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两个大局”的历史关键期，需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自一百多年前现代“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与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时空交织中，形成了中国国家政治层面的中华民族与地方文化层面中华各民族的双重“民族观”。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人民共和国建设的中华民族复兴整体历史进程，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阶段社会观念演进中居于轴心地位，并体现为全国各族人民自觉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观演进内核。这种在中国“大一统”历史与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生成、演进的现代民族观直接与主权中国建构、建设的时代命题密切关联，构成了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实践的基本图景，已系统投射到国家制度框架与治理体系之中，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社会意识。
关键词：观念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代中国；民族观；民族复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成了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国内国际基本背景。面对内外情势变化，需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1]因民族与国家融合彰显的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态，决定了“民族”的识认、“民族观”的确立及其演进同国家体制和治理体系深度相关。清晰认识中华各族人民自觉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于现代中国的根源性价值，准确把握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征，树立正确民族观以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先导与实践根基。这无疑需要理清“民族”这一人类特有的聚族现象的识认体系与观念建构历程，及其与“政治”的深刻纠缠。[2]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民族观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看法和态度，另一方面又反映在人们处理民族关系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上”。[3]显然，这种关于民族的观念并非等级秩序的产物，而是社会成员互动的制度结果。对于1840年至今的180余年中国社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演进的逻辑、线索以及内核的梳理，是树立正确民族观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形成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应有之义。
一、演进逻辑：服从并服务于中华现代国家的建构及其现代化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现象及其社会观念状况，学界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当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历史上并未使用“民族”概念区分人群，“华夷”族类观[4]也是系统嵌入在“大一统”的“天下国家”观念之中而非独立存在。随着近代“欧风美雨”带来的“民族”概念及其运用，中国传统的“族类”观因“民族”概念、民族国家理论的传播逐步转变为现代的民族观。运用“民族”概念，认识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聚族现象与族际关系，挖掘运用历史文化资源凝聚全体国人，自觉推进民族共同体建设，构建中国的现代主权国家，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演进逻辑清晰可见。
（一）“民族”概念运用是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重要的社会观念现象
关于“民族是怎样的人类群体”的回答，因视角存在着“原生”“建构”“工具”抑或“现代主义”“永存主义”“原生主义”“族群—象征主义”的不同答案。[5]作为元概念兴起之地的西欧社会，其“民族（nation）是个历史性概念，它出现的时间刚好是在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王朝衰落之前”。[6]此后的百余年间，整个世界被重新塑造，“‘民族国家’取代帝国，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组织形式”。[7]“民族”这一概念工具的普遍使用也与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相伴随。而以“民族”为线索重述中国历史时，有学者发现中国在唐宋时期“一个明确的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包含的成分就在那儿，但是它还没有清晰的名称”。[8]当然，我们在确认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一体的基本史实基础上，也须明晰作为一种普遍社会观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兴起，是与西方列强侵夺中国、压迫全国各族人民的殖民主义直接相关。
梁启超在向国内引介“民族”概念时，即面临着回答“民族”是一个怎样的人群共同体以实现“保全中华”的时代命题。面对日本学者沿袭西方“常觉世界为彼等所专有者”而以西洋史为世界史以至“东方民族”无从体现在世界史中价值的这种“中国则安能忍此”的状况，[9]梁启超引介“民族”语汇及概念以图彰显中国的世界价值初衷非常清晰。1901年，梁氏提出“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而用“中国民族”这一全新概念，则体现的是“民族之各自尊其国”的世界通义，彰显的是“民族为历史之主脑”的世界史观。[10]承此逻辑，1902年梁启超进一步提出“中华民族”概念，认为“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1]显然，这种认识奠定了其以“民族”为中心重述中国历史、改造国体以融入世界的行动取向。
因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的入侵，迫使国人在“体”与“用”之间认识并运用“民族”概念。与之相应，兴起的“民族”话语与民族主义思潮，也成为国人认识国情、改造国家、整合社会的工具与武器。梁启超将这种普遍的社会思潮概括为“今日吾中国最急者……民族建国问题而已”。[12]在之后的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中，各党各派均以“民族”论国家、以“民族建国”为共识。[13]而全国各族人民自觉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国的现代主权国家、建设人民的民主共和国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实表明，以“民族”话语为标识的民族共同体观念实践，构成中国社会加入现代世界体系不容忽视的重要面向。
（二）在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格局下生发演进
