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交汇点上,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勃兴为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崭新的理论透镜与实践动能。有必要从生产力三要素的跃迁出发,系统阐释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及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赋能机制。作为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具象化形态,文化新质生产力通过系统性逻辑的“要素组合”、主体性逻辑的“认同生成”、客体性逻辑的“记忆重构”与工具性逻辑的“传播革新”,形成“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协同演进的格局,从而共同驱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建构。为巩固并拓展这一驱动效应,未来应着力培育“技术—价值”复合型文化劳动者,搭建虚实融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载体,重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范式,最终形成“主体培育—客体拓展—工具革新”三维联动机制,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可行路径。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新质生产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问题的提出
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释放出强大发展动能,[1]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各个领域发挥着广泛的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2]中国式现代化并非仅限于局部地区或少数人群,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化。[3]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化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动力支持。换言之,新质生产力的演进促进了各民族交流与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化进程,[4]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不仅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了强劲的物质技术动能,更在理论层面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创新性指引,彰显了其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现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现实意义。
以中国知网(CNKI)为搜索源,以“新质生产力”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进行检索,结果分别得到文献35673篇和12098篇(截至2025年6月16日)。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将其归纳为三类模式:其一,系统性分析模式,该模式主要聚焦新质生产力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性赋能机制。在此模式下新质生产力被视为一种综合性力量,通过其全要素的跃迁,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产生全方位影响。对此,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具备“物质-技术双核驱动”的复合动能属性,以“产业革命”重构民族地区经济基础,以“技术革命”革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介质工具,[5]并通过经济“溢出效应”多维度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6]还有学者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予了新内涵、开创了新场域、提供了新技术、积蓄了新动能,可激活其“教育—科技—人才—文化”四维联动效应,[7]进而形成多要素协同的“铸牢”动力系统。其二,互构性阐释模式,该模式主要揭示新质生产力与“铸牢”实践的双向建构逻辑,认为新质生产力不仅作为一种“新增长变量”助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化认同,更是在互构过程中不断被“铸牢”所形塑,在结构上呈现出一种复杂反馈与协同共促的关系。有学者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导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实质性的行为探索。[8]与此同时,各民族共同富裕、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以及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联通了新质生产力赋能“铸牢”的内在逻辑,[9]而中国式现代化使二者走上融合之路,新型生产关系则是其互促载体。[10]其三,应用性探索模式,该模式着力建构新质生产力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图谱,从“体系化推进”来说,其主要强调经济、文化、社会三维赋能体系的协同创新,经济维度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与生产要素重组夯实经济基础,文化维度借力文化传承与价值共享,深化认同归属,社会维度则依托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智慧治理,促进公平正义。[11]就“适配性优化”而言,其原则是基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和经济属性,结合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推动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的长效机制。[12]对此,有学者主张通过培育优势产业与“效率-公平”“物质-精神”“发展—安全”三对关系的辩证调适,以发挥新质生产力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动能,[13]实现技术赋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目标的动态适配。
