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蕴含其独特的基因密码。在2024年9月27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一密码总结为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分别指向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各民族之间的五个相互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自身独具的共同体属性。本研究旨在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及历史主动性，并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在这五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这些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并准确掌握本次会议的核心要义。
关键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中华民族共同体；五个相互关系
2024年9月27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五个方面，深入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这五个方面所展现出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揭示在现代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了国家建构作用外，历史传统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奠基作用。历史上，中国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促成各民族血脉、信念、文化、经济、情感上相互融通的经历，及由此形成的牢不可破的民族关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根基，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铸就了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构建了统一经济体的强大力量，并结成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坚实纽带。
一、血脉相融：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
中华民族展现出千丝万缕的血缘与亲缘关系。正是这种血缘关系，使得中华民族除了具备现代性特征外，还具备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历史根基。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各民族凝结成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关于现代民族理论与共同体理论，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广泛存在一种“规模限定”的认识。这种潜在的认识偏差使得西方学术理论难以有效观照到中国的政治现实，无法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滕尼斯看来，所谓共同体只能是传统的，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规模一般较小，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是共同体的基本形式，而任何超出了一定规模、缺少了真实发生的共同经历的社群存在，都不能称之为共同体[1]。与之相比，西方现代民族理论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主要是以国家为边界建构的产物，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拥有对前现代的、传统的，诸如血缘、亲缘等因素的继承，但后者由于很难超出一定的地缘限制，因而难以成为幅员广阔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主因。上述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共同体理论，虽然对于西方社会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两种理论视角的不足和缺陷，以不可否认的史实例证强有力地证实，在一个历史上规模巨大、广土众民的多民族大国中，构建起一个多元一体的现代民族共同体是完全可行的。
中华民族这种国家层面的民族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得以形成和发展，极大程度上源自于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间具备的血脉相融属性。其间，中国曾大致出现过四到五次民族融合的历史高峰，对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显著的历史影响。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这五百年间，中华大地上列国战争不断、领土兼并频发，推动了当时各民族间的流动、杂处与通婚，令中华民族的核心区不断扩展。随着各族间血缘融合的不断推进和深入，“诸夏”与四方的“蛮夷戎狄”在这一阶段融入了华夏共同体。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民族融合发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同样是中国历史上地方政权长期割据并立的阶段，长时间的战乱导致包括胡汉在内大量族群的大迁徙、大交融[2]。其间，五胡入华推动了中原地区胡汉杂处、诸胡杂居，使中国北方人口结构与族群分布格局发生大幅改变。同时，北方汉人为躲避战乱而向北、西、南方向迁移，呈现出与当地民族在交往杂居过程中逐渐融合的历史事实。除了以上两次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阶段外，在此后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还出现了几次程度不等的民族融合高峰。其中，辽宋夏金时期，北方游牧与农耕、渔猎族群共生共存、相互通婚，进一步改变了中国北方民族格局。元朝“混一南北”[3]后，新的多民族国家在大一统格局下，汉人屯驻边疆、边疆族群徙入中原①，使得各民族相互杂居、跨族交融、联姻通婚的状况成为常态。在清朝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空前的大一统局面，边疆地区与中原内地之间各民族迁徙活动频繁，满汉上层联姻、民间各民族通婚变得极为普遍。这些民族融合时期，使得中华各民族血脉交融的历史进程得到极大加速。
概而言之，历史上中华各民族之间互相渗透与血脉交融，集中体现为一种多向互动的持续过程。数千年间，有不同民族自发、自愿地由非农业地区进入农业地区，通婚汉化，使汉人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同时还有部分汉人或自愿或被迫地流向游牧地区，适应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的情况。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历史上各民族间的血脉交融，绝不能以“谁同化谁，谁兼并谁”予以简单论说。在持续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有的民族已经消亡于历史长河之中，但延续下来的民族却是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成分，同时又能向其他民族输出新血液的民族融合体。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4]。这种不同民族彼此交融、骨肉相连、血脉相融的历史事实，构成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底色。
