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工智能时代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通过探赜人工智能技术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隐逻辑和表征逻辑，明确意识形态是风险由技术领域向民族领域扩散的关键属性，以及其间的技术驱动逻辑和行为塑造逻辑。据此分析风险的具象化呈现，包括错误认识催生个体行为异化、舆情泛滥诱发群体倾向异化、话语冲击造成社会规范异化。最后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出发提出应构建意识形态立体防护网络、搭建完备的意识形态监管体系以应对风险挑战，进而优化互联网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人工智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联结机理；驱动路径；风险应对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建立“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互联网独有的信息传播和人际交互等特性，赋予了传统事务更高的精度、效度、准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2]。借助互联网平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有了更丰富的选择，互联网空间成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新兴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是科技进步的自然结果，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拥有更强大的认知、交互和创造能力，在推动技术交叉融合、行业转型升级、既有体系变革等方面表现更为突出。一方面，人工智能给民族工作带来了便利，如优化宣传教育形式、强化感知认同等；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嵌入也给民族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智能依赖、群体极化等[3]。从民族工作实践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可回避，既不能仅看到风险挑战而故步自封、因噎废食，也不能盲目求新求变，放大民族领域的风险隐患。
既有研究主要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出发，考察人工智能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分析现实表征样态、指出机遇挑战，并提出对策建议。当前研究很好地将人工智能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了理论联系，但研究纵深还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为何意识形态问题是考察视角？其间作用逻辑如何？这些问题尚未得到较清晰的回答。本文通过辨析民族问题与技术内涵的逻辑机理，揭示人工智能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内因与机理，并识别分析相关风险，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期为民族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启发。
二、人工智能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特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涉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稳定，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众教育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一环。防范化解网络空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风险挑战，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工作在现实空间外的场域延展[4]，要做好网络空间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需正确认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新变化。
（一）突破时空限制的形象化表达
传统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形式主要采取发放宣传手册、张贴宣传教育横幅，或通过组织相关活动等方式加强民众间的了解和交流，达到增强民众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知的教育效果。网络空间突破了地理限制，拓宽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信息传播所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得益于此，诸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实践将不再受到时空的阻隔。例如，居住在内地的民众可以通过网络更直接地了解远在边疆的不同民族同胞的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交流追忆先辈们共同经历的历史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内容得以更形象直观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二）整合零碎信息的立体化呈现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打开了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局面。技术的迭代让信息处理能力得到大幅提升，过去零碎分散的信息得以被系统性整合、靶向性传播、精准化覆盖。基于此，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知更趋立体化、沉浸式、整体性。例如，博物馆可借助人工智能，在互联网平台上形象地展现各族群众共同携手创造灿烂历史文化的故事等。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的信息传播，突破了场域和时间的限制，重塑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空间和时空维度[5]，这推动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建设工作发生深刻变化。
（三）意识形态风险的伴生化演进
人工智能的应用同样具有“双刃剑”效应，使得意识形态风险更难被识别。尽管人工智能技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更高效的选择和路径，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人工智能可通过对现有信息的学习而实现全新内容的生成，并根据不同个体的特性和标签进行信息投送，但其中的价值观偏向对普通人而言难以甄别。若长期受此影响，这些信息所裹挟的意识形态风险更容易冲击个体认知与社会稳定。因此，为辩证地看待人工智能技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应用，清晰地辨别其中的机遇与挑战，需深入探析人工智能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以便在实践工作中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优点而规避其风险，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入。
三、内隐逻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联结机理
“民族”和“技术”这两个概念本身在诞生之初都不具有任何别的属性，而是在其后的漫长演进岁月中，被人为地赋予了意识形态属性。通过梳理辨析两者意识形态属性的由来，以清晰地揭示两者间的联结机理。
（一）“民族”概念的意识形态属性
