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产教深度融合是推进民族地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交叉互融是基于知识传播的民族地区高校产教融合的初级策略，因而更加注重知识产品的供给链条与需求链条、学科专业的范式途径与分工综合、科研成果的内源探究与场景应用交叉融合。而共生发展则是基于深度融合的民族地区高校产教融合的进阶策略，故此需要进一步明确深度融合的领域边界、健全利益主体的合作机制、强化融合主体的内生动力并在空间维度下加强三维协同。从长远来看，新质生产力是基于未来需求的民族地区高校产教融合共生发展的新目标，因此，应当力求实现共生系统中多链式延伸拓展、共生融合下的数字化赋能升级、共生关系中差异化精准对接。高校产教融合以其共生共享的新样态必将推动民族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关键词：共生理论；领域融合；民族地区；产教融合
民族地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区域发展的重中之重，民族地区高校肩负着以教育增进民族团结的重任，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高校还承担着兴边富边、稳边固边的重要作用[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将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作为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以产业+教育多元链条互动推动民族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以更加广泛地融合协同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2]。在实践过程中，民族地区高校产教融合的成效显著，但也出现了融合不够深入、融合成效不高、融合机制不畅、融合动力不足等问题，需要从交叉融合转向共生发展。共生理论自西方生物学家提出后逐渐拓展到人文社科、经济改革等各领域多方面，意指不同主体间形成的共同依存共同生长共同发展模式[3]。共生单元是共生系统的主体单位，共生关系是共生系统的内在逻辑，共生环境是共生系统的外部环境，三者共同形成和谐共生生态，称之为共生系统[4]。具体到民族地区，共生理论的主要核心和根本指引就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到民族地区产教融合发展，共生理论落地见效的主旨就在于进一步审视改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传统模式，从共生单元、共生关系、共生环境等多维度优化产教融合共生系统，着力加快打造和发展民族地区高校产教融合新样态，一面衔接经济增长点、优势产业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带，一面对接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的新的育人场域和产业发展范式，推动教育与产业、人才与成果、理论与技术、基础与应用全面有机融合，最终推动育人体系和产业体系在时代发展中不断进行融合融通，从而寻找到真融真合、深融深合的有效路径。
一、交叉互融：基于知识传播的民族地区高校产教融合初级策略
对于产教融合而言，无论是高校、企业还是相关社会组织个体，所交换与流转的基本元素都是知识，所展现出的单元之间的交融都是伴随着知识外溢而产生。从知识层次上看，民族地区高校产教深度融合的实质就是知识在更多区域和场域中实现顺利流通，带动产业主体、生产经营材料、教育专业资源、人力资源、科研智力成果等多种要素在民族区域实现融合作用和价值提升。对于民族地区高校而言，对知识的拥有数量和质量、对知识理论的学理支撑和学术阐释、对技术发展的前沿探究，特别是在人才积累和智力成果集成上存在高集聚性的优势。进而言之，产教融合的出发点就是理论与实践要素的交互融合。具体到现代化发展指引下的产教融合，知识的外延和边界变得极为模糊，在各类学科知识的跨界交融下，产教融合所需要的知识逐渐转向不同学科综合成果、理论与实践协同配合的知识产品。因此，要推动民族地区高校产教深度融合，要从交叉融合入手，以持续的知识溢出和人才供给推动地区产业发展[5]。
（一）知识产品的供给链条与需求链条的交叉融合
对于产教融合中的高校主体而言，知识既包括作为客观载体的科研技术成果、理论研究产品，也包括作为主观能动载体的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人才。产教融合的本质就是对这些知识产品的供求双方进行衔接和融合，吸收各类主体参与到知识产品的生产中来，以产业发展对知识的前置吸收、教育行业对知识人才的延伸推介来形成交叉融合。教育和行业主管部门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推动知识产品的供求链条交叉融合：一是统筹民族地区对知识产品的认知与需求。以新疆地区为例，在数字技术、智能信息的深度应用下，产教融合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大，单一专业素养正在需求影响下逐渐转向，更多知识门类、更多交叉知识、更多应用场景成为专业素养的组成部分，重点知识元正在向具有历史规律和现实意义的纵深维度发展，这就决定了产教融合不再是供给与需求链条的对接，而是两元链条的双重叠加与融合推进。二是聚焦高质量发展对知识产品供求的时代要求。对于民族地区而言，产业与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同向性，甚至在资源调配特别是智力、人才、技术的配置上具有同质性。要围绕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现实需要，聚焦影响和制约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瓶颈障碍、科学技术难题、效益提升困境，以知识产品的共同生产应用为核心推动供求链条的交叉融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将院校油气现代科研知识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与新疆油田联合成立联合实验室、联合研究院，不断推进非常规油气教育的知识成果转化，真正形成了共生共建共享的知识共同体。
