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一种衍生于特定社会关系、传播媒介与文化情境的动态情感结构，文化记忆彰显着人类记忆的集体化与社会化形态，揭示着中华民族亘古通今的演进逻辑与发展脉络，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向度。文化记忆具有唤醒民族情感、对抗遗忘危机、应对虚无主义等多重价值，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精神力量。文化记忆内含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同一性”与“现代同一性”的深层机理，通过记忆建立起中华民族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续性，回应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何以存续”“我们去向何处”的历史追问，有助于各族人民增强“四个自信”与“五个认同”。面向新征程，要以文化记忆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立足文化记忆“谁在记忆、记忆什么与如何记忆”的理论架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记忆的政治引领力；整合记忆内容，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记忆的内容凝聚力；创新记忆载体，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记忆的媒介吸引力。
关键词：文化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个认同”；中国共产党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2017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正式写入党章。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由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领。论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1]诚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源自于各族人民亲缘、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关联，更生成于培根固基、凝心聚魂之“文缘”的记忆熔铸。这种文化记忆是维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纽带，生成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共存、共通、共融和共享的发展历史，不断强化着各族人民的身份归属和情感认同。从记忆视角来看，作为历时性与现时性互构的形态，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记忆共同体，以文化记忆溯清来源、确证当下并指向未来。因此，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和心理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利益共享与制度保障，也受到特定文化记忆的影响，需要通过共同文化记忆进行推进。目前学界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角度与历史记忆、心理认知、情感认同等微观视角切入，而从文化记忆维度进行系统探讨的研究成果则相对欠缺。有鉴于此，深入探究文化记忆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何以必要、何以展开、何以推进，将对新时代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大有裨益。
一、 文化记忆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据探赜
20世纪90年代，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理论，从文化角度对集体记忆进行探究，认为“文化记忆关注的是过去中的某些焦点”[2]，借助文本、图像、舞蹈与仪式等媒介进行编码与展演，旨在通过回忆过去来实现身份和文化认同。关于文化记忆的界定，学界形成“文化即记忆”与“文化的记忆”两种代表性观点，皆把文化作为核心指针。从文化记忆的功能来看，其具有联通过去与现在、构建个体与集体同一性等独特功能，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身份与情感等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表现为“文化记忆理论关注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内在逻辑，文化记忆理论的这种研究旨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具有高度一致的理论脉络”[3]。
（一）唤醒民族情感：文化记忆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基底
文化记忆是共同体意识生成并延续的内在基因，它既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文化的传承和镌刻，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脉络和文化特性，也承载着人们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与理解，是人们身份归属和情感认同的缘来与支撑。扬·阿斯曼认为：“将民族作为一个集体的想象，依赖于对一种可以回溯到时间深处的连续性的想象。”[2]就这个意义而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称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内含通过共同的文化记忆建构起民族成员对民族的感观、印象和情感。文化记忆构成了民族共同体成员民族情感的基础，缺乏统一文化记忆的民族不仅难以获得价值和身份的共识，也会因为文化记忆的缺失或混乱而丧失民族情感，弱化民族认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正是具有认知塑造与价值共享功能的文化记忆起着维系民族身份和情感认同的纽带作用。
