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教育在西南边地芒市坝区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农业生产机械化将作为半劳动力的青少年解放出来。随着边民生计的多样化及边民的日常生活与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现代科教知识日益变得重要。此前西南边地学生辍学率高，原因既非贫困导致的读书“无用论”，也非担心传统文化断裂，更非西方“国家与社会”理论视野下所谓地方社会与国家保持距离，或以民族为单位的教育资源竞争等教育张力。边民转而重视现代教育，恰恰是因为他们需要借助现代科教知识与其他民族更频繁地交往、合作，追求更美好的现代生活。西南边地多民族社会共生的日常生活逻辑，方是理解其现代教育转型的恰当路径。
关键词：西南边地；多民族；教育转型；社会共生转型
现代国民教育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历史、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不少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中，“控辍保学”还是一个常见的话题。关于此类话题的讨论，还往往与对国民教育“下乡”及其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互动的分析混在一起。以至于不少研究者倾向于认为，部分少数民族青少年辍学，乃是少数民族文化（包括语言）与国民教育（包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间的张力造成的[1][2]，或是少数民族生计知识[3]使得其青少年接触现代教育时面临传统文化“断裂”[4]，基础教育发展也因此受阻[5]。而不少西方学者，则往往侧重于从民族间资源竞争或“国家与社会”的理论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例如，斯蒂文·郝瑞基（Stevan Harrel）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白乌彝族支系的教育状况作了调查，认为现代教育在当地发展滞后，原因不在民族语言与文化，而在社会环境是否促使其将现代教育视为社会升迁的策略[6]。贺美德（Mette Halskov Hansen）基于1994-1995年对西双版纳教育状况的调查，认为来自山区的哈尼族和基诺族学生在学习上比傣族学生更努力，在升学方面更成功，原因是他们渴望通过现代教育来摆脱在当地民族关系中的从属地位；而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看，傣族社会则因传统文化强大而与国家保持距离，学生对国家所推行的现代教育兴趣不足[7]。此外，当然有更多的研究者注意到，经济收入不高使得不少边疆少数民族家庭不愿意也无法支持孩子长时间接受现代教育[8]，甚至持读书“无用论”[9]。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西双版纳傣族青少年对国民教育的兴趣偏弱，接受教育的年限较短，其原因与均质化农业生活方式及其“比较经济优势”有关，傣族人即使在家务农也能过上“丰裕”的生活[10]。
以上思路对于理解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现代教育的发展不无启发，但也值得进一步深思。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传统文化天然就是现代教育的阻碍因素。现代教育注重个体化绩效考评，在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条件下，个体学生努力学习也很难说就是为改变整个民族的社会地位而奋斗，更谈不上是为抵制国家权力进入自己的社会。经济原因是重要的，读书“无用论”也的确有一定影响，但它们本身并非没有缘由，人们不会“愚”到无条件地认为现代教育“无用”。同样，靠农业能过上“丰裕”生活，与积极接受现代教育也并不必然矛盾；至少在很多农村地区常见的现象恰恰是，农民在农业收入提高后更倾向于支持子女接受现代教育。
本文将以笔者在云南省芒市傣族村落那目寨的调查为主，再以在周边德昂族、景颇族寨子的调查为参照，对此问题略作探讨。那目寨现有845户，不同村民小组的人均耕田为1.7～2亩。该村在人类学界颇有名气，缘于田汝康曾在此作田野调查并写就名著《芒市边民的摆》。本文第二作者生于那目寨的邻村，在接受了社会学、人类学专业训练后，于2022年9-12月和2023年1-3月、10-11月到那目寨进行田野调查。此外，2019年12月，本文第一作者对邻近芒市的一个德昂族寨子、一个景颇族寨子进行过短期调查，这个调查可作分析时的参照。
一、地方知识教育活动的基本形式及其内容
