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中华民族百年抗争的历史审视红军长征，会发现这绝不仅仅是一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关于自我生存的抗争。红军长征坚持北上抗日主张，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有力回应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关切；红军长征推动了各族人民对拯救民族危亡的认同，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和发展；红军长征推动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锻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复兴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伟大斗争，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关键词：红军长征；中华民族共同体；长征精神
在历史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红军长征这两件大事有很深的内在关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1]当我们拉开历史的长焦，从中华民族百年抗争的历史看红军长征，会发现这不仅是一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关于自我生存的抗争，更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坚持北上抗日主张，倡导并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中国共产党也变得坚强成熟，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因此，深入探讨红军长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内在逻辑，对我们今天进一步弘扬长征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红军长征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有力回应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关切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与党内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与恶劣自然条件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五个方面阐述了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特别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1]。在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代背景下，其蕴含的深刻含义值得高度重视。
（一）牢记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
数千年来，中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建设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族人民逐渐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对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也日益强烈。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明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并先后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的抗日力量。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经过广昌决战之后，党中央意识到打破“围剿”已不可能，遂开始酝酿战略转移，也就是后来的长征。长征前，中共中央令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方向北进，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力图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中，求解自己的生存问题。
为了北上抗日，红军长征的具体路线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直接北上，二是先西进再转而北上。不管是选择哪一条路，最终的目的都是北上抗日，走向挽救民族危亡的最前沿，这里面的区别在于哪一条路真正可行。其中，负责走直接北上抗日之路的是红七军团。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关于派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指出，红七军团最主要的任务有：“甲、最高度的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乙、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2]红七军团北上之后，先后转战闽浙皖赣地区，于11月在江西德兴重溪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合编为红十军团，但在后来的转战中陷入敌人重兵包围、损失惨重，最终遭遇失败，由此证明直接北上抗日之路难以实行。而与之相反，1934年8月，中共中央派出红六军团西征探路，经过长途转战5000余里、历经悲壮的石阡突围之后，于10月24日在印江木黄与红三军胜利会师，自此结成团结战斗的整体，并发起湘西攻势、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不仅成功地为中央红军长征探了路，而且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之后的系列战役行动。红六军团西征的胜利，证明了在敌人力量的空间分布呈现东、北强而西弱的客观态势下，要实现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只能选择先西进再转而北上的路线，而这正是后来红军长征的主体线路。
（二）为了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始终注重同各种抗日力量的政治联合
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在北上抗日路上，始终注重同各方政治力量的联合。早在1934年9月长征前夕，朱德就在给陈济棠的信中这样写道：“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作战之联合。”[2]朱德这封信，不仅表达了他本人和红军将士抗日救国的使命，而且表达了他联合各路力量抗日救国的愿望。在后来的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继续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团结抗战的愿望。1935年6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强调“现在中华苏维埃政府继续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中国海陆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号召全国民众统统动员起来”[2]，共同参加抗日救国的神圣战争。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指出：“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2]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号召各路军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极端重视。
（三）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实现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重大转变
红军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重大转变，以最彻底的态度体现了“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精神。实现这一转变绝非易事，因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直是红军的生死对头，从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到后来对红军的根据地连续发动五次大规模“围剿”，红军与蒋介石集团一直势同水火、势不两立。长征前夕，中国共产党虽然主张联合一切抗日力量，但鉴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直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中共也一直针锋相对地主张“反蒋抗日”，直到发表“八一宣言”时，虽然主张曾经有过敌对行动的军队都应停止内战，但仍然把蒋介石、张学良等人继续定性为“卖国贼”。红军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根据日寇大举进犯我国、民族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而及时调整了这一策略。193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的《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明了中共愿意团结张学良的政治态度。1936年8月2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明了中共愿意为了救亡图存而推动国共再次合作的政治态度。紧接着在1936年9月1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进一步认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2]。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政治态度上的重大转变，取得了极其重要的政治效果。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努力，把张学良和东北军争取到抗日救国的旗帜下；接下来是张学良、杨虎城在危急时刻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最终促成了“逼蒋抗日”的政治局面。这一重大转变的底层逻辑，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深层支撑，根本不可能做到。
因此，红军长征最直接的需求虽然是求当时的生存，但更深远的战略意义却是北上抗日。历史发展证明，红军只有通过北上走进抗日最前沿，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在酝酿长征、进行长征乃至最后胜利结束长征的全过程中，始终牢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坚持“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有力地回应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利益的关切，在推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程中，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积极的历史意义。
