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智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建设，是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的基础性工程，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由材料汇编迈向数据驱动的新阶段。以2014年为关键节点，体系建设呈现鲜明阶段性特征，此前，民族识别、考古发掘、档案史志整理及影像口述史料积累，形成多类型史料存量与成熟规范，但存在整合不足、跨族互动材料梳理欠缺、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薄弱等局限；此后，体系进入提速升级阶段，重大文化工程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规模化整理，线上资源平台快速扩张提升史料可达性与共享性，OCR、知识图谱等智能技术推动多模态史料从可保存走向可计算。同时，体系建设仍面临四类核心矛盾：“散”与“统”的整合壁垒、“分”与“融”的叙事隔阂、“表”与“里”的技术断链、“建”与“用”的转化迟滞。面向未来，需沿四大路径创新：以知识组织化重构关联网络与认知框架，以数据平台化整合碎片资源形成协同生态，以多维数字化支撑结构化整理与互证，以价值活态化实现当代转化与价值激活，推动史料体系由静态资源库升级为可持续演化的知识基础设施。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数据库建设；数智时代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1]作为三大体系的根基性工程，史料体系既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又是话语阐释的坚实基石，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只有不断增进史料体系的深度、广度、厚度，才能保证构筑其上的理论科学性与话语有效性。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是指以历史文献、考古遗存、口述历史为载体，系统反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与演进脉络的专题性史料集合。建设这一体系核心就是要跳出“一族一叙”的族别史窠臼，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角”[2]组织史材，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内在凝聚力，为连贯完整的中华民族史学叙事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尚属自主建构的新概念，既有研究多聚焦概念界定与理论阐发，鲜少剖解体系化建设的方法系统，更未能回应数智化转型背景下史料体系建设的价值定位与技术实务问题。[3]鉴于此，本文通过网络调查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建设态势开展调研，以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民委、全国各省市县、民族类高校相关建设项目为样本池进行数据抓取，重点提取史料建设相关项目内容、数据规模、史材类型、编排逻辑等核心参数，经人工筛选与建档录入形成监测数据库。研究旨在具体回答：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当前处于何种建设阶段？其体系化困境的本质症结何在？如何构建数智技术与历史逻辑兼容的创新路径？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建设的历史与现状
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建设，不仅是史学研究的基底工程，更是关乎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战略工程。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这一体系建设经历了从分散采集到系统整理、从单一视角到多维建构、从传统方法到技术赋能的转变。特别是2014年以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要求下，史料体系建设在理念导向、组织模式、技术手段等方面实现了多维度提升。
（一）2014年前史料体系的基础积累
从新中国成立至2013年，民族史料收集整理虽然在理念上尚未明确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但在服务国家治理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史料积累基础（见表1）。一是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储备了大量原始资料。1950年至1979年间，中央和地方组织多次大规模民族调查，形成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等重要成果，其中包含403种、约9000万字的调查报告和史料汇编，详细记录了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沿革等基本状况，例如对云南傣族土司制度的调查，不仅记录了土司谱系，还分析了其与中央王朝的政治关系；[4]对新疆维吾尔族绿洲农业的调查，既描述了生产技术，又追溯了汉唐以来的屯垦历史。
