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观是人们认识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观念和总体看法，在不同世界观和社会价值观影响下，其判断标准也不尽相同。历史观的评判主要围绕“社会”和“人”展开，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社会是人发展的场域，人与社会发展的整体思维是历史前进的总体逻辑。中华民族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史观，是从中华民族的整体高度去把握中华民族历史、现在与未来。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感和历史自信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共享共有的精神价值，包括情感价值和感性认知。中华民族大历史观的“大”不仅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体现在精神和格局上，其中蕴含着几千年来积淀而成的共同价值取向。坚持中华民族大历史观就是要破除狭隘的种族主义中心论，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出发点正视历史遗留问题，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
关键词：历史观；中华民族大历史观；中华民族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历史观、中华民族历史观等重要论述。这些概念及围绕其所展开的相关论述，成为学界不同学科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大历史观、中华民族历史观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关于大历史观的研究，学者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阐释大历史观“整体性”意涵[1]，认为“习近平从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双重维度构建的大历史观的科学体系，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性发展”[2]，是史学研究的新方法，是新的历史认识论，应该基于不同时间跨度的历史层累来进行多维审视[3]。然而，这些研究只是停留在方法论层面，对大历史观的本质内涵并未做深入探讨。对于中华民族历史观而言，学界主要从两大层面展开：第一，内容层面，认为中华民族历史观就是对中华民族起源、发展及未来趋势的总体看法[4]，是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普遍规律的理论概括[5]，其内容包括中华民族整体史观、发展史观和多元一体辩证史观[6]，而对中华民族历史观内容起决定作用的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7]；第二，方法论层面，有学者指出需要坚持民族平等原则，要正确认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4]，也有学者建议要开展以历史认知、情感和自信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8]。总之，目前国内学界的大历史观研究主要是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历史观而做延伸式讨论，多以思政阐释类为主，但鲜有从史学理论视角出发去探讨大历史观的本质内涵。相对于大历史观，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研究显得较为成熟，内容和方法论均有所涉及，但对中华民族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的探讨略显单薄。涉及中华民族大历史观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有待进一步研究。
基于此，本文从四方面展开论述：第一，西方历史观的理论嬗变与唯物史观的思想内核是什么；第二，如何从大历史观视域理解中华民族；第三，中华民族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四，中华民族大历史观研究趋势和着力点是什么。树立大历史观是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前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从中华民族大历史观视域去把握中华民族发展史，对进一步加强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观与大历史观的理论嬗变
历史观，又称“社会历史观”，即人们认识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观念和总体看法，是人们认识和批判历史的根本立场、方法和态度。“社会历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科学观念范畴，但社会史观理论思想在他们提出概念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西方哲学中，历史观属于哲学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有重视自然的科学主义和重视人类历史研究的人本主义两大传统，先哲们在认识论、方法论和自然观上都有交叉。历史观的形成与史学的发展相辅相成，在每个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西方历史观与大历史观的三种指向
西方历史观不是一个统一或单一的理论体系，而是涵盖多种学派在内的复杂理论框架。西方历史观大致分为古希腊罗马时代朴素人文主义史观、中世纪封建神学主义史观、文艺复兴社会史观、现当代社会史观四大阶段，在不同阶段又形成一些具体的典型史观，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18世纪兴起的近代历史哲学。
1.西方历史观的类型在西方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家、史学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及社会结构的认识给出不同的答案，形成英雄史观、神本史观、人本史观、理性史观等。英雄史观是早期古典时代历史观的典型。在古希腊哲学中，古典时代历史观主要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主题，事件单一线索是其主要特征，借助神话来解释人类的历史，认为“英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有培养和选拔英雄，才能实现理想社会的愿景，久而久之陷入历史“循环论”和“灾变论”之中。兴起于公元前7—前6世纪的米利都学派，是最早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学派，如学派代表泰勒斯(Thales)认为水是万物的来源和归宿，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认为数是万物始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提出宇宙本质规律即“逻各斯”等[9]，留基伯(Leucippus)和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的原子论直接将朴素自然观与历史观结合起来，重新开启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在对自我超越和异化的同时，英雄史观逐渐走向全能的神本观，完全丧失自我。
神本史观是中世纪哲学史观的典型。基督教史学取代古典史学，是西方史学史上的重大变革。神本史观坚持上帝意志决定论，如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用毕生精力论证万事万物均由上帝安排，甚至对教父提出上帝创世说、三位一体说等教义，并制定“原罪说”“预定说”等神学思想体系。神本史观是以上帝存在为前提，进而强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增加，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和宗教改革愈演愈烈，神本史观开始走向世俗化，人文主义开始兴起。
