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共同性不断增多而差异性依然存在的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共同性增多是中华民族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具有主导性，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方向，又是其良序发展的前提和根本。各民族的差异性具有从属性、相对性和变迁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和要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提供了百世不竭的动力。在通常意义上，差异性使得多民族国家的族群在情感认同上形成一种基于文化相似性的认同本能。但是，中华文化“四海一家，一体之仁”的理念，却推动我国各民族以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情怀看待彼此的差异，并形成“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的社会交往法则。“同则相亲”使得各民族面对彼此的共同性生出亲近亲厚之感，“异则相敬”则推动各民族相互礼敬、包容彼此的差异性。各民族共同性的增强和差异性的包容，最终促成彼此同异交得、相得益彰，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性；差异性；求同存异；一体之仁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资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绕过的基石性工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各民族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毕竟，共同性是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基石，差异性则是共同体保持元气淋漓的关键。这就使得共同性与差异性之辨，堪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元命题。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阐释各民族共同性与差异性的一个原理性命题就是“尊重多元，包容差异，巩固一体，增进共同性”。围绕这个命题，学界借助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工具展开了相关思考。学界研究表明：中华民族共同性之塑造主要源于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和各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实践[1]；各民族共同性的类型主要体现为各民族自然交往交流产生的共同性和国家意志塑造的共同性[2]；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以国民身份、共同利益和文化认同为纽带[3]，从人之向善的共同追求上寻求各民族共同的价值体认[4]，以此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还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的角度切入，探讨了各民族共同性与差异性的一体两面与共生融合[5]。学界相关研究为理解各民族共同性和差异性提供了认知视角。不过，各民族共同性与差异性的思考尚处于方兴未艾之期，相关研究亟须潜入中华历史文化深处，展开共同性与差异性生成的溯源思考、共同性与差异性主次之辨的学理证成、共同性与差异性何以相得益彰的文化解码。毕竟，唯有立足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解读，才能发现我国各民族团结进步的关键性密钥。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各民族共同性和差异性的生成为逻辑原点，尝试通过环环相扣的链式结构，沉入中华文化生命体的心灵深处，探寻各民族团结进步的文化密码，以期裨益“尊重多元，包容差异，巩固一体，增进共同性”这个原理性判断的认知深化。
一、共同性与差异性：学理阐释与意蕴探微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民族实体。在五千多年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并不意味着各民族绝对同质，各民族美美与共之外依然存在各美其美的民族差异性。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此呈现出多元与一体、共同性与差异性互嵌并存的结构性特征。
（一）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共生共在
中华先民的生活范围是西高东低的半封闭型地理空间。西北有平沙莽莽的戈壁、人迹罕至的森林，西南有壁立千仞、寒风凛冽的雪山，东南有烟波浩渺、茫无涯际的大洋。在半封闭型地理空间之内，中华先民如满天星斗似的相继诞生，并开启聚族而居的群居生活。中华先民生活的地理空间，疆域广袤辽阔，地势西高东低，气候复杂多样。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使得中华先民在长期人地互动中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和群体特色的文化心理。正如《礼记》有云：“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6]。五方之民“皆有性也”是中华先民不同族群原生差异性的典型体现。随着各族群体量的增长和活动范围的扩大，各族群原初相互隔绝的生存形态被打破，族际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日趋频繁。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融合使得民族共同性开始增长。