个体的文化记忆并非自造的，而是根植于特定的群体和社会的记忆之场。对于文化记忆而言，文化符号是文化记忆的载体，它存储并标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空记事，让民族成员能够在与文字、图片、建筑、英雄等符号的互动中重温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道德精神。中华民族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创造了系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它们既成为确证中华民族历史存在的意义对象，也构筑了民族成员回溯民族历史的“记忆之场”。一方面，从纵向的时间范畴来看，文化记忆折射着民族的历史脉络。中华民族历经千年发展，在经济、文化、制度、技术等领域曾领先于世界。即便在近代遭遇西方列强侵入和内部战乱的黑暗时期，产生许多创伤记忆，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成员团结协力，使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并向民族复兴进发。这无疑增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感、荣誉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从横向的空间范畴来看，文化记忆是民族的专属身份标识。对民族集体记忆的强调事实就是要生成对民族历史与民族身份的认同，在自身与他人的对比中形成并凸显身份意识。在文化记忆下，“通过对自身历史的回忆、对起着巩固根基作用的回忆形象的现时化，群体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2]。因此，尽管各民族成员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上存在空间差异，但都在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场域中认同中华民族的优先性和必然性。在文化记忆的驱动下，中华民族始终是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共识与力量的图腾，在增进各民族成员互动与共鸣的过程中绘就“最大同心圆”，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二）对抗遗忘危机：文化记忆是中华民族传承赓续的依托
“记忆”与“遗忘”是孪生范畴。“记忆与遗忘共存”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特征，反映着人类记忆官能与记忆对象之间取舍、调整与适应的关系。所谓回忆，就是同遗忘作斗争的过程。用保罗·利科的话来说，“就总体而言，人们感到遗忘是记忆可靠性的一个妨碍”[4]。诚然，没有记忆，我们将会迷失自己，失忆的人会在恒久的、无情的现实中无法自拔。[5]任何民族文明的发展，都寄托于一代又一代民族成员对文化记忆的延续与传承。这种民族文明的延续不仅依靠亲历者个人记忆的塑造和代际传递，还需要借助于文本、纪念碑、博物馆等媒介进行民族记忆的储存与再现。然而，无论是代际传递还是符号建设，文化记忆始终面临着“文化失忆”的风险，它既受制于主体对民族文化、价值与精神自觉选择意愿的程度，也受外在文化记忆符号载体建设的影响。
伴随着社会关系的调整与数字技术的发展，集体记忆愈加呈现出断裂化、碎片化与泛娱乐化的趋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文化记忆的遗忘危机，消解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记忆内容供给的连续性与系统性。一方面，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中，文化记忆在不同代际的传承与断裂中行进。皮埃尔·诺拉在关注“记忆—场所”范畴时指出：“人们已经摆脱以前尚存于传统的余温、缄默的习俗和对先人的重复(受某种内在历史意识的驱动)中的经验。”[6]在此意义上，文化记忆主体易随着“代”的更替发生边际递减效应，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亲历、关注、认知与理解程度趋于弱化，抑制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承续进度。另一方面，伴随现实世界数字化的进程，历史传承的人类记忆也呈现出向数字化迁移的总体趋势。[7]尽管数字记忆有着储存持久性与可逆性的优势，但网络社会呈现出“万众皆媒”与“万物可娱”的态势，自媒体和公众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解释和传播民族文化记忆的便利，但却容易受享乐主义思潮的侵蚀。“享乐主义”是以消灭“循规蹈矩的良民”(civitas)、以构建自我中心论、以冷待公众利益、以对未来的信心及各项制度合理性的丧失等为自己不可动摇的目标[8]，分散着人们对民族文化记忆内容的注意力。这就会使民族文化记忆的美好性、崇高性与系统性，陷入资本市场的媚俗化、浅薄化与碎片化的记忆陷阱，继而出现劣质文化信息驱逐优质文化信息的境况，压缩民族文化记忆的生发空间，加剧文化失忆的程度，最终可能导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主性和能动性的缺失。因此，以强化文化记忆建设来应对失忆危机具有必要性。强化文化记忆建设，既是弥合文化记忆代际传递的裂缝、保障中华民族文化记忆传承的连续性的重要举措，也是应对享乐主义弱化民族文化记忆的危机、维护中华民族文化记忆内容的主体性的应有之义。
（三）应对虚无主义：文化记忆是中华民族守正创新的支撑
记忆与历史是相互联结的范畴，历史是记忆的内容，记忆是历史的载体，文化记忆是历史存续和文化传递的重要条件。文化记忆通过塑造集体记忆来维护国家、民族与政党的合法性。然而，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侵蚀和消解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从历史与文化双重领域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虚无化，从而达到瓦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记忆根基的目的。其一，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华民族发展史进行虚无化，意图阻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连续性记忆，引发人们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困惑。历史与记忆间复杂的张力关系引来了历史虚无主义对记忆的占有，为历史虚无主义用非历史态度否定历史的真实性及历史发展的规律提供了着力点。[9]中华民族发展史是各民族交往交融形成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前提。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以“秘史、野史、学术”等为说辞，采用碎片化叙事、娱乐化消遣、牵强式炒作、假设式否定、颠倒式洗白等手段，对中国共产党党史进行歪解乃至否定，以此侵蚀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记忆内容。