人本史观是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史学的典型。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本，强调人的感性本能，把人放置于社会的中心，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丁(Dante Alighieri)、布鲁尼(Leonardo Bruni)、瓦拉(Lorenzo Valla)、马基亚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等都是这一史观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人文主义史学是近代史学的开端，人本史观摒弃天定命运论，主张将现实与历史紧密结合起来看待社会发展。在宗教改革社会背景下兴起的博学派史学，受人文主义史学影响，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色彩，渴望政治和民族的统一，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民族史、国家史和史学史等新领域新方向，皮埃尔·匹陶(Pierre Pithou)和安德烈·度申(Duchesne)便是代表人物。
理性史观是文艺复兴后理性主义思想的典型，分为主观理性史观和客观理性史观。主观理性史观表示人通过理智观念来管理自己、控制社会，人的理性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如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科技理性决定论、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社会权利理性论、康德(Immanuel Kant)的“恶”历史动力论[10]等。客观理性史观表示人类社会的发展既不由个人理性支配，也不由人类理性支配，而是由与其密切相关的客观“实在”支配，如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寻找的“不同于刚才消灭的实在……首先是指自我创造的感性世界，其次是指自我向往的超感性世界”[10]。理性史观在法国大革命中尽显孱弱，伏尔泰(Voltaire)、保尔·昂利·霍尔巴赫(Paul Heinrich Dietrich)等人提出利益是人们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的决定性力量。总之，理性史观过度强调理性的客观性，将理性神秘化，最终走向唯心史观范畴。而利益史观将个人利益凌驾于一切社会活动之上，直接否定了理性至上观。
2.西方大历史观的三种指向从西方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其大历史观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三种内涵：一是兴起于18世纪到19世纪的后现代主义近代史学，将人类历史演进看成具有共同目标且按统一路线向前发展的宏大叙事。18世纪是近代历史哲学勃兴的时代，产生了不少新型理论，被誉为“哲学的世纪”或“理性的时代”。伏尔泰最早提出“历史哲学”一词，但真正做系统研究的是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维柯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理解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进化过程，指出每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三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11]，提出世界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人类也可以认识历史[11]。康德也指出人类历史是有规律地向前发展，历史是由人类集体共同创造的。而让·孔多塞(Jean Condorcet)在安娜·罗伯特·雅克·杜谷(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思想基础上，提出“科学推动社会进步”[12]的历史观。
19世纪被冠以“历史学的世纪”，史学流派繁衍不绝，先是浪漫主义史学，继而是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和巴克尔实证主义史学，其中兰克学派影响最大。随着历史学不断专业化、精细化，其一度成为当时人文学科之首，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史观。客观主义史学的开先河者是巴塞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他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考证史料，其次在考订史料基础上揭示历史内在联系[12]。尼布尔历史研究法成为后世史家治史的圭臬，继其之后的列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明确提出“如实直书”原则，进一步强调原始记录和考证的重要性[13]。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也指出，“历史学说到底只不过是实际事件的清晰知识”[14]，强调在确切史料基础上描述历史现象、分析历史问题。“历史哲学”在19世纪是指一种“纯推理解释的宏大体系”，兰克学派追求可靠的史料，排除个人主观因素，然而试图绝对客观公正地描述历史事实是件不太可能的事。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实证主义勃兴时期，近代自然科学开始进入社会历史研究。实证主义否认任何先验历史理论，主张历史研究应当从“实证”事实出发，力求准确叙述事件。如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史学科学化，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研究，要把历史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科学也只是自然科学的“延续”[12]，要注重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英国史学家亨利·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具有特定的规律性，应当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12]。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提出人类社会进化历史划分法，首次阐明人类在原始社会中的历史进程。他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实证主义以人为中心，重视普通大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出现历史主义史观，黑格尔对其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理论建构，他认为历史是精神(或理念)充分实现并回复到自己的辩证过程，整个世界历史都遵循连续性原则，应当注重从“民族精神”[15]层面去把握历史的个性。