尤其是秦王朝一统六国之后，万里车书一混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和共同性的增长。千载以降，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更是不断地被彼此的文化风情所吸引，持续深入地展开交往交流、互鉴互学而终至于美美与共。单就文化交融而言，边疆民族舞乐风情独具，深受中原文人雅士的推崇。唐人写诗称誉胡腾舞“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7]，胡旋舞“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8]。边疆民族舞乐文化影响之深，以致“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9]。而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诗书礼乐和先进的经济生产，不但折射出不同于边疆民族文化的风采，而且还弥补了边疆民族经济生产之不足，因而深受边疆各民族的欢迎。在中原文化影响之下，边疆地区出现“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10]“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9]的文化交融现象。
边疆与内地长时段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各民族心灵的接近、共同性的增多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不过，不同地理环境对民族文化的深层塑造和民族文化坚韧的代际传承，使得多元民族文化在共同性增多之际，依然呈现各具风情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既体现为京剧、藏戏、白剧、傣剧、侗剧、布依戏、壮剧等剧种的交相辉映，又体现为藏医、蒙医、傣医、苗医等多元医学的祛病济世；既体现为东巴文化、旭米文化、贝叶文化、潮汕文化等文化的不同质感，又体现为藏戏、格萨尔、玛纳斯、农禾舞、热贡艺术、民间社火等各异的艺术风情。这些多元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体现了各民族独具特色的生活美学和艺术倾向。它们都是人类艺术殿堂的璀璨瑰宝，凝聚着各民族对身与心、人与己、人与物的深层之思。多元民族文化亦因其不同的历史质感和艺术美感而呈现出不可取代、值得珍视的价值。多元民族文化的不同与差异，仿若自然界的生态多元与物种差异。自然界生态多样性的丧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态风险的不可预测反噬。多元民族差异性的完全泯灭和各民族的绝对同质，亦将导致人类社会异彩纷呈的意义世界蜕变为难以言喻的单调世界，甚至可能引发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这就是《国语》称之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1]。各民族差异性的承认与共同性的增长，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健康成长的基本前提。
（二）共同性与差异性的主次之辨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是一种共生共在的辩证统一，但是需要厘清共同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共同性之“同”具有主导性，是方向、前提、根本。这个论断并不是毫无理据的主观臆断。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人之本质并不是罗尔斯式的先验自我和抽象自我，而是作为类的存在物和对象性的存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社会关系之建构，是人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前提。社会交往既是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又是人们建立社会关系的基础。换而言之，社会交往是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建构的先天规定，是一个无须追问的先天命题。人类社会的交往并不局限于个体之间，还体现为群体之间。人群跨区域远距离活动能力的增强，不但促进了各群体、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深化，而且促成了彼此间的相互依赖与世界历史的生成。正如马克思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3]各群体、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的加深，又进一步促进了彼此的互学互鉴与共同性的增长。
各民族共同性增长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与大势，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本质性体现。促进各民族共同性的增长是确保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根本。古语有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14]。各民族唯有不断增进共同性，夯实民族团结之根本，民族关系才能得到持续改进和良序发展。与此同时，增进各民族共同性不能忽视对各民族差异性的尊重。在古今无量众生生活的大千世界中，差异性是一种司空见惯而又独具价值的普遍现象。人类历史的发展正是各具差异的无量众生之意志合力作用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5]以历史唯物观而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多元而差异的各民族合力推进的产物。