从原初的资源贸易，迈向新业态的产业分工和优势共享，东西协作的空间实践实现了数字时代的能级跃升。在建设国家强大算力体系的背景下，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全国一体的算力网络，将东部的数据需求与西部的独特优势相结合，重塑了算力的空间布局。在大数据时代，东部密集的人口分布、丰富的应用场景、高频的经济社会交往产生了海量需要加工和存储的数据。但算力能耗巨大成本高昂，而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清洁能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海量数据测算、传输和存储的全国一体化。这标志着东西协作从实体能源领域延伸至数字领域，基于各自优势的产业分工，在更高层次上孕育了绿色清洁、协同高效的算力空间，塑造了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竞争力。数据和算力的完美结合使东西携手共同繁荣中国的数字经济，这极大地优化了中国数字经济的空间版图，协同助力数字时代的算力强国建设。新质产业协作推动各地区各民族形成互利共赢、双向赋能的新型发展空间。
2.区域协调、共同富裕的空间效应
交通工程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使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交通催生了民族地区的内生性产业变革，培育了基于自身比较优势的造血机制。交通充分激活了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潜能，提升了资源优化重组的速度和效率，“通过节约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民族地区与国内外其他地区的互动、融合，为民族地区参与地区分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提供支撑。”[18]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为民族地区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创造了空间前提，极大提升了内生动能和经济活力，建设了一大批发挥民族地区资源禀赋的产业体系，推动了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有力改善了区域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云南通过西电东送工程，将自身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并推动能源产业发展成为第一大支柱产业；新疆、甘肃通过西气东输工程，形成了以油气为龙头的一批国家重要产业集群，创造了大量税收和就业岗位。此外，边疆路网的广泛延伸突破地理封闭性，提升空间可达性为民族边疆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发奠定了空间基础。青藏铁路开通后大量内地居民得以深入这片神奇的雪域高原，带动了西藏旅游业快速发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使各族群众加速迈入现代化。
交通工程赋能区位跃升，将地理边缘提升为共同富裕的新前沿。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不仅依赖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更取决于能否将各地区各民族，深度融入全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循环。持续推进的西部陆海通道和沿边交通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边疆地区的战略区位，使之从过去的地理边缘跃升为开发开放的前沿。区位跃升是交通工程重塑空间联系的深刻实践，它打破了中心—边缘的传统格局，系统性地优化了国民经济的空间布局，激活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交通设施提升了互联互通的便利性，特别是跨境交通设施的大量修建，推动了边贸口岸和示范区蓬勃发展。交通重构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有助于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推动民族边疆地区融入国内大循环的经济体系，为破解发展不平衡难题提供了战略支撑，对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具有显著意义。
得益于国家交通路网的不断完善，东西互济、南北互联、陆海联动、内外联通的经贸物流大通道，彻底改变了民族边疆地区的经济地理区位，使其成为连接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枢纽。“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19]，而民族边疆地区正是国际陆路运输通道体系的关键支点。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彻底扭转了西部内陆地区长期处于开放末梢的局面，这一通道“不仅连接东南亚，也联通中亚、南亚、欧洲等国家，形成公铁、公海联运体系，成为中国西部内陆通往世界的重要供应链物流通道。”[20]地处中国陆地最南端的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磨憨镇，借助中国昆明—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的国际公路、铁路设施，成为中国东盟运输大动脉的重要枢纽。交通建设赋能区位跃升，为民族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通道红利”，口岸贸易、旅游接待、跨境电商等业态蓬勃发展，使各族群众共享国家发展机遇，推动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让共同富裕变得真实可感。交通网络推动民族地区融入国家发展全局，区位重塑为其开辟了全新的发展空间，建构了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共同富裕的新格局。