二是考古发掘工作初步建立了北方民族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出土文献资料库。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等地开展了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基本厘清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北方民族的物质文化特征和发展脉络。其中，内蒙古地区的匈奴墓葬发掘揭示了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密切联系，出土的汉式铜镜、丝织品印证了“和亲”政策下的文化交流。西北地区的简牍考古更是成果丰硕，《居延汉简》《敦煌文书》等材料详细记录了汉唐时期边塞屯戍、民族贸易、人口流动等情况，为研究丝绸之路和民族交融提供了第一手资料。[5]这些考古发现以实物证据勾勒出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轨迹。
三是档案与史志整理工作基本形成了覆盖元明清三代的边疆民族档案汇编体系和全国性民族地方志书体系。各级档案馆通过数十年努力，将散存的理藩院、督抚衙门、土司府署等机构档案进行分类编目，形成了涵盖西藏、新疆、蒙古、西南地区等的档案史料汇编体系。《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等大型档案集成，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清朝通过伊犁将军制度、土司制度等管理边疆的制度演变。[6]同时，新编地方志工程覆盖了全国所有民族自治地方。以《新疆通志·民族志》为例，该志不仅分章记述13个世居民族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设专章论述“民族关系”，用大量史实说明天山南北各民族在贸易、通婚、信仰等方面的密切联系[7]。这些成果共同构成了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基础史料库。
四是影像与口述史料工作初步积累了涵盖影像记录、口传文献、民间记忆的立体化民族历史资源。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主持拍摄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用镜头保存了16个民族在现代化转型前的生产生活场景、社会组织形式、宗教仪式等珍贵画面，成为研究民族社会变迁的独特史料。[8]进入新世纪后，口述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面展开，不仅整理出版了《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三大史诗的规范文本，[9]还通过田野调查采录了大量民间故事、历史传说、族谱家史等口传资料。这些影音和口述材料从民众视角记录了各民族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其中关于民族起源、迁徙融合、文化认同的叙事，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生动素材。
质言之，2014年前的史料积累客观上初步建立了民族史料的基本存量，率先构筑了多类型史料的收集格局、首个中央与地方协同的工作网络，初步完善了史料调查规范、整理方法和保存机制，具有存史之功、立制之基、布局之初的多重奠基作用。同时，这一阶段的史料积累仍带有明显的探索性和局限性。各民族史料虽丰但整合不足，交往材料虽多但系统梳理尚缺，学科方法虽立但理论指引尚不清晰，这种备而未全的状态也揭示出史料体系化建设的必要性。
（二）2014年以来史料体系建设的提速升级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历史观审视中华民族五千年交融史，首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为史料体系建设立起了根本遵循、注入了灵魂主线、开启了历史性变革。在这一背景下，史料建设呈现出三个相互关联又各具特色的发展面向。第一，大文化工程成为推动史料体系重构的重要抓手。如表2所示，2018年起中央和地方相继启动了一系列标志性工程项目，形成了自上而下、由点及面的推进格局。其中，2022年启动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编纂工程堪称规模最大的系统性史料整理行动，通过中央统筹、地方分卷的方式，对各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史料进行全面梳理。在统分结合的组织方式下，各地分头搜集，体例则由中央统一规范，广度与标准得以兼顾。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史料建设已经从单纯的资料汇编逐渐转向多维度的知识生产。《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编写工程的推进，成为史论结合的标志性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整理工程从15万件文物和51万册古籍中精选展品，体现了从海量史料中提炼共同体叙事主线的学术自觉；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的建设则将静态的史料转化为动态的展陈，实现了从文本到空间的叙事延伸。与此同时，地方层面的示范区建设和高校研究基地建设，正在形成各具特色的史料研究矩阵。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份依托自身多民族聚居的历史传统，深入挖掘本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各民族地区高校则结合学科优势，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不同领域开展专门化的史料整理。在国家工程引领下，地方文化机构与高校院所各有侧重开展研究，史料体系建设因而保持了持续拓展的势头。