各民族不但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基本要素和基本单元，而且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基本动力和不竭源泉。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然而，民族差异虽然具有普遍性和价值性，但相较于共同性，差异性是次要的，其存在必须以不削弱、不危害共同性为前提。其理据在于：在现代世界政治体系中，各民族托庇共同的主权国家、拥有共享的公民身份和共有的精神家园。共同的国家认同、共享的公民身份和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各民族在主权国家时代安身立命的根基。这类共同性的削弱，将损害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破坏包容民族差异性的国家力量，导致各民族共生共在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各民族共同性增长的历史大势和各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决定了共同性的主导性和差异性的次要性[16]。
（三）共同性与差异性的求同存异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共同性与差异性的交织共生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取向就是求同存异。“求同”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大势决定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大势，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顺应历史潮流，不断增进各民族的共同性。“存异”是各民族文化独特的价值决定的。多元差异的民族文化不仅为各民族提供了独特的意义世界，而且为中华文化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发展动力。民族交融的历史大势和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共同催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求同存异”的价值导向，即“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中，“增进共同性”之“增进”二字，若以训诂释其意，则是“增”，“加也”[17]，“进”则有“推进和增强”之意。增进共同性指涉的是各民族共同性在数量上的增加和程度上的增强，即通过持续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加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推进各族人民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的持续提升，使得各族人民形成安如磐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至于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则体现的是对差异性的承认和差异性价值的珍视。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既体现了对西方承认政治理论精髓的批判性吸收，又体现了对中华传统和而不同理念的创造性发扬。按照承认政治的说法，一切文化都具有同等价值。现代社会理应承认不同群体文化立场差异的合理性。按照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单调不成音，单线不成纹。正是各类差异性事物相辅相成，才造就了万物共生的和谐之美。中华文化孕育的和而不同的理念，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亦强调尊重和包容各民族的差异性，注重保障和传承各民族在饮食服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建筑风格等方面的文化特质。不过，虽然民族差异性因为其合理性和价值性而值得珍视、尊重与包容，但是尊重差异并不意味着好坏不分，包容差异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众所周知，人类文明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历史过程。人类多元群体历史上创造的各种文化都难免杂芜并生。即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广大精微，但亦不乏缠足裹脚、重男轻女、媚权谄贵等糟粕。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话语虽然强调尊重和包容各民族差异性，却反对固化甚至强化各民族文化中落后的、影响民族团结进步的因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视域中，各民族文化差异性必须以中华民族创造的现代文明为标尺进行衡量，符合中华民族创造的现代文明标准的差异则呵护之；背离中华民族创造的现代文明标准的差异则祛除之。那些损减人之自由、戕害人之权利、凸显族际边界、背反法治精神的习俗与行为，都不能借尊重民族文化差异之名获得正当性辩护。
二、共同性与差异性：人之本能与一体之仁
多元民族共生是多民族国家无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一些多民族国家，民族多元常常诱发难以祛除的跨文化敏感、标签化、污名化、排他主义等问题。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导致各民族之间滋生或隐或显的结构性张力。各民族亦不得不面临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要么同化，要么敌对”，“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18]。面对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族际张力，当代中国却成功开创和发展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这便引出一个文化学层面的思考：中华文化到底是如何化解各民族共生共在的结构性张力，进而促成各民族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的呢?
