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材是系统化梳理、阐释及传播理论知识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从学术性知识到教学性知识的结构化、体系化、层次化呈现需要通过教材来承载。以理论自觉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探寻教材知识体系所映射出的理论逻辑和价值观念具有现实适切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遵循对传统文化资源开展主体性的理论开发，对既有学说观点进行辩证性的理论反思，对中国历史经验作出原创性的理论提升的理论自觉路径，建构起理论脉络清晰、结构体例完善的知识体系。在教材的使用过程中，既明晰教材知识的存在本质和功能属性之“体”，又探索其在学术、教育及社会实践层面之“用”的价值转化，对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发展、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课程教学和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具有重要价值。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教材建设，应继续秉持理论自觉的治学精神、理念和方法，加强对传统学术资源的继承与开发，深化对传统理论命题的研判与创新，彰显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格局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理论自觉；教材知识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自立吾理；明体达用
一、引言
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党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释推动教育强国的重大课题，明确指出要“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1]2023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并且提出要“编好用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等教材”。[2]教材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建设事关国家事权、体现国家意志，编写教材是文化传承、理论建构和价值传递的重要方式，也是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2023年12月，由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教材有效支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发展，受到学术界、教育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教材是联结学科知识与课程教学的综合文本，具有塑造学科逻辑体系、梳理理论脉络、澄清学术共识等多重功能。《概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引领，渐次钩沉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向内凝聚发展的历史画卷，动态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过程，构建起体例严谨且逻辑明晰的知识体系。该书立足中华民族交融汇聚的理论逻辑[3]，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的重大突破，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重要成果[4]，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具有标志性和里程碑意义[5]。《概论》的出版发行让中华民族共同体课堂教学有了一部“教可依”“学有据”的国家级教材[6]，教材融史于论、史论结合的知识体系构建范式，呈现出论证充分、逻辑完备的理论特征。对静态教材文本的理解和认知，亦是对知识所承载的理论逻辑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的自觉吸收和内化的过程。因此，以理论自觉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探索教材知识体系所映射出的主体性、反思性和创造性的构建逻辑具有内在合理性。
二、理论自觉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社会科学是对一种带有时空特殊性的历史和经验的概括，不同于自然科学在实验理想状态下建构出严格限定条件而获得“理想类型”。社会科学研究及理论建构具有地域特殊性和文化复杂性。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中国、印度、西方三个文化系统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做了系统的分析，认为三种文化形成三种截然不同的路向。[7]可见，立足于人类文明的生动历史实践，对特定地理环境和人文情境中生成的文化进行诠释，以此建构理论体系，才能准确把握知识生产的本质属性和社会逻辑。20世纪上半叶，陈寅恪、吴文藻、潘光旦等学者提出创立“中国学派”的主张，倡导在中国社会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转型。21世纪初，郑杭生基于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主体性、能动性思考，在费孝通“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提出“理论自觉”的议题，呼吁提炼、创造中国本土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塑出“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自觉行为。[8]
（一）理论自觉对知识体系建构的必要性
理论是对事物存在之理的分析和言说，《说文解字》指出“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9]理论产生于并作用于社会事实，理论与社会之间存在辩证关系。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9]从意识形态发生反作用原理的视角看，文化观念通过濡化等传导机制，让社会成员拥有共同的意识与价值观，从而采取共同行动。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ing Merton）致力于科学与社会的互动研究，发现“一旦我们赋予情境某种意义，我们随后的行为及这一行为的某些结果将受所赋予的意义的决定”，并且提出社会现象具有“自证预言”（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特征，亦即主观解释在塑造人们行为和结果中具有重要作用。[11]可见，社会科学研究如果发挥出“理论掌握群众”的功效，成为一种思想理念、价值观念，便会影响人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方式，进而影响行为方式。有学者指出，民族现象广泛存在自我实现预言，民族与民族关系往往受到民族主义等观念的深刻影响与塑造。[12]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现代转型的关键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价值追求复杂多变，对民族领域的知识建构和理论研究应秉持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构建起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
（二）理论自觉在中国社会语境中的可能性