第二，线上资源平台崛起成为史料体系建设的基础设施与传播主阵地。从表3可见，自2016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率先推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专题资料库以来，线上平台建设呈现明显的加速态势，特别是2018年以来相关项目密集上线，2023年以后更是迎来建设高峰。截至2025年6月，统计到线上资源平台35项，且仍有相关数据库正在规划建设中。在建设主体上，形成了多元参与的格局。国家民委、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科院等权威机构发挥引领作用，故宫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文博单位积极跟进，教育部门也加入其中，构建起从政策指导、学术研究到文化传播、教育普及的立体化建设体系。从内容构成看，各类平台实现了对传统史料形态的全面覆盖与创新拓展。文献集成类平台将散存各处的文物古籍、政策文献、学术成果进行数字化整合；专题网站搭建起理论研究与成果展示的综合性平台；数字展览通过VR技术、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历史场景得以生动再现；教育资源库则服务于知识传承的现实需求。尤其要说明的是，“镜像·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影像资料库的建设，以及各类文物数字库的高清影像呈现，使得视觉史料在共同体叙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第三，智能技术引领史料研究从人工整理迈向数据驱动的方法变革。从表3来看，技术首先正逐步消解多民族史料长期存在的语言区隔。深度学习的字符识别与语义对齐技术极大提升了非汉文文献的机器可读性，使得少数民族口述史诗、契约文书等“边缘史料”纳入研究视野。其次，技术赋能的更高价值在于激活史料的多维关联性。例如，三维建模与数字孪生技术使青铜器铭文、石窟壁画等物质遗存转化为可量化分析的数据实体，推动文物形制特征与文献记载的时空坐标形成动态映射；GIS时空数据库则可将历史事件的空间轨迹与环境数据叠加验证，推动研究走向“多元证据时代”[10]。这类跨媒介证据的数字化再生，使原本割裂的文本、器物、空间证据有希望在虚拟空间重构出立体化的历史现场。最后，数据驱动的史料活化也衍生出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研究者可以“发现”“重构”和“故事化”[11]为主线，对史料中细粒度的数据进行在新的技术尺度下识别与挖掘，从而构造知识单位。概言之，当前技术赋能的实践突破正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活化进入以数据关联性为基础的新阶段。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建设的主要问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建设在取得阶段性进展的同时，仍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具体而言，资源配置的分散化与整合需求的矛盾、叙事视角的单一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合叙事建构的矛盾、技术应用的表层化与深度互证的矛盾、系统建设的规模化与学术转化的矛盾，构成了制约史料体系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瓶颈。
（一）“散”与“统”的整合壁垒
所谓“散”与“统”的矛盾，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建设中集中整合的学术需求与分散固化的资源现实之间的显著落差。这一冲突通过多维度显现。首先，行政区划割裂史料空间关联。民族交往档案等核心史料被行政边界分割，跨区域调阅的程序性壁垒导致研究逻辑断裂。以西南土司承袭文书为例，同一家族的世袭档案因属地管理原则分散在云贵川三省的12个市县，研究者需辗转多地才能拼合完整证据链。空间割据制约了民族交往史研究的推进，局部叙事难以突破，跨地域的政治互动与文化交融因而缺乏整体性阐释。其次，多主体管理加剧资源碎片化。国家民委、档案局与地方机构在权责划分、数据标准上的差异，造成大量多民族互动档案无法有效共享。例如清代边疆治理档案中，中央政府的政策批文存于国家档案馆，地方执行记录归属省级档案机构，民间契约文书则散存于州县文保单位。管理权属的分治状态，导致制度沿革、经济共生、文化交融等研究领域的核心证据长期处于部分可见状态。最后，技术应用未能突破系统壁垒。各省自主建设的数字化平台因技术标准不统一形成“信息孤岛”，跨库检索效率低下问题突出。[12]现存民族史料数据库中，民族语言文献的数字化普遍采用差异化的字符编码和元数据规范，致使满蒙藏文等民族文字档案的关联检索匹配率较低。技术工具的离散性非但未能消解资源分散的困境，反而在虚拟空间重构了新的数字区隔。这三重矛盾相互叠加，形成史料体系建设的梗阻。破解“散”与“统”的深层矛盾，亟需在尊重既有资源分布的基础上，构建跨域协作机制与兼容性技术框架。
（二）“分”与“融”的叙事隔阂
“分”与“融”的矛盾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建设中普遍存在的各民族独立叙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合叙事之间的长期割裂。首先，史料选择的族别化倾向遮蔽交融事实。现有民族史料整理多以单一民族为主体，在具体叙事中强化族群边界而忽视跨族互动的历史常态。以茶马古道研究为例，藏族史料突出茶马贸易的宗教功能，汉族文献强调经济利益驱动，纳西族记载侧重马帮组织形态，各自为政的史料建构割裂了茶马贸易作为多民族经济共生体系的整体图景。单一族别叙事框架下，民族间的商业契约、婚姻网络、语言借用等日常交融机制也被选择性地忽略，导致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微观基础长期隐而不彰。在西南民族走廊研究中，彝族“火把节”、白族“三月街”常被解读为一种族群标识，但历史上这些节庆自明清以来即是多民族共同参与的区域性活动，承载着跨族商贸、联姻、信仰互渗等多重功能。其次，时空尺度的局限窄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现有史料多聚焦于特定时段或区域的民族关系，缺乏长时段、大空间的整体性观照。以“改土归流”研究为例，地方史料往往强调其对土司地区的冲击，而忽视这一制度变革在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建构意义。缺乏跨区域比较和长周期考察，则难以揭示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逻辑。突破这种叙事隔阂，需要确立交往交流交融的史料选择标准，开发多维互证的解释工具，构建贯通古今、覆盖全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框架，从而实现从族别史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史的转化。