进入新时代，赓续中华民族血脉相融的历史传统，继续推进各民族不断团结融合、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这无疑是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向着更坚实、稳固的命运共同体迈进的必经之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当前亟须持续巩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基础，具体措施包括推动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统筹规划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资源配置，加强边疆和民族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序促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以及不断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等。当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深度嵌入后，必将促进各民族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而推进现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有助于各民族从血脉相融方面深刻认知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属性。
二、信念相同：中华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
中国拥有两千多年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尽管其间曾出现过数次分裂，但历史上的中国却最终都能实现分久必合的再次统一，集中体现为统一是发展趋势和最终目的。而促成中华民族和古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统一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华各民族的信念相同。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秉持“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天下大同”的理念，把大一统看作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这种一贯的政治共识深植于中华民族基因之中，形成了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为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自秦统一中国后，无论是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始终秉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魏晋南北朝是秦汉一统后的第一段大的分裂时期，但是各种地方政权却从未丧失或削弱对中华的认同感。其中，包括“五胡”建立的地方政权在内的各方势力，无不以争夺“中华正统”、成为“天下之主”为己任。“五胡”建立的政权出于对中华文明和中华大一统信念的高度认可，相继“都经历了‘汉号’立国、‘礼法’立国、‘郡县’理国、‘经史’记国的中国化的过程”[5]。同样，辽宋夏金是一段多民族政权并立的时期，其间诸政权无不以争夺“中国正统”为目标。辽金更自认为自身是“中国”，以标榜自身为“中华正统”来彰显其合法性。之后，元朝重新统一天下，依然选择承袭“中国”之制，礼文习儒。满族入关建立清朝政权，其秉持“天下一家”的民族观念，认为“有德者可为天下君”[6]，更是一举摒弃了华夷中外之分，将中国的大一统进一步推向新的高峰。
从原因上看，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政治信念之所以成为各民族的相同信念，关键在于以这一信念体系为核心导向，能够妥当地协调好国家与民族、族际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等几组重要关系，能够将“我”与“我”所属身份群体和谐地内置于天下之中。其一，天下观与大一统观的结合，能够理顺天下、国家（政权）与民族的关系。由于“天”是唯一的，所以由其衍生出的“天下”和“天子”也必然只能有一个。“天子”合法性来源的唯一性，决定了任何身为“天下”的统治者都必须以追求“正朔”为最终奋斗目标，也决定了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将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其二，“和而不同”的理念与“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能够协调好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和而不同”厘定了民族交往的基本准则，在此基础上，无论农耕文明还是游牧、渔猎文明都能在交往交流过程中相互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实现共存共生，这也是多元汇聚并逐渐凝聚为一体的必然过程。“天下大同”则是从多元向一体融合的最高理想。例如，在中华民族传统中，“藏族与蒙古族信奉佛教，无论藏传汉传，都有‘消除分别心’的教义”[7]，中国穆斯林“伊儒汇通”传统中有“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8]之训导，这些都是各民族求同存异，追求天下大同的史证。其三，家国同构理念将个人、家族与国家、天下建立直接联系，促使个人将家国大义作为至高追求。儒家思想主张，“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9]。这种观念“把身、家、国、天下看成是一脉相承的社会连续体，力求在自我、家族、国家和天下的连续体中获得同一性”[10]，因此，任何将自身之利、自身族群之利置于天下大利之上的想法或行为，都将难容于天下。
现阶段，为了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凝聚且拥有稳固的国家“边界”，需要不断强化历史上业已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信念。对此，当前应当在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信念核心要义的基础上，推动其与现代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当下实践中进一步强化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相同信念。同时，必须将中华民族共同信念确立为当前民族工作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核心导向，积极弘扬其深刻内涵，使之成为教育各族群众的关键内容之一，从而在共同信念的基础上，促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属性的深刻理解和认知。
三、文化相通：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
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兼收并蓄，逐渐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和宗教信仰，汇聚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这种超越性、包容性特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为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基因。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作为“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11]，由此可以说文化相通是深刻认知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属性的一种重要标准。从历史上看，中华各民族文化相通，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