“民族”是怎样的一个人群共同体？总是面临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量。但若将论者所关注的历史与现实投射到人类完整的历史进程中，那么定义“民族”并非不可完成。钱穆认为“‘文化’只是人类集体生活之总称，文化必有一主体，此主体即‘民族’”。[14]也即，民族创造了文化，而文化也成为民族的根基。如果舍弃文化视角，几乎无法解释中国历史的“大一统”进程，更不能理解该进程中各族人民持续交往、交流、交融中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壮大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凝聚支撑的民族复兴。而经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国人在引介西方文明使用‘民族’概念认识国情时，基本路径是国内的各民族共同凝聚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15]
因“民族”（nation）概念体系呈现的中国民族与异域民族的全新认知和认同体系，极大冲击并改造了中国传统社会以文化为中心的族类观。[16]这场在“中国”这个固定国家疆域内与国家历史文化叙事中完成的观念世界的革命，奠定了中国现代民族观的基石。其间，虽不同时期“民族观”有着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但“大一统”观念与中华优秀文化的承袭创新却也践行不辍。经中日甲午海战签署屈辱的《马关条约》，“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17]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中兴起的“保国保种保教”社会思潮，“看上去是促进世界主义，使中国以富强进入普遍的现代性中，然而，里面所包含的国族认同、传统振兴的希望”，[18]激起中国社会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与共同体意识。“把中国（包括内地和边疆）打造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无论其政体是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则具有高度的社会共识。[19]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中国社会的民族观呈现传统话语与现代意识相交织的复杂状况。一方面，在社会意识中对于国内人群的民族划分仍是普遍现象，与之相伴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逻辑中广泛运用“民族”概念、形成“民族”话语体系与解释理路。另一方面，以“保全中华”为目标，“把国族的观念扩大，容纳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以平等合作的地位，共同形成新的中国”。[20]而1924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主张，[21]则将中国革命中实现“政治一体”的中华民族集体解放与“文化多元”的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定位揭示了出来。而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22]这样，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觉凝聚，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并成功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开启全面系统的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的“一体”包容规范中华各民族的“多元”、与中华各民族的“多元”丰富充实中华民族的“一体”，构成近代百年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全社会实践的基本图景。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演进始终为社会主要矛盾所规范、以国家统一为根基
作为社会观念意识有机构成部分的民族观，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有力回应着社会性议题。1840年以降中国社会的民族观，虽长期存在“中华民族”与“中华各民族”二元认识及关系的辨析。但因“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和“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的社会基本问题，[23]规定了民族观念的演进始终以中国为地理政治单元、服从并服务于“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中国问题。而国家转型与国家建设的现代性，也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演进的内容与内涵。
关于“民族”“中华民族”等概念意涵的形成及演进的认识，不宜仅专注于单线条的短时考证。从国家整体看，因西方列强不断加深的侵略与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给国人认识“自我”提供了鲜活的以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为对象的参照系。改造、调适并最终放弃传统的“天下”国家观转而接受现代的“主权”国家观，这既是一种历史观，也构成了中国民族观嬗变的时空场域。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治国实践下人群的文化分类传统与以“船坚炮利”“优等民族”的殖民形象出现的西方列强，构成了中国社会认识、运用“民族”的意识基础与时空背景。无论怎样用西来的“民族”（nation）定义中国内部人口，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全体中华儿女无一例外地均受到西方列强的侵夺与侮辱。与之相应，被帝国主义强制置于殖民体系之下的全体中国人自觉凝聚团结抗争完成对帝国主义的集体解放，也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时代命题。
所以，“以革命行动，建构国族国家体制及民主政权的现代国家”方案，[24]主导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国家转型的民主主义革命，成为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政治基石与展开路径。而“中华民族”词汇从仅指中国国内部分人口扩大到“中国境内各族人民之总称”[25]的民族共同体观念演进，所指向的是维护中华的“大一统”进程、建构中华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个百余年演进进程，在新时代呈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社会行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
（四）“民族”的认识和民族问题治理蕴含于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观念超越传统的族类观，向力促各族平等团结赢得民族解放的跨时代转变，蕴含着重新认识国家人口和重构治理体系的国家体制转型逻辑。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运用“民族”概念自觉建设现代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一方面以现代（西方）的标准择取历史素材，另一方面则是在中国土壤中吸收和消化外来的现代文化。正如时人认识到的，“在二十世纪中而欲复兴中华民族，无论如何，逃不出西方文明的影响”。[26]对于“民权”思想的“举国趋之，如饮狂泉”，[27]其所激起的“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28]的时代呼号，体现着“国家之主人”为“一国之民”的新国家观。[29]所以，用民族话语武装中国自己的民族主义打破西方殖民体系，通过民族—民主的革命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建立现代主权中国。