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借助网络炒作“崖山之后无中华”“元清非中国论”“满蒙非中国论”等论调，恶意将中国与中华民族狭隘化为“汉族政权”，再把汉族与蒙古族、满族进行族类身份与历史叙事的隔离，意图割裂中华民族发展史，达到混淆乃至瓦解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险恶目的。其二，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华民族文化史进行虚无化，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记忆，引发文化自信危机。文化虚无主义立足“西方中心论”视角，通过泛娱乐化、反智化、低俗化等手段，宣扬“黄色文明没落论”，矮化和丑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造成大众文化记忆内容的空洞、混乱和失向，影响各族人民民族认同与家国情怀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文化记忆联结着过去与未来，对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资源进行再现，是回应和驳斥虚无主义的情感载体。阿莱达·阿斯曼认为：“任何一种历史书写同时也是一种记忆工作，也在把赋予意义、帮派性和支持身份认同等条件暗度陈仓。”[10]文化记忆具有意识形态叙事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1]文化记忆通过各种媒介建构“记忆之场”，实现对中华民族特定记忆内容的召唤与书写。一方面，文化记忆的媒介再现，为应对历史虚无主义论调提供现实依据。文化记忆内嵌于文字、图像以及文化遗址、纪念馆、博物馆等承载记忆的场域之中，这些载体使文化记忆具象化为可观、可感的形体符号，让文化记忆“记之有物”，防止记忆的流变与被裁剪、被篡改，以此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事实依据，能够提升回击历史虚无主义的可见性、信服度与说服力。另一方面，文化记忆的情感培育，为应对文化虚无主义论调创建情感环境。文化记忆作用于主体的情感、兴趣与价值观等，通过历史叙事、情景复现与践行等途径，深化人们对记忆内容的感知与体验，推动文化记忆内容从“认知”向“认同”转化，切实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和文化自信，为应对文化虚无主义提供稳定的心理与情感基础。总之，文化记忆有利于各族人民增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体悟“四个共同”的深刻内涵。
二、 文化记忆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1]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基，确证着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价值。无论是唤醒情感、对抗遗忘，还是应对虚无主义，都内含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同一性”与“现代同一性”的价值逻辑，指向对“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何以存续”“我们去向何处”的追问与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记忆的生成过程，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也源于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融补。以文化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旨在让全体中华儿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积极正向的认知与情感，既要在求同存异的“价值公约数”中生成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也要形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认同。
（一）“我们从哪里来”： 文化记忆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起源的归属
“我们从哪里来”作为人们共有而本能的求索意识，反映着中华民族对共同起源的记忆寻根，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命题。其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借助历史与文化记忆回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源流，使人们形成中华民族具有时空连续性的系统意识。明确中华民族“从哪里来”，为回答“我们是谁”“去向何处”提供必要的历史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2]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西方国家惯于进行曲解。自17世纪开始，欧洲人制造所谓的“中华文明西来论”，宣称中国的人种和文化源自于埃及、古巴比伦等地，如1667年德国学者基歇尔的《中国图说》、1758年法国人德经发表的《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与1894年英国学者拉克伯里出版的《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皆有此种论断。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比较我国仰韶文化彩陶图案与西方新石器文化彩陶图案后，以二者存在相似之处就轻率地断定我国仰韶文化来自于西方，“因谓中国民族，实自中亚经新疆、甘肃而来”[13]。受这些西方论断的冲击，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潮，尽管古史辨派在上古史研究、古籍整理与古代思想考辨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却未能进一步实现对中国古史的系统重建。[14]更严重的是，他们推翻中华传统“盘古开天辟地”等神话体系，并质疑“三皇五帝”“夏商周”的真实存在，意图混淆人们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记忆，动摇人们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的精神信仰。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开拓着祖国的疆域，共同书写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文化记忆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空坐标与符号指事，为民族寻根溯源提供了情感基础和事实载体，是中华民族牢记“我们从哪里来”的精神支柱。