尽管理论自觉的概念是在21世纪初提出来的，这种朴素的善于反思的能力和态度却在中国民族研究中自发生长。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13]，这一概念是以“民族”整合国家的观念同“中国整体历史观”相衔接而产生，其诞生标志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之自我意识的萌芽与觉醒[14]。1917年，李大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指出中华民族不分畛域、不论血统，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15]，显现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复兴和民族团结的倡导与呼吁。近代学人立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超越“民族—国家”“天下—国家”的理论范式，完成了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演进与理论发展，展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1935年，傅斯年指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这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16]1939年，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议题[17]，引发张维华、白寿彝、孙绳武、费孝通、马毅、胡体乾、杨成志、翦伯赞等学者开展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学术讨论。此后，方国瑜提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18]，谷苞主张“中华民族的共同性”[19]，杨建新提出“各民族共创中华”[20]等学术观点。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继承了中华民族整体性研究的历史和文化脉络，持续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与“共通性”的价值意涵。由此观之，理论自觉不仅是研究主体具有文化自觉和时代担当的学术意识，也是一项对本土理论传承与发展的学术命题，亦是一种加强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争取在理论建构中的自主地位的学术态度。如今，中国正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化和国际体系的进程，中国社会实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迈向更加现代化的转型变迁。这一过程积累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让理论自觉更加具有现实可能性。
（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
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大任务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就要求文化工作者坚持文化主体性，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1962年，党刊《红旗》刊载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21]，并逐渐得到学术界、教育界、实务界的运用和阐释。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汲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思想精髓，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中采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并将其发展成为兼具描述性、规范性功能的概念之后，其所蕴含的巨大思想和实践引导动能被释放出来。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列主流话语思想的提出构成了原创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22]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三者分别从事实、观念和实践的层面，形成“本体—意识—实践”的能动循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建。[23]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具有深厚的学理根基和思想渊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是解读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民族领域的具体实践。因此，秉持理论自觉的学理分析范式，开展知识体系的构建研究具有现实适切性。
教材是系统化梳理、阐释及传播理论知识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从学术性知识到教学性知识的结构化、体系化、层次化呈现需要通过教材来承载和构建。曾经，历史教材澄清了中华民族的本土化起源，从民族溯源和民族构成的角度讲述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驳斥了清末以来的“西来说”观点，展现出对中华民族一体性的自觉认同。[24]如今，《概论》以唯物史观和史料实证为指引，历时性考察与共时性叙述交相辉映，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与个体层面的微小叙事相互串联，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田野调查及考古图像等多重证据材料多向释证，搭建起中华民族共同体完整的知识框架。多元化、多层次、多维度的知识素材之所以能凝结成一体化的叙事表达，致广大而尽精微，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概念、基本理念和理论渊源等要素所构成的理论思想的串联和指引。教材通过学理性的梳理、归纳和概括，用理论思维提炼并凸显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观点和命题，把学术性知识转换为教学性知识，把学术理论体系转换成教学理论体系，建构起“理论掌握群众”与“群众掌握理论”的双重通道，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自立吾理与教材知识体系的逻辑建构
正所谓“教材即知识”，教材知识不是静态的、现成的知识，而是动态的、生成的知识。[25]一方面，各种来源广泛的“零碎化”知识在教材中进行集中、汇聚和统合，通过系统化地梳理和认证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另一方面，教材的编撰过程使得这些知识完成了“角色转换”，相关研究成果经过教材知识的转换，升格成了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统编知识读本。有学者指出，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应准确把握教材的思想性和科学性，切实保证教材的学术性和规范性。[26]概论》教材文本立足于中国历史语境和社会发展现状，从中华民族整体视角对中华民族史观进行全新的梳理，超越传统王朝断代史及族别关系互动史，全面采用新视角、新体例、新叙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是一项自立吾理的学术行动。恰如程颢所言，“惟当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则彼不必与争”。[27]北宋理学兴起时，儒者提出应对外来思想的挑战，究其根本应当把儒家自身的道理立起来，如此才能挺立儒家价值，确立理学正统。可见，自立吾理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理论自觉的具体体现，倡导理论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与其他思想体系相区分和抗衡。下文将按照“知识来源—知识特征—知识形式”的建构逻辑，论述教材知识体系实现自立吾理的三维路径。
（一）对传统文化资源开展主体性的理论开发