田汝康曾用“社龄”概念分析那目寨傣族的社会结构。在他看来，“摆夷”（芒市傣族的旧称）的一生可以划作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小人”，主要接受家庭抚育；第二阶段为“小菩色”（女青年）和“小菩毛”（男青年），需要接受社会训练，参与宗教活动、学习文字等；结婚之后则进入第三阶段，家庭劳作、抚育子女成为生活重心；做了大摆之后进入第四阶段，需要大量参与宗教活动[11]。从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其实不难看出当地傣族的教育轨迹和内容，只不过田汝康未就此展开论述而已。
在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建立之前，那目寨青少年的教育主要围绕家庭、寺庙和村落展开[12]。因为当地人均耕田较多，仅凭人力无法完成耕作，因而需要依赖畜力。但凡有田的农户，都养有水牛，少年到了七八岁时就要开始学着帮家里放牛。没有田的农户，家里往往也没有牛，但少年自七八岁起也会被父母安排帮村里的富户养牛，以换取些谷米。没有男孩的家庭，女孩也常承担放牧的任务。放牛对于当时的少年来说，是逃脱不掉的任务，也是必须学习的技能。男孩到十三四岁时，还得跟随父亲到田里学习用牛犁田、耙田以及挑秧苗、割稻谷、堆稻谷和打稻谷之类的农活（但男性一般不下田插秧）。女孩则要学习插秧苗、割稻谷等务农技能。等他们作为主要劳动力承担这些农活的时候，则已经成年。
据老人回忆，那目寨以往到寺庙里做和尚的，往往小时候生病，去庙里求大佛爷看了生辰之后，才自己要求出家的。有些人则因为身体有些残疾，不能下田劳动，所以选择到寺庙里做和尚。按照传统规则，人一旦出家为僧，一般就应以终生为僧为目标。所以，人们对入寺做和尚，比较谨慎。一般来说，当地父母不会把家中的长子送入寺庙做和尚，因为父母需要他帮助家里做活。再说，入寺为僧没有年龄的限制，男孩即使年龄大了，只要愿意，依然随时可以到寺庙里做和尚。在寺庙里，可以学习到老傣文、巴利文甚至缅甸文，以及天文历法、傣族医药和佛教思想等方面的知识。
当然，青少年居家也可以习得老傣文。孩子一般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父亲如果认识老傣文，那么在洼期①的三个月里，会在晚上给自己的孩子教授老傣文。如果父亲不会老傣文，但亲属里有认识老傣文的，孩子也可以跟亲属学习老傣文。此外，也可以在村落里找一个熟悉老傣文的老人去学习，只是需要给老人十箩左右的稻谷做学费。学习老傣文都安排在晚上，每晚一个多小时。出洼时节，即是学习结束之时。傣文是一种拼音文字，经过三个月的学习，一般都可以掌握其基本读、写。绝大多数人学习老傣文，并不是为了诵读佛教经文，而只是为了在一般性的社会交往中使用。
当地青少年虽然不是人人都要入寺做小和尚，但得参与丰富的民间仪式。耳濡目染，他们也能获得对当地社会道德伦理和禁忌的认知。成年之后，青年男女都需要参与民间仪式，并将之作为一项社会义务。如在每一年的洼期里，青年男女都要炸戛（慰劳）一次去寺庙拜佛的老人们，为老人们烧饭做菜。这一天里，青年男女还要到佛殿里跪拜佛祖，聆听佛爷和老人对他们的教诲和嘱托。还有每年出洼时节的干朵摆（一种集会），青年男女都要带着扎纸、鲜花、糖果之类的东西到寺庙礼佛，听和尚诵读佛教经文。
芒市边民的“地方知识”教育，当然远比以上描述的更为复杂。不过，大致而言，可以分为农业生产劳动，以及文字学习与道德养成两类，它们是相互配合的关系。文字学习安排在洼期，老人们到寺庙念经拜佛也集中于洼期。此时正值雨季，秧苗已插种完毕，属于一年之中比较清闲的时候。学习安排在晚上，也不会耽误青少年在白天放牛。从芒市往西南，在山区有不少德昂族寨子，村民传统上也大多信奉南传佛教。
从芒市往西则有不少景颇族寨子，村民传统上不信佛教。其子女接受国民教育的过程，可以作为某种参照分析的对象。
二、农业生产“紧迫”与国民教育发展困局
国民教育进入那目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民国时期，政府和芒市土司就在那目寨设立过小学，但需要“派学”，即强制摊派入学名额给那目寨和其周边的各寨。不久之后，小学就停办了。1954年，那目寨开始建设新的小学。但是，绝大部分学生都很难坚持到小学毕业，更别提升到初中。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之初都没有改变。
1982年，那目寨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些缺乏劳动力的农户不太情愿分田到户，但毕竟是少数，后来也顺从了“大趋势”。农业生产劳动告别了集体出工的模式，也告别了“挣工分”的时代，但劳作方式仍没有发生变化，水牛在那目寨农业生产中依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每家每户都必须养水牛。因此，与过去一样，当地少年到了七八岁时，依然要开始帮助家里放牛。正是考虑到当地青少年是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半劳动力”，那目寨小学实行的是半日制授课模式，即学生上午上学，下午去放牛，或帮家里干其他农活。稍微年长的，还要跟随父亲到田里学习用牛来犁田、耙田以及割稻谷、堆稻谷、打稻谷等劳动技能。考虑到学生白天忙于农活，学校在晚上也适当安排教学活动。由于当时电力不足，每遇到芒市糖厂开工之时， 学校里的电灯就根本无法正常使用，学生晚上只能从家里带蜡烛和煤油灯来学校照明。所以，晚上教学的质量其实难以保障，学校办学依然很难正规化。