（一）差序格局与本能之爱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兼具“多元一体”结构与“圈层差序”格局的复合型共同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体现的是“一体多元”的结构性特征和“多元化一”的历时态特征。中华民族圈层差序格局体现的是以个体为“认知原点”的认知性特征，以及社会关系“亲疏远近”的关系性特征。按照费孝通的说法：中国传统社会的圈层人际关系是以“己”为中心，“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9]。圈层差序格局是中国本土生产的一个极具理论阐释的概念，当前学界主要用其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的社会关系[20]。不过，若是将圈层差序格局创造性地施诸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解读，则可以发现其新颖的理论面相。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着眼于多元民族交融为一体。中华民族圈层差序格局则是立足各民族相互嵌入和跨民族友谊构成的一个个以“己”为中心的、突破民族身份壁垒的“多民族社交圈”。多民族社交圈内部联结之纽带，突破单一族缘，囊括了血缘、亲缘、地缘、族缘、趣缘等多元的要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格局由此亦体现为无数个圈层相互交叉、嵌套的结构体系。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无数交叉套嵌的圈层结构中，个体因为与他者的异质程度而形成亲疏远近的情感取向。个体在情感取向上因为亲缘的亲疏、地缘的远近、趣缘的同异、圈子的内外而形成厚薄之分。这种厚薄之分即为本能之爱。本能之爱实际上肯定了人与人之间亲疏远近关系的存在。由于血缘的同与异，人们难以做到爱人之子如爱己之子。由于趣缘的异同，人们难以平等地看待志同道合者与志不同道不和者。由于种族的同与异，人们难以平等地对待袍泽故旧与非我族类。诚如休谟所说：“我们对于接近我们的人比对于远离我们的人较为容易同情；对于相识比对于陌生人较为容易同情；对于本国人比对于外国人较为容易同情。”[21]本能之爱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取向，它甚至得到了神经伦理学临床试验和实验证据的验证。根据霍夫曼的研究，观察者对他们熟悉的受害者和类似于他们的人产生更多的移情[22]。当然，若是仅仅聚焦民族或种族的研究，相关实证研究亦表明：黄种人和白种人在面对同种族内群体成员遭受痛苦时，二者的“情感疼痛区域”前扣带回（ACC）和前脑岛（AI）皆出现了强烈的神经活动。相反，面对种族外群体成员的疼痛，观察者的共情脑区激活水平却较低[23]。这客观上佐证了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本能地因为彼此的共同性或相似性而生成亲近之感，因为彼此的差异性或异质性而生出疏远之感。
（二）同则相亲与异则相敬
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本能差序之爱是一个普遍的情感取向。这种本能的情感取向构成了不同民族相互抱团的心理渊薮。尤其是涉及稀缺性资源分配之时，不同的民族群体相互抱团并展开利益博弈，进而诱发彼此的对立与摩擦，一如美国黑白种族的纷争与冲突。不过，既然族际之间的差序之爱是人类本能的情感反应，那么我国各民族又何以免于西方种族冲突而呈现民族和谐的状态呢?鉴于文化对群体心理的深层影响，这个问题的求解必须从文化层面加以反思才能获得真切的答案。众所周知，西方文化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等级观，认为自我信仰的才是“唯一的真理”和“唯一的真神”。白种人作为“天选之子”，负有传播上帝福音的“天定义务”。这种对“天定义务”的迷之自信，使得西方文化信奉“己之所欲，施诸于人”的道德律令。这客观上导致西方主流社会倾向于一以贯之地向非我族类展开价值输出，贬损或同化少数族裔群体的文化，由此导致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的两两相抗[24]。与之相反的是，中华文化的黄金律令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奉行“同则相亲，异则相敬”[25]。
面对多元群体之间的差异，中华文化并不强求单调的一律，而是奉行“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的社交法则。同则相亲意味着各民族面对我者（我群）与他者（他群）之间的共同性而生出亲近亲厚之感，面对我者（我群）与他者（他群）的差异性而生出尊重礼敬之感。同则相亲是天之使然的自然之理；异则相敬是后天建构的社会法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敬”之本意是“严肃、肃敬”，后引申出“以礼待之”之意。按照《论语》的说法：君子若能“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则“四海之内，皆兄弟也”[26]。“同则相亲，异则相敬”是社会交往的道德规范，它天然地存在一种互动回旋的正向效应。这就是孟子称之为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27]；墨子称之为的：“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28]按照现代社会心理学人际交往对等律的阐释，人们喜欢那些同样喜欢自己的人，尊重那些同样尊重自己的人。一方若是持有“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的理念，则会引发另一方“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的正向反馈。正所谓：“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这种人际交往的正向反馈，维吾尔族文化亦有类似表述：“人对你有义，你应对人有情，人对你有情，你应对人有义。以德报德是人之常情，有情有义，流芳百世”[29]。可以说，正是各民族共同信奉的因情有义、相亲相敬的共识，才使得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群际关系得以持续改善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化“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的理念，以其润物无声的文化约束力，为各民族和睦、和谐、和顺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三）亲疏有别与一体之仁