二是大结构、大视域、大格局的宏观历史书写。20世纪是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的转变时代，传统史学所笃信的“史料即史学”以及西方文明优越论观念开始动摇。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提出与兰克学派不同的看法，认为“应当写人类集体的活动，而不是写名人的历史”[12]。法国史学家亨利·贝尔(Henri Berr)、美国史学家詹姆斯·鲁滨逊(James H. Robinson)、意大利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cdetto Crocc)等致力于建立一种“新史学”，希望通过跨学科综合式研究，试图把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统一起来诠释历史。在现代史学发展中，法国年鉴学派一枝独秀，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认为，人不但是历史的唯一准则，而且是历史的生命，“历史学家应当把社会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12]。在英国，以屈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和以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为代表的文化形态说，主张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整体，试图从世界性角度去看待它[16]。德国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人类视作“文化的生物”，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提出文化有机体论等，都是从文化形态层面洞察人类社会发展。新史学时代，实用主义色彩浓厚，尤其20世纪60年代后史学多元化、国际化成为一大特点，诸多史学家致力于计量史学研究，各种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应运而生。二战后，西方史学强调把历史研究扩充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甚至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各方面，试图建立一种“全球历史观”。同时，史学研究方法开始多样化，如计量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口述史学、影视史学等竞相登台[12]。法国第二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长时段历史对人类社会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作用，提出著名的“三种历史时段理论”[12]。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实质上就是这种内涵，即认为大历史就是当代人可以用经验证实的知识，“虽包括中国商周到人民共和国已三千多年，在人类历史上讲，仍不过长弧线上的一个小段落。我们所认为的真理，也是在这小范围切身自觉而成。我们也还不能够知道宇宙结构的真原因和真目的，也很难预知今后的真结局与真趋势”[17]。同时，黄仁宇指出在历史发展的轴线上，道德观念左右着发展的内与外(或希望与现实)[17]。人的内在根性与社会环境的外向发展二者之间的合力成为历史发展的方向。
三是“以小见大”式看待人类的起源与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史学出现“叙事史复兴”，微观史学和新文化史相继出现。法国第三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认为，人类学成为新史学的“优先的对话者”[18]。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等人用缩小观察规模研究方法去研究个别、具体的事实。微观史学将研究视线投向过去历史中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的个人和群体，从限定对象中鉴别史料。与微观史学相比，新文化史学则借助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理论方法，通过对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文化内涵。
可见，西方大历史观的三种指向，也是西方史学思想理论发展脉络的体现，分别对应西方普遍史理论思想、全球传统史理论思想和西方宏大叙事理论思想，但这些理论思想仍均有一定的缺陷性：其一，将人类发展史视为按共同目标同一路线发展的普遍史，完全忽视了历史发展的主体，带有一种历史先验论色彩；其二，大格局大视野的全球史观实质上是从经济或技术角度对社会发展史的另一种诠释，这便陷入资本主义现代化评判标准模式，完全忽视阶级差别和社会形态演变规律；其三，从宇宙诞生到生命演进的宏大叙事理论，完全忽视了某一社会形态中所存在的具体性问题，弱化了人的主体作用和社会发展中的人文因素。按时间顺序对人类历史进行单一叙事和线性结构陈述是西方历史观的基本特征，总体而论，西方历史观仍旧摆脱不了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窠臼。
（二）唯物主义史观中的大历史观思想
历史观属于价值判断范畴，在不同世界观和社会价值观影响下，其判断标准也不尽相同。唯物主义史观是马克思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主张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一种科学归纳。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9]，这是对唯物史观作出的精辟概括。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历史观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即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根本观点出发，把人的思想动机、英雄豪杰的意志、超自然的神秘精神力量等视为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认为社会发展只是一种在量的方面的进化过程，没有质的飞跃和突变……不论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不论阶级斗争的存在”[20]。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人们开始改变以前的看法，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观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历史观。
第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注人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指出，历史观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三个：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历史运动的形式、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21]。历史观基本问题之一：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2]。这就意味着人类对历史的认知建立在社会发展基础之上，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就是不断实践。历史观基本问题之二：历史运动形式。具体而言，是指历史运动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恩格斯指出，“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23]。客观物质世界中的相互作用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它们均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又形成历史辩证意识，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而单个意志又是由诸多因素相互交错而成，这些因素也构成了“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23]。正确认识历史运动形式，就是要避免陷入狭隘、主观、教条式的思想，要从历史发展客观事实和大历史观角度去思考问题。历史观基本问题之三：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指出，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生产本身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种是人自身的生产[23]。随着社会发展，人类精神文化也成为历史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人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相互制约，随着社会生产力提升，物质生产逐渐取代人自身生产①。