因此，国家人口也通过“民族”与“国民”的双重身份体系被组装到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和治理体系之中。也即，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观演进是深度嵌入国家转型、社会改造和现代化建设的民族复兴进程中的。由于“民族是人类聚族本性的表现及其具体形式，政治是人类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机制”，[30]民族与政治的纠缠也决定了不同时代的民族观念是对国家政治进程中重大议题的折射。从整体中国社会进程看，18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关于“民族”的认知、主张乃至实践从来不是单纯存在于观念意识层面，而是深植于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并系统作用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之中。
认识并反对“两个民族主义”，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构成近代以来国家转型、重构政治框架、再造治理体系、确立人民地位、实现全民幸福的国家现代化的整体逻辑。晚清以“蒙藏”为对象、中华民国历届政府以“五族”为逻辑的民族问题治理，虽有较大差异且并不成功，但均为国家转型和国家治理的大逻辑所规范。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开展以“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31]为对象的民族问题治理，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近代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演进的历程已表明，全民的国家公民身份是中华民族成员基础性的共同身份，民族问题治理是自觉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国家实践，体现着建构现代国家、实现现代治理的国家逻辑。
二、演进线索：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观念轴心地位
在1840年以降的180余年里经历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国家阶段六个发展时期，关于民族的认识和民族的主张前后相继、充实演进，呈现突出的时代性和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认识并运用“民族”（nation）概念时始终存在着内与外的双重视角，现代“民族观”的生成演进也呈现为中华民族与中华各民族两个层次的认识路径。而觉醒并不断壮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居于整体社会观念体系的中心并不断巩固着轴心地位。
（一）清末东西文化激烈碰撞下“民族”词汇的传播和早期运用（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
此时期，“民族”一词偶见于时人记述及文献，但未与英文的“nation”建立明确关系。1837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以色列民族”，是该词在此时期最早所见。有学者统计，在1895年前，“民族”一词的13次使用中，有6次用于“某民族类”的词组中。[32]因日本紧邻中国且通过明治维新成功摆脱殖民，留学东洋、取法日本直接带动中国社会观念的巨变。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的《章程》中明言“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33]梁启超于1899年发表的《东籍月旦》一文被认为是最先使用“民族”一词，虽史学界也有质疑，[34]但梁氏在“民族”概念传播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面对西方列强日益加紧的殖民侵略，梁启超认为“今日吾中国最急者……民族建国问题而已”。[35]他一方面主张“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此后且汇万流而剂之，合一炉而冶之”；[36]另一方面则在分析“小”“大”民族的基础上极力主张“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37]1902年，梁启超以中国为单元由“中华”与“民族”组合生成“中华民族”的复合名词创制、内涵的确立与共同体意识的传播，使得作为“大民族”的“中华民族”已粗具民族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属性。而孙中山出于革命需要主张的“驱除鞑虏”虽有着“种族革命”的色彩，但“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以及誓言的“有敢为帝制者，天下共击之”，[38]显示这是一场颠覆帝制以建立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国家的革命。梁启超、孙中山等为代表的社会精英所经历的民族观从狭隘的种族意识向整体中国人的转变，开启了建设整体中华民族的国族主义探索历程。
以现代主权中国为取向的国家政治进程，推动了中国从“以家构族”的文明社会形态向“国族同构”的民族国家形态的转型。杨度提出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合五为一”[39]的“五族共和”论被迅速接纳，有效维护了中华诸族的团结与中华国家传统疆域的完整。这种改造国体的时代进程直接体现在语言词汇使用的变化上，“‘国家’一词的使用，也是在1895年后突然增加了，‘民族’一词的使用则到1900年后才开始出现井喷之势”。[40]“民族”概念作为社会改造的观念工具，被直接运用于国体再造的革命运动之中。
（二）中华民国初期现代民族观的生成及初步演进（1911年辛亥革命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
此时期因中华各族共同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命运共同体事实，民族观在国家的中华民族与中华各民族的双重维度展开。但因以“中华民国”命名新生的中国现代国家，国名中的“中华”及其政治整合意涵传播并确立了以整体的中华民族为依托的国家治理社会观念。将“国体”定位于中华国家以“振兴中华”的认识逻辑，以及新文化运动对“民主”“科学”的现代观念的传播，加速了以对外防御对内凝聚为特征的中国现代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
“中华民族”与“复兴”组合以彰显中国国民整体内涵的自觉使用，“大约在20世纪10年代末和20年代早中期开始出现九一八事变之后逐渐风行全中国”。[41]早在1917年，李大钊已“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旗，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42]最早提出“中华民族复兴”的主张。辛亥革命后面对依然严峻的国内外情势，孙中山在对“五族共和”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基础上提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43]主张，并大力鼓吹中华民族复兴。与之配合1924年少年中国学会，公开倡导“中华民族复兴运动”。[44]自此，中华民族复兴成为近百年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思潮。