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11]基于对中华民族历史文脉的观照，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第二个结合”，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1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们记忆和信仰的基底，只有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防止中华民族成为“文化流浪儿”和“精神乞食者”。“回忆形象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使其被物质化，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使其被现时化，所以回忆形象在空间和时间上总是具体的。”[2]文化记忆回应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内含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包括在时间维度上坚信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演进的连续性和客观性，在空间维度上明确中华民族具有特定的地理空间和多样化的生产形态。
文化记忆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但它并非抽象的，而是外显于各种记忆载体。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如一尊雕像、一座纪念碑、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16]一方面，文化记忆依托先秦文献与《史记》等典籍，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缘起，即早在上古时空场域中，中华民族的“共祖”已然产生，形成多民族多元共存的格局，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原始共同体形态。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且深具特色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是文化记忆留存的现实依托。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等神话传说文化记忆；茶马古道、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等空间文化记忆；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蒙古族的《江格尔》等史诗文化记忆；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夫人抗倭、土尔扈特万里东归等文化记忆，以及伏羲庙、黄帝陵、孔林、万里长城、故宫等建筑文化记忆，等等。这些文化记忆既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写照，也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广度与厚度，共同彰显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昭示着中华民族源起本土并延续至今的客观事实。总之，文化记忆有益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二）“我们是谁”： 文化记忆增进对中华民族同一身份的认同
作为个体社会存在的重要结构，身份揭示着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与集体的交互关系，其核心是个体在社会集群网络中确立身份标识，产生身份认同意识。“认同”译自英文的“identity”，既有“身份、本体”之含义，也有“相似性、同一性”的释义，表征着身份认同的尺度和标准。对此，曼纽尔卡斯特认为：“认同(identity)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17]，并且，“它是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的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而这些文化特质是在诸意义的来源中占有优先位置的”[17]。文化在身份认同中具有先导作用。就社会关系而言，身份认同是相较于身份差异而言的，正是因为存在国别、民族、种族、宗教等差别，才凸显出“我们”与“他们”的身份区分，表现为把界限之外的定义为具有身份差异性的他者，将界限之内的认定为具有身份同一性的“我们”。就这一意义而言，有赖于民族身份认同的回忆设定，个体才能明确地回应“我是谁”及“我们是谁”，既能意识到自身从属于特定的民族群体，也能自觉感受到民族身份给予的情感和价值，进而产生比其他认同更强大和持久的聚合力。
“我们是谁”反映了中华民族成员对所属身份的思索，直接指向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身份的认同与坚守。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认为：“无论是主动追求还是被迫塑造，有限制的身份认同几乎总是建立在一种对‘集体记忆’的呼唤之上。”[18]这是因为，“‘集体记忆’在一个集体——特别是民族集体——回溯性的身份认同中起到了持久的作用”[18]。在后现代理论语境中，文化记忆的主要功能就是为身份“定位”[19]，这是民族身份认同赖以形成的基础。作为多民族融合形成的民族身份符号，中华民族通过对价值观念、纪念仪式、象征图腾、遗产空间等文化记忆形态的创造、保留和更新，实现身份认同的沿袭和巩固，并使民族身份获得文化记忆的载体，进而能够在时间与空间的交替中进行代际记忆的传递与建构。然而，伴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递嬗，文化脱域于社会，人们有了基于更多分工基础上的“身份”认定和“个人主义”的观念意识。[20]这直接影响着民族身份认同的效度。因此，作为一个实在共同体，中华民族必须依靠文化记忆加强对共同体成员身份意识的培育，实现铸牢共同体身份意识的理性自觉。