中华民族共同体既处在实然的时空范畴，也位于应然的时空征程，在正确的时间和恰当的空间平衡之中最终成为真正共同体。[28]存在于特定的时空情境中，难以被生成于其他情境中的理论所解释的知识内容，就呈现出融于社会现实情境的“浸域”状态。[29]由此观之，《概论》把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资源及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作为知识体系建设的基础，是一种典型的“浸域”文本，其理论建构同自然地理条件、历史发展变迁及中国社会语境密切关联。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序言中表明，“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30]《概论》教材正是在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文化叙事中深化理论阐释。
第一，整合文化资源。教材注重整合各类物质层面、社会层面、精神层面的文化资源，从人们的行为和组织、制造的物件以及观念的角度来理解和研究文化。例如，在叙述文明初现的史前时期时，综合运用出土器具、聚落遗址、文化典籍等材料展现中华民族起源时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进而论证“文化上的中国”既有能力长期延续自身主流传统，又有能力兼收并蓄，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31]《概论》“写文化”的叙事手法多样，既从文化整体论的视角彰往察来，也从人文主义的视角显微阐幽：一方面，注重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在“国之大事”“存其大体”等王朝史叙事基础上，整体铺陈中华民族从初步形成到交融繁盛，从内聚发展到全面统合，从巩固壮大到格局底定的演进脉络；另一方面，关注个体层面的微小叙事。从秦朝小吏“喜”的个人事迹记载中展现秦汉开创大一统政治传统的内在历史动力[31]，从隋朝冼夫人披甲乘马护送隋朝特使裴矩抚慰各州的事迹中再现边疆族群对中央王朝的主动归附场景[31]，从元朝江南松江黄道婆在海南黎人群众中学习棉纺织技术并推广开来展现各民族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交流交融[31]。《概论》以多重素材和多元视角讲述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实现“理论的论述”与“事实的表述”的融合。
第二，解码文化特性。教材注重运用图文共生的叙事方式，有10讲内容运用了图像资料，累计使用各类器皿、遗址、碑文、织锦、画像等图片78帧。例如，在论述隋唐时期兼容的社会治理时，以西魏/北周重臣独孤信的多面体煤精印，配合“隋唐政治核心团体的族群交融意味着诸族互动与融合是隋唐统治的重要特征”的论述[31]，实现以文解图、图文互释的叙事效果。《概论》在多样化的知识文本阐述中，解码出文化的如下特性：一是共享性与整合性，文化在功能上趋向于相互关联和整合，中华文化不仅借由政治大一统、经济共生、社会交融等方式实现整合，“以民为本”“天下大同”“仁者爱人”等共享价值观念也实现了对中华大地诸多文化因子的整合；二是实践性与习得性，文化产生于为满足某种需求的实践，实践中的文化在代代相传中内化为一个文化系统，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三是文化的适应性与变迁性，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中华大地特殊的地理单元结构产生了多元人文，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并经由多方互化形成了复合型文明。
第三，诠释文化意义。生成于特定时空情境的“浸域”文本应注重文化意义的表征、解读和阐释。教材的文化叙事结构就是对叙事的言说方式与逻辑框架进行系统而周密的文化阐释，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文化机理与价值表达。[32]《概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展现中华民族的生计方式、族际通婚、节庆活动、宗教信仰、语言艺术等文化要素，通过文化意义的解读，展现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之间的耦合互补机制，阐发政治整合与社会交融的深层逻辑。中华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主体性特征，坚持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客观选择。我国即使自近代进入现代国家世界体系后，也依然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整体框架下坚守自身文化传统和发展道路。
《概论》正是贯彻文化主体性的叙事脉络，不断阐明中华文化“合”的主流，“交”的过程，“融”的机理，诠释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性，彰显出浸润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中华民族以“天下精神”超越“族性自限”的价值追求。
（二）对既有学说观点进行辩证性的理论反思
民族研究领域的理论著作及学术观点纷呈，作为教育教学主要依据的教材文本叙事具有表述准确性、理论科学性及学术权威性等特征。理论自觉的根本意涵正是对古今中外学说、理论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反思。[33]由此观之，《概论》从中华民族整体视角出发的基调奠定了对既有学说论断进行理性反思的叙事取向，而这决定了其知识体系的构建应在对中国历史语境进行深刻洞悉的基础上融通各类学术资源，在吸纳确证成果的同时也纠偏错误观点。如此，更能凸显“从中华民族整体视角出发，紧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轴，呈现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的共同性不断增长，展现各民族融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的阐述逻辑。[31]
第一，明晰中西历史的差异之处。钱穆曾指出，“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是一首诗总是混涵一气”。[30]中华文明“合的逻辑”有别于罗马文明“分的逻辑”，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和文化通体具有浑融一体性。在制度层面，西方的国家治理框架孕育着城市自治、族群自治等形态，而中国的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县乡两级基层政权，国家权力早已嵌入社会结构中。[34]中国社会“家国同构”的差序格局更加强调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基础上的社会有机整合，从而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社会建设。然而，西方社会更加倾向于强调个人权利和团体格局，建构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逻辑。中国“文化多元一体”道路与西方“文化多元主义”道路不同，中西历史在政党治理、法治实践、社会治理、宗教治理、对外政策、民族与族群治理等层面展现出不同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华文化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决定了在提炼学术观点、建构学术理论时，应具备分析、识别西方理论的思维和能力。
第二，兼容吸纳确证的学术成果。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35]《概论》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编撰理念，兼收并蓄并广泛吸纳各类考据严谨、论证翔实的研究成果。例如，在论述隋唐时期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时，引用日本学者池田温在《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一文中关于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在沙州从化乡定居的数据，展现各族群迁徙往来促进社会经济及文化交流的场景。[31]在论述明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时，借用《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记载讲述郑和下西洋时进行贸易上的平等交换，论证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所展现出的和平性，而非奉行“国强必霸论”的主张。[31]在论述清中期的市场网络及贸易枢纽城市的形成时，引用美国汉学家罗威廉在《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中关于清中期市场流通物数据，展现当时所形成的内部紧密联结与互动的大规模经济交换系统。[31]由此可见，倡导理论自觉并非为了争取学术话语权而全面拒斥西学，而是从“主位”视角出发，充分运用学术资源合理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及演进机理。