综上所述,学界围绕新质生产力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形成系统性分析、互构性阐释与应用性探索三类模式,这初步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作为“整体性”“复合型”动能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的多维赋能逻辑。这些研究对“新质生产力”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两大原创性概念的结合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仍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具体言之,系统性分析模式虽强调新质生产力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维度”影响,但实际主要侧重于“物质-技术”双核驱动的复合动能属性;互构性阐释模式则在其基础上更进一步,虽敏锐地捕捉到新质生产力与“铸牢”实践之间存在复杂的双向建构关系,阐释二者在价值导向与行为探索、发展目标与实现路径上存在相互形塑的关系,但未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核心要素与“铸牢”之间的耦合因子做出分析,二者的“关系”阐释流于表面;应用性探索模式则致力于将理论转化为行动,强调通过体系化推进与精准施策,以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目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性的理论缝隙亟待弥合,即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内涵丰富、要素多元的复合型概念,它绝非单一的经济或技术维度所能涵盖的。遗憾的是,无论其侧重整体赋能、双向互构还是实践应用,目前学界主要聚焦于新质生产力的“硬性”层面,也就是其经济属性与技术力量(对农业、生态也有涉及)。这种整体性、经济性视角固然重要,但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新质生产力内部的“软性”层面,即文化要素的独立作用机制。现有研究即使提及“文化维度”,但也往往将其视为整体赋能框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主要关注其作为“联动要素”之一,尚未深入解构文化新质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具象化形态的独特理论内涵,更未能系统揭示其独立于经济—技术动能之外、专门作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换言之,文化要素在新质生产力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图景中,其作为独立变量驱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层次、情感化、价值性的关键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论聚焦与实践挖掘。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进行理论视角的转换,从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框架中,剥离并聚焦其“文化样态”,探索文化新质生产力是如何以其特有的逻辑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系统工程之中的,其独有的赋能机制是如何作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未来又应当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以上问题出发展开深入探讨,期冀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
二、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立足新时代国情世情,深刻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14]在此基础上,学术界结合多年来关于“文化生产力”的研究基础,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文化产业、文旅融合等方面的重要论述,正式提出“文化新质生产力”一词。[15]从理论渊源来看,文化新质生产力并非无源之水,其理论根基深植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从经典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力,到关注精神价值创造的文化生产力,再到当前聚焦质态跃升的文化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延伸与创新发展。要科学把握其理论内核,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论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6]这一重要论述,为理解文化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据此,准确理解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需要从“新”“质”“态”三个方面进行把握。
第一,其“新”源于创新驱动的主导作用。
这一“主导作用”的核心在于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17]及其与文化的深度融合。申言之,这并非泛指一般性改进,而是特指由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智能技术集群引发的“技术革命性突破”已内化为驱动文化生产的核心引擎。一方面,科技创新通过牢牢嵌入文化生产的价值导向、内容呈现与传播方式等关键节点,为文化守正创新提供强大工具与崭新路径,使文化发展空间更广阔、生命力更旺盛;另一方面,文化以其积淀的思想资源与价值取向,为科技创新勾画灵感来源、注入人文关怀,实现对科技发展的“引领铸魂”。[18]二者的深度融合,共同构成了“技术—文化”协同创新的复合型基底,推动文化生产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
第二,其“质”成于生产要素的系统跃迁。
在数字技术革命与文明形态转型的双重驱动下,文化新质生产力之所以“新”,是因为其内部要素实现了“跃迁”,使得文化领域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跃升为新型文化劳动者、新型文化劳动对象、新型文化劳动资料。[19]这种生产力要素的跃升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对文化生产关系的系统性重构。具体而言,首先,劳动者向“新型文化劳动者”跃迁。作为文化新质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元素,新型文化劳动者是指从事文化生产主体素养的跃升和形态的转化,具备快速知识迭代能力的新型人才。其本质是人的实际能力以及潜在力量在虚拟场域的对象化延伸,即“延伸的人”。其次,劳动对象向“新型文化劳动对象”拓展。其范畴从物理形态的文物、典籍,极大拓展至数据、算法、IP、虚拟场景等可编程、可再生的数字要素,实现了从静态资源向动态战略资产的转变。最后,劳动资料向“新型文化劳动资料”演进。其形态从机械工具升级为云计算平台、智能算法、数字孪生等“智能中介系统”,成为优化生产要素组合、提升生产效率的核心基础设施。
第三,其“态”显于“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基本特征。