同时，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将中国的命运与世界发展相结合。中共二大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主张对外“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对内“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45]在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下通过的《国民党一大宣言》，明确主张“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从“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和“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的内外视角，[46]框定了之后中国现代民族观演进的基本内容。此外，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主张“中华民族应对世界民族加入阶级战争的准备这也是我们要特别注重的”；[47]陈独秀认为“中国民族是全世界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者之一，中国民族运动也是全世界反抗资本帝国主义之一”。[48]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49]这为民族复兴的时代命题注入了民族性与阶级性的双重历史使命。
（三）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复兴”思潮与民族解放运动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丰富的时代内涵（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即指出党的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50]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51]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集体解放全局和平等团结民族关系建立的双重视角，明确了党的“全民族的先锋队”的性质，[52]并基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53]认识，认为“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的命运共同体，[54]主张“中华民族复兴”以“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55]
此时，思想文化界关于民族复兴和民族议题的讨论极为丰富，加速了民族观念的社会传播。其中，1935年作为抗日战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传唱中华大地，以“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等广泛的社会参与，在中华大地完成了一场“不愿做奴隶”的“中华民族”集体雪耻、救亡、复兴的社会观念洗礼。在傅斯年提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这“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实的事实”[56]后，顾颉刚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57]这引发关于民族议题的大论战，通过争论在理清“五族共和”论不足的基础上也促进了以统一的中华民族建设现代中国的社会共识。作为一种官方回应，国民党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提出所谓的“国族—宗族论”，因国民政府强力推动一度形成较大声势，但终因脱离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情和反民族反人民的行径而失败。
此时期，民族观的演进以“民族与民族性”探讨为基础，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取向，并与“国民性”、国民性改造以及新生活运动相配合，以整体的中华民族凝聚全体国民建设现代中国的民族复兴思潮为特征。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以各民族的平等为基础、以团结为途径、以中华民族复兴为目标、以新民主主义为道路、以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为保障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体现出全新的民族观。
（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中华民族大家庭”为标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及国家治理运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准备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观的政治确认，也为中国革命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形态予以巩固发展。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框架下，中华民族与中华各民族的二重叙事和人民主体地位下的国家治理实践，系统重塑、传播、巩固着作为社会意识的新民族观。
在1949年9月召开的新政协上，毛泽东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58]1951年，毛泽东更是直接提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新表述，他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59]同时，作为“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的《共同纲领》，[60]虽然并未采用“中华民族”概念，但宪法中的“中国人民”的整体称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明确的“中华民族”意涵，表明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全新叙事，成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原则与社会意识基础。一方面，宪法中“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条款，所明确的“公民”身份赋予的全国各族人民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是“以人民为中心”国家治理的起点与依据；另一方面，国家推动“民族识别”，通过“‘少数民族事业’的国家规划”，[61]形成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62]的功能定位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制度伦理。
这样，在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内，通过赋予全体中国人以“人民性”，以普遍的国家公民身份和各自的民族身份形成普遍化的国家公民治理体系和特殊性的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在国家政治框架和国家治理体系中贯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底色和具体民族事务治理，影响并呈现为全新的社会观念。
（五）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揭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1978年改革开放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
