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时代赋予了民族学新的学科使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民族学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民族学依托专业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建构与具体实践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全球化浪潮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多重影响下，以参与观察与个案研究的传统田野调查将难以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的多元社会文化进行全方位阐释。本文认为，应当积极开展多点民族志研究、城市社区研究与网络民族志研究，推动民族学田野调查在研究对象上寻求转向，使民族学田野调查在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代需求的同时，推进民族学“现代化”“本土化”“应用化”发展。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学；田野调查；转向
一、前 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纲”，也是全面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需要充分借助哲学社会科学的力量，以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中国本土客观实际为基础，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1]作为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发挥支撑作用的学科，民族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自二十世纪初引入中国至今，民族学始终以社会事实为基点，积极回应现实问题，着力推动社会进步，为中华民族复兴所服务。进入新时代以来，民族学则被赋予了促进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性的学科使命。
民族学是一门重视田野调查、以客观事实为研究基础的“实学”。习近平指出：“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2]中国民族学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坚持立足本土实际，积极开展田野调查，在边疆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等一系列民族事务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习近平强调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随着时代的更迭，传统的民族学在面对多元社会文化、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时，立足客观实际、积极转变研究对象、回应时代需求才是新时代民族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田野调查的对象方式也应作出相应调整。本文认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开展田野调查应当以社会事实为基础寻求研究对象的转向，以更契合多元社会文化的田野调查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伟大实践，在积极回应民族学的新时代学科使命的同时，推动民族学朝本土化、现代化、应用化进一步发展。
二、时代呼声：田野调查的现实需求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系民族团结的重要保障。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国家统一之基，又是民族团结之本，更是精神力量之魂。党的十八大鲜明提出，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与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党的二十大则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部署，准确把握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要求，赋予了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支撑学科新的学科使命：既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又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还要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更要以完善民族工作体制机制为导向促进民族工作的高质量发展。[4] 习近平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5]。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支撑学科中，以民族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要求最为契合。民族学自传入中国以来始终关注本土不同民族文化、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等领域；始终以社会事实为基础，围绕民族工作的实践指向进行理论选择与实践路径的创新。“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鲜明学科特质使民族学成为了哲学社会科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坚力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深入实地，在调查中认识、厘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脉络与实践动向，总结民族团结进步宝贵经验。习近平强调了科学研究的实践导向：“科研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实践中形成的真知变成论文，当党和人民需要的真博士、真专家”，使科研响应时代呼声、解决现实问题。[6]民族学历来因重视田野调查而被称为“实用之学”[7]，极强的实践性与应用性充分切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需求。田野调查自民族学传入我国后便为凌纯声、费孝通、林耀华等民族学家广泛应用于研究实践中并逐渐为人熟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学田野调查提供了新舞台，在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方略的现实需求下开展田野调查，既是回应新时代民族学学科使命的积极尝试，更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加速构建中国特色民族学、加快建设民族学中国学派的重要一招。
三、参与观察：田野调查的研究传统