二、红军长征推动了各族人民对拯救民族危亡的认同，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和发展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向何处去？”逐渐成为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一问题变得尤为紧迫：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伐不断加快；另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数次“围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然而，正是在这生死存亡之秋，红军长征成为一次唤起民众的伟大远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途中，我们党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大旗，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吹响了全民族觉醒和奋起的号角，汇聚起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强大力量。”[1]
（一）严格执行民族政策，赢得各族群众信任
如前所述，红军北上抗日必须先西进再北上，然而在西进路上的崇山峻岭之中，无论是西南、还是西北地区，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为顺利通过这些地区，红军总政治部及时发出《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指出我军经过之地，地瘠民贫，苗民甚多，各部队更应向战士详细解释，严格督促“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2]。1935年5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进一步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必须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及其必须注意的事项：（1）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2）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3）严厉地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2]
红军长征中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群众工作纪律，赢得了各族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据兴安县金石乡文家洞村民盘贵荣回忆：“红军在我们村里虽然只住了一夜，但就是这一天的接触，他们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对老百姓可亲热哪。我们完全相信红军是我们瑶族人民自己的队伍。所以第二天刘连长请我和大道师周福昌、造纸工人马康林带路，我们就高兴地答应了。”[4]据剑河县杨忠等人回忆，“红军进反排后，见没有老百姓在家，纪律非常严明，杀老百姓的猪吃，就把钱放在猪圈里，吃了老百姓的腌鱼，就把钱放在坛子里，没有随便动老百姓的东西。有的老百姓见红军不像国民党那样，也就想回家看一看。杨正权是全寨回来最早的一个。他进寨时，红军还给他饭吃，他感到这是一支好队伍，的确是维护穷人的。于是，就给红军带路到南哨。红军给他50个银毫。”[3]红军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群众工作纪律，以实际行动告诉各族人民红军不做什么，这只是红军长征中必须遵守的群众工作底线要求，其意义在于奠定了各族人民对于红军是人民军队的基本信任的心理基础。
（二）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唤醒各族人民群众
红军宣传和践行解放劳苦大众、坚决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有效地推动了各族人民政治上的觉醒。早在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据粟裕回忆，“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是当时赋予七军团的任务”，为此“印制了‘中国能不能抗日’、‘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160万份以上”[4]。红军长征之后每到一地，都积极宣传救国救民的政治主张，产生了广泛影响。1934年12月14日，中央红军长征进占贵州黎平，及时开展宣传动员工作。侗族诗人杨和钧的《板壁上的指南》一诗，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场景，诗中写道：“赶场天还是平常，寨上的农民或是行人来往，人人的目光都投向板壁上，因为板壁上有农民的指南。这指南是红军的宣传标语，它召唤穷苦农民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夺政权，扛起枪把东洋鬼子赶下海洋。”[5]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后，总政治部发出布告指出：“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澈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消灭豪绅地主封建势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取消洋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2]为此，红军占领遵义期间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据遵义市民陈福彬回忆：“一天有个约十八九岁的红军女战士，只身一人来到丰乐小学旁的‘玉皇观’庙门前，在两侧八字形的粉墙上，站着板凳，用斗大的字，书写了两幅标语：左边是‘白军弟兄不打红军，北上抗日去！’，右边是‘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她边写，观众边增多，写完，已吸引了黑压压的一大堆人。紧接着又一个人放下提桶，站上板凳，唱起‘顺口溜’来。唱声未停，群众聚拢，越围越多，她就开始讲‘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打土豪，分田地’等道理。”[3]在陈福彬的记忆中，那个女红军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干革命，讲得头头是道，一讲就是一个多钟头，大家听得津津有味。1936年初，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在黔西北打出系列口号，如“红军是扶助苗族仲族解放的武装！欢迎苗族仲族群众一致起来拥护红军！苗族仲族的民众只有在共产党苏维埃领导下实行土地革命才能得到彻底解放！欢迎苗族仲族劳动群众当红军！苗族仲族群众一道动员起来推翻国民党亲日派！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解放苗家仲族的痛苦！苗家仲族劳动大众武装起来参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苗族仲族和汉族一切劳动弱小民族一致，联合起来！”[6]这些宣传动员工作，把解放劳苦大众和北上抗日这两个任务紧密结合在一起，深刻影响了长征沿线各族人民的思想认知，各族人民开始觉醒起来，拯救民族危亡的意识被唤醒起来。
（三）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形成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觉醒起来的各族人民，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带领下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打土豪、分浮财等斗争，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翻身求解放和拯救民族危亡的命运共同体。中央红军占领遵义之后，建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下设武装、土地、财政、劳动、文化等委员会。之后又相继建立湄潭县革命委员会、桐梓县革命委员会、习水县革命委员会、瓮安县革命委员会等县级政权和50多个区、乡苏维埃政权，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的土地革命运动。据统计，仅遵义县就打土豪153户，穷人分得粮食90多万斤、大小牲畜1000多头[7]。黔北各族人民坚信红军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谋利益的人民军队，从而踊跃参加红军。各军团扩红总计5400余人[7]。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转战乌蒙山，在大方县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提出要联合一切反日反卖国贼势力，共同挽救中华民族之危机，之后在黔西北地区建立了8个区级苏维埃临时政权和95个乡村苏维埃政权，领导群众进行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黔西北地区共打土豪1600多户，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7]。1936年2月14日，在红二、红六军团的领导下，“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成立，著名民主人士周素园任司令员。在红军的宣传和周素园的身先垂范下，人民大众自觉组建起来的抗日救国会、抗日大同盟、抗日儿童团、妇女抗日协会等民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在黔西北地区成立起来，并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84年，中共毕节地委党史办根据各县报来的对红军活动进行普查的资料统计，“经萧克将军认可在毕节参加红军的青年有5000多人”[6]。彭德怀、杨尚昆和布依族首领陆瑞光的“弄染结盟”，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的“彝海结盟”，王震推动成立的“八堡苗族独立团”等，在红军长征中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国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抗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跟着红军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觉醒和发展起来。
三、红军长征推动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锻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复兴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前的这14年间，党内一直没有形成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党内虽然有过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领导，但都没有形成领导核心，年轻的党先后经历过3次“左”倾错误和1次右倾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很大损失，但经过长征之后，中国共产党走向了成熟。
（一）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