因苏东剧变掀起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和改革开放后国内日益凸显的“民族问题”，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该理论被誉为“为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63]围绕着费老理论中“中华民族”的属性，以及“中华民族”与“中华各民族”的关系，因来自西方经中国台湾引进的“族群”（ethnic-group）一词引发用“族群”指称或替代“56个民族”的主张，并进一步激化了关于中国民族的“一体”与“多元”“族群”抑或“民族”乃至“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的学界大争论。作为此时民族观争论焦点的“中华民族”，也影响着中国民众对“中国”属性的理解。[64]学术界这种认识分歧，显示了民族观念亟待发展更新的时代要求。
此时期，党和国家及学界开始归纳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概念、内涵和内容，并在党和国家重要会议及报告中关于“中华民族”的用语和表述呈不断增加的趋势。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在党和国家的正式会议、公报、文件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表述，有力引导民族观的发展并凸显了中华民族的国家治理功能。1997年，党的十五大的大会报告中，“中华民族”出现5次；200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华民族”用词出现15次之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频次达到空前的10次。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中华民族”词频15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词频7次。在2002年新修订党章中再次明确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性质。另外，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三个离不开”和“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定位。[65]这样，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涵引导着民族观的演进。
（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更新（2012年中共党的十八大至今）
自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明确肩负的“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定位全面带动了新时代全国上下、各族人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观全面进步。在党的十九大彰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话语，确立的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载体的“民族共同体”新政治文化，直接体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宪法誓言。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共同体”为新的民族叙事话语论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内涵，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内涵，不断充实彰显并确立了以“增进共同性”为内涵的民族工作、营造了“增进共同性”社会意识环境。“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图谱、中国进程中各民族“四个共同”的历史定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与复兴中的“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从“四个认同”到“五个认同”的共同体认同逻辑，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指向的文化强国战略夯实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路径，推动“交往交流交融”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和民族互嵌社会结构的社会治理，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保卫各族人民的“共同性”，都是“增进共同性”的新民族观的鲜活体现。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视角下，立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涵，直接推动了国家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工作从之前以“少数民族”为对象发展为“56个民族的‘多元’熔铸中华民族‘一体’的伟大事业”的“新时代广义的民族工作”。[66]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认识把握“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十二个必须”，已成为社会民族观演进的基本规范。以上民族观的新内容，直接丰富充实了地方各级人大和各级政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组织职能。学界掀起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旨的研究热潮，得到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各类社会组织的有力支持。这种空前突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国家战略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全社会观念实践，已将民族观全面推进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的新时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社会观念的重要构成。
三、演进内核：全国各族人民自觉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840年以来在世界现代国家体系下呈现的中国巨变，作为源头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及其解决生成并规定了中国现代思想观念的基本内容。从“大一统”的“天下国家”向“民族共同体”的“主权国家”转型的现代进程，构成中国思想文化、意识观念、社会结构演进的线索。改造国体以建构中华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重构社会以建设中国人民的民主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以中国式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社会总观念的基本内容。作为社会意识观念有机构成的民族观，生动体现为全国各族人民自觉凝聚共同建构、建设中华现代国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民族实践。
（一）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命运巩固壮大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涵