第三，辩证看待各类观点学说。学术知识主张思辨和创新，而教材知识需要客观和科学，从学术知识到教材知识的转换过程不能奉行“拿来主义”。从中国历史事实和社会发展实际出发，进行理论上的梳理和重构是教材叙事的“不二法则”。《概论》在“地理与文明”“国家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基础上阐释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讲清楚了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从而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壮阔历史。历史中国的西部、西北、西南、北方、东北等区域的族群与政权等话题引发关注，学术界出现了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论证。“新清史观”“内亚史观”“王朝征服论”“族群史观”“多元文化主义论”等错误观念是对中国历史主流话语的冲击与解构。[36]教材系统勾勒出中原与东西南北区域多向迁徙交流的双向涵化、多方互化，叙述农耕与游牧两大区域的制度文化之间的互鉴与交融，梳理出西域进入中华民族，进而发展成为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历史进程，有效驳斥了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不相符的概念、命题、理论和方法。
（三）对中国历史经验做出原创性的理论提升
《概论》遵循“引言—正文—小结”的叙述脉络，以清晰的概念界定、严谨的逻辑推理、规范的理论表达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全性、科学性的知识体系。统揽教材16讲的框架安排，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引领下，以理论主动把握历史主动的逻辑主线，教材知识全面展现从中华民族起源到华夏共同体形成的演进逻辑，系统梳理中华民族初步形成、大交融、空前繁盛、内聚发展、大统合、巩固壮大及格局底定的历史脉络，引导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起理论和思想基石。
第一，界定核心概念。对基本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是学科建设、教材编写和理论研究的关键要素。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确认了由中华大地各族群融聚成的超大规模民族实体的内涵。民国时期的教材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朴素的定义，即“中字最正，华字最美，且有历史的意义，所以正式定我们的族名为中华民族”。[37]《概论》教材综合运用定义法、描述法、归纳法，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其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以中华民族的概念界定为基石和梁柱。严庆提出，中华民族概念是对整个教材内容体系的浓缩，既体现了“国家—民族”的顶层定位，又内植了“五个认同”“四个与共”“三个意识”的底层逻辑，凸显了共同体理念和中华文明视角。[38]《概论》从本质属性、形成发展过程和构成要素等维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进行界定，指出“中华民族”加上“共同体”三个字，充分彰显出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与不可分割性。[31]此外，教材还从中华民族整体观的视角对“天下”“夷夏”“中原”等传统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了科学而严谨的阐释。
第二，梳理关键命题。中国深厚博大的文明体系与国家秩序造就了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成一体的历史事实与发展规律的历史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特征。教材明确指出：“真正能与‘民族国家’对应的‘民族’，只能是国家民族，即由全体国民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体。”[31]早在20世纪60年代，钱穆在史学研究中就提出了“国家民族”的概念，并指出“每一国家民族的历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不同之处。”[30]教材知识对这一命题进一步予以明确。《概论》注重运用辩证法，走出二元对立的窠臼，指出中华文明是多元文明以融合会通解决对立冲突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在这样的文明生成发展中得以孕育生成。因此，中华文化的铺展并非单向的同化，而是多方的互化，最终“混一天下”。这样的辩证思维逻辑涵摄中华文明的内聚发展及政治制度的多元一体的论述，为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论述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
第三，构建理论体系。教材致力于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第一讲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理论”为主题，第二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理论与历史的桥梁。第三讲到第十一讲着重对中华历史和文化展开叙述，延续“论”的基调，每讲引言提纲挈领引出此讲的主旨和目的，正文部分通过史料、图片等资料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展开叙述，小结则侧重于知识的归纳总结和理论的阐述提炼，形成论证周延的知识框架。尤为重要的是，《概论》每讲均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作为开篇，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复兴文库》序言、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等经典语录作为理论指导。教材内容多次引用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著作选读》《习近平书信选集》《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及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思想，以此统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教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知识的梳理始终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和整体叙事逻辑，体现各民族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和自觉实践。
整体而言，《概论》遵循对传统文化资源开展主体性理论开发，对既有学说观点进行辩证性理论反思，对中国历史经验做出原创性理论提升的理论自觉路径，建构起理论脉络清晰、结构体例规范、精神内涵丰富的教材知识体系。教材编写完成了理论自觉的双重使命：一方面，以“理争尺寸”的治学态度，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摆脱相关学科领域的传统路径依赖，坚守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和自主地位；另一方面，遵循中华民族发展和演进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文化逻辑，彰显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与价值，体现各民族的共同精神追求，努力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概论》教材知识体系既“自明吾理”，又“自立吾理”，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发展、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课程教学转换和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方面具有“源生性”的价值。