第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历史观的评判对象主要是围绕“社会”和“人”展开。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地域、生活习性等因素影响，不同的人聚集成不同的群体，其后又被赋予一定政治意涵，最终成为一个庞大的国族体。因此，如何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能否树立正确历史观的前提。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4]。历史是相对自然界而言的人类社会发展史，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其内容包含着历史人物、事件，社会活动等诸多因素，历史发展也就是实践转化为历史的过程，它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25]。唯物史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综合性史观，也即通常说的历史观。
第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时始终贯彻大历史观思想。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2]。同样，列宁指出：“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26]。质言之，这种联系观、发展观就是一种大历史观，也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大历史观而言，不同学者从自己专业立场出发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如认为大历史观就是将考察对象置于纵深历史长河加以审视[27]，要从国际的宽视野出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下看问题[28]，要从宏大历史视野出发分析事物来龙去脉，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流主线[29]，等等。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30]，只有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才能掌握历史主动权。所谓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就是指认识历史发展的时空观，要求把握客观规律，顺势而为；跳出历史局限性，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历史观。
第四，受唯物史观影响，出现一些认识社会发展的具体史观，如阶级史观、革命史观、社会史观等。这些史观主要从某一视角出发，试图系统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同的史观，出发点不同，所得结论也不尽相同。如阶级史观，是从阶级视角出发去认识历史，阶级斗争是其核心内容。《共产党宣言》指出：“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论在社会建设上还是在科学研究中，阶级史观成为主导性思想。1958年4月，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发生武装叛乱事件，叛乱分子裹挟三四千人围攻循化县城两天三夜，“叛乱区内竟有68.4%的党员、65.9%的团员参加了叛乱”[32]。事后，为了加强少数民族党员阶级观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党中央在给青海省委批示中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32]。对这一以阶级史观处理民族问题的观点，不少学者只看到后半句，却忽视前半句的社会条件，导致理解偏差，甚至将其提升至马列主义普遍原理的高度。然而，这些观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并不适合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经典理论。
亦如民族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围绕斯大林民族概念展开，对这一“遵循”也无人正面予以“讨论”。学术理论的指导性在科学与政治之间，似乎区分得并不十分明显，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往往是以科学性为主导。在理论与实践冲突时，一般是从历史实际或社会实践去修正理论，而非死板僵硬地去裁剪历史或盲目指导实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倡的做法。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33]。在之后的讨论中，不少学者开始反思斯大林民族概念提出的社会背景及主要目的，也指出其局限性的一面。事实上，民族问题并非仅仅是阶级关系问题，里面也涉及民族属性和研究范围问题。从民族特性来说，民族就是一种人们共同体。民族的区别划分属于人类学范畴，不是人们共同体内部的阶级划分，阶级问题是民族内部问题的一部分而已。就民族本身而言，其分殊在于体质形貌、社会文化、语言宗教、信仰心理等方面。
总而言之，大历史观作为一种社会认知方法，就是用唯物辩证法去阐释人民主体地位、实践主客体关系和历史演进基本机制问题，遵循以人民为旨归的发展逻辑、以社会场域为基点的实践逻辑和以整体思维为引领的历史逻辑[34]。大历史观所呈现出的特点：一是作为一种研究视角，需要从长时段去认识历史并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注重历史脉络及演进方式；二是从不同角度去诠释历史全貌，树立整体史观，注重历史发展的关联性、整体性和发展性；三是坚持唯物辩证史观，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为价值标准。
二、大历史观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尊重历史客观性是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史的前提，在大历史观视域下去把握中华民族发展史是时代所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25]，要求“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35]。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对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具有重要作用。
（一）大历史观视域下的民族内涵
认识中华民族史观的前提是要认知民族的内涵。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人们共同体的特定属性，其内涵主要表现在四方面：第一，民族是经过不同社会形态变迁而形成的综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做过详细论述，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在人类原始社会末期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而产生的。即随着生产力发展，剩余产品增多，人群之间因争夺生存资源而引发的战争也日益增多，相邻部落结成联盟的现象也不再鲜见。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族，逐渐发展成以地缘关系为核心的人们共同体，于是便产生了民族。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36]。