田野调查又称田野工作(field work)，是用直观方法观察人类行为，并通过介入式经历以及与不同社会人群的深入交流进行文化研究的方法[8]，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论。田野调查要求准确地观察，需要接受过专门训练的研究者较长时间地持续深入田野点，与当地居民同吃同住，建立较深厚的、相互信赖的关系，逐步深入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实践[9]，依托参与观察、访谈等专业研究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10]。田野调查最早应用于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46年对易洛魁部落的研究，随后被英国人类学家哈登(Alfred Cort Haddon)引入人类学领域，在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Boas Franz)的研究与应用中得到持续发展，并为英国人类学家塞里格曼(Charles G.Seligman)所影响实现了方法论的创新。随着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科学民族志”的提出，田野调查成为了民族学、人类学的一套具有严苛实践规范的专业研究方法，并以其“科学性”“专业性”为公众熟知。[11]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首次倡导了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运用，在为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撰写民族志提供了科学方法的同时，从理论上和技术上归纳出一套科学的田野调查原则，推动了人类学研究的制度化、科学化、专业化发展。[12]
参与观察对研究者提出了两大要求：其一是长期的住居参与。参与观察要求研究者较长期(半年至一年)地居住在调查地点，[11]这也是自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科学民族志规范以来学术界长期坚守的标准，长期的住居参与有利于研究者全面了解田野点自然地理与社会文化境况，在一个完整生产周期内参与研究对象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取得对田野点全貌的整体呈现。其二是亲身的观察体会。参与是研究者接触和感知地方性知识、与地方民众建立信赖关系、全方位了解居民社会实践的最直接渠道，观察是研究者作为他者从外部对当事人内部事务整理和分析的最有效途径[9]，需要研究者“深入”田野，与研究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切身参与研究对象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感受社会与文化的氛围，以具身性的感知来理解社会与文化[13]。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 Brown)的安达曼(Andaman)群岛研究[14]、保罗·拉比诺(Paul M.Rabinow)在摩洛哥(Morocco)的田野工作[15]、景军于甘肃省大川村的田野研究[16]等民族学经典研究无不凭靠于参与观察。时至今日，参与观察已然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者了解和掌握某种社会和文化结构及其本质现象的最有效途径[17]，为民族学、人类学以经验研究为主的知识生产模式提供了方法保障[18]。
四、因时而变：田野调查对象的三重转向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国家，境内五十六个民族在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下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社会历史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需求下，以田野调查为抓手考察民族地区心理与文化认同、凝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模式与机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历来重视田野调查的学科，民族学在百余年的理论发展与无数研究者的长期田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发展出了一套以参与观察与访谈为主的、完备的田野调查方法体系。然而，我国社会文化在各地文化变异融合、外来文化交流交融、城乡文化的多重影响下日趋复杂，[19]要胜任对我国多元社会文化的全面描述，需要田野调查“因时而变”，以多元社会文化为现实基础寻求研究对象的转向，与时俱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学科力量。
（一）“单点民族志”转向“多点民族志”
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开创了“科学民族志”的先河，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体系，成为了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准则。经典民族学田野调查将田野规定为一个特定的、单一的、实体的社区，[20]要求田野工作者以参与观察、访谈等方法开展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谋求对田野的全面认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民族学田野调查以典型个案为基点，依托参与观察、访谈等多种研究方法开展了多项卓有成效的田野研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例如：罗彩娟以广西象州县纳禄村为田野点，分析了汉、壮两族群众建构“命运共同体”式民族关系的物质、精神基础以及具体建构策略[21]；张明进、李玉雄基于广西木寨村的个案，探讨了民族地区乡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22]；李军以宁夏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为考察中心，从经济、政治、精神、社会四个维度总结了该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揭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区实践与乡村振兴战略间存在的互构逻辑[23]。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交通的便利、科技的发展、网络的普及增进了国家与地区间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民族学研究也日益被卷入全球化的发展潮流中：一方面，全球化导致经典民族学研究中封闭独立的完美社区已难觅踪迹，民族学研究者面临的田野更加开放、更加广阔；另一方面，全球化推动了文化跨时空的扩散与传播，民族学研究者面对的文化更加多元、更加复杂。[20]复杂、多元的社会与跨时空、跨区域的文化对以单点民族志为传统的经典田野调查研究提出了挑战，经典田野调查研究如何跟进社会发展步伐进行更新成为现实问题。[20]作为对民族学面临的全球化挑战的回应，“多点民族志”(multi-site ethnography)应运而生。多点民族志由马库斯(George E.Marcus)提出，是对实验民族志的探索，旨在通过追踪人群、追踪事件、追踪隐喻、追踪冲突、追踪生命历程等方法开展跨区域研究。与单点民族志不同，多点民族志已不再是对某一地区文化全貌的简单描述，而是通过开展多区域的田野研究，“运用独特的策略，追踪进行中的研究项目，了解多个地点、不同行动者和搭档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准确考察他们所产生的合作性想象”[20]。