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各民族共同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构成中国社会的民族观从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客观背景。甲午战败“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67]这种强力刺激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种族”概念与“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大行其道，“‘自强’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中心词语”。[68]日益急迫的殖民掠夺和纷至沓来的革新挫败引发的系统性危机，终于在西方现代“民族”话语下汇聚为民族与国家的共同体危机意识，这成为中国社会现代民族观生发的特有场域。中国与外部的关系被西方中心主义的“国家主权体系”重新定义，以民族为依托建立新的现代国家的社会共识表现为“变更国体”的政治主张。与之相伴，中国社会先后系列革新、革新的社会性思潮。无疑，民族观是这场社会思想革命中最为重要的领域，也直接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现代化的整体进程。
“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号，指向的是将“一盘散沙的死中国”[69]整合凝聚为统一民族以建立现代国家。这既是中华文明体系下的“大一统”国家历史的自我逻辑，也是面临列强殖民与封建压迫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根本性利益。自觉凝聚建设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以凝聚国人通过外争国权以完成民族革命、内争民权以建立人民国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强国，成为中国历史的自然选择。当然，这是一个艰辛、漫长但又急迫的社会观念革命历程。早在梁启超引介“民族”概念时，虽从国家民族与国内各族的双重语义下使用之，但其更主张“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的“大民族主义”。[70]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在民国建立时宣誓“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71]通过民族统一、以中华民族完成“民族建国”的政治整合逻辑得到法理确认。“五族共和”论的兴起以及之后孙中山对之的大力批判并提倡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72]自此，“国族”或“中华国族”作为一种政治意识以及符号体系，直接作用于国家政治进程和社会观念体系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下主张“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以及“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任务。以上民族观进程，均体现了“保全中华”以构建统一的现代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逻辑。
新中国的成立，人民政权以整体的中华民族为国家制度的伦理基础创设政治制度，中华民族已完整系统地嵌入到国家的结构和制度中并与之融为一体，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国歌、国旗、国徽则承担了彰显新生国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特色与内涵的政治功能。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叙事体系，和通过国家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有效保障全国各族人民的主体地位，引导并重塑着社会的民族观。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系统的民族政策设计、民族工作和民族事业规划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现代化，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新时代形成“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重要思想有力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领域全社会的自觉实践。180余年来从“亡国灭种”的“救亡图存”窘境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艰辛历程表明，中国社会的民族观始终紧扣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复兴内涵。
（二）以“中华”为标识的现代中国国号、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社会性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演进的重要结晶
中国社会以中华民国（1911年～194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至今）的形态加入世界民族国家体系，构成“民族观”演进的社会基础与政治规范。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中华民国”命名新生的主权中国，以“五族”与“民主”的双重“共和”来创制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逻辑，成为百年来中国社会“民族观”建立与演变的关键事件。“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响亮的国家名号，将“中华民族”概念及其整体性意涵传播到中国大江南北，“标志着中国历史从‘帝国’时代进入了‘民国’时代”。[73]经伟大中国革命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符号和政治制度，表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共和国。其国家形态的获得与赋予是在反帝反殖民运动的世界革命整体进程中完成的。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国革命所建立的“新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大批获得独立和解放的民族国家”[74]中的重要一员。这个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全国各族人民建立的“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所传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性常识既是民族观演进的结晶，也成为新中国基础性的社会观念。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标识和国家符号来看，国家《宪法》以隐含的方式确认了中国的“中华民族”政治组织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同时，也做出了中华民族“站起来了”的历史性宣示。[75]这种表达方式在201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宣誓而得到彻底改观。这种在新中国国名中体现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万众一心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全民族吼声有力张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着全社会的民族观念。国歌中体现的这种民族观，经由201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予以有力保障。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则体现着全国各族人民的空前大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团结、丰裕与和平”。[76]可知，以整体的国家政治共同体为原则、以国家人口的国民与民族双重身份体系为基础、以民族平等团结和各族人民共同富裕为取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构成了现代中国“民族观”的基本样态。