第二，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民族不等同于国家，也不等同于种族。关于民族历史，列宁指出：“要给‘没有历史的民族’找一个范例，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除非在乌托邦中寻找)，因为所有的民族都是有历史的民族”[37]。种族属于生物学范畴，国家属于阶级范畴。民族的发展和消亡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受外界各种因素影响，有些民族或被分化或被同化，或形成一个新的民族，但消失的民族和被整合的民族往往也会留下其文化特征，如何处理一个民族的社会关系及其历史文化值得今人思考。这里面既会涉及文化主体性问题，也会涉及文化认同问题。
第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正确把握历史规律是树立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前提。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8]。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过长期的分化与整合，形成众多族群体，每个族群体又分化出诸多支脉。20世纪50年代全国汇总上报的民族名称多达400余个，大部分集中于西南地区。同一民族不同族称、大杂居小聚居、同族不同语、同族不同地、不同地域而源于同一历史文化者，比比皆是。这一客观现实，也导致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展现出其复杂性的一面。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39]。历史从未孤立地存在，而是处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互动中。从某种意义而言，大历史观就是要从整体、大局出发分析事物发展的本质，要培养整体思维和全局意识。
第四，在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始终是加强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恩格斯在谈及日耳曼民族马尔克公社制时指出，血统联盟是整个民族生活制度的基础，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和民族经济发展而逐渐被人们忘记，人们对共同血缘世系的记忆也越来越淡薄[40]。随着民族团体不断壮大，共同的历史文化显得愈加重要。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包含两层意蕴：一是各民族拥有自己本民族的历史；二是各民族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统一、政治一体的格局下，各民族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
（二）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本质内涵
中华民族历史观就是人们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换言之，即如何客观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要求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并指出“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41]；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疆域、历史、文化基础上增加“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35]，形成“四个共同”理念；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42]；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四个共同”基础上增加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43]，“五个共同”完整阐释了中华民族大历史观的本质内涵。第一，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历史观为指导，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为依据，对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及基本特征做出正确的认知。毛泽东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4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45]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46]。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具体表现。
第二，坚持中华民族历史观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就是要从中国历史客观实际出发，尊重史实，抽丝剥茧，以正视听，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和唯西方中心论，重新反思新清史观、游牧农耕二元对立论、“满蒙非中国论”“汉族入侵论”等一系列西方解构中国历史的言论，把涉及民族、边疆、宗教及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问题从根源上厘清。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情感是否牢固，也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
第三，坚持中华民族历史观就是要从横纵两维度宽视野、长时段地去把握历史规律。如前文所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时始终贯彻着大历史观思想，这为在当代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中华民族历史观也是如此，即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历史发展脉络。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内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内容。概言之，中华民族历史观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及民族观形成基础上，结合中国民族发展的具体实际而形成的历史观。第四，坚持中华民族历史观就是要从多维度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要破除传统狭隘的某一种族主流论或中心论，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出发点正视历史遗留问题。既要注重传统的中华民族史研究，也要从周边民族文献中探析其他民族关于中华民族历史的认识，分析域外史籍中对中华民族史的记载，进而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属性。
第五，坚持中华民族历史观就是要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的历史定位。思考新时代的中国问题，更应当将其放置于大背景大环境之下，将其融入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历史观是善于总结规律、把握历史自觉和以史为鉴的史观，始终秉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责任感，谦虚谨慎地汲取历史教训。在西方鼓吹“历史终结”“中国崩溃”“西方中心”等唱衰中国的论调下，应该客观冷静地从历史事实出发，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中华民族历史观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重要作用。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感和历史自信度，从而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在中华民族大历史观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中华民族大历史观是对西方大历史观的全面超越