（二）学科专业的范式途径与分工综合的交叉融合
对于高校而言，知识的存在和传播往往以学科建设的形式而开展，人才的培养和供给也总是因不同学科在人力资源市场上的分工需求而以动态呈现。广西壮族自治区就充分借助国家扶持西部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宝贵机遇，把学科建设与人才需求紧密关联，服务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产业的快速发展，不断打造西部地区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应该说，相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民族区域的产业分工并不十分明显，同一产业的上下游分工和外部支撑产业分工并没有过多细化，往往围绕某一民族资源禀赋优势点形成产业发展极，又以此作为民族地区高校产教融合的项目主题。比如，新疆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对数算工程项目的吸引力极大，以数字经济为龙头形成了一系列产业发展链条。与此同时，高校作为知识研究和传播创新的前沿阵地，随着信息时代、智能时代以来知识数量的极大丰富，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和传统学科分化研究日益加深。但是，以现有民族地区高校的产教融合来看，教育能够提供的学理支撑和学术研究的深度有余而广度不足、高度有余而效益不足，这就导致产教深度融合难以做到真正融通。因此，必须分类探究民族地区高校学科专业的建设方向，立足地区社会分工特别是新经济业态、新发展格局对人才、技术、成果的需求，推动学科设置与社会分工交叉融合。高校要与市场企业主动对接，在政府统筹引导下及时对接应用研究的技术前沿、聚焦民族区域的产业困境、找到本地人民群众的民生诉求，在这些具有较强实践价值的项目中找到产教融合的发力点，以产教融合共同体作为不同学科的资源集散地，形成以区域项目任务为基础的交叉融合研发团队、孵化团队、转化团队、经营团队等[6]。
（三）科研成果的内源探究与场景应用的交叉融合
高质量的产教深度融合是民族地区以教育发展实现高层次技术和管理人才有效供给，推动民族地区积极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举措。除了培养高层次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外，以高校智力资源作为支撑的科研服务也是产教融合的重要内核。特别是在民族地区不断改变传统资源劣势、积极推动特色产业发展的背景下，高校科研成果正逐渐从内源式专业研究和项目式技术探究转向新的产业发展场景，以此推动资金链、产业链、创新链整合应用。科研成果不再是从高校到企业的链式转化，而是以项目为核心的集成化科研创新推进，但正是这种综合性跨领域跨专业的科学研究成果更多集中在学术领域，缺少与时代发展和社会市场行业变化相结合，导致部分高校科研成果推出后虽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但经济效益或商用价值却不高；有些成果虽然得到了推广应用产生了一定创新生产效益，但商业化场景不够丰富、拓展性也不够突出；还有些科研成果经济效益不错，但对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优势资源利用不够，对本地区经济推动作用不大。可以参考新疆巴州地区建立的全国纺织服装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利用好产教深度融合的有利契机，加大高校科研与民族纺织产业场景应用的交叉融合。这种共生单元的交融，离不开应用评价体系改革。只有在加强传统产教融合成效评估的基础上，加大对交叉专业、交叉场景应用的赋分比例，鼓励学校和企业在尊重不同场景技术运用和成果转化规律的前提下，才能推动形成尽可能多的符合民族地区综合产业发展项目的成果，使综合性产教融合成果在共生单元交融互促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二、共生发展：基于深度融合的民族地区高校产教融合进阶策略
共生理论下的领域融合是复杂的多层次开放系统的嵌入融合，不仅包括能量信息和各类物质的交换，从高校企业之间、高校社会之间、企业社会之间频繁流动，也包括不同理念和同类目标等异质同质元素的和谐依存，还包括彼此之间的良性循环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生系统是在共生关系中各主体合作依存形成的生态关系的集合体。对于高校、政府、企业而言，民族地区高校产教融合共同体组成了一个知识与经济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生态系统。它的典型特质是共生，即各类参与主体都能够从产教融合系统中得到生存发展的必备资源，能够在投入资源和要素的基础上形成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的共生组织架构和发展目标。客观上看，对于民族地区，产教融合仅仅依靠交叉学科、交叉场景是难以实现真融、真合的，必须聚焦民族区域产业发展的特色优势，在多元共治、共建共享共生的框架下，以不同行业的不同领域为融合方向，在不同领域的叠加区域选择合适项目进行融合，并围绕不同领域的普遍性人才需求而进行人才培养模式优化。
（一）生态群落的形成需要明确深度融合的领域边界