虽然“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于当下出场，但作为民族实体存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早在中华五千多年前已客观存在。就这一意义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成员和中国公民国族(中华民族)身份的集中概括。[21]因此，文化记忆对“我们是谁”的身份界定，既以传统文化记忆确指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历史身份，也以现代民族文化记忆标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国家身份。一方面，文化记忆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具有多元一体、包容和谐的固有禀赋。在文化记忆的意会与唤醒下，各族人民深知中华民族的先祖们既在各自的活动场域创立独特的文化体系，又伴随经济、政治、生活的交往而日趋融合，各民族在相互吸纳和融合中形成了原初形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虽有历史上的“华夷之辨”，但仅以文化为分殊。中华文化是在中原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中形成的，并在吸取各族文化精髓基础上进行文化再创造和再生产。秦王朝开创的“大一统”政治理念和模式，塑造了后世中华民族的政治面貌，使“天下一统”的文化记忆深植于中华儿女的内心，成为中华民族稳定发展的基调和中华民族身份确立的前提，绘就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万里羌人尽汉歌”的民族和融景象。文化记忆孵化着各族人民的身份意识，既赋予各族人民以本民族的身份象征，更突出中华民族集体身份的历史同根性，以“龙的传人”“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等共同的身份记忆符号回应着“我们是谁”的历史追问。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是一个现代民族，不仅传承着中华优良传统，也在近代民族发展中衍生出新形态，特别是经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新的解放和发展。在“民族国家”这一概念产生后，文化记忆成为国家与政党保持合法性的来源，也是公民身份认同具象化的重要条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华民族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民族实体，并同时具有国民共同体和多族聚合体的双重性质。”[22]因此，当代的“中华民族”概念既不完全等于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族定义，而是具有整体性、建构性和超越性的“国家民族”概念，同现代的“民族国家——中国”紧密相连。如此，在中国近现代的共同体文化记忆浸润下，民族身份事实就转化为“我是中国人”之一称谓。正如梁启超所言：“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23]据此，借助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记忆，包括战争创伤记忆、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记忆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记忆，以文本、话语、影视、符号、空间等召唤中华儿女在文化记忆的勾连与再现中正视近现代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引发共情，锻造“不忘历史、奋发图强”的记忆共同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国家架构中牢记现代中华民族的国民身份。
三、 文化记忆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推进策略
文化记忆理论的核心范畴在于明确谁在记忆、记忆什么与如何记忆。基于历史与时代新方位，以文化记忆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综合考量记忆领导主体、记忆内容、记忆媒介等问题，遵循文化记忆的内在机理与逻辑，通过唤醒和强化共同的集体记忆，深化对中华民族与中国共产党的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
（一）坚持党的领导，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记忆的政治引领力
明确文化记忆领导主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文化记忆中“谁在记忆”问题指向记忆的主体与客体，反映文化记忆建设的目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记忆的根本保障，表征文化记忆的权威性与客观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民族工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33]“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学术话语，更是具有鲜明政治意涵的政治话语，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这一历史实体的认知定位与政治态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历史书写、符号塑造等文化记忆建设指明了方向，确保文化记忆的唤醒与再造合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要求。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文化记忆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在绘就中华民族“最大同心圆”中，中国共产党就是“圆心”，围绕此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大公约数”的半径。文化记忆是各族人民共享的集体记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记忆的建构者、规划者和实施者，决定着文化记忆的内容择选与价值尺度，是文化记忆内容规范化、系统化与科学化的保证。因此，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两个结合”为基本遵循，搭建各民族互融互信的记忆桥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共同体文化记忆的资源沃土，以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记忆的前进方向，保证文化记忆内容的供给质量与建设秩序。