（二）建构安全稳固的政治空间，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安全根基
国家交通工程建构了安全稳固的政治空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秩序保障。在政治地理学视野下，国家主权不仅是一种法理宣称，更体现为对领土空间常态化的治理能力。交通网络的全域延伸，是国家治理能力与基础性权力在疆域空间中的战略性投射与具象化实践。它极大地提升地理空间的通达性、渗透性与可控性，实现主权实质化和治理有效性。交通工程将国家中心与边缘紧密联结为统一的政治与安全共同体，通过空间整合赋能政治秩序，从而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根基。
1.国家安全的空间生产
中国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型叙事被概括为族群国家、疆域国家和主权国家三个关键环节[21]，与这一转型相伴随的是国家安全丧失而导致的民族生存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维护国家安全置于中心位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22]。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举措，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要求。国家交通工程提升空间可达性实现领土主权实质化，改善战略机动性增强国防实力，优化空间布局保障能源供给稳定。多维度的空间生产实践将国家安全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保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安全根基。
强化领土疆域安全。领土疆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本要件，是国家主权的关键性标识。现代国家的领土具有权利属性，“领土权利意味着防御、控制和排他性权利” [23]。领土权利不仅在于法律宣称，更在于有效的行政控制和持续的主权展示。在传统国家治理中，国家对边陲地带的主权行使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形成有效的常态化控制。当前边疆地区面临的传统安全和非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分裂敌对势力等影响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各类因素复杂多样，“当代中国疆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发展和国家崛起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24]其中新疆和西藏是我国边疆安全的重中之重，但长久以来空间可达性差严重影响了保卫领土疆域安全的能力。便捷交通设施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增强了国家对疆域的常态化管控。交通延展的地方正是中华先民共同开拓的神圣疆域，青藏铁路以及沿边路网是国家对领土疆域的实质性标记，将主权宣示转化为行政事实。交通工程提升空间可达性实现主权实质化，将领土空间从法理拥有转变为实质掌控。
强化军事安全。军事安全与国土疆域安全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军事安全是保障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后盾，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底线性手段。在传统军事防御模式下，广袤国土与复杂地理环境，往往意味着漫长的补给线与孤立的战略要点，而现代交通在压缩时空格局，促进客货实现快速位移的同时，也为军事保障提供了关键支撑，使人员、物资等各类军备要素的部署效率大大提升。完善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锻造了军事安全的新格局，使军事力量在国土范围内高效流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防力量的运用逻辑。高效灵活的交通韧性推动军事安全实现从静态、割裂的军事防御，向动态、网状的全域机动的革命性飞跃。青藏铁路以及沿边交通路网极大地优化国防力量布局，增强了军事捍卫国家安全的能力。边疆地区交通路网的持续完善，使西南、西北地区和祖国腹地紧密连接，极大地提升了守土护疆的军事能力，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坚实的安全基础。
强化能源安全。能源安全是攸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全局性问题，其关键在于供给渠道的多样化和可控性。我国油气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对外依赖严重，石油对外依存度长期处于70%的高位。由于能源运输距离长，运输通道集中度高，能源地缘政治风险高发，使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形势严峻复杂，“对海上咽喉要道的依赖是我国近期能源安全的最大薄弱环节”[25]。陆路能源通道建设是缓解海上咽喉依赖，增加能源运输渠道多样化的关键举措。西气东输管网建设之初就充分考虑了国际能源通道建设：“为我国今后天然气管网联通国际管网，引进中亚等地区油气资源，稳定国家能源安全打下坚实基础”[16]。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交通工程通过构建陆上能源动脉，有效分散了能源供给风险，有力掌控了关键能源的运输通道，显著增强了能源安全的自主调控能力。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工程使我国建立起了东西协作、互联互通、清洁安全、经济高效的能源供应体系，有效保障了国家整体能源安全。
2.国家能力的空间支撑
交通是国家权力延伸的重要媒介和国家能力的重要支撑。“先进的交通运输装备和密集的交通运输网络是中央权威和国家权力在领土内部进行有效、快速扩张的基础，也是培育国家能力和树立国家形象的现代性手段。”[26]交通将国家意志嵌入广袤的国土空间，提升了国家向全社会提供基础性公共产品的能力，奠定了国家现代治理体系的基石。交通提升国家秩序供给能力、再分配能力、应急管理能力，有效增强各族群众的安全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一环。