（三）“表”与“里”的技术断链
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建设中的技术应用仍停留在数据采集与存储的初级阶段，未能服务于多源、多形态史料的深度关联与互证，实现向高质量证据链整合的跃升。具体来说，首先是技术标准与史料异构性的冲突。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涵盖典章、器物、档案、民族文字等多模态载体，其内在关联需通过制度、事件、空间的三维框架实现互释。然而现行技术方案多以通用性为优先，将多元史料纳入扁平化数据库，导致跨域关联线索断裂。例如，清代边疆治理研究需整合理藩院档案、蒙古王公印信与边疆舆图，但标准化元数据仅能标注孤立属性，却无法揭示“联姻制度”在文书、器物与地理空间中的动态投射。其次是算法逻辑对文化语义的消解。当前算法设计过度依赖如字形、词频等表层特征，忽视民族文字史料的形、义与语境的复合逻辑。[13]以清代蒙汉合璧碑文来看，其中特有的“满蒙联字”结构通过字符间距印证着盟旗制度的演变历史，[14]但现行古籍扫描系统将其机械拆解为独立字符单元，使得边疆治理体系的历史信息难以完整呈现。再次是智能化工具与历史知识生产的脱节。当前技术系统缺乏支撑历史解释的认知框架，难以实现从数据聚类向意义生成的升级，导致数字平台成为静态资源库。有鉴于此，有必要建立历史语境赋能的数字技术体系，通过多模态融合技术解析符号的深层关联，开发语境敏感的AI模型还原民族文字交互逻辑，并依托动态多维知识图谱实现民族交往细节的立体互证。
（四）“建”与“用”的转化迟滞
“建”与“用”的矛盾，核心症结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建设的系统功能供给与学术实践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当前体系建设虽初步完成规模性资源数字化，但实际学术转化效能显著滞后。一方面，重数据采集、轻研究赋能的工具性错配。现有系统建设过度侧重于史料数字化存储的规模扩张，却未同步开发支撑深度阐释的知识生产工具。如民族地区经济共生研究需整合契约、税单等多类型史料，但现有数据库仅提供基础检索功能，缺乏智能关联分析和动态可视化工具，迫使研究者耗费大量时间人工比对数据。技术工具的功能单一性，使得数字资源难以转化为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机制的有效证据链。另一方面，协同机制缺失导致成果转化梗阻。跨学科协作网络的松散性阻碍了数字资源向学术命题的针对性转化。技术团队侧重数据结构的规范性，而研究群体关注历史逻辑的可溯性，二者在需求对接、成果评估等环节存在断层。在清代边疆治理研究中，算法工程师设计的“事件抽取模型”仅能识别制度名称与时间节点，难以捕捉奏折中“因地制宜”“羁縻怀柔”等政策语义的微妙变迁，数字工具输出的结构化数据与历史解释的复杂性需求存在脱节。破解“建”与“用”的迟滞，亟需构建用户导向的协同创新机制，通过动态需求反馈系统优化工具设计，并在数字平台中嵌入研究、资源、技术的三维互动模块，实现史料体系建设与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实质性贯通。
四、数智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建设创新路径
以数据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计算史学，正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从传统的资源仓库向动态的知识中枢转型。如图1所示，这一创新通过四个相互支撑的路径展开。知识组织化通过语义智能处理建立史料间的深层关联，实现从碎片到体系的认知跃升；数据平台化整合分散的资源智能存储体系，构建开放共享的协同研究生态；多维数字化将多模态史料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资源，为史实互证奠定基础；价值活态化则将静态史料转化为活态知识，推动史论创新和史情复原。这四大路径在智能体技术架构下形成有机整体，通过构建具备自主学习、推理决策和交互协作能力的史学智能体系统，实现从被动检索到主动发现、从单向输出到多元协同的转变，完成从原始资源到理论创变的全链条转化。
图１ 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的数智化创新路径
（一）知识组织化：语义关联网络与认知框架重构
知识组织化旨在通过语义关联与认知建模，将离散史料转化为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机制的结构化知识体系。[15]其要点在于突破传统史学依赖线性叙事与经验归纳的认知框架，借助语义关联与认知建模技术，从海量史料中揭示各民族经济互通、文化互鉴与制度调适的内在关联。实现路径可分为多步骤运行：首先，语义解析技术需超越简单的关键词检索，通过自然语言处理与图像识别算法，从典籍文献、图像符号中解构出人物关系、事件因果与制度变迁的要素体系，建立可追溯的知识单元标签系统。其次，关联网络构建需突破时空界限，基于知识图谱技术构建跨地域、跨时代的语义关联网络，显影民族交往中的隐性规律与动态关系。最后，部署具备推理能力的知识智能体，使其能够基于已有知识图谱进行逻辑推演和假设验证，自主生成新的历史解释框架，并通过与研究者的交互不断优化认知模型。由此而言，该机制的价值在于推动历史研究从经验归纳向规律发现转型。传统研究受限于史料规模与处理能力，往往难以验证宏观理论框架的普适性，而语义关联网络通过量化分析民族交往中的重复模式与关键变量。[16]知识智能体的引入更是有望实现研究模式的突破，它们不仅能够处理超出人类认知容量的海量关联，还能通过强化学习机制持续优化历史解释模型，提出人类研究者未曾设想的理论假说。例如贸易路线变迁对族群分布的影响阈值，或文化符号传播对身份认同的塑造强度，理论构建提供了可验证的数据支撑。应当说，知识组织化不仅突破了传统史学对典型个案的经验依赖，更通过建立历史进程的数字化参照系，为理解当代民族关系的演进逻辑提供了具备时空穿透力的分析工具。