首先,文化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特征源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智能技术集群与文化生产的全过程深度融合。这不仅是工具的革新,更是创作范式与表现形式的革命。技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催生了数字艺术、沉浸式体验等全新业态,使文化内容的生成与呈现方式更加丰富,极大地拓展了文化的表达边界与体验维度。其次,文化新质生产力的高效能特征主要表现为数字化与自动化管理贯穿从创意、制作与传播的全过程,显著降低了各类成本,突破了传统文化生产在效率、范围与形式上的局限。与此同时,还可通过革新文化传播的载体、形式与渠道,为文化事业与产业发掘新动能。最后,文化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特征体现在“供给精准性”与“服务普惠性”的双重提升。一方面,“文化新质生产力以其质优特性更精准回应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技术与文化要素的融合,文化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自身多样化、创意化、智能化、沉浸化水平,增加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18]另一方面,“文化新质生产力还以其公平特性更大限度地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打破城乡、区域、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促进优质文化资源跨界流动,从根本上改善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和覆盖面”。[18]
三、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要素的系统性重塑和协同作用的动态过程。数字时代,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实现要素革新与系统质变的辩证统一,催生出三者协同互动的系统性结构。就外在表征而言,这种结构又可外化为三重维度,即新型文化劳动者通过主体性实践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生成机制,新型文化劳动对象通过数字化重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新载体,新型文化劳动资料通过技术赋能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范式。通过“内核—外延”的往复循环,从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机械“要素集合”向动态“生态演化”的范式跃迁。
(一)系统性逻辑:“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者协同互动的内核结构
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并非孤立,而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内核结构。尤其当其作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所呈现的乃是一种整体性效应,而非孤立的个体。换言之,在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三要素突破传统的线性叠加模式,通过系统性逻辑催生出整体性与涌现性的生态化结构,从而为其提供动态稳定的支撑体系。首先,作为主体的新型文化劳动力,它聚焦于“人”的维度,强调劳动者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者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构者的转型。数字技术的赋能重塑了劳动者对“铸牢”的认知框架与实践方式,使其突破个体经验的局限性。与此同时,在价值自觉的驱动下,文化生产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集体认同的叙事材料,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化建构。其次,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承载客体,新型文化劳动对象指向“物”的维度,其本质是各民族优秀文化元素在数字场域中的形态重构。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数字化存档与文化符号的IP化开发,使劳动对象突破物态边界,成为可共享、可交互、可延展的文化记忆基础设施。这种信息的再生过程不仅实现了各民族集体记忆的数字化保存,更是通过跨媒介叙事重组与多模态表达,将各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符号,在虚实融合中构建起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文化记忆场。最后,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技术工具,新型文化劳动资料则立足“器”的维度,其核心在于智能技术集群对“铸牢”传播矩阵的重构。大数据算法推荐、生成式人工智能、三维数据虚拟成像等技术的介入,使得新型文化劳动资料不仅提升了“铸牢”传播的精准度,还消解了传统传播的时空区隔,构建出具身化的情感交互通道,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形式化传播转向情感化认同的深层渗透。由此可知,在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中,“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者协同互动的内核结构演化为“人—物—器”深度融合的赋能机制,进而实现文化新质生产力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向互构,即文化劳动者借助智能工具的创造性实践不断重构“铸牢”的意义网络,劳动资料通过人机协同不断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配置,劳动对象在虚实交互中不断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现代性表达。
(二)主体性逻辑:新型文化劳动者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生成
作为文化新质生产力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新型文化劳动者不但是掌握一定数字工具的技术型文化创作者,更是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概言之,新型文化劳动力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生成,是指文化生产者在实践过程中,通过能动性实践将个体知识与集体价值相联结,实现自我身份重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的辩证统一。这一逻辑的理论内核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实践生成论”,强调主体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重构主观认知,其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意识形态生产领域的具象延伸。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语境下,它通过双重机制驱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生成,形成从“个体知识”到“集体共识”的认同升华。具体而言,这一过程又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技术赋能下的主体性扩展。即数字技术拓展了文化生产者的知识技能和实践场域,在形态上表现为“人和场域的双向延伸”。数字模型、虚拟现实、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不仅将文化劳动者主体的物理行动半径拓展至“人—机”交互和智能叙述等领域,[20]更通过算法推荐、区块链确权等机制赋予其文化阐释与传播的自主权。其二,价值自觉驱动的知识生产。这一生产过程的核心在于文化生产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的自觉性内化与创造性再生产。这种自觉性并非外部强加的一种意识形态规训,而是文化主体在实践过程中通过认知反思形成的一种价值认同。就其运行机制而言,又包含双重面向:一方面是知识系统的自我重构,文化劳动主体在文化生产中主动将各民族文化共同性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象征体系进行意义嫁接,形成“多元一体”的知识表达;另一方面是话语范式的创造性转化,文化劳动主体通过数字媒介将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触及、可传播的情感叙事,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概念层面向情感层面的渗透。这使得文化劳动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承载者”跃升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者”,并通过技术赋能与价值自觉,实现各民族文化叙事从“多元分立”到“一体共生”的转化。这既是文化劳动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自觉内化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通过文化劳动个体实践活动得以传播与强化的体现。