虽然学校想了不少办法，让教学活动能够与学生干农活的时间相对错开，但学生流失现象依然很严重，能一直读到高中毕业的学生少之又少。在那目寨，生于1973年的波旺相算是一个例外。他曾读到职业高中毕业，现在是那目寨村委会的兽医员。他回忆，他恰好是那目寨分田到户那年入小学的。他每天上午到学校学习，下午给家里放牛，晚上有时到学校学习、写作业。他当时读书算是比较认真的，但读到小学二年级结束时，被学校告知如果不想继续升学、学习汉文，可以选择到傣文班学习。在傣文班里，学生只用学习傣文和打算盘，学习一年就可以毕业回家，也算小学毕业生。波旺相回忆，当时班上很多同学和他们的家长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班上五十几人有一大半选择了到傣文班学习，后来还陆续有学生选择中途插入傣文班学习；他是少数没有选择到傣文班学习的学生。波旺相说：“到傣文班学习，一年就毕业了，就不能继续念书了。那些年龄大的，去读（傣文班）的多，因为他们要忙着给家里做活。”波旺相的一个朋友叫波龙保，比波旺相大两岁，当时就选择到傣文班学习。在调研中被问及为什么选择到傣文班学习时，波龙保说：“主要是我家（分田）到户的时候，没有人去干活，田又多，我父亲一个人根本干不过来，田又分在四五个不同的地方。”即使没有傣文班这一分流机制，大多数学生在年龄变大、能为家里承担更多的农活后，就选择辍学回家。1981年，那目寨入学的少年有50多名，他们并没遇上傣文班分流机制，但到小学五年级毕业时，班上仅剩22名。而小学毕业之后继续到中学就读的，则不到10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原本有三个教学点的那目寨小学，不得已于1984年撤销了一个教学点。
在调研中，不少当年的那目寨小学老师告知笔者，他们在教学中遇到的困难，主要不是如何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而是如何让学生到校。有老师回忆，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学校上课，而是到学生家里去叫学生过来上学。甚至还有老师回忆道：“时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也不重视，（我们）去到学生家里叫学生过来上学，有些养狗的农户，还放狗赶我们。”而有些当年的小学生则跟笔者说：“有时候，我们早上不去上学，家里人（父母）也不说什么。那个时候，家里人（父母）只想让我们帮他们在家干活。”
从以上案例不难看出，20世纪80年代芒市农村教育发展严重滞后，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地农业生产方式依然落后，仍然严重依赖水牛和人力。青少年也延续着帮家里去放牛的责任，稍微年长的还需要去田里学习犁田、耙田、割稻谷等技能。这样，青少年作为半劳动力务农，与学校教育活动有矛盾，难以磨合。即使学校“被迫”实行半日制授课模式，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在地多人少的情况之下，单凭父母难以完成农业生产。在市场经济尚不活跃的情况下，在割稻谷、堆稻谷等农业生产活动中，村民只接受相互帮忙换工，不接受用钱请工。父母当然首先倾向于充分利用家里的半劳动力，因此不重视看上去回报遥遥无期的学校教育。其次，当时当地傣族人对参加体制内的工作也不感兴趣，因为附近乡镇的干部和教师待遇并不高，每个月的工资不过六七十块钱，并不比务农的收入高多少。再次，学校教育也不见得对青少年融入农村生活、农业生产有多大的助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通用的语言文字仍然是傣语文。因此，父母对于送孩子上学，让孩子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缺乏积极性。
与此相对照，芒市西南德昂族寨子的小学教育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直是全日制，辍学率也较低（少量学生辍学，原因主要是家庭贫困）。考虑到这些寨子的村民传统上也与那目寨村民一样以信奉南传佛教为主，其在教育上呈现出来的差别，显然不是传统文化的差别。这主要是因为德昂族寨子处于山地，可耕土地较少，耕牛主要采取散养的形式，不太需要小孩作为半劳动力看牛或者下地耕作。同样由于这个原因，德昂族寨子的学生有更多时间待在学校，学习更用功。芒市西边景颇族寨子小学生的辍学率比芒市西南边德昂族寨子学生的辍学率高一些。其村民传统上不信佛教，根本就不可能因此而与国民教育之间存在张力，有学生辍学主要是因为经济状况差。但其小学生的辍学率仍比那目寨低，则主要是因为其农业生产不像后者那样严重依赖小孩作为半劳动力参与劳动。
三、农村生产生活新变化与国民教育新发展
1988年，那目寨小学开始试行全日制办学，学生全天在校。其首要原因是那目寨的生产、生活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生于1979年、1988年入小学的周三回忆：“（我）小学时候，有些家庭还是需要养牛的，但不是家家都有牛了，牛已经比较少。我家已经没有牛，所以不需要去帮家里养牛，或者割（喂牛的）草什么的。”那目寨当地农业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不少家庭购买了手扶拖拉机，逐渐用手扶拖拉机犁田。20世纪80年代末，那目寨大部分家庭已经拥有手扶拖拉机。尤其到90年代中期，那目寨已经普遍使用手扶拖拉机犁田，很少再有农户养牛。因此，20世纪80年代及其后那目寨出生的青少年，大部分已经不用给家里放牛及学习牛耕技术。手扶拖拉机将那目寨青少年从放牛、学习牛耕技术的活动中解放出来，解决了学校教育与家庭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