共生的生态圈不是无限延伸的状态，而是具有一定凝聚力的领域生态。以共生作为基本原则的产教深度融合，要找准明确领域融合的边界所在。一是产业发展环境下育人边界与用人边界的融通。在民族地区产教融合中，如茅台学院、滇西应用技术大学等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新增设立，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和融合特点，不仅应着力解决好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型、特色品牌打造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问题，也要努力解决民族地区高校学生本身的身心成长诉求和职业发展的规划问题。前者主要是基于如何以育人素质来助推高质量发展，需要注重人才培养的方向和路径，重视人才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不断为民族地区培养尽可能多的具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人才，做好高校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改革。后者则是基于如何以更深层次的产教融合满足学生成人成才的现实诉求，这就需要高校改变重理论强学术轻实践的固有思维，立足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为不同成长背景不同发展诉求的学生群体提供可供选择的产教融合方案与实习实践机遇。二是人力资源市场与产业创新市场边界的融通。产教融合的关键在于合作必须基于对产业发展资源的深刻认知、对民族区域产业发展阶段的全面审视、对产业迭代转型升级的需求对接。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不仅需要思维和认知的改变，更需要人力资源的持续供给和科研成果的全面发力。这就需要将高校产教融合放在本地区人力资源市场与产业创新创业市场进行统筹，将市场的最新信息、行业的技术变革、企业的用人导向及时全面渗透到育人的全过程、运用到学科教学的全链条中，通过模拟就业、辅导规划、顶岗实习、师徒教学等形式，逐步提高产教融合的有效性[7]。
（二）共生系统的运转需要完善利益主体的合作机制
共生系统能够有序运转，关键在于其中的主体能相互依存、互为补充，重点在于资源的合理分配与生产实践的协同配合。从民族团结的角度看，产教融合以众多利益相关者为主体，以现代化治理理念和方式作为手段，能够为各民族间的经济互通、民族群众共同体意识形成提供物质基础和组织准备。推动民族地区高校产教深度融合，需要坚持共生共享的利益合作机制，运用市场化的机制、现代化的治理、科学化的融合来不断强化成本共担下的利益主体合作机制。一方面，民族地区高校要推动产教融合各类主体从零和博弈转向共赢。在民族地区高校内部仍然存在行政体制的制约障碍，部分高校的学历评价仍然占据绝对优势。这就需要加强对学校内部产教融合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从评价周期、评估指标、成效认定上超越传统的校内学历认证，积极开展多方参与的效益评价。对于企业而言，受到利益的追求影响，要通过产教融合不断压减内部用工成本、技术研发成本。应当重新定义民族地区高校产教融合的目标效益，鼓励高校育人机制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在完成通识性和专业化教育后，不断提高实践比重和技术训练。例如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与企业共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融合发展基地，打造人才流、技术流、知识流、资金流畅通流转的生态系统。另一方面，民族地区政府部门要推动产教融合从困境中走向共生。要提高产教融合主体的多元性，探索在民族地区组建多部门协同、多主体参与的产教融合管理层，组建多企业参与、多研究机构及专家学者参与的产教融合科研层，组建以供给民族区域优势产业带建设、特色产业群发展为核心的产教融合人才集散平台，在高校试点建立交流合作的双师型队伍，以现代化的市场运营管理理念和机制激发高校产教融合的热情和活力，以更加丰富有效精准的人才供给和科研服务促进产教融合的共生共育。例如，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牵头成立的新疆新工科教育联盟，与20余家企业签署合作协议，聘用353名企业兼职教师参与人才培养，推动形成了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的良好态势。
（三）共生组织的壮大需要增强融合主体的内生动力
共生环境的顺利生成与创设，是民族地区产教融合共同体的理想状态，需要政府、高校、企业等各方主体积极转变思想认识，立足资源禀赋，主动参与和推动融合。从教育本身目标来看，民族地区高校教育水平的检验和评估必然和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相关，需要在五育并举的背景下着力增强教育对代际贫困的阻断效果、对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效果、对时代精神和思维方式的传播效果。从区域协同发展来看，民族地区高校产教融合是不断强化发展短板、补齐底板、优化长板的重要路径，能够通过人才、技术、知识等多要素参与市场发展和行业升级。政府、企业、高校必须从自身着手，不断激发对产教融合的内在驱动力。首先，引导产教融合主体向更深处努力。产教融合不是简单的校企某个项目的合作，也不是几个学科的联结和人才供给，而是在区域重点行业领域、前沿技术发展领域、特色文化产业领域的多领域融合发展，要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认识到产教融合对支撑民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产教融合各类共生主体都应该紧紧围绕民族区域新产业发展的制约障碍和重大机遇，运用好学科研究、人才供给等功能作用，推出一批顶事管用的对策建议和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的技术产品。