四、明体达用与教材知识价值的多维彰显
教材文本是全息性的存在，尽管其知识表征形态是静态且缄默的，然而从深层意义上讲，教材是一个动词，教材之谓教材离不开其使用的逻辑，教材使用决定了教材的价值。[39]北宋思想家胡瑗曾提出明体达用的教育理念，主张以圣贤之道教书育人，用于治国安邦之实践。《宋元学案》记载，“圣人之道，有体有用”“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40]理论自觉强调理论构建与实践应用的统一，这与明体达用的思想主张相互契合，后者是前者在理论实践层面的具体阐释。对《概论》的使用，应在明晰教材知识的存在本质和功能属性之“体”基础上，探索在学术、教育及社会实践层面之“用”的价值转化。中国传统哲学倡导“体用不二”的思想内核，恰如程颐在《易传序》中所言：“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27]《概论》所蕴含的理论逻辑对社会经验现象具有解释、规范、启发和引导等作用，在实践中继续秉持理论自觉的治学旨趣，在学术、教育、实践等多个维度继续发挥教材知识体系的“派生性”功能，有助于激发出主体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自觉认知和自觉实践，从而达致体用贯通的智识效果。
（一）学术之维：推动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近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列研究成为学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在权威报刊编辑部联合评选的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中，2019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位列第7位[41]，2023年“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多维度研究”位列第4位[42]。学术理论对思想行为具有激发作用，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出，“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13]在全面抗战时期，贺麟、徐雍舜、周绶章等学人曾发出“学术建国”的呼吁。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党的民族工作必然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相关学术研究势必需要迭代升级。《概论》全面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概念、基本理念和理论渊源，厘清了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和演进规律性，对后续学术研究奠定起坚实的理论根基。一方面，相关学术研究可从纵向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深度，立足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实际进行学理反思，对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国家安全观等理论体系，梳理民族领域基础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推出具有原创性、标识性、时代性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可从横向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研究维度，从多学科、交叉学科的视角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厘清新文化使命引领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聚焦民族地区“六大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开展铸牢工作的效果评估研究。
（二）教育之维：引领建设以理服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教学课程体系
学校场域是教育的主阵地，教学实践是知识传授的主渠道，教材所提供的知识体系和教学框架对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教学互动具有奠基性的功能。建设教育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其建设过程必然离不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43]民族教育涵盖宏观民族教育体制、中观学校办学结构和微观民族教育教学论在内的有机整体，而民族类课程与教学论是其中的核心环节。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教育的内涵从关注少数民族个体身份的特殊性到强调全体受教育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偏重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单一性发展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内核的丰富性。[4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应发挥出《概论》教材学理性的优势，把握理论的“筋脉”，充分揭示道理、阐明事理、通晓情理，建立起以理服人的教学体系，实现受教育主体“认知—情感—行为”的知识价值转化。在教学空间场域中，教材文本通过教师的“文化诠释”和“在场言说”，从理论知识转换为教学知识，进而转化为学生的习得性知识。教学实践应在教材文本的应然性基础上关注教学过程的实然性，注重学习的情景性及知识表征形态的多元化。以理论自觉作为课堂教学的价值导向，就是倡导在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逻辑主线的基础上，对多元化、多层次的教学素材进行重组和提炼，对课堂教学设计进行大胆创新，自觉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为主轴构建起知识信息流及情感流的传导通道。换言之，应突破“用教材教”和“教教材”的思想束缚，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为主轴，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理清知识从外在的事实性材料转变为学生内在的主体性认知的转变机理，在知识与人的“相遇”中观照学生的情感生发和行为转化。如此，有助于增强青年群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与思想认同，进而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内化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自觉实践。
（三）实践之维：引导形成自觉参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行动