（二）数据平台化：数字基建夯实与协同网络赋能
数据平台化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研究新型学术生态的核心载体，其本质是通过数字基础设施重构史料共享、协作研究与知识生产的全链条。[17]这一重构旨在打破传统史学研究中资源垄断、学科隔离、成果封闭的旧格局，建立起开放、协同、共享的新方式。具体架构需实现多层面的突破：在数据存储层，分布式云平台需整合博物馆、档案馆与研究机构的碎片化资源，确保数字资产的完整性与溯源可信度，同时部署数据治理智能体，完成数据清洗、标注、关联等预处理工作；在协作研究层，构建研究助手智能体集群，为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提供个性化的方法指导和工具推荐，通过智能体间的协同机制实现跨学科知识的无缝对接；在知识应用层，开发面向不同应用场景的专业智能体，如考古发现智能体、文献考证智能体、民族关系分析智能体等，通过模块化设计支持灵活组合与定制开发。传统史学研究往往囿于个体学者的认知边界和单一学科的方法局限，而数据平台通过汇聚多源异构数据、提供智能分析工具、促进跨界协作交流，使研究者能够在更大的时空尺度和更多的维度上考察历史问题。智能体网络的构建有待进一步放大这种协同效应，智能体承担数据处理、模式识别、假设生成等基础性工作，使研究者能够专注于高层次的理论创新和价值判断。例如，通过整合考古发掘数据、历史文献记载、民族志调查材料，研究者可以立体化地还原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民族互动网络；通过关联分析不同地区的方言演变、民俗传承、基因谱系，可以更精确地追溯民族迁徙融合的历史轨迹。这种数据驱动的协作模式，不但提升了历史解释的实证性和说服力，更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成为融合人文阐释与科学实证的新型知识领域。
（三）多维数字化：多模态史料融合与结构化整理
多维数字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数智化转型的底层支撑，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整合突破传统史料处理的物理边界与信息衰减，构建完整、可溯、可解析的数字资源。这一转型的核心是将分散于不同载体、地域与时代的碎片化信息转化为数字资源，[18]为解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逻辑提供超越单一史料局限的观察维度。具体推进需把握以下关键原则：其一，多模态融合技术需解决异质化载体的数据同构问题，通过高精度扫描与动态捕捉实现文字典籍、金石铭刻、口述音像等史料的形态统一与时空关联，使原本孤立的历史信息形成可交叉验证的证据链；其二，智能修复算法应平衡信息还原与痕迹保留的双重需求，在古籍残缺部分虚拟补全时保留原始载体的物质特征，避免技术干预导致的历史信息二次失真；其三，标准化数据体系需兼容不同学科的研究需求，通过通用编码规则与元数据框架，使甲骨简牍等特殊载体的数字化成果具备跨平台解析能力，同时为史学智能体提供标准化的训练数据，使其能够自主识别、理解和关联不同载体中的历史信息。需要指出的是，数字化的落地可为史学智能体的构建提供高质量的多模态数据基础，使智能体能够通过深度学习算法自主发现史料间的隐性关联，识别人类研究者可能忽视的历史模式。由此，这一路径最终旨在解决实体保护与学术利用的矛盾，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规律在数据驱动下呈现出更强的解释力与预测性。
（四）价值活态化：数字服务生态与历史资源的当代转化
价值活态化是数智技术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最终指向，内核在于打破历史资源静态保存、单向传播的传统模式，通过数字创新激活其参与当代社会建构的文化动能。细分而言，在文化传承维度，沉浸式导览智能体可以根据用户的知识背景和兴趣偏好定制个性化的历史叙事，同时通过情感计算技术捕捉用户的认知状态，动态调整叙事策略，从而实现更好的教育效果；在教育传播维度，构建教育智能体生态系统，包括面向不同年龄段的历史教师智能体、互动问答智能体、创意工坊智能体等，将严肃的历史知识转化为生动的学习体验，通过游戏化、故事化的方式增强历史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19]在价值创造维度，数字技术需建立历史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通道，利用分布式存储技术建设完善民族文化符号的确权与溯源机制，在保障文化本真性的前提下拓展其在文创开发、数字艺术等领域的应用场景。[20]这种转化机制的革新意义在于重塑历史知识的生产与消费关系。传统的历史传播往往面临学术严谨性与大众接受度的内在张力，而数字技术的介入创造了双向赋能的可能，学术研究为数字产品提供内容权威性，公众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行为数据又为学术研究反馈新的问题视角。[21]例如，公众在虚拟史境中的交互选择数据可揭示社会认知的盲点，进而优化研究者的理论框架。通过这种创造性转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叙事既可以保持学术研究的深度，又获得了贴近当代语境的传播力度，使中华民族何以一体化的答案不再局限于学术论文的抽象论证，而是成为公众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文化实践。[22]