增强国家强制能力。强制能力是国家运用强制力量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局中，“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暴力恐怖活动仍然是危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隐患”[17]，打击“三股势力”保障社会安全和秩序稳定是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作为国家权力延伸的媒介，交通网络重塑空间尺度，将国家地理中心与边缘的所有空间连成一体，深入边疆边境地区的路网使国家强制力量实现对疆域全境的无缝渗透、全域可及和快速通达，使国家有能力在其疆域内的所有地点维护社会秩序、打击“三股势力”，对于掌握反分裂斗争的主动权，增强各族群众的安全感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增强国家再分配能力。青藏铁路、西气东输等重大交通工程的布局本身就是国家进行资源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在疆域广袤、环境复杂空间中开展交通建设，其规划、实施、运营、维护是庞大的系统性工程，离开了国家强有力的组织协调则难以推进，其艰巨和复杂客观上要求强化国家的再分配能力。面对我国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现状，国家再分配能力是通过资源跨区域调配以纠正发展失衡的核心机制。交通工程特别是跨区域重大交通项目依赖中央政府的组织协调，这相应提升了中央政府对稀缺资源的再分配能力，对于中央从全国一盘棋角度推进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具有积极意义。此外，交通引导人流、物流、资金流等各类资源的走向，促进资源高效配置，为各地区优势互补继而实现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动力，这相应地增加了国家可用于再分配的经济财政资源，拓展了国家再分配能力的物质基础。
增强应急管理能力。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自然地理环境和基本国情决定了风险社会中的各类灾害多发频发，而有效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国家在非常态环境下保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减轻灾害损失的核心能力。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包含预警、调度、处置、保障、恢复等全链条管理。其中交通设施是应急管理能力须臾不可分离的构成部分，交通便捷程度直接决定救援力量和物资通达效率。在重大自然灾害或公共危机面前，完善、便捷、快速通达的交通线是救援的生命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对提升应急救援的响应速度、资源调配效率，提升应急救助和保障能力，从而确保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的支撑性意义，是国家基础性权力在极限条件下的关键体现。
（三）熔铸精神内化的认同空间，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情感根基
国家交通工程熔铸了精神内化的认同空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最持久的情感纽带与精神动力。交通工程是一种深刻的国家叙事与集体记忆的载体。交通承载了多重想象，是人们感受民族、想象国家的重要媒介。交通设施及其衍生的政治观念，共同激发了国家意识的生成和建构，为人们认知并认同国家创造了全新空间。交通突破复杂地理空间形成的限制和约束，使原本被地理区域分割的人群能够在一个共享的时空中彼此交往、增进认知。便捷交通催生了空前规模的人员往来与社会互动，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群众创造了共享的生活经历，为“我们”意识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交通工程将地理空间整合为情感与精神空间，通过共享的集体记忆与国家体验，引导人们将封闭的地域认同，升华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和认同，从而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情感根基。
1.民族精神的空间载体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熔铸了热爱祖国、团结统一、守望相助的民族精神，并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民族精神并非抽象存在，而是通过具体历史实践及其叙事得以彰显和传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民族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极为薄弱，尤其是青藏高原封闭的地理结构使对外交通连接极为不畅，各族同胞受困于高山深谷。筑路大军与各族群众一起在青藏高原极端环境下共同创造交通奇迹的艰辛历程，是一部民族交融的情感史诗，赋予民族精神以新内涵，谱写了民族精神的新叙事。交通建设孕育的青藏铁路精神升华为各民族共享的集体记忆和精神符号。青藏铁路建设和养护历程凝结的奋斗史诗，构筑了承载民族记忆和价值认同的精神空间。各族同胞在极端环境中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经历，在共同命运中凝结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情感，成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深刻实践，推动“四个与共”理念深入人心。