(三)客体性逻辑:新型文化劳动对象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再生产
在文化新质生产力理论框架中,新型文化劳动对象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再生产是指其通过数字化、符号化与共享化转型,突破传统物质载体的静态性、地域性限制,成为承载、整合与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动态介质,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虚实交融的“记忆共同体”。诚如学者所言,“元宇宙的媒介叙事方式,在拥有强大算力支撑的仿真性数字技术的介入下,让人类的精神世界实质化,集体的精神意象可以在拟态介质中被镜像化为泛在的叙事情境。”[21]由此可知,这一逻辑不仅强调新型文化劳动对象是实践活动的抽象化客体,更是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具象化载体。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境中,其通过双重理路驱动记忆再生产,即共享知识的边界消解、虚实空间的记忆整合,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从“历史遗存”到“当下在场”的时空转换。从共享知识的边界消解来看,新型文化劳动对象通过载体拓展与技术赋能的协同作用,构建跨地域、跨民族、跨层级的文化资源共享网络。较之新型文化劳动对象,传统文化劳动对象的使用权与阐释权往往被“地域”所垄断,导致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碎片化与区隔化。而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确权机制与云计算平台的分布式存储架构,使各民族文化数据能够实现“所有权保护”与“使用权开放”的统合。就虚实空间的记忆整合而言,新型文化劳动对象的数字化转型重构了记忆存储与传播的时空结构。数字技术通过高精度建模、数字化存证与虚拟孪生等技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转化为可编辑、可传播、可阐释的数据形态。此种转化不仅突破了实体对象的物理边界,更通过数字形态的无限复制性与跨平台流动性,使记忆载体获得超时空存在能力。由此,新型文化劳动对象从静态的“记忆容器”更迭为动态的“记忆加工器”,在数字空间中确保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过去—现在—未来”的连续性。
(四)工具性逻辑:新型文化劳动资料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
新型文化劳动资料是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和重要工具。当其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之时,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主义”,它能突破传统传播的时空边界与形式桎梏,从而形成精准化、场景化、大众化的传播范式,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抽象宣教到切身体验、从碎片宣讲到系统传播的范式变迁。这一变革的实践动力源于数字技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链的系统性重塑,其愿景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准传播。首先,在传播主体方面,表现为从“中心化权威”向“分布式节点”的转变,智能算法与各类新媒体平台的出现消解了传统媒介的片面性,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单向性和层级性,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从“官方独白”转变为“全民对话”。其次,在传播内容方面,表现为从“同质化供给”向“精准化适配”的转变,通过算法分析受众信息,基于大数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图谱”构建用户信息画像,实现内容分层、分类推送,从而提高传播效率和效果,增强受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最后,在传播形态上,表现为从“感性认知”向“沉浸体验”的转变,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将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的场景。此种场景并不局限于将静态的中华民族文化虚拟化或复现化,动态的民族文明演进的历史实践亦可以在智能场景的技术演化中成为可供受众具身性参与的“现实”。[22]在元宇宙场景中,“五个共同”的生动叙事被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的深入体验,用户通过虚拟化身介入历史进程,可直观看到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的古代中国、共同救亡图存的近代中国、共同建设和共同追逐复兴的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23]使中华文化传播从“告知”升维为“感知”,这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从“单一形态灌输”转向为“情感认知共振”。
四、文化新质生产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路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4]具体到“文化新质生产力”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融合模式上,有必要设计一套精密的行动方案。鉴于文化新质生产力理论内含着文化劳动者、文化劳动对象和文化劳动资料三个核心要素,面向未来,需实现“培育文化劳动者”“拓展文化劳动对象”和“升级文化劳动资料”三重变革,进而探索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应该看到,这一框架既遵循“主体培育—客体拓展—工具革新”的系统性思维,又超越传统的机械性路径,有利于形成“人—物—器”动态联动的合力。
(一)主体培育:造就“技术—价值”复合型文化劳动者