共生主体要立足于不同民族地区的区位特色、资源禀赋，广泛发挥产教融合覆盖面广、信息量大的特点，走进民族村寨，向时代要课题、向基层问需求，找准项目主题和融合方向。其次，引导产教融合主体向更多处发力。这种多样性不仅是产教融合参与主体的增多，也不限于融合项目的丰富，而是要加强产教融合体制机制的优化改进。聚焦民族地区特有的产业情况，关注民族高校师生的职业规划诉求，围绕新经济形势下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断推动产教融合规范化制度化，将产教融合的短板和弱项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审视，积极释放民族地区产教融合的政策红利。
（四）共生环境的优化需要依托多个维度的场域协同
在传统产教融合中，民族地区的教育主体和产业主体出于共同目标方向的指引，以成本共摊、利益共享、机制共建为核心开展项目化融合。但在共生环境中，民族地区产教深度融合不仅要把地域空间因素考虑在内，也要把数字技术带来的新业态新应用统筹进来，从而在新的发展格局中促进民族地区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这种对共生环境的整体优化需要依托三个维度的场域协同：第一场域是基于传统校企结合的产教融合，以政府作为统筹，以教育机构和市场主体的积极对接为框架，以新型育人模式为核心，形成注重创新创业能力培育的人才培养和成果孵化模式。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提出的“优质特色学校工程”建设规划，就是通过建设重点专业群和民族特色专业，从而带动民族特色学校建设。第二场域是基于城乡一体化发展下的产业发展。对于民族地区而言，产业发展的最终指向在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出发点则在于带动城镇村寨的振兴发展。地方党委政府要立足于民族区域产业与城乡协同发展，重新优化产教融合的空间定位，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地区发展。这一点可以借鉴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区域有什么支柱产业，就设置什么专业；区域企业有什么难题，就建立什么服务平台；区域有什么新技术需求，就培养什么新技术应用人才”的做法。第三场域是基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现代化。教育主管部门要把产教融合放在物质与精神、改造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建设精神家园与提高生活品质的综合维度进行探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教育现代化、产业现代化耦合融合为载体，努力实现民族地区产业、城镇、教育发展的三维融合。
三、新质生产力：基于未来需求的民族地区高校产教融合共生发展新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论断，对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为民族地区高校产教融合的共生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方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是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这是高校产教融合共生发展的本质特性和理想状态。在共生理论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延展应用的过程中，共生就具有了和谐共存的哲学内涵，也有了同类发展环境中共生主体在各个单元网格内的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相互斗争的矛盾统一关系。对于民族地区高校产教融合的“四链”而言，这种关系属于生产关系在产教融合的具体化，对产教融合的最终生产力具有直接影响，对以人才支撑和科技助力民族地区产业经济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换而言之，就是要从民族地区产教深度融合的链条拓展来思考民族地区产教融合的新样态，找到蕴含其中的新的共生关系的生成逻辑，从而明确发展方向，吸引尽可能广泛的多元化主体围绕共同目标进行合作，以主体合作、机制协同来促进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在民族区域深度交互融合。
（一）实现共生系统中多链式延伸拓展
民族地区高校产教融合的成效直接关系到各民族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关系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必须不断推进民族地区产教深度融合，以应对新经济形势下产教融合成本链和供应链的不稳定性风险，以调整优化生产关系不断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培育的需要。要立足教育链、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的全面衔接融合，在既有链式驱动的基础上不断拓展融合链条的长度和宽度。一方面，要纵向延伸融合链条。广西民族大学就将产教融合与非遗文化教育传承紧密结合，探索推出“非遗+就业”等融合模式。广西民族大学还与阿里云开展深层次产教融合合作，围绕东盟数字产业人才需求开展人才培养、资源引入等系列工程，推动建立东盟数字产业学院，成为实质意义上的产教融合共同体。