西方一些国家中，多元民族的差异性引发各民族差异化的情感取向，各民族差异化的情感取向又引发差异政治的博弈，差异政治博弈的加剧最终又导致族际怨恨的生成。族际怨恨是一种自我心灵的毒害[30]，它不仅导致族性的飞扬和想象的报复[31]，还会在正义凯旋的幻象中滋生各种街头政治的乱象。面对西方一些国家族际怨恨无限循环的怪圈，当代中国不但以“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促成各民族和睦相处与和谐共生，更以道德自我的一体之仁来调适各民族原生的亲疏有别与情感差异。在中华传统文化视域中，差异化的情感取向是天性使然，但人之异于禽兽者，在于人类可以通过修身养性超越动物本能，进化为“与天地参”的道德自我。这种道德自我尊重人之本能的孝悌亲情但不囿于孝悌亲情，而是以此为根本，将自我的道德关怀由近及远、由厚及薄、由亲及疏地向外推广，使得自我的道德关怀超越情感本能而走向泽被天地万物的一体之仁。
中华传统文化中，道德自我由本能的情感偏爱升华为一体之仁存在一个清晰的逻辑演进线路。它的逻辑原点是孟子笔下的人之四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32]“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27]它的逻辑演进就是以“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四端之心”为心理情感依据，沿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演进路径，不断拓展自我仁爱之心辐射的范围。人之本能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6]“人人亲其亲、长其长”[27]，但是，“四端之心”使得人类具备道德超越性的无限可能，即人可以通过道德精修和道德提升，将血亲之爱推广至路人与他者，达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7]的道德境界。最终，这种道德关怀经过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的衍射，覆盖于天地万物而泽被寰宇。人之境界由此亦达到天地与我并生、民胞物与的天地境界。这即为王阳明所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33]。
中华文化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之仁最终推动了道德自我的层层超拔。西方学界相关实证研究亦表明：一体之仁可以有效削弱本能之爱的固有不足。按照史密斯、阿奎诺等人的实证研究，道德身份感较强者比道德身份感较弱者，更愿意将道德关怀推及圈外人[34]。若以一体之仁阐释我国各民族交往，则意味着各民族交往之际秉持中华传统的仁恕之心，不因文化差异而产生亲疏之别，致力追求各民族一视同仁之道德境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视域中，各民族达致一体同仁之道德境界的关键，就在于破除小我身份与小我利益的拘囿。一体同仁的关键内容是“泛爱众”，其核心要旨是“破我执”，即儒家称之为的“毋我”、道家称之为的“丧我”、佛家称之为的“无我”。它强调的是各民族唯有超越小我的束缚，秉持一体之仁的理念，立足中华民族之一体来看待各民族差异，才会生成深层的文化包容之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与一体之仁构成双向嵌入与彼此支撑的关系。中华民族的结构是多元一体，价值取向是一体之仁；多元一体是结构层面的表象，一体之仁是文明层面的底蕴。舍弃中华文化的一体之仁理念，则难以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辩证统一。
三、共同性与差异性：同异交得与相得益彰
多元群体共生共在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之中。多元群体共同性与差异性的交织，潜藏着族际结构性张力的风险。中华文化“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与“仁者爱人，一体同仁”的理念，为化解各民族的结构性张力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撑。各民族在共同性的增强和差异性的宽容之下，最终实现了彼此的同异交得和相得益彰。
（一）同异交得与相互成就
同与异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基本概念。同异之辨，发端于惠子而多见于墨子。墨子有云：“同，异而俱之一也”[28]，强调“同”是指相异事物中一致之处。墨子又有云：“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28]，强调事物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的，但不能由此引申出它们在所有方面都相同。墨子的同异之辨最值得注意的观点或许是“同异交得”。“同异交得”之说，张岱年释之为：“同异之互涵，同而有异，异而有同”[35]。不过，若是着眼“得”的语义探微，“同异交得”还可以进一步阐释。“得”是一个会意字，字形是手持贝壳之态，左边是“彳”（小步），右边是“贝”（财货）加“手”。《说文解字》释之为：得，“行有所得也”[36]。“得”除了“获取”之意义，还有“相配相称”之意。《礼记·王制》有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6]“参相得”之意，犹言地理形势、城邑规模、居民数量要匹配得当。