中华民族大历史观就是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以疆域、历史、文化和精神为基本框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客观实体形成与发展的总体看法。中华民族大历史观是在中华民族史观基础上的升华，其中的“大”不仅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体现在精神和格局上。中华民族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密不可分，其中蕴含着几千年来积淀而成的共同价值取向，与西方大历史观存在着本质差别。第一，中华民族大历史观是唯物史观下个人价值的再体现，侧重于思想和文化，关注的是中华民族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大问题。人本思想是中华民族大历史观的客观反映，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的具象化表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4]，而社会关系本身就是具体的、不断变化的，人只有通过社会劳动才能实现自身价值。换言之，人既是社会存在物也是历史存在物，人的本质只有在人的历史活动中才得以体现。马克思主义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不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揭示人类历史发展从民族史走向世界史，并在其基础上形成一套科学的大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47]，“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48]。人民史观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不仅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类解放、突显个人价值的理想，也回答了社会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中华民族大历史观就是站在人民立场，从中华民族的高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价值的史观。实现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就是完成了个人价值的历史性飞跃，中华民族整体性价值是精神格局上的升华，而非西方单一叙述史观的个人价值体现。
第二，中华民族大历史观蕴含着“共同体”因素，其“大”体现在情感和价值上。中华民族从起名界定开始，就蕴含着“多”和“一”的关系[49]，从“自在”到“自觉”本质上就是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合二为一，既突出中华民族的性质，也彰显精神格局上的“大”。从这个层面上讲，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大历史观存在着诸多共性：首先，二者都是科学的历史观，是一种整体的历史意识；其次，二者均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范畴，强调人的核心价值；其三，中华民族历史观折射出大历史观意识，二者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从中华民族大历史观视域去剖析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其中所体现出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完全彰显大历史观思想。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多元一体特点，即历史文化多样性和政治一体化特征。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书写的，厚重的文化中蕴含着各族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悠久的历史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无疑都起到社会教育作用。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不仅能够提升民族自信心，也能激发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然而，这些色彩斑斓的历史应当在中华民族大历史观下去书写，这些灿烂的文化亦需在大历史观视域下去传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大历史观基础之上。中华民族所拥有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呼吸共命运、相互依存的大历史格局。因此，大历史观之“大”并非只是时间和空间的“大”，更是情感和价值上的“大”。
第三，中华民族大历史观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一种思维认知，这一认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不开。中国传统史观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历代统治者为前朝修史，使得中华文明史凸显记载连续性、内容丰富性等特点。中国历史之所以绵延长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历代政治家和文人士大夫重视学史、鉴史、撰史的传统，也深刻认识到历史与国家盛衰密切相关。古代史官与史馆制度建置较早，据《周礼》《礼记》记载，夏商周时期我国已出现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内史、外史等称呼，唐代正式设立史馆，成为专门纂修史书的机构。历代所修史书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从未中断最有力的证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5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特点也体现在历代史学家撰写史书时有其体裁多样性的一面，彰显中华文化的容纳之量和消化之功。
（二）中华民族大历史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共享共有的精神价值，包括情感价值和感性认知，与中华民族大历史观有着密切联系。
第一，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大历史观内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因特殊的地理环境，逐渐形成一种凝聚力。早期居于黄河、长江中下游的族群，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跃然成为历史上文明与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久而久之形成一种民族的自然凝聚力；处于东南濒海、北部沙漠、西南高山等地理条件下的民众，则因向内地发展比向外发展容易，在民族关系演进中逐渐形成一种自然的内向性[51]。这种自然凝聚力和内向性，成为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基本的客观因素。在广袤的疆域范围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基础。历史与地理的结合成就了宏大的历史格局，也为中华民族大历史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近代以来，各族人民在共同抵御外辱中得以空前团结，并对中华民族产生强烈认同感。进入新时代，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中华民族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各族人民从追求大一统转向致力于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奋斗，客观的历史发展本身造就了一种宏大的历史视野。从宏大视野去审视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对每个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着关键作用。