由此可见，民族地区产教融合不能拘泥于现有经济业态和行业项目的对接融合，而要从行业发展的上下游中尽可能找到全产业链的融合基因，从关键行业技术和创新人才的需求出发，抓住重点行业前沿和重大行业转型的契机，提纲挈领地形成辐射上下游产业、带动生产、运输、销售等多个领域发展的融合链。另一方面，要横向拓展融合链条。立足民族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产业、地域优势资源禀赋，挖掘传统产业潜能，对现代新兴产业进行重点突破，对交叉产业、跨领域、跨地区产业项目进行探究式协同研究，从而不断发挥民族地区高校的人才优势和智力条件，形成多链互动的良性循环。例如广西中医药大学利用自身的办学特色和优势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与其他国家在中医民族医药、医疗保健、人才培养、科研开发等方面的合作交流，成立了中—泰传统药物研究联合实验室等，在中医药民族医药、医疗保健、人才培养、科研开发等多方面形成多链条合作交流格局。
（二）实现共生融合下的数字化赋能升级
在数字经济与知识经济共同发力影响的背景下，民族地区传统的交通设施、基础设备、产业水平、资源禀赋的短板有望被充分弥合，跨越时空限制和产业阶层固化障碍的新经济业态、新交叉行业、新发展热点正成为高校产教融合、多方协同办学的重要接驳点，这些节点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居多。特别是在数字化赋能民族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中，产教深度融合的关键就在于广泛运用数字化手段进行教育对象共同培育、教育场所共同建设、教育学科共同谋划、教育主体共同培养、教育内容共同设计、教育实践共同推进、教育成效共同评估。比如，在数字赋能下民族地区高校的教师队伍建设不再局限于本地区的教育机构，而可以通过广泛覆盖的互联网云空间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合作，共同进行产教融合课程设计和实践场景的打造，共同进行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应用检验。这一点在内蒙古大学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促进专业语言应用研究，开发出国内首款蒙古语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系统、AI蒙古文智能平台、支持多字体的蒙古文OCR系统、蒙汉机器翻译系统、蒙古文与西里尔蒙古文相互转换系统、蒙古文手写识别系统等。比如，新人工智能下的民族地区产教融合不需要完全拘泥于现实场所进行孵化和推广，可以在更加广泛的线上平台进行成果研发、推广与应用。广西民族大学与广西托宝智慧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阿里云依托云上技术开展广泛产教融合合作。内蒙古大学通过线上产教融合方式推动引企入教，实现招生即招工、毕业即就业。应该说，这种基于数字化赋能的高校产教融合更具智慧属性和效益特征。
（三）实现共生关系中差异化精准对接
客观上看，民族地区由于受到既有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产业发展现代化相对不够成熟，也正因如此，产业固化和边界藩篱相对不多，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中更有发展潜能，对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的吸收应用有着更加广阔的空间。同时，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产业基础，在材料工艺、文旅融合等多个行业领域占有天然优势。作为民族地区的高校，在产教融合发展中必须遵循本地区产业发展阶段特点和资源禀赋优势的发展规律，同步面向现代化新兴产业链条特别是民族特色产业链条。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以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成果孵化推动本地区数字经济等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以更加契合的融合模式来推动产业与教育的自洽性提升。基于民族特色产业变革进行的智力和人才供给，一个重要特性就在于精准高效的适切性，即民族地区高校和企业所承担的不同链条相互匹配，共同培养出的人才、研发出的成果能够及时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创新发展新格局新业态的需求。又如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依托和田地区的医药资源禀赋，建立药学培育研究基地，精准对接本地医药龙头企业，形成药品生产、创新、研发等多领域协同的范例。同时，民族区域产业发展的新特点新技术新需要也能够第一时间传导到育人体系中来，以便能及时对高校的学科设置、培养周期、培养方向进行持续优化调整。
四、结语