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我国各省区人口流动规模日渐提升，社会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来自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积极、主动离开故乡前往发达地区经商、务工、学习、就业，在生产生活中与其他民族同胞实现了经济、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开展多点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有助于精准认识不同区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准确把握不同区域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路径的鲜明特征与内在联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实现提供借鉴。例如：单菲菲等分别于甘肃、新疆、宁夏三个省(区)选取一个民族互嵌式社区作为田野点，借助问卷调查对三个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现状进行剖析，探究了公共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能路径；[24]杨鹍飞等依托问卷对北京市、天津市、河南南阳市开展田野调查，从文化适应压力、文化适应过程、社会融合、社会参与四个维度出发，考察了民族互嵌式社区内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效应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适应程度和主观幸福感的内在联系；[25]温士贤立足于珠三角地区，对广州、深圳、肇庆三座城市的民族互嵌式社区进行了调查与分类，阐明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四种理想类型，探讨了新时代城市建设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切实策略。[26]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单点民族志研究的全面详述，也需要多点民族志研究的纵横对比，在开展田野调查时需坚持以社会事实为基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单点或多点民族志研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提供全面、可靠的田野案例支撑。
（二）“乡村村落研究”转向“城市社区研究”
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乡村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等人类学新的研究转向，标志着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旨趣与关注目标由初民社会变更为复杂的乡村社会，并逐渐发展出一套社区研究的方法。[27]国外“社区”概念最早发源于滕尼斯之《社区与社会》(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国内“社区”则是由费孝通倡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集体讨论的产物，并在吴文藻的全面阐述下开启了以社区为研究方法的“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先河。[27]在学科传统的熏陶与我国社会文化的影响下，我国民族学的传统田野调查则更多地关注小型共同体，亦即“乡村村落研究”，旨在充分发掘的文化特殊性，如《凉山彝家》《花蓝瑶社会组织》等早期田野研究就翔实地展现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进入新时代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要求推动了乡村村落研究旨趣的转向。除关注传统的特色文化以外，新时代的民族学研究者依托田野调查，在乡村村落中亦开展了族际关系、族际互动、乡村共同体、乡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主题的全方位研究。例如：马翀炜以迪庆藏族自治州哈达村为例讨论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对族群边界的影响，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相对分明推动哈达村建立了超越族群边界、实现多元文化共享的另一种模式。[28]徐黎丽以甘肃甘南夏河县桑曲塘村为基本观测点，从文化特征及现代性因素入手，描绘了“原生性”和“构建性”在多民族村落的族群认同实践中并存、互动的图景。[29]李文钢立足于贵州省乔央村，对村寨这一微观层面的多民族杂居进行了充分观察，探讨了宏观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社会基础。[30]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进了各地区人口广泛、高速的流动，各少数民族群众在流动的浪潮中充分实现了社会、经济、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大杂居、小聚居”为特点的民族人口住居格局不断深化，在乡村与城市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民族互嵌式社区。[31]习近平在新疆考察时强调“要推动各族群众逐步实现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32]民族互嵌式社区是由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空间[33]，又是各族群众的共同感情载体[34]，还是不同民族群众平等相处、彼此尊重的社会利益共同体[35]。我国当前的人口流动主要呈现“就地、就近城市化和短线迁移”的特点。[36]在城市开展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田野调查，研究、讨论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路径与治理逻辑等议题，既是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响应，也是推进民族学现代化、应用化发展的现实之需。蒋慧以广西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为例讨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可行策略[37]。汪鲸通过研究三亚市天涯区，探讨了三亚市传统民族社区转向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现实进路[38]。史诗悦从党建引领视角出发对义乌市鸡鸣山社区进行了考察，指出基层党组织领导对于社区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具有重大意义[39]。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诸如乡村村落等传统的地域性社区逐渐被城市社区等移民性社区所取代，“地域社会”朝“移民社会”的转变趋势愈演愈烈[40]。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事关全局的重大任务，既需要充分认识城市社区等移民性社区中多元主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重合力，也不应当忽视乡村村落等地域性社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贡献的内生性力量。开展城乡社区研究的田野调查研究，既能充分揭示城市社区内多民族互动的路径机制，亦能全面展现乡村村落的深层文化内涵，在充分理解、阐释城乡社区复杂性的同时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实地田野调查”转向“网络民族志”
传统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因具有“深入实地”“切合实际”的鲜明特点而被称为民族学的“专有名词”。[15]自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问世以来，以参与观察和访谈为主要研究途径的田野调查被广泛应用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努尔人》《忧郁的热带》《萨摩亚人的成年》均是实地田野调查的经典范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需要理论支撑，更需要立足实际，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背景下开展实地田野调查研究成为了时代应有之义。郭学军以南疆的村落学校为基础，讨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41]；蒋彬通过对四川上五村的田野调查，阐明了民族旅游村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路[42]；黄菡薇立足于贵州阿妹戚托小镇，探究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多民族互嵌式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中的实践逻辑[43]。