简言之，中国融入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在推动中国从传统文明型国家向现代领土型国家转型的中国革命历程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展开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系统体现了政治整合以振兴“国家”、全民凝聚以建设“民族”、重塑认同以塑造“国民”的三位一体民族复兴逻辑。由国家标识、国家符号所记载张扬的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历程，所折射的民族观也自始至终都是与中国国家命运高度融合的。中国社会引进并运用“民族”（nation）概念的过程，是以特定时空为场域认识国情、建构现代中国并建设人民国家的民族复兴历程。中华民族的国家属性赋予和国家民族地位确立，是180余年中国社会进程的现代结晶，也构成了现代中国“民族观”的轴心与内核。
（三）体现着“中国一人”“天下一家”的共同体意识、建设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以中华民族为依托的中国革命与国家建设并非取缔或否认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属性。以平等为伦理、以团结为途径凝聚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民族观演进的主线。从清末以反满为特征的种族革命论为保全中华的“五族共和”论所替代，紧接着则是对“五族共和”论批判并进而为中华民族“国族论”所替代。可以说，整个中国近现代社会因激烈变化的时代背景，一个思想尚未成熟就已被另一思想否定并替代的现象层出不穷。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深化，各方思想统一于“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77]并共同建立了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立了人民中心地位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全面践行全体国民和中华各民族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纵观180余年的历史进程可知，“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直指“统一的中国”；而民族复兴的社会思潮，则必然将中华民族推向现代化的国家发展道路。所以，保全中华的“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民族意志，限定了现代“民族”概念的引介与运用的指向与内容，决定了传统疆域上各族人民自觉凝聚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历史自身逻辑。虽然，在国家形态上存在着“家国天下”的传统国家观与“民族主权”的现代国家观的迥异区别，但均以“中国”这个地理政治单元为疆域范围，以国内各族人民的“中国一人”达致“天下一家”[78]的中国历史自身逻辑并未有实质改变。甚至可以这样认为，以主权原则和人民为中心的中华现代国家，在最大限度上继承并践行着“天下一家”和“中国一人”的共同体意识。近代以来180余年的历史进一步证明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这“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79]
百余年来民族观念的革新发展，受到中国自身逻辑与世界局势的双重规定。而以维系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存续与发展而展开的现代中国构建，实现了自由民主价值和中华文化认同的有机整合与统一。从外部来看，是汲取西欧式知识以发现中国的“民族”；从内部来看，则是对中华文明体系“大一统”的赓继与创新。历经百年屈辱与浴血奋斗，中国终于融入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全国各族人民自觉凝聚为中华民族建设主权中国的新时代呈现，也将百余年来‘世界之中国’进程定格为中国式现代化”。[80]在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理性熔融的进程中，作为社会总意识的民族观既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机构成，也直接建设着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确立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互构统一，进一步将民族观服从中国特色文化强国建设的逻辑凸显了出来。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系统融入民族复兴的全民族实践
在中国社会的民族观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因为传统观念的路径依赖、“西方学理”的殖民背景、“中国问题”的世界民族国家时代特征，在纷乱跌宕中确立并展开的民族观呈两条基本线索：一是以中华民族为整体与依托的国家民族认识路径，这条线索的认识逻辑是“凡隶籍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81]并进而强调所有成员共创国家制度、共做平等国民；二是以中国历史进程中各族史迹与地区差异基本国情为出发点，主张中国存在众多的“民族”，并进而强调各“民族”的地位与权利。然而，这两条线索并非彼此独立而是辩证统一的。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与西方列强侵略压迫的现代遭遇，决定了建构现代主权国家就“需要一个既能够整合国家、社会和文化，又能有效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关于全疆域内人民的现代统一体概念”。[82]应运而生的“中华民族”概念所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共同体认同，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各族自我认同向全国各族人民共享认同的现代转型。
所以，从梁启超主张的“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83]到民国初年的“五族共和”论的兴起，再到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论战，最终共产党人以“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的国家民族逻辑确立“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至此，中国的政界与知识界的认识路径与国家建设指向渐次统一并清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全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赋予国家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底色，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政策确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党章》中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先锋队”性质，在国家宪法中宣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84]赋予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组织职能，明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国家战略，均有机贯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演进的内核。