突破极端地理环境的国家交通工程是民族精神的淬炼场。青藏高原曾被国外工程师称为“铁路禁区”，然而经过几代铁路人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十余万筑路大军突破冻土、冰川、高寒、缺氧的重重阻拦，翻越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成功把铁路修到了“世界屋脊”，藏族群众称之为“天路”。登上2005年春晚舞台并广为传唱的歌曲生动描绘了这一壮举：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筑路壮举是对人类意志和工程技术的极限考验，在极端环境中凝结的伟大民族精神，通过铁路延伸得以具象化，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有形的空间载体。凿通“天路”的精神激励一批又一批铁路养护工人扎根雪域高原。数千万旅客通过“天路”直达被无数高山深谷隔绝的“第三极”，他们通过地理空间的通达性亲身感受铁路建设的艰辛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
今天西藏已拥有以青藏铁路为代表的一批现代化交通设施，公路、铁路、航空综合交通运输网将西藏360万各族群众和祖国大家庭的兄弟姐妹连在一起，天堑通途使各族同胞共享国家现代化成果。除青藏铁路外，规划或建设中的川藏、滇藏、甘藏、新藏四条进藏铁路，将雪域高原和祖国腹地愈益紧密地连为一体，对于推动西藏跨越式发展，维护边疆安全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具有重要意义。各族群众在青藏高原创造的交通建设奇迹，成为中华民族共享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宝藏，是各民族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生动实践。集体记忆使交通建设的伟大历程，升华为中华民族共享的精神财富，并通过博物馆、纪录片、艺术展演等媒介形式持续传播，使未曾亲历的各族群众也能感知这种精神。当各族同胞都为筑路的艰险而震撼、为“天路”的故事所感动时，他们就在共享的体验空间中实现了情感交融，这超越了地域和民族差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了深厚而鲜活的情感力量。
2.国家认同的空间场域
交通设施是国民感知国家的重要媒介，具有潜移默化的渗透性和重要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从国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实质上是要在国民与国家之间建立起联系，培养公民对其生活国家的认同”[27]，国家借助交通设施拓展权力范围，塑造国家认知，传播国家观念。交通网络的整合功能生成了国家认同的空间场域，交通体验使国家可感可触，推动国家认同从感性认知到理性深化的递进，使“我们”意识成为可能。复杂地理条件下的交通建设展现了国家的人民立场，并依靠显著的治理绩效增进认同，“激发公众对国家的信赖、催生公众的国家荣誉感”[28]。
交通体验塑造国家感知。交通工程将抽象的国家观念转化为具身化的空间体验。国家不仅是特定国民生活在特定地域的主权实体，也离不开国民对国家怀有积极情感的内在意识。“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需要在有规则的时间间隔中‘再造’集体情感与国家意识，以强化国家凝聚力和统一性。”[29]作为国家在场的重要标志，交通设施是塑造国民国家意识的重要媒介。公路、铁路、桥梁、车站等交通设施是重要的国家象征，人们使用交通设施及其衍生符号，感受抽象国家的实际在场。交通使国家不再遥远和陌生，而是提供安全、快捷交通服务的可信赖对象，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国民的归属感。全国统一的铁路时刻表，使人们超越地域和族群意识而共同体验统一的“国家时间”。交通推动人流、物流、情感等广泛要素在共享空间中深度融合，激发人们关于国家未来可能性的无尽联想。交通不止于交通，“而是未来的愿景和付诸实现的手段，是国家一体化和重建国家的力量，是民族强烈自豪感的源泉”[30]。交通设施串联起国家丰富多样的领土景观，而领土景观是国民体验辽阔疆域、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长廊。各类古迹、古村、古寨、古道、古寺借助便利交通得以走进大众视野，成为人们可抵达、可感受的国家景观。交通“让中国人有机会感受辽阔疆域中的地理事物，同时把自己视作国家成员”[31]。交通工程对地理空间的重塑，使抽象的国家观念变得真实可感。
交通网络促进社会整合。现代国家建构塑造了国民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结，将国民的认同对象从家庭、宗族以及地方主义转向国家，将分散的地方性认同整合为国家认同，交通设施正是实现这种转向的重要推手。在交通提供便捷通达之前，人们的经济社会交往大多是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空间内展开，现代交通网络则打破了地理空间的封闭性，瓦解了生产生活的本地性，生成了具有现代特征的流动性，“形成不同区域、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嵌入的国民化机制”[32]。同时交通网络颠覆了时空距离的固有观念，加速了人员、物资等各类资源的空间位移，推动个人生活深度融入国家空间，有助于打破地方主义的桎梏，“使得彼此之间无法面对面沟通交流的国民能够通过与基础设施相关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形成相似的信念和观念，进而为强化国家认同创造有利条件。”[29]
交通效能巩固绩效认同。国家交通设施全面提升国家治理绩效，为国家认同奠定了稳固坚实的物质基础。便捷的交通网络将广袤国土空间连成一体，打通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广阔的国际市场，全面激活各类资源要素，构建起的全新格局推动国家旧貌换新颜。交通把农业经济带入了工业文明和数字文明，推动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青藏铁路等交通设施极大改善了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境况，成为重要的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使各族群众的发展权利得到逐步实现，生活质量和水平大幅提升，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交通使人们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和国家现代化带来的生活巨变，它使各族群众平等享有现代化体验，推动其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从而催生基于共享发展和未来愿景的绩效认同，“激发公众对国家的信赖、认同和荣誉感。”