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享性、连续性、继承性特征，是中华民族大历史观的重要表征。就民族特性本身而言，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共享性认同。民族共同体就是“依赖于相互承认而存在的共同体”[52]。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成员的彼此认同，包含物质生活、精神文化、情感价值等各方面。二是历史连续性认同。后继者对历史的书写与继承义务是历史共同体走向未来的延伸。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亦需放置于大历史国际背景之中去审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大历史观是新旧概念的集合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人民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成为中华民族大历史观思想凝聚力的重要体现。这“四个与共”既反映出各族人民在利益、情感、价值、精神和文化上的诉求，也反映出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凝聚。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一个不断团结各族人民、凝聚各族力量的过程，从理论层面来讲，“四个与共”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的，也是中华民族大历史观的精神内核。三是理论继承性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与发展[50]，中华民族大历史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来，始终将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实与未来视为一个不断变化、发展且存在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看，二者具有共通之处，呈现出前后继承关系。
第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深化中华民族大历史观和重新书写中华民族史起到重要作用。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传统史家在编纂中国历史时，往往采取中原王朝史观或汉民族史观，反而把周边民族政权历史作为附属，潜意识认为只有中原汉民族王朝才是历史的唯一，从而忽视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特性和历史共创性特征。针对历史上的华夷之辨、统一与分裂等问题，不如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去思考，换种角度将棘手问题简单化。其二，不少人对历史的认知局限于某一“断面”，反而忽视了对整体的把握。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既有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史，也有近代以来的民族觉醒的历史，更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每个历史阶段都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和需要完成的使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凝聚思想共识，也要求强化历史认同，使各族人民把握历史的过去、今天和未来，重塑大历史观。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结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十二个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均位列其一[42]。可以说，中华民族大历史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四、结语
中华民族整体史观是中华民族大历史观的核心内容，整体史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五个共同”理念，精确概括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其中，“疆域共同”是对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物质载体的新认识，打破了传统王朝史观；“国家共同”是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认识，打破了西方单一民族国家论，进一步诠释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历史共同”是对多民族中国历史基础的新认识，打破了传统王朝历史叙事方式；“文化共同”是对多民族中国多彩文化和多元文明的新认识，打破传统单一文化观；“精神共同”是从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视角对民族精神的新认识，肯定了精神动力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因素。“五个共同”是对原“民族”话语体系的历史性超越，形成新时代各民族“共同”理论的新话语。其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家层面的民族实体。具体而言，是以“共同体”为基本框架和核心观念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贯通性，疆域、历史、文化和精神是民族共同体的要素，统一多民族国家是民族共同体的性质，“五个共同”完整表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和巩固的机理。其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避免了民族属性之争，从简单关系论上升至本体论，超越了单一民族叙述模式。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中华民族大历史观的学理表达，对“多元一体”理论进行了全面升华。其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合体表现。各族人民在共同开拓疆域、共同创造历史、共同书写文化、共同培育精神以及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体与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也随之而成。“共同”表达的是包容与多样，而非同质与排异。“五个共同”分别对应的是各民族的主权共识、政治共识、情感共识、文化共识和精神共识，对传统王朝疆域观、历史叙事范式、单一文化观和内在精神动力进行全面更新，突出了中华民族大历史观特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实践导向。