虽然，“在中华民族全面现代化进程中，会长期存在‘多元’和‘一体’并存的辩证统一关系”。[85]但毋庸置疑的是，全国各族人民自觉凝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180余年来中国社会最为鲜明的全民共识和集体行动。一方面，中国社会意识中对于人口分类的文化逻辑被广泛运用于“民族”概念、形成“民族”话语体系与解释理路；另一方面，“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时代命题又规范着对国内族际关系的认识与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确立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生与壮大，支撑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基座，而以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则有力保障并巩固着这种民族共同体意识。百余年的中国历史进程表明，全国各族人民自觉凝聚建构、建设民主共和国家的民族复兴进程是民族观生成演进的背景和规范，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意识基础。
结 语
当“民族”这一人类社会组织形式，被发现并运用于对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改造时，世界也迎来了民族国家时代。在自19世纪末至今的100余年里，“民族”概念生成、传播与演进直接作用于国家政治，并在与国家治理互动过程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民族观”。“民族”概念的通俗性、日常性也上升并体现为鲜明的政治性，成为现代中国主权国家建构与建设、国家整合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概念和话语。而关于“中华民族”是怎样一个共同体的认识，均折射着关于中国现代主权国家需要怎样的一个国家民族、中国何以形成整体的“中华民族”以及中国人口的一体与多元的国家治理议题。而在新时代的当下，无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目标实现还是中国式现代化复兴道路，中华民族均处于毋庸置疑的中心地位。所以，“要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86]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须从近代以来中国国家进程来厘清“民族”概念及其社会观念，揭示国家议题规定并规范的民族观演进逻辑，方有利于从社会观念的形成与传播层面探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向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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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Logic， Clues and Core
LIU Yonggang
Abstract: During a critical period of realizing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profound changes that are sweeping the world, it is necessary to “guide people to establish a correct outlook on history, nation, country, and culture”.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odern concept of “nation” into China a hundred years ago, in the space-time influence of China's grand unification historical process and the world's nation-state system, a dual “national concept” has formed between the Chinese nation at the national political level and the ethnic groups at the local cultural level. The modern concept of the nation has evolved in the overall historical process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overeign stat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democratic republic. It directly determines that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main status in each stage of the national view and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actions of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 to realize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conclusion, this modern view of the nation, generated and evolv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great unification” and the world's system of nation-states, is directly an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position of the era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of a sovereign China and constitutes the basic picture of the practice of the concept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nd it has been systematically projected into the framework of the national system and the system of governance, becoming an important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onceptual practic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modern China; national view; national revival
（责任编辑：李晓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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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罗士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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