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生产力革新和人的发展存在着互动关系,是“人为的”和“为人的”实践活动进程。[25]尤其对于文化生产实践而言,其创新过程不仅依赖技术工具的进步,更离不开主体自身的价值自觉与创造性能动。在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机制中,创新型人才构成其智力资本的核心驱动要素,因此培育“技术—价值”复合型文化劳动者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水平创新团队。”[26]这一目标需从两个维度加以推进,其一是技术维度,即通过技术理性的迭代升级,打造新型文化生产者,使其从“数字劳动者”向“数智劳动者”转型。这一转型需要从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在数字时代,由于文化生产者需深度掌握数字图像处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智能传播技术等新型生产工具,因此,需要继续强化其数字素养。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机构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授的重要枢纽,应当打造“数字技术+文化传承”的融合课程体系,将虚拟现实、数字算法等智能技术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全维度,进而实现技术赋能与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确保现代信息技术在“铸牢”工程中的全要素渗透。其二是价值维度,即通过价值理性的时空再造,深化出新型文化劳动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自觉,促使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基于价值导向的“辐射效应”,这要求文化劳动者务必在实践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其行动指南,进而通过文化劳动者与文化实践的深度融合,将“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等理念转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价值追求。由于知识传播者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应该充分结合其学术专长,建立学术话语转化机制,从而提炼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的共通性价值,建构起指引实践的价值阐释体系,最终文化生产者实现从技术执行者向价值诠释者的主体转变。由上可知,通过上述双重维度的协同演进,能够在技术和价值两个层面形成合力,培育出既能掌握智能技术工具,又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型文化劳动者,为“铸牢”的代际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二)客体拓展:搭建虚实融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载体
在文化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载体的拓展就是要实现从传统物理介质向虚实交互新型介质的场域延伸。此过程需通过一系列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以实现民族文化的数字化转译、空间化叙事与动态化演进,构筑起虚实共生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是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具体可遵循双重技术路线:其一是推进各民族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全息建档,即运用三维扫描、虚拟修复、区块链存证等前沿技术将各民族文化遗产的物质与非物质内容进行高精度复刻与永久性保存,从而使其实现“数字重生”。一方面,作为追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物质资源,各民族历史遗址、文物典籍及民俗建筑通过数字建模转化为可计算的文化符号,构建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基因库”,由此实现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可视化存档。另一方面,作为承载中华民族交往记忆的非物质资源,各民族互动交融的史料可借助三维扫描与动态建模技术,将非物质文化资源(如“张骞出西域”“文成公主入藏”“郑和下西洋”)等叙事元素进行数字化备份,生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云端叙事库”,此种路径不仅实现了各民族互嵌历史的活态化传承,还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不可或缺的数字记忆载体。其二是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网络化关联,即依托语义计算与分布式存储技术,搭建跨民族、跨时空、跨模态的记忆关联网络,使碎片化的“记忆元素”在数字空间中得以系统整合。一方面,运用知识图谱技术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知识图谱”,对各民族文化遗产的物质符号、非物质元素以及历史叙事进行语义标注,便于在虚拟空间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记忆联结,进而实现各民族文化共享。另一方面,借助人工智能算法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智能检索系统”,此系统可根据用户输入的文化符号,自动生成多民族文化知识图谱,让受众能够便捷地获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信息,进而使某一文化符号成为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接口。综上,通过双重技术方案构建虚实融合的“记忆载体”,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数字化转译与网络化关联,进而为受众提供可视化的文化图谱和沉浸式的认同体验。
(三)工具革新:重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范式
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范式,就是要实现传播主体的协同化、传播内容的精准化与传播形态的场景化,并以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的效能增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创新涉民族宣传的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27]首先,在传播主体层面,构建“政府主导—市场介入—社会协同—民众共创”的多元主体协同网络,实现信息传播与接收的高效互动。其中政府作为主导力量,应通过制定相关政策规划,进而发挥其引导作用,为“铸牢”传播提供方向性保障。市场作为基础力量,应该依托文化资本运作机制,开发具有民族共同性特质的文化IP产品,实现价值传导与商业增值的有机统一。社会作为保障力量,应利用社会组织网络与公共文化资源,开展跨领域协作与多元实践,为“铸牢”传播提供社会性支撑。民众作为参与力量,需激活其主体意识与创新动能,使其积极参与到“铸牢”内容的创作与分享中,形成全民共创共享的良好传播生态。其次,在传播内容层面,一方面,应当建立“铸牢”内容精准筛选机制。这一机制通过使用大数据分析手段,能够广泛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元素与现实题材,纠正歪曲历史事实的错误民族主义思潮,有利于明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的知识边界,进而确保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还应致力于传播内容的个性化定制与精准推送。