五、结语
收束而言，数智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建设工作正经历从资源汇集向知识基础设施构建的转型。这一进程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历史记忆，更在于重塑历史知识的生产方式。当前史料体系建设中资源配置、叙事建构、技术应用与学术转化之间存在的结构性不匹配，其根源在于数字逻辑与历史研究逻辑尚未实现深度耦合，导致体系的整体效能未能充分释放。为此，未来的建设路径必须超越单纯的技术引入，转向一种整体性的范式重构。以知识组织化为内核，致力于实现史料的深层语义关联；以数据平台化为支撑，构筑开放协同的研究生态；以多维数字化为基础，将为跨模态史实互证提供可能；以价值活态化为目标，则能贯通历史资源与当代社会需求。展望未来，构建一个由史学智能体驱动的动态系统，有望成为实现这一整体效能的关键助力。它不仅能使史料体系从静态的资源库演进为主动的知识发现引擎，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为理解中华民族何以成为“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共同体提供精细且可计算的学理依据，并推动历史研究本身迈向人机协同、持续演化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3-10-29(01).
[2]杨筑慧，苍铭.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N].光明日报，2024-01-24(06).
[3]吴锋，訾宇彤.数智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平台的建设基础、面临问题与优化构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
[4]《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三）[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8-22.
[5]李均明.古代简牍[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81-86+93-96.
[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清代新疆档案选辑（五）[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16.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第二十七卷）·民族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129-138.
[8]朱靖江.复原重建与影像真实——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再思考[J].西北民族研究，2013(2).
[9]冯骥才主编，诺布旺丹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科全书·史诗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1-28.
[10]张萍.GIS技术如何驱动史学方法革命[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02-20(3).
[11]牛力，高晨翔，张宇锋，等.发现、重构与故事化：数字人文视角下档案研究的路径与方法[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1).
[12]陈英哲.数字史料库建设的若干关键问题探讨[J].山西档案，2024(4).
[13]周耀林，吴化.数字人文视野下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数字化保护研究[J].档案学研究，2022(5).
[14]张杰.清代北京地区满汉合璧传记类碑文体例[J].历史档案，2020(4).
[15]毛平，剧晓红.基于知识超网络的人文社科专题数据库数据资源聚合研究[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0(5).
[16]孙绍丹，张莉曼，朱祥.文化大数据背景下线性文化遗产资源知识表示及语义增强框架构建[J].现代情报，2023(11).
[17]朱本军.智慧史学：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史料实证与学术辨考[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
[18]梁晨.量化数据库：“数字人文”推动历史研究之关键[J].江海学刊，2017(2).
[19]崔舒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式生成的教育路径[J].民族教育研究，2025(1).
[20]向前，向瑞琪，陈海玉.基于区块链的云南少数民族非遗数字资源系统模型及其建设[J].山西档案，2021(2).
[21]赵潜.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理、挑战与对策[J].民族学刊，2025(1).
[22]张馨元，邵培仁.媒介生态赋能：以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民族学刊，2025(2).
（责任编辑：吴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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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