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既增进了信息的广泛交流交互，也推动了虚拟社区的建构，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日趋交融，生成了新的社会生活空间。[44]虚拟社区为民族学田野调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之相匹配的新兴研究方法——网络民族志(nethnography)应运而生。库兹奈特(Robert V.Kuzinets)将网络民族志定义为一种专门的民族志方法，旨在探究、理解以计算机为中介的社会世界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尽管网络民族志在研究对象、研究场域与研究方法上与传统的实地田野调查存在差异，但传统田野调查的整体性、情景化与关注文化等方法论原则仍然适用并指导网络民族志研究。[45]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需要在现实社区中广泛推进，也需要在网络社区中积极尝试。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46]如何借助网络开展宣传工作，在互联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族学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作为新兴的民族学研究方法，网络民族志应用于互联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既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需求，也有助于推动民族学现代化、应用化的进一步实现。然而已有涉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的网络民族志数量相对较少，相关研究也多基于“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展开。如严庆立足于“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的微信公众号，通过对微信公众号所属地区、所属单位团体、推送发布内容等指标进行观察分析，讨论了微信公众号推动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价值与改进策略。[47]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3]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工作中，既需要着眼于现实，全面开展实地田野调查，充分厘清现实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策略机制；又需要突破现实束缚，与时俱进运用互联网技术，以微信、QQ、微博等应用为媒介开展网络民族志研究，把握虚拟社区中网民群体的互动模式。同时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号等公众平台的宣传功能，着力推进互联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五、结 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予了中国民族学做好田野调查、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添砖加瓦的学科重任。面对全球化浪潮下我国的多元社会文化，民族学田野调查更应当“因时而变”，充分实现“个案—多点”“乡村—城市”“虚拟—现实”的有机统一：在秉持个案研究传统的同时转向多点民族志研究，以不同的社区(村庄)案例展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地方实现的多元路径，增进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现实生活中复杂多样性的了解与认识；在赓续经典乡村村落研究的同时转向城市社区研究，深度剖析社区、村庄等微观个案，以“真实”“客观”的田野资料进行“深描”与解释，从内部、整体等视角揭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城乡不同地区的文化内涵与运作机理；在立足于实地调查的同时转向网络民族志研究，获取全面、足量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第一手资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提供坚实的实例支撑。使民族学田野调查在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要求的同时推动学科朝“本土化”“应用化”“现代化”进一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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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ing With The Times: Triple Turns Of Research Objects In Field Study Of Ethn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JIAO Ruoshui XU Qixing
Abstract: New Era has endowed ethnology with a new disciplinary mission, and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ethnology.Relying on professional research method——field study, ethnology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Under the multipl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raditional field study based on participation in observation and case studies w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verse social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multi-site ethnography research, urban community research, and online ethnographic research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change the research objects in the field study of ethnology, promote the field study to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nhance the modern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thnology.
Key words: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Ethnology; Field Study; Turns
（责任编辑：陆 露）
初审：高 婵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