一是在哲学宗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魏晋时期以来儒释道三教的交融进程，从三教并立到实现外来宗教的中国化。儒释道三者在道德标准、内在义理上逐渐融合，最终发展至三教合流，三教成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信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其势日盛，儒释道三教并立乃至逐渐交融。彼时佛教在胡人政权统治下颇为盛行，但由于其与儒家忠孝伦理等核心价值观存在冲突，所以佛教主动开启了与儒、道思想的融合过程，逐渐确立了“政主教从”的政教关系模式。同时，儒、道思想在与佛教接触、竞争过程中，也吸收了佛学思想及佛教组织形式的优长之处。三教在相互影响和互相涵化过程中，日渐成为当时中国域内各民族共享的信仰。在辽宋夏金时期，儒释道三教思想交融、相互涵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在当时乱世，三教作为各民族共同尊崇的主要文化象征，是联通各民族重要的、共有的精神文化纽带，为维系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共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明清时期，三教合一彻底成为全社会共同推崇的主流思想，使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走卒贩夫的崇拜对象涵盖了孔门圣贤、诸佛菩萨及道教神仙[12]。纵观儒释道三教汇合融通的过程与结果发现，其交融并非消除三者的核心要义，而是在保留各自主体性基础上的体上会通，用上合流。从根本上讲，这种现象就是中国“和而不同”“天下大同”观念引导而成的，不可谓不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二是在文艺工艺方面，经过上千年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各民族在诗词歌赋、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工艺制作、建筑设计等方面互相吸收融通，最终汇聚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艺术宝库。秦汉之际，经过春秋战国文化交融，其时主流的艺术风格已实现对几大文化圈特色艺术的兼容。如楚地的文风艺韵对秦汉文化的塑造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当时的词赋歌舞、漆器壁画、宫殿建筑风格等蕴含着南人风韵。隋唐时期，中华大地上各种文化互鉴融通达至一个新的高峰，其时艺术胡风愈浓，呈现鲜明的胡汉互鉴的特点。隋“九部乐”与唐“十部乐”均极大地借鉴了西域乐舞的风格特点，龙门石窟、榆林窟等隋唐雕塑和石刻作品也鲜明地反映了当时胡风浸润、相互交融的艺术风貌。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之间相互借鉴各自特色文化，进一步实现了文学艺术的融汇相通。彼时，宋朝的词赋舞乐对北方各民族产生了显著的文化影响，宋词甚至成为了北方各民族广泛推崇和竞相采纳的文学体裁。承自唐宋的辽金文学发展至后期，甚至有着与宋朝文学一争高下的雄心。再其后，元明清三代，满族、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各民族之间艺术交流的便捷性增强，内地与边疆民族艺术创作汇通交融，体现在建筑、歌舞、文学戏曲等几乎所有的文艺领域，中华文化的兼容并包达到历史的顶峰。
三是在传统风俗方面，各民族既有自身历经千百年传承、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又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彼此接纳并相互借鉴，从而在一定地域乃至国家层面形成了共有的风俗传统。中华民族风俗文化交融相通体现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祭拜等方方面面。例如，“三月三”节盛行于浙江、福建、广西、贵州、海南等广大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共享的传统节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这一节日无疑成为中华文化中不同民族风俗间相融相通特征的典型代表。“三月三”节的历史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上巳节，其原本是中原地区盛行的节日，在魏晋时期逐渐衍生出如曲水流觞、郊游踏青等内容丰富的活动。然而，随着宋代理学兴盛，风气开放的“三月三”上巳风俗在中原地区日渐式微。正好相反，该节日却在南方的广大民族地区得到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发展至今，“三月三”节已然成为壮族、侗族、黎族、布依族、仡佬族、瑶族、畲族、仫佬族等众多民族集祭典、稻耕、诗歌等多种形式于一身的重要节日庆典。可以说，“三月三”节已成为中华文化同源共生、互鉴融通的典型代表。这一节日的传承与发展，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对自然、祖先的敬畏，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更是体现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互鉴融通。
总体而言，各民族文化相通，为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进入新时代，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以此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向着更加团结凝聚的方向前行，需要不断增进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持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为了实现这一重要目标，首先应深刻理解各民族文化相通的核心内涵和内容范畴，认真学习领悟各民族文化交汇融通的辉煌历史。在此基础上，应从文化相通方面深刻认知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属性，不断消除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现实阻碍，利用线上、线下各种渠道和途径，大力创建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空间和平台，在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强化新时代各民族的团结融合。
四、经济相依：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的强大力量
经济相依不仅是推动各民族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及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我国疆域辽阔，地大物博，各地区资源禀赋各有特点，经济互补性强、依存度高。历史上，中华先民及治理者充分利用各民族经济相依这一交流融合的特征，逐步构建起一个紧密联系、合作共赢的经济统一体。在这个统一的经济体内，历史上各民族始终保持着各取所需、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而这种联系又为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提供了强大力量。