中华民族大历史观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及民族形成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成就，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思想引领作用。大历史观是认知历史趋势、把握历史规律的思维，中华民族大历史观属于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大历史观相互融合的新概念，未来研究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坚持以科学为导向，加强相关学术话语体系建构。概念是理论体系的基本要素，也是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石，概念背后所蕴含的理论逻辑与话语体系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思想观念最直接的表现。人们往往通过概念对客观事物进行初步的认识，进而逐步形成对客观事物外在属性的综合性思维。因此，如何科学定义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华民族大历史观以及如何建构其话语体系、学术体系，是未来学界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第二，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深化中华民族大历史观理论体系。历史观的形成与一定的社会背景不相分离，理论体系研究需要系统把握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关系。其一，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入手，将中华民族大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进一步升华，拓新马克思历史主体论。其二，要理清三组关系，即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华民族大历史观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西方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大历史观之间的关系。其三，要理解中华民族大历史观所包含的两层内涵：一是以中华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史观，另一是将中华民族放置于人类历史发展长河的宏大史观。
第三，坚持以整体思维为导向，建构中华民族大发展史观。“大”是一种全局观、整体观，大历史观本身就包含着辩证与统一的关系、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只有站在中华民族整体的高度才能更好把握各民族的未来。中华民族大历史观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客观反映，二者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相互依存。多元一体既是历史的延伸，也是现实的根基。一方面，要把握中华民族的内在世界，从集体记忆、价值认同和历史叙事入手，深入发掘民族共性元素，克服狭隘的民族历史观。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民族矛盾、社会危机、利益冲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中华民族大历史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新发展，是中国现代民族史学理论的新高度，是对单一民族主义的思想校正。树立中华民族大史观，旨在破除西方民族国家先验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于国际层面而言，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中华民族国际影响力的有效方式，有利于发挥中国在全球史中的担当与责任；于国内层面而言，是消除民族隔阂、认清中华民族发展主流的思想引领，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
注释：
①人自身生产指在史前时代发挥重要作用的“自己生命的生产”；物质生产即生活资料生产，即提供人们衣食住行的生产。离开人类自身生产，物质生产将失去主体，但人类自身生产却取决于物质生产的性质和水平。在文明史形成之后，物质生产对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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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under the Broa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 Beijiang
Abstrac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s the basic concept and overall view of people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world view and social values, its judgment standards are not the same. The judgment of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ainly revolves around “society” and “people”. Man is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society is the field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overall thinking of huma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the overall logic of historical progress. The broa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Marxist materialist dialectic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hich can control the history,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overall height of the Chinese nation.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 correct historical view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ll help to enhance the historical identity and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mmunity sens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refers to all ethnic groups having formed shared common spiritual values, including emotional values and perceptual cognition,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broa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ime and space, but also in the spirit and pattern, which contains the common value orientation accumula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Adhering to the broa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o break the narrow center theory of racism and encounter directly to the historical problems with the Marxist national theory as the starting point, which is crucial to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roa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责任编辑：徐姗姗）
初审：高 婵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