通过运用数据追踪和智能反馈等信息技术,识别出各民族群众的多元需求,对受众的文化背景、文化消费偏好、社交网络互动等信息进行深度挖掘,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知评估模型”,该模型能够自动开启个性化“投喂”模式,由此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准度和有效性。最后,在传播形态层面,应着力打造沉浸式体验的传播场景。即通过扩展智能交互技术实现“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虚拟再生,使其以场景化的形式呈现出来,打造出虚实共生的中华文化体验场。一方面,依托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打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数字展示馆,将“五个共同”的历史叙事转译为可呈现的模拟场景,使受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脉络。另一方面,通过引入元宇宙技术,能够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场景的数字化复现与情境化重构,进而将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转化为具象化、沉浸式的中华文化体验空间。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文化体验空间,可以通过“数字主题展”的形式展现,它有利于还原真实场景,从而打造出虚实融合的沉浸式展示空间,为受众提供零距离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脉络的机遇。具体而言,可通过融合动作捕捉、实时语音交互等智能技术,还原抗日战斗时期全民族统一战线,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感人情境,让受众真切感知各民族“命运与共”的历史联结,即通过具体的生活体验和情感共鸣,让各族群众在互动中“见人”“见物”,在具体感知中实现“融入”与“铸牢”的知情意行统一。[28]
五、结语
作为新质生产力在文化生产领域中的具体呈现样态,[29]文化新质生产力指向了民族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未来面向,指明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前进方向,已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新动能。研究立足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系统揭示了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机理。可以发现,文化新质生产力之所以会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赋能作用,乃是因为二者存在“系统—主体—客体—工具”四维逻辑关系。在系统性逻辑层面,文化新质生产力通过新型文化劳动者、新型文化劳动对象与新型文化劳动资料的全要素跃迁,构建起“人—物—器”深度融合的内核结构,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动态稳定的“支撑体系”。在主体性逻辑层面,新型文化劳动者借助技术赋能拓展其实践场域,并通过价值自觉驱动知识生产,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现从“文化资源承载者”到“共同体认同建构者”的身份跃迁,最终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能动力量。在客体性逻辑层面,新型文化劳动对象通过数字化、符号化与共享化转型,突破传统载体的时空桎梏,从静态的“记忆容器”转变为动态的“记忆加工器”,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数字化存续与可视化呈现,为构筑虚实共生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了坚实的载体基础。在工具性逻辑层面,新型文化劳动资料则通过数智技术的系统嵌入,重构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范式。具体而言,传播主体从“中心化权威”转向“分布式节点”,传播内容依托大数据分析实现从“同质化供给”到“精准化适配”的跃升,传播形态则借助依托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元宇宙等沉浸式技术,实现从“抽象宣教”“感性认知”向“具身参与”“情感共振”的融合转变,极大地提升了“铸牢”传播的感染力与渗透力。面向未来,应着力培育兼具数智技术驾驭能力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自觉的“技术—价值”复合型文化劳动者,搭建虚实融合、全域覆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载体,重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范式,形成“主体培育—客体拓展—工具革新”的三维联动机制,进而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抽象理论”跃升为“可操作、可感知、可体验”的实践转向,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可为路径。
需要说明的是,文化新质生产力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绝非单向、线性的简单赋能,二者不仅是一种单向赋能作用,而且还存在着一种双向互构的复线关系,在理论逻辑主线上呈现出一种趋“向心力”之利。一方面,文化新质生产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强劲的技术动能、创新了丰富的叙事载体、拓展了广阔的实践场域。另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宏伟目标的实践诉求与价值导向,又反过来影响着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与应用重点。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内核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应用与内容生产提供了根本的价值遵循和意义锚点,确保其创新发展始终服务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主流方向,规避技术异化或价值迷失的风险。这种循环强化的复线关系,深刻体现了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的辩证关系。在未来语境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备了更为广阔的融入空间,学界应积极探索文化新质生产力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动机制,阐释其运行机理,进而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向系统化、精细化、长效化方向迭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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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贾海霞)
初审:王紫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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