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的历史传统，最早可以追溯至秦汉时期，即秦汉时期的大一统首开中国统一经济体构建的先河。秦汉王朝统一货币、度量衡，建立经济律法和全国驿路系统等制度举措，对联通内地与边疆、增加区域间各民族经济互动以及初步形成全国统一经济体系，均具有开创性意义。在此后两千年间，中国虽然历经分裂战乱与重新和平一统，但是区域之间、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却从未中断。即使天下纷争，各分立政权与各民族之间也仍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经济往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仍频，以北方胡人南下和中原汉人南下为代表的民族迁徙走向，推动了当时北方地区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发展以及南方地区山地经济与农耕经济的有机融合。同时，南北双方互市贸易在这一时期也依然频繁。辽宋夏金时期，各地方政权之间经济形态与发展程度差异显著，为实现彼此间经济互补及共同搭建以中原钱货为中心的榷场商贸网络创造了条件，且宋钱成为这一时期“四夷共享”的通行货币。由此可见，即使在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其内部不同区域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经济联系并未因为地方政权分割对立而中断。相反，中华民族始终维系着各地方政权和各民族之间经济联系，为推动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实现由分至合的大一统局面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比较而言，那些意识到不同区域之间、各民族之间经济联系重要性的中央政权者，都非常珍视并有意识地利用天下统一、四方和平的契机，着力维护和强化一个统一的经济体。隋朝修建大运河，贯通南北，极大地促进了南北商品流通与经济关联程度。唐朝通过朝贡贸易，加强了中原农耕经济与周边游牧经济的贸易往来。元朝“混一南北”，通过加强驿路交通、发行纸币、制定统一的物资调配政策等，使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农牧两大区域被整合为一个经济单元的新迹象[13]。明朝通过屯田改造了边疆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利用“封贡互市”与茶马贸易加强了农牧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清朝进一步移民屯垦开发边疆，完善驿道网络，强化内地与边疆的物资、技术交流，使国内统一的贸易体系趋于成熟。整体上看，这些发生在经济领域的交往交流，成为打破各民族之间地理空间隔阂、增进各民族相互了解、构建中华民族内部紧密联系的重要推手，也是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前提。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实现了历史性的翻身解放，中华民族统一经济体的构建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各族同胞的根本利益保持一致，逐步实现了各民族经济深度互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财政金融体系就被建立起来。在党和国家宏观调控下，以“三线建设”为代表的产业转移，为民族地区工业化建设带来充足的人力、资金及技术资源等，许多产业工人将自己的一生扎根奉献在民族地区，这也是个体层面上各民族经济相依的真实写照。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建立并不断完善，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实施兴边富民、对口支援等行动，以及开展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工程项目，使得我国东西部之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资源互补性、产业链协同效应、劳动力流动性均得到了显著提升。进入新时代以后，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被党和国家纳入高质量发展总体战略予以统筹推进，民族地区交通路网建设速度进一步加快，对口援助与区域协作的全面性、协调性及可持续性进一步加强。尤其是不同区域和民族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得到充分重视并在逐步解决，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让各民族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拓展和加深。
在新形势下，为了使全国统一经济体建设进一步迈向新的高度，更好地推动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建设，需要继续完善相关制度措施，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发展战略促进各地区、各民族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顶层设计层面，应充分发挥中央在统筹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方面的能动性：一方面“以实现各民族经济相互嵌入和联动为重点，制定和完善有助于少数民族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相关政策”[14]；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区域之间、各民族之间产业布局，通过调整民族经济产业结构、培育民族特色产业，扩大和增强不同区域间产业协作，实现区域间优势互补，打造各民族共建共享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此过程中，将有助于人民群众从经济相依层面深刻认知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属性。
五、情感相亲：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坚强纽带
心理和情感，是共同体凝聚整合的黏合剂，也是其维系发展的润滑剂[15]。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实现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心理上的相互嵌入，各民族逐渐将“我他”之群体身份淡化，不断融合于“我们”的共同体认同之中。这种历史上形成并在当代不断强化的各族情感相亲来之不易，弥足珍贵，为中华民族一家亲提供了坚强纽带。
历史上，各民族亲密无间的兄弟情谊曾留下许多佳话，不仅为以和谐相亲为主流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充分佐证，更揭示了中华民族缘何能够实现从自在向自觉跨越的情感根源。一方面，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各民族和谐共处、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始终是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态势。有研究者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将不可避免地导向“我者”与“他者”的冲突与对立[16]。但是，在我国不同区域形成的不同文化圈，如中原农耕文化、北方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南方山地文化，却最终都融铸于共同的中华文明之中。各民族在跨区域流动、相互接触的过程中达至共存共生，最终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共处局面。例如，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土尔扈特部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等，都是历史上民族团结、和睦相处的成功典范，他们在完成了横跨古代中国的大迁徙后都融入到当地民族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国家建设，涌现出“三千孤儿入内蒙”“齐心协力建包钢”等许多心手相连、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13]。