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左”倾教条主义者抛弃以前行之有效的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环节，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做法，反之采取单纯防御路线，以阵地对阵地，以堡垒对堡垒，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结果是中央革命根据地越打越小。在这个过程中，“左”倾教条主义者对国民党内部的抗日反蒋力量又采取“关门主义”态度，不懂得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丧失了打破敌人重兵“围剿”的机会。如1933年11月，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领导下，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联共、抗日、反蒋，被称为“福建事变”，这本来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东方前线调转枪口向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戈一击，更是红军打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围剿”的一次大好机会。但遗憾的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对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不信任、不支持，反而给以“揭露”与打击，客观上帮助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福建事变”的镇压。总之，在“左”倾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眼看胜利无望，红军被迫长征，但长征初期又遭遇重大挫折，突破敌人前三道封锁线、经过湘江战役之后，红军人数锐减到3万余人。这一系列血的教训表明，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思想上政治上确实还不成熟。但也正是这一系列血的教训，促使中共党内、军内许多人开始了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怀疑、反思和争论，最终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会议，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避敌锋芒、转兵贵州。经过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的铺垫，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取消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全党开启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之后，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开始全面克服“左”倾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灵活机动的运动战，通过四渡赤水出奇兵，成功跳出敌人重兵包围，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
（二）倡导并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1935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5年12月23日，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2]。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在于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而这一基本利益，只有在苏维埃的坚决方针之下，才能取得，才能保持，才能澈底战胜反对这种利益的敌人。”[2]强调“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2]1936年9月1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澈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2]这一系列政策上的重大变化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推动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而且倡导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强调苏维埃代表工人农民利益，而且强调苏维埃代表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不仅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性，而且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党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再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那样幼稚了，也不可能再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样单纯了，而是懂得正确处理党际之间的团结与斗争的关系，正确处理革命中的民族性与阶级性的关系，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抗日统一性与政党独立性的关系。
（三）实现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成为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
红军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党内还面临着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挑战，如何维护和实现党内、军内的团结统一仍是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不过，红军长征之初提出的北上抗日主张，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共同的心声，在这一重大历史背景下，毛泽东等同志积极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尤其在斗争中正确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维护了党内、军内的团结统一。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批评张国焘分裂主义和南下错误方针的同时，积极主动团结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红军没有走向分裂，更没有出现红军打红军的情况。后来，红二、红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开始长征，经过千里转战乌蒙山，成功摆脱敌人围追堵截，于1936年3月下旬将下一步行动请示红军总部。朱德等即复电指出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之中，希望红二、红六军团最好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同北进。为此，红二、红六军团的领导于3月30日晚上在盘县召开会议，经过反复斟酌，最终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作出了北上的战略抉择。之后，红二、红六军团于6月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的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建为红二方面军。为了推动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中共中央领导及时致电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深刻阐述时局形势的重大变化和党的抗日任务。在党中央的催促下，在红二方面军的推动下，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三大主力红军于10月在宁夏、甘肃等地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中共中央长征之初就坚持的北上抗日主张的最终胜利。为了实现党的初心和使命，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凝聚在一起了。
会师后的三大主力红军，虽然只剩下五六万人，但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都已成为坚强的红军战士，甚至是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伟大的长征，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征服了各种恶劣的自然环境，推动红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实现了党内、军内的空前团结和力量整合，倡导并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各族各界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已经变得更加坚强成熟和具有广泛凝聚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我们党在思想上不断成熟，成为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成为中国革命赢得最后胜利的中坚力量。”[1]
四、结语
红军长征绝不是简单地为求解自己生存之道的远征，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工农红军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和使命的伟大远征，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一次重大而成功的革命实践。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8]埃德加·斯诺笔下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归根到底就是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初心和使命，而长征正是践行这一初心和使命最重要的试金石。伟大的红军长征，锻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因此真正地觉醒，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43、144、146.
[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4、46、186、208、344、509、877、891、896、970、975、976.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沿途亲历者忆长征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64、87.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纪实丛书·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卷[M].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3、31.
[5]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追寻红军在贵州的足迹[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97.
[6]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红二红六军团转战贵州与长征胜利[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125、126、131.
[7]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1921-1949）[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144、145、148、155.
[8]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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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王紫瑶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