若是以“同异交得”之说来阐释各民族共同性与差异性，各民族不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且相配相称、相互成就。进而言之，各民族是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体。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互学互鉴，不但促进彼此共同性的持续增长，而且推动差异性的吐故纳新。就共同性而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共同性的持续增长。诉诸历史可知，中华民族生成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共同性不断增长增强的历史。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之事史不绝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自不待言。盛唐时期，中原民族更是如同长鲸吸百川般吸纳边疆各民族文化，以致长安胡化之风盛极一时。宋辽夏金元时期，赵宋王朝国势虽然难望汉唐项背，但文化细腻丰富、精密深邃超迈前代。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之下，金朝采用骈体文撰写诏谕和奏章，金宋之间往来交聘的国书文函，无论表达形式，还是辞令文气，已然无显著民族差异。及至近代，各民族在缔造和建设现代中国的历程中，更是形成了日益增强的共同性。这些共同性涉及“两个共同”（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共享利益、“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共生关系、“五个共同”（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伟大祖国、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共有历史、“五个认同”（伟大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的共享价值等[37]。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程中，各民族共同性增长的同时，差异性经由民族交往交流亦得以发生变迁。这种变迁体现为差异性转化的三种形态：一是差异性的消失。中华先民如满天星斗出现在中华大地之际，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各民族地区发展程度并不尽然一致。各民族交往交流之际，相对发达的民族会对周边民族产生政治的感召力和文化的吸引力。一些民族倾心于先发民族的文明开化程度，主动模仿、学习先发民族的文化，自我民族由此趋同于先发民族。两汉时期，中原周边乌桓、鲜卑、高丽、三韩、东越等群体，无不心向汉朝与汉文化，与汉人杂居通婚者甚多。十六国时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改定官制，采用南朝政体，断北语、禁胡服、改姓氏、促通婚。这种后发民族向先发民族的学习融入，实际上就是本民族差异性消失的过程。二是差异性转化为共同性。按照相异律的说法，世间万物莫不相异，“天地间没有两个彼此完全相同之物”[38]。不过，万事万物的差异性并不绝对，而存在相对性和可转化性。事物间的差异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事物及其联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正如我国多元民族虽有民俗习惯、生活模式、审美心理等方面的差异，但在各民族相互学习之中，见贤思齐而取长补短，超越各美其美而走向美美与共，由此产生彼此的趋同性和共同性。差异性的消失与差异性转化为共同性的区别在于，差异性的消失更多体现为单向融入，差异性转化为共同性则体现为各民族文化相互借鉴、美美与共的双向奔赴。三是差异性的再生产。民族文化的差异反映了各民族对大千世界的独特之思，构成了各民族相互借鉴的前提。各民族相互借鉴催生了彼此的共同性，但与此同时也会产生新的正向差异性，即创新性。唐朝是我国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高峰时期，彼时中原与西域的绘画技术各有所长、各具特色。西域绘画技术传入中原之后，一代大师吴道子吸收西域的晕染技法，突破单色平涂的传统方法，使得画面呈现出高低深浅的立体感。西域尉迟乙僧善用凹凸画法，栖居中原之际学习吸收中原传统线形勾制，使画面物象的层次分明立体，名噪一时。吴道子和尉迟乙僧的艺术突破，可视为绘画艺术的一种差异化创新，既体现了民族文化交融之后共同性的增长，又体现多元主体各展所长的差异性创新型再生产。
（二）执中致和与相得益彰
古语有云：“和羹之美，在于合异”[39]，“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11]。中华民族共同体良序发展的关键，就是各民族共同性和差异性达到完美的中道均衡。完美的中道均衡包括两方面的意思：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共同性与差异性的相得益彰。首先，是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就是避免只讲差异性不讲共同性或者只讲共同性不讲差异性的两种极端倾向。正确处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原则，在于秉持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和之道，以中道的均衡推进各民族和合共生，即“各去其偏，执中致和”。执中致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极为推崇的核心理念。《中庸》有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40]。《春秋繁露》有云：“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41]。