民族本身是描述人类生存方式的一种语言符号，不包含其他的政治因素[6]，但在后来的国家演进过程中被赋予了政治属性[7]。民族诞生与国家诞生的渊源不同，但现在的话语叙事将民族和国家设定成了一个共生共存的概念[8]，对“民族”的意识形态属性的探赜离不开对国家演进的考察。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共和革命”推动了国家主权形式由君主主权向民主主权的转变。为了推翻国王，具有一定力量的资产阶级以“民族”作为政治动员的口号，提出“整个国家的主权根本寄托于民族”，并以广大的“卑下之民”作为动员对象，将他们叙述为承载民族荣耀的表征[9]。随着民族取代君主成为国家的主权象征，西方的国家建设走向了民族国家形式，“民族”自此承载了政治属性。
中国现代话语体系下的“民族”源自西方语境的“民族”概念，但在内核和实质上与后者并不相同。梁启超先生将现代“民族”概念引入中国[10]，并使用“中华民族”统一称呼中国民众时，中国人民正面临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中华民族”概念自诞生之日便成为了四万万中国人民的共同称谓，成为了抵抗侵略、救亡图存的政治行动主体[11]。可以说，中文语境下的现代“民族”概念自然地就带有政治属性。中国的“民族”概念意涵超越了西方单一的文化族群和政治民族[12]。中国自秦一统天下后，所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从未有过类似西方的单一民族国家形式[13]。西方“民族”概念最初被引入中国是作为救亡图存的政治动员口号，但其意涵并不完全契合中国实际。或许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强大生命力和包容性，源自西方的现代“民族”概念进入中国后也得到“中国化”。经过一系列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中华民族被定义为“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14]，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了中国化“民族”的现代指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为本土化的“民族”概念注入了更强大的政治活力，使之成为了我国应对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挑战的有力斗争武器。
纵观“民族”概念的演变历史，民族常伴随着不同阶段的国家建构而被赋予政治意义。国家意志本就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国家建构的过程本就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民族也就暗含了意识形态属性。
（二）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属性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科学技术，学界对其是否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主要根据两种观点而来。一种是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的“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另一种是马克思提出，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力，生产力是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这两者并不等同[15]。两种观点均以“资本对劳动和社会的宰制”为例展开，尽管其中的内容与人工智能技术牵涉的意识形态问题不完全相同，但其中的思想光辉仍能对分析其间的风险提供启发。
马尔库赛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一书中提出，资本在科技进步的帮助下，完成了对社会大众的进一步控制，而这个掌控将更为隐蔽[16]。通常，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独立个体能清晰地对自己将要采取的行动作出合理判断和决定，并在之后的具体行为中予以执行[17]。当资本借助技术影响了人的自我意识和行为决策时，这个人的自我意识便被资本有目的性地塑造了，也即是技术的异化做到了对人的自我意识的异化[18]，这也造就了“单向度的人”。人工智能不仅具有传统媒体的工具性，还拥有自我学习和内容生成的能力。即使在所谓“技术中立”观点的遮盖下，技术本身的政治属性就决定了其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工具地位[19]。人工智能这类技术的“算法黑箱”问题，将自身所携带的意识形态问题潜藏得更为隐蔽，导致更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关于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论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内容，而意识形态归属于上层建筑，两者不完全等同但相互影响。技术本身没有阶级属性，只是一种辅助劳动的工具；在资本的异化影响下，技术承载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加深了人的异化[20]。算法在设计之初便可能被植入设计者的价值观，在使用过程中也可能“自然”地被输入使用者的价值观[21]。基于此，尽管人工智能本身是生产力的一种形式，但因其“科技”属性而承载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加之算法技术的“伪中立性”，将人工智能技术异化为一种隐蔽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段，在不知不觉中输出价值观内容，进一步放大意识形态风险。
综上观之，上述两种观念对于技术是否等同于意识形态是持两种看法的，但是针对当今的网络空间来看，“技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这一观点是明确的。人工智能算法以所谓的“价值中立”为掩护，在被使用的过程中悄无声息地将不同的价值观输出给使用者，形塑使用者对事物的认知。如若这些认知与主流价值观相悖，长此以往则可能带来一系列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风险。
（三）人工智能技术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联系
技术的意识形态倾向将给民族领域带来意识形态风险。“技术”和“民族”所暗含的意识形态属性为人工智能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了直接桥梁。人工智能技术在诞生之初便与其设计者保持了“价值对齐”[22]；现阶段的技术核心被西方掌握，这也造成了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偏向，使得技术沦为了西方意识形态的输出工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集体意志的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就是熔铸这一意志共识的过程[23]。西方语境的“民族”概念具有其特殊的内涵，西方的一些民族理论经过有目的性的政治包装，甚至可能危害我国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的带有西方价值观偏向的意识形态内容输出，这些观点可能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影响我国民众的认知，进而被“塑造”成“反而是正确”的，由此造成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利局面。
因此，即使人工智能的应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了新的机遇，但经由人工智能技术而扩散至民族领域的意识形态风险也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对人工智能应用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风险研究应牢牢抓住意识形态风险这个关键点，深入分析人工智能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机理，进而实现对风险的识别和应对。
四、表征逻辑：人工智能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探究