第二，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以维护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推动文化记忆建设走深走实。文化记忆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相交织的社会存在，随着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关系调整，发生“正向建构”或“反向异构”运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记忆既有赖于亲缘情感、民族身份等精神要素的凝聚，更需要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予以巩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民族工作要依靠两种力量，一种是物质力量，一种是精神力量。”[1]物质利益是保障文化记忆真实度、可信度与认同度，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记忆擘画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寻求民族解放、民族复兴的现实图景，反映着党的初心使命、服务宗旨与政治立场，既同党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历史相关联，更映射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分配格局和人民美好生活状态。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立场，维护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推动民族与边疆地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全面进步，出台系列惠及少数民族的经济与教育政策以实现各民族共同美好生活，保证各民族平等享有现代化发展成果，让“民族地区落后论”“少数民族与汉族贫富差距论”等谎言不攻自破。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巩固下，各族人民的文化记忆并非抽象、虚假与空洞的，而是真实、可信与丰富的，充分验证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34]的记忆效度。
（二）整合记忆内容，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记忆的内容凝聚力
记忆内容的生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文化记忆中“记忆什么”问题指向记忆的内容，即留存于社会集体记忆中的核心构成。阿莱达·阿斯曼提出：“由于不存在文化记忆的自我生成，所以它依赖于媒介和政治。”[10]诚然，文化记忆的内容并非固定的，总是处于不断变构与流动的状态，其实质是意义解构与建构的过程。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明确文化记忆的内容，保证文化记忆“有本可循”，用“本”不断复述和重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历史，以不断弥合由代际传递造成的记忆“断层”以及信息博弈造成的记忆“虚无”，推动一代又一代民族成员正确认知并尊重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第一，深入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记忆共同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处理好中华文化“主干”与各民族文化“枝叶”的关系。在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24]中华民族共同体由各民族共同铸就而成，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人们的文化记忆呈现出共性与个性相交互的状态。因此，文化记忆内容生产应当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架构中平衡好“一体”与“多元”的记忆张力，正确把握中华民族“源流互济、古今相承”的脉络由来，科学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前世”与“今生”。一方面，把握中华民族历史与各民族历史的源流关系，明确中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整体性与正当性。历史虚无主义任意编纂“无中国说”与“去中国说”等具有迷惑性与煽动性的观点，意图植入错误的民族历史观念，解构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记忆叙事，破坏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为此，要强化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完整地展现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既要尊重民族个性，阐释好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更要凸显民族共性，展现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互通互融的演进脉络与面貌，回答好中华民族“从何而来”以及“如何而来”的问题，以清晰的史实脉络来提升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情感联系与价值归属，破除虚无主义的迷障。另一方面，把握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源流关系，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共创性与独特性。历史虚无主义善于炒作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以此为切口制造民族文化记忆矛盾。为此，要引导各族人民认识到中华文化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一体，是由各民族共同造就和传承发展弘扬的，是各民族文化记忆的底座。应加强对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既要强化对民族精神、图腾符号、记忆之场等表征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等文化记忆载体的建设，也要注重对各民族特色文化记忆内容的保护与呈现，让各民族文化共同绘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保证文化记忆内容的全面性与和谐性。总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记忆”与“本民族文化记忆”的融洽，引导各族人民摒弃“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记忆倾向，消除民族文化记忆的狭隘性、封闭性与冲突性，破除“我”之原子化的民族认知状态，自觉融入“我们”的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延续中强化“四个与共”理念与“五个认同”。