执中致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中庸》提出的中和之道的意蕴丰富精深，大儒朱熹和王阳明都探幽发微地阐释过执中致和。不过，世人对执中致和之“中”，经常简单而狭隘地认取“不偏不倚”之说，即“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42]。事实上，考究朱熹关于“中”的阐释，他所表述的执两用中之“中”，更为精准的理解实为“无过不及”，即“将两端来量度取一恰好处”[43]。这种恰到好处才是中和之道、中庸之道的真谛。体悟历代大儒之思，恰到好处的中道均衡可以说是构成事物各要素之间的最佳比例关系。借用现代话语来说：“中是矛盾双方主次合理，和是通过对矛盾双方的协调使事物稳定有序”[44]。那么，按照中和之道要求的各要素之间的最佳比例，中华各民族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完美比例又是多少呢?当前一些学者展开了中庸指数测算的研究[45]，相关结论认为完美的中道均衡近似于黄金分割率的0.618。中庸指数的量化研究，为各民族共同性与差异性之最佳比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直观认知。参考学界中庸指数的研究成果，各民族同异之比若是符合黄金分割率之比例，方能称之为中庸之道追求的适中与完美。
其次，是共同性与差异性的相得益彰。各民族共同性与差异性辩证统一而相互成就。理解各民族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并不能满足于比较彼此的相似性与相异性，而要从中华民族整体性视角出发，明确共同性与差异性各自的功能与价值，进而推进差异性的共济互补，增进共同利益，实现共同目标。进而言之，各民族差异性是表象性的，共同性是本质性的；差异性多是文化层面的，共同性多是政治层面的；共同性引领差异性，差异性丰富共同性；共同性和差异性各有其价值，俱不可偏废。只有在共同性的引领之下，充分激活差异性的动能，方能造就气象万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正如中医有君臣佐使之说，饮食有五味调和之说，声乐有五音相谐之说，阴阳家有五行相生之说。不同的事物唯有互补共济，方能发挥彼此合力的最大效能。这就是《左传》称之为的：“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46]《左传》之语，揭示了不同食材与调料的相互增益才能烹饪出唇齿留香的珍馐，不同的乐器与曲调的相互配合才能奏出荡气回肠的声乐。推而论之，不同的文化流派和不同的民族文化都有独到的价值和功能。诚如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以治世、道以治身、佛以治心。正是儒释道不同功能的相互激发，才建构了中华民族传统生活的意义世界；正是儒释道的三教合流，才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气象氤氲。不同民族文化的特质，亦可作如是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47]因此，当前理解各民族共同性与差异性之关键，就是顺应各民族凝聚为一体的历史大势，增进各民族的共同性，同时正确看待各民族文化的不同特质，激活各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推动各民族共同性与差异性达到“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和奏，终和且平”[48]的理想状态。
四、结语
当前我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了彪炳史册的历史性成就。这种历史性成就需要予以理论层面的提炼和建构[49]，即建构一整套能够反映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建设与复兴的理论体系。诚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50]。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各民族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基础性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增进共同体，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法则，需要进行周严而细腻的学理证成。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信度的一个重要问题。有鉴于此，本研究依托中华民族发展演化的长时段大历史，对“共同性与差异性”的主次之辨。本研究论证了共同性是主线和方向，差异性是要素和动力；共同性统领差异性，差异丰富共同性。同时，本研究还省思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本研究可能存在以下学术贡献：一是探讨包容差异性的尺度，提出以中华民族创造的现代文明为尺度，推进多元民族文化的去芜存菁。二是以中华传统话语丰富中华民族理论的探讨。本研究不无新意地引入“同异交得”“一体之仁”“执中致和”等传统话语，别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探讨之生面。三是突破性地借助“中庸法则”，探讨“共同性与差异性的最佳比例”。相关研究推进“共同性与差异性”的探讨由思辨走向量化，致力突破学界既有研究的边界。当然，本研究依然存在诸多值得改进之处，尤其是以“中庸法则”探讨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完美比例，难免沉迷于理念的唯美而忽略践履的艰难。毕竟，“中庸法则”践履之难，连孔夫子都不免感慨：“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40]。这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同异之辨”的“中庸法则”，如何从理念的周严确证走向现实的切实践履，依然是一个任重道远而亟待深思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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