人工智能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不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意识，而是由两个步骤组成。首先在于技术驱动，即人工智能对于互联网空间中的信息加工，进而由特定信息对个体的意识和行为作出塑造，由此实现人工智能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
（一）技术影响内容：人工智能的技术驱动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通过学习大规模数据集而自我生成全新内容，其主要的技术体现在于算法、算力和大数据三个核心要素，在功能上实现由简单的“输入—输出”向“自主学习—自我生成”的迭代[24]。在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实践的情景下，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生成内容、算法推荐，将离日常相对更远的宏大叙事转变为以更贴近生活、更易被感知的内容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
在内容生成阶段，人工智能在对现有数据进行系统学习的基础上，可以生成并输出全新的内容。一段时间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主要集中在民族历史、国家记忆等宏大叙事方面，所述内容对大众而言因为接触得不多而较少能引发共鸣，在宣传教育的成效上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经过人工智能技术对相关内容进行重新生成后，一方面，这些内容相对更贴近生活，更易于被大众感知和体悟；另一方面，内容的生成者不再局限于政府等话语主导者，而是允许更多人参与进来，大众都能成为内容的创作者，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裂变式”传播。
在信息传播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将以往单向度的信息传递模式转变为多元互动的模式。传统的信息单向传递形式导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内容在传递过程中存在信息繁复、反馈滞后等问题。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下，社会成员既可以是“接收者”也可以是“言说者”，大众表达的欲望被激活，产生多点齐发的协同效应，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介形成相互促进的“螺旋式”发展局面。
在话语接收阶段，人工智能可以通过用户的习惯和偏好对其作出属性定位，并据此进行有针对性的信息“投喂”。人工智能技术可根据用户的定位归类而有区分地投递信息，这不仅可以避免大众对相似内容的重复接收，而导致对内容疲劳度的不断攀升，还可以让受众更加沉浸在立体化的内容叙事架构中，不断刺激大众对这些内容的兴趣和体验欲望。基于此，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实现弱化具有严肃教学意味的被动输入模式，突出以兴趣主导的“潜移默化”式自主探索学习的效果。
综合而言，人工智能驱动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其宣传教育的内容质量、传播效果和作用成效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同时也应看到，技术本身的价值观倾向将影响内容的偏向，人工智能技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呈现的“善恶”导向取决于主导技术的意识形态偏向。
（二）内容影响认知：意识形态的认识塑造
心理学认为意识是个体感知外界事物并内化的能力[25]，意识可被分为认知、情感、意志三个阶段[26]，呈现为个体通过与外界事物的接触形成相应的认知，进而形成自己对事物的情感体悟，再产生采取预定行为的倾向。当个体在接触到特定内容时，人的意识将经由前述三个部分塑造而成[27]，内化为指导自己行为的内在准则，形成心理认同[28]。
认知是人感知事物的第一步，个体在接触事物后形成相应的认知[29]。借助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带来的技术帮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互联网空间中的表达更形象且更容易被感知，但这些信息是否包裹了其他错误或具有误导性的内容，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缺乏作出相应判断的能力。当人在不同情景下反复地被同样的信息刺激后[30]，人很容易基于这样的信息构建对事物的认知。一旦人工智能技术受到意识形态的裹挟，成为错误信息在互联网空间中肆意散播的“帮凶”，则个体被这些信息影响的可能性增大，人的理性判断能力将受限，最终将扭曲个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确认知。
情感是人对事物的感性表达[31]，人基于对事物的初步认知将形成对应的情感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凝聚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和归属，这样的情感根植于人民心中。当今社会，诸如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一些外来的价值观削弱了各族人民间的情感联结；人工智能时代的互联网场域更是将人分割成单一个体，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依赖被弱化，个体对群体的情感归属也可能遭到销蚀。由于人工智能本身的意识形态偏向，其算法运作下的信息所传递出的价值观导向也将影响个体的情感认同，消解个体对共同体的归属和依赖。
意志是人有意识的一种行为倾向，这种倾向将驱使人采取特定行为。通常来说，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之下，人的意志必然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铭刻在中国人血脉中的集体主义思想，数千年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历史记忆，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愿景，都支撑着各族人民对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意志。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在互联网空间中取得了更好的宣传教育成效；但一些弥散在网络中的虚假信息，也可能冲击个体的理性感知[32]，造成个体意志与集体意志的偏离，转而成为破坏民族团结的潜在执行者。
综而述之，个体的意识将引发其采取特定行为，不同前置条件的影响也将促使个体的意识发生改变。人工智能通过影响内容生成、信息传播和话语接收实现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技术驱动，并基于对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的影响实现对人的意识塑造。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偏向也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危险。
五、人工智能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风险识别与应对
在算法技术的推波助澜下，网络空间成为了滋生意识形态风险的土壤[33]。在明确人工智能技术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基础上，不论是牵涉整个社会的宏观层面还是关乎个人的微观层面，所裹挟的风险都更为清晰。因此，有必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提出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
（一）风险识别
其一，错误认识催生个体行为异化。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特性能让信息的生成和传播更难以被追踪和监控[34]；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错误信息可能与其他信息杂糅，更容易经过算法推荐呈现在受众面前。这些“伪正确”信息难以被人察觉，而一旦网络用户重复暴露在这些信息的流瀑中，则可能出现一个信息牢笼将个体闭锁在这种“浸润式”的意识侵袭环境中，达到“三人成虎”的诱导效果，在点滴之中逐渐改变人的意识，进而催生个体产生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不符的行为倾向。