“尺寸教材，悠悠国事”。教材建设肩负国家事权的彰显、国家意志的体现和国家形象的建构等多重使命。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通用语言文字教材即是王朝国家对包括官民在内的所有民众进行通用语言文字和通用文化教育的“一课之本”，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正是通过这六类教材实现书同文、语同音、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的大一统格局。[45]《概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由教材所梳理、呈现、传播的理论知识体系若发挥出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功能，让“思想的闪电”实现“彻底击中”实践的本质原理，“理论掌握群众”最终“变成物质力量”，无疑将有助于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强化一体性，深化融合性，进而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概论》第十五讲以“新时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指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首要任务便是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建构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31]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列理论本就生成于中国历史语境和社会实践中，是“两个结合”在民族领域的具体体现，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各层次的建设实践具有根源性的指导价值。在宏观层面，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需要建设一个政治上团结统一、经济上共富共享、文化上创新交融、社会上互嵌共融、生态文明上持续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支撑。在中观层面，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的指导下，民族工作转向更加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层面，更加推动中华民族全面的融聚发展，更加重视中华民族整体的话语体系。在微观层面，相关理论还为各族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情境提供意义阐释，引导社会个体的行动自觉和社会现象的“自我实现”。
五、结语
《概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语境的发展实际为本位，建立以中华民族整体为单位的话语叙事体系，是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优质文本。教材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社会实体上升为理论研究范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书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中国范本”，展现出以编写者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学人的家国情怀和集体智慧。[46]各领域应充分发挥《概论》以理服人、以史育人、以文化人的独特优势，多维彰显教材知识体系的学理价值，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系统化的“世界观”，有助于指导我们“观世界”，其生命力在于不断发展与创新。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教材作为促进国家教育发展及学科课程建设的重要力量，其知识体系的逻辑建构是一个动态性、生成性、持续性的过程，这需要秉持一种理论自觉的治学精神、理念和方法：既要加强对传统学术资源的承继与开发，又要加强对传统理论命题的研判与开新，致力于编织一张整全性、立体性、权威性的理论体系图谱，彰显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格局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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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and Value of Textbook Knowledge System Through the Lens of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 Case Study of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ANG Qin LUO Min
Abstract: Textbooks are key tools for organizing, interpreting, and disseminat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They serve as a medium through which academic expertise is presented in a structured, systematic, and hierarchical manner.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value embeded in a textbook’s knowledg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fers both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nsights that are logically consistent and practically relevant.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ollows this approach by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critically engaging with existing academic viewpoints, and theoretically upgrading China ' 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to construct a knowledge system with a clear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coherent structure. When using the textbooks, it is essential not only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and functional attributes of the knowledge but also to explore its value transformation at the academic, educational, and social levels. This proces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guides related course teaching, and supports the prac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o build a strong educational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textbooks should continue to uphold academic rigor, strengthen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academic resources, and highlight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of China ' 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Key words: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textbook knowledge system；Introduction to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establishment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unctions and value
（责任编辑：海 路）
初审：王雨苇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