另一方面，各民族情感相亲，还集中体现在各族人民抵御外侮、防止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携手并肩、同仇敌忾的过程，也意味着彼此认同中华民族身份的过程，积极主动为中华民族生存和未来舍生忘死，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可见，各民族并肩御侮的经历进一步牢固生死与共、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近代以来，从鸦片战争到日本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侵略，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劫难。亡国灭种的危险，使中华民族变得空前团结，无数中华儿女为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前途前仆后继。其中，在全面抗战格局形成后，各族儿女争相加入反抗侵略的历史洪流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的觉醒之路全面开启。例如，东北抗联的八名汉族、朝鲜族女官兵，在弹尽粮绝之际挽臂涉入乌斯浑河，用生命谱写“八女投江”的英雄故事；班禅额尔德尼积极宣传动员抗日，广大少数民族同胞自发组成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奔赴战区慰劳将士[17]。在抗战大后方的新疆地区，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带领各民族群众踊跃捐助，如“一县一机”等抗日募捐活动此起彼伏，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集中反映。
各民族情感纽带建立来之不易，其维系与巩固更需要全国各族人民格外重视与珍惜。在新时代，不断推进各民族心理嵌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人心基础。从价值原则上讲，进一步强化各民族间心理相近、情感相亲，需要以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为首要原则和价值导向。各族人民只有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才能相互亲近，才能为了共同追求而携手并进，才能建立起跨越民族边界的兄弟情谊，这也是被历史证明的中华民族一家亲得以稳固的根本法则。从方式方法上说，当前民族工作应以主动进取的态度，不断发展、完善、创新有利于增进民族情感的方式，要以召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以及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社区创建等为契机，通过线上与线下多种渠道，构建各族人民共聚一堂、共谋发展、共筑精神家园的交流活动和平台。进而言之，增进各民族心理互嵌，就是要引导各族群众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在此过程中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并结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18]。在此过程中，将有助于各族人民从情感相亲层面深刻认知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属性。
注释：
①如畏兀儿人的大量内迁、回族的大量定居内地，都是过去所没有的，是元朝大规模族群迁徙、混居的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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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ty Na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An Discussion Centered on“Five Interrelationships”
CHEN Ji CHEN Xiangyu
Abstrac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ave its own unique genetic code.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Commending Model Units and Individuals for Contributing to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on September 27,2024,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ummarized this code into five aspect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loodlines of all ethnic groups,the sharing of the same beliefs,the intercommunication of cultures,the interdependence of economies, and the close emotional ties. These five aspects respectively point to the five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within the big family of the Chinese nation. More importantly,they profoundly reveal the unique community na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self. This study aims to expound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and historical initiative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On the basis of drawing strength from history, it clarifies the key tasks of the Party's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in these five aspects. All these will contribute to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accurate grasping of the core essence of this conference.
Key words: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Commending Model Units and Individuals for Contributing to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ive interrelationships
（责任编辑：张瑞珊）
初审：高婵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