从交叉互融走向共生融合，是新时期民族地区高校产教融合的必然选择，也是民族地区高校适应新形势下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所形成的产教融合新样态。必须立足民族地区特有资源禀赋，深化高校在产教融合中的主体作用，以教育链、人才链为抓手，不断促进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智力成果的供给侧同产业需求侧、生产力发展需求侧各领域要素的全方位融合。一定程度上，这种共生系统中的新样态本身就是交叉跨界的概念，既包括知识在高校与市场中主动或被动地流动，也包括技术在产业与教育中的转移转化。实践证明，只有在知识层次和数量、技术水平和应用场景上存在差异，才会推动产教融合新样态的形成。从产教融合新样态的生成演化进程看，无论是早期的校企合作、产学研一体化，还是近年来在城市经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等多种要素影响下的产教深度融合发展，其本质都是在党的政策引导下市场主体与院校之间共同投入经济成本、人力成本、智力成本等要素，通过技术联合、基地共建、人才共育、信息共享等形式进行共赢的活动范式。民族地区高校产教融合新样态，必须深深扎根民族地区，用足用好本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只有从共生共存的角度推动产教深度融合，从理念思维到范式方法全面融合，才能真正解决民族地区高校发展与少数民族地方产业需求错位的问题，形成真正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从而推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在民族地区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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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o Symbiotic Development： New Pattern of Deep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Ethnic Areas
ZHANG Taige SHEN Minghong
Abstrac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s a primary strategy for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based on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ethnic areas. I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supply and demand chains of knowledge products, the paradigm approaches and division of labor of disciplines and majors, the internal explor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and cross integration of scenario applications. Symbiotic development is an advanced strategy for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based on deep integr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ethnic areas. It requires further clarification of the boundaries of deep integration, sound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mong stakeholders, strengthening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integration entities, and strengthening three-dimens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In the long ru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the new goal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symbiotic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based on future need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ethnic area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achieve multi-chain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in the symbiotic system,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upgrading under symbiotic integration, and precise differentiation and docking in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its new pattern of symbiosis and sharing, will certainly promote the ethnic areas to achieve higher 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Symbiosis Theory；Domain Integration；Ethnic Area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责任编辑：任艳）
初审：王雨苇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