其二，舆情泛滥诱发群体倾向异化。人工智能在使用中的道德风险漏洞为伪造虚假事件并散播提供了可能。当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舆情事件在互联网中快速传播，这些内容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就造成相对严重的影响；特别是涉民族问题本身具有高度敏感性，更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炒作。一些被伪造出来的相关信息或事件更可能刺激民众的情感、消解相互间的信任关系，进而导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联结基础被慢慢侵蚀，这种群体倾向背离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衷。
其三，话语冲击造成社会规范异化。中西方的国家建构和民族形成的历史渊源不同，在民族领域的意识形态差异决定了话语表达体系的不同。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互联网空间中散播，不仅会逐步造成大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的认知撕裂，并且由于人工智能“投喂”式的信息传递方式进一步剥夺人的独立思考[35]，让人反而被自己所接触的信息“捕获”，最终盲从于这些错误信息。基于此，西方的话语叙事借由人工智能以一种看似正确的内容形式在互联网空间中持续输出，可能导致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造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与冲击。
（二）风险应对
其一，构建意识形态立体防护网络。面对涉民族领域的意识形态风险挑战，需采取多维度策略以构建个人、群体及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立体化防线。个体层面，要加强“浸润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通过将相关内容“浸润”到大众生活点滴，强化个体感知和意识认同，扎牢个人意识形态防线的藩篱；群体层面，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风险预警体系，加速核心技术突破，提升信息识别和监管的预警响应能力，以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风险的群体性扩散，从而筑起群体意识形态防线的坚固高楼；社会层面，针对网络空间“反话语空间”的传播风险[36]及西方民族理论的话语流瀑在民众认知上造成的混乱，需依托先进理论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以此提升主流话语的主导地位，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力量和理论自信，为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冲击筑起坚不可摧的社会意识形态防线。
其二，搭建完备的意识形态监管体系。一是要构建完善的信息监管制度。通过明确的制度法规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设定合理边界，引导技术的“向善”发展，为公众提供正确的价值观导向；二是要落实互联网企业平台责任。考虑到信息与风险传播均需依托平台载体，必须强化企业平台的责任落实，夯实企业对平台上所传播信息的监管与监督责任，防止其因逐利行为而致使风险扩散；三是要推动全民参与的日常化监督。鉴于个体价值观偏离可能引发的风险连锁反应，要提升大众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辨别与斗争能力，鼓励并引导全民参与对意识形态风险的日常监督，共同维护社会稳定与安全。
六、总结与启示
数字技术的赋能激发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的活力，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风险也更加隐蔽而棘手。本文通过探赜“技术”和“民族”的内在联结机理，明确了人工智能时代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风险症结，即意识形态风险。通过探究人工智能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征逻辑，发现人工智能通过影响内容生成、信息传播和话语接收来实现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驱动，并以此进一步作用于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志实现对人的意识塑造。由此，从“宏观—中观—微观”的立体视角分析人工智能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风险，即错误认识催生个体行为异化、舆情泛滥诱发群体倾向异化、话语冲击造成社会规范异化，并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出发提出应构建意识形态立体防护网络、搭建完备的意识形态监管体系，为互联网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启示和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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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lping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onnection Mechanism，Driving Path and Risk Response
ZHANG Jinsong ZENG Chenghao
Abstract: The work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y exploring the implicit logic and representational logic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we are clear that ideology is the key to the diffusion of risks from the technological field to the ethnic field，as well as the technology-driven logic and behavior shaping logic involved. Based on this，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crete presentation of risks，including the alienation of individual behavior caused by misconceptions，the alienation of group tendencies induced by the proliferation of public opinion，and the alienation of social norms caused by discourse shock. Finall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the article proposes to build a three-dimensional ideological protection network and establish a complete ideological supervision system to cope with risks and challenges so o as to optimize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on the Internet.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onnection mechanism; driving path; risk response
（责任编辑：刘 凡）
初审：高 婵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