[3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政治地理学的空间生产理论构建了“工程—空间—共同体”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交通工程通过重塑地理空间联系，生产互联共生的经济空间、安全稳固的政治空间和精神内化的认同空间，继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经济空间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利益纽带，为国家安全和认同生成创造了物质前提。没有经济上的互联共生，政治整合与认同塑造将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政治空间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安全格局，为经济共生和认同空间提供了秩序框架。安全稳固的秩序环境，是经济活动和情感认同得以存续的前提。认同生成是共同体建设的最终目标，为经济与政治空间的持续再生产注入内生的情感动力。三重空间相互依存、彼此强化，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外在的工具性联结升华为内在稳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多民族国家的共同体建构是一个复杂的全球性难题，这一过程的许多失败国家陷入分裂解体。在欧洲国家转型的经验中，研究者认为相对于同质性强的民族而言，多元族群结构不易形成紧密联系的共同体。中国大一统的国家秩序长期维系并传承至今，学术界提供了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儒教教化体制等解释路径，而在政治地理学意义上，空间彼此分割的区域如何突破地理阻隔、打破封闭运行而联为一体，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充性视角。历史上驰道的修筑、运河的开凿、邮路的开设等交通设施是大一统维系的重要纽带。由交通系统产生的空间可及性和交往便利性提升了国家统治的效率和能力，增强了对疆域版图的有效治理。交通创造了一种规制性和标准化的国家空间，为理解中国这一超大规模多民族国家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创新性的解释路径。
国家交通工程并非简单的工程技术或经济实践，更是国家主权延伸与国家认同生产的能动性力量，本文的研究将交通从技术和经济的讨论中解放出来，置于政治地理学关于国家建构研究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以强有力的资源整合能力为基础主导大规模交通建设，推动资源要素重组和领土空间再造，使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范围愈广、层次愈深。国家交通工程推动的空间整合，开辟了国家建构的新路径，形成了借助交通推动多民族国家有效治理的“交通中国”经验。与欧洲国家“印刷民族主义”的文化同质模式以及北美的文化多元主义不同，“交通中国”范式以现代交通为支点构建共享的国家发展空间，将各民族更深层次地嵌入到休戚与共的利益、安全与情感空间中，形成了一种基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实践的共同体建设新路径。它超越了欧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同质化诉求，避免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族群冲突和社会撕裂，为现代化的均衡、包容、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为多民族国家处理多样性与一致性关系提供了新的方案。
“交通中国”的深层意义揭示，必须超越从经济收益的简单化视角看待交通设施的立场，深刻认识其作为国家一体化的权力实践而蕴含的政治社会内涵。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少数族群聚居的地理边疆往往是现代交通难以深入的地区，并由此陷入经济落后甚至动荡分裂。我国各族群众经由血管式的交通网络紧密联结，形成“四个与共”的牢固共同体，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促进民族大融合大发展大团结之路。从这一维度来说，中国借助交通工程加强内部整合凝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国家行动，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为全球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问题、推进现代国家建设，提供了富有启示的中国经验，其理论价值和世界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参见王恩涌等编著《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8页。叶成城《地理禀赋与国家发展：政治地理学的脉络、发展与新趋势》，《社会科学》2023年第9期。
②数据参见《青藏铁路全线胜利建成通车》，《人民日报》2006年7月2日第1版。
③数据参见徐驭尧：《“十四五”时期青藏铁路运送进出藏旅客超1225万人次》，《人民日报》2025年12月22日第4版。
④数据参见李心萍，宋豪新：《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12万列》，《人民日报》2025年11月30日第1版。
⑤数据参见赵明昊，黄小异，姚昆：《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9000列》，《光明日报》2025年12月5日第4版。
⑥数据参见陈蔷薇：《阿拉山口口岸通行中欧班列突破4万列》，《新疆日报》2024年8月19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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