第二，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党史记忆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记忆以党史记忆为基准，以革命历史与现代化建设现实为线索，通过文化记忆的叙事，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历程与成就。于文化记忆内容而言，“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24]，是人们应着力标记和巩固的记忆内容。为此，应不断强化“四史”教育，做好“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马克思主义行”的内容叙事，保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各阶段领导各族人民递进式实现美好生活的记忆连贯性，既要避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蒙汉民众抗战、回族民族抗战”等重要民族团结的革命记忆内容的虚无与遗失，也要防治西方炒作“疆独、藏独、港独、台独”等议题对国家与民族统一记忆的虚构与篡改，引导各族人民正确审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自觉让“红色”成为记忆底色。即是说，要让各族人民在中国古代史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史的记忆回顾中，正确认知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历史脉络，深刻体悟“我国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28]，从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记忆的熔铸下自觉强化政治认同意识。
（三）创新记忆载体，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记忆的媒介吸引力
记忆内容的传播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文化记忆“如何记忆”问题指向记忆内容的载体，包括文化记忆的符号化与媒介化。阿莱达·阿斯曼关注文化记忆留存问题，认为“在媒介和记忆的隐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关系”[10]，用以表示记忆内容的符号与媒介叙述。诚然，文化记忆本是无形的，符号与媒介是文化记忆的物质形式，外显为大脑储存之外的信息介质。应通过符号与媒介建构向各族人民展现和传播“有形”的文化记忆内容，传递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与文化，使记忆从心理活动转化为实践活动，进而形塑文化记忆共同体。
第一，注重文化记忆的符号表达。中华民族民族共同文化记忆衍生于系列标志性的文化符号，表现为民族图腾、地理符号、建筑符号、空间符号等。中华民族蕴含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的文化记忆符号，包含古与今的连贯时空，形成如龙的传人、华夏儿女等身份记忆符号，黄河、长江、青藏高原等地理记忆符号，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经济记忆符号，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英雄记忆符号，东北抗日联军、蒙汉抗日同盟军、回民救国协会等战争记忆符号，以及新时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各民族大团结的中国一定是无往而不胜的”等话语记忆符号。这些记忆符号共同塑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底蕴与精神面貌，成为各族人民血脉相连、命运与共、利益共享的记忆支撑。为此，应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符号在教育、宣传、影视等“记忆之场”的在场性，让文化记忆符号与媒介结合，用更具象化、视觉化与体验性的方式进行展现，以契合各族人民的心理接受规律。同时，不仅要传承好历史文化符号，还要对标新时代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时俱进，提炼彰显时代要求与特色的记忆符号，古今相融，以增强人们对记忆符号的接受度和内化度，提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第二，注重文化记忆的媒介叙事。加强文化记忆建设，应借助文字、图像、空间、仪式、身体等介体，将抽象形体转化为人们可知可感的具象形式，为集体成员所共享。为此，一方面，既要注重对文本、影视、展馆、档案、仪式等传统“它者”记忆媒介的建设，保证媒介宣介内容的正确性、系统性和创新性，也要强化以身体实践为主的“自我”记忆媒介的建设，提升记忆内容感知的亲历性与体验性，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记忆在“亲闻”与“亲为”的结合中深入人心，引发民族情感共鸣，进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获得感。另一方面，注重数字媒介技术的传播使用，创新文化记忆内容的转化形式。注重文化记忆的数字化形态，运用直播、VR、AR等技术打造“数字记忆之场”，全方位、多角度地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记忆的故事场域和叙事情境，有选择性地制造民族文化记忆、红色文化记忆、近代创伤记忆等主题，在数字界面展现更具系统性、条理性、完整性和多样性的集体记忆内容。如故宫的“数字多宝阁”、兵马俑VR影像、2023年“元宇宙看两会”等，凭借“AI+XR+数字孪生技术”的技术集成，有效破除了文化记忆内容体验的时空壁垒，让民族英雄、文化遗址、革命博物馆等记忆意象整体走向云端，实景化、实时性、全方位地呈现不同民族地域的文化特色，使全国各族人民能够在“虚拟记忆场”实现远程共场共享体验，给予受众强烈的在场感与互动感。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个性化、全景式地重现文化记忆内容，既有利于增强大众对民族文化记忆内容的沉浸式体验，也便于克服集体记忆遗忘化、碎片化与虚无化的弊端，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记忆读取的便捷性与自觉性。
注释：
①潘丽文.短视频中的文化记忆建构：符号象征、叙事策略与主体互动[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1(05)：14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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