那目寨小学试行全日制办学，每天下午只上两节课，下午4点钟放学。放学之后以及节假日，那目寨的青少年也还要给家里做些农活。周三言及此事时就表示：“小学时也是要干活的。有时放学回来，去打猪草，煮饭和喂猪。有时还去田里干活，平整土地，或种植小麦，还有种植西瓜……（甚至是课程教学中）有些学生请假，因为家里忙着割稻谷、堆稻谷。”在周三那一年级的两个班中，每个班有40多个学生。在小学毕业之前，每个班都有几个学生中途辍学，原因是他们是家中的长子，家里需要他们帮忙干农活。在周三看来颇为可惜的是，同班的岩相旺原本已升到芒市中学就读，但因为家里劳动力不够，读了初一后就辍学了。由此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那目寨的农业生产活动对青少年接受学校教育仍然有一定的影响，仍有青少年因为家里劳动力不足而辍学，但毕竟是少数。
新世纪以来，随着收割机被引入那目寨，村民已经很少再靠家中的劳动力用传统方式收割稻谷。2004年，整个那目寨的稻田里，仅剩下6个稻谷堆（用传统方式收割稻谷，每家的稻田里都会有1个稻谷堆）。次年，那目寨全部使用收割机收割稻谷，田野里已经看不到稻谷堆。收割机的引入使那目寨人从以往需要消耗大量人力割稻谷、翻晒稻谷、堆稻谷和打稻谷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大多数那目寨的农户也不再使用手扶拖拉机，而使用效率更高的大型拖拉机犁田、耙田。约从2010年开始，那目寨逐渐拆除了以往用土砖、木头和瓦片搭建的房子，逐渐建成砖混结构的楼房。砖混结构的楼房占地面积大，院子面积缩小，卫生要求也随之提高，在家养猪变得不再方便，以至于那目寨大部分家庭已经不再养猪。因此，当地青少年放学之后，也不再需要给家里打猪草、喂猪。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新世纪以来的那目寨人对教育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主要是因为那目寨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那目寨的老人们来说，他们从未预想到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此之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变得如此广泛。当代那目寨人在日常生活中，到处都能接触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载体和生活场景。面对日常生活的深刻变化，绝大多数老人都为自己小时候没能在学校多读几年书，没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而表示遗憾。有老人感叹：自己现在像是一个“眼瞎”的人，到处都有写着汉字（其实同时也有傣文）的标记，但什么也看不懂；虽然现在家里有了电视机，孙辈们喜欢看，但自己什么都听不懂，只能看着电视机里面的人走来走去；领养老金，人家叫输入密码，自己都不会，还需要别人过来教；去医院就医，也有种种不便，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医生、护士都懂傣语，很多医学用语更是傣语中原本就没有的。一位名叫波尚哏的71岁老人，虽曾上过两年学，但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一点都不懂。言及此事时，他说：“以前，我们读书太差了，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以前却不是这样想的。现在如果不识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话，哪里也去不了。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哪里也不能去，也没有去过哪里，只是在村里做农活，什么活动也没有。那个时候，我们父母也只是关心做农活那些，就是害怕农活做不完……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读书这个要抓。读书的话，我们对我们的儿子、孙子这些都很重视，也很支持他们。”
至于年轻人，对受教育则更是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如前文提及的波旺相虽然是职业高中毕业，在村中算是“有文化的人”，但现在也常为小时候没有认真读书而后悔。他常感叹，如果在中学的时候好好读书，考上高中，再去读大专，或在职业中学时好好读书，再升学到昆明读书，或许就能获得一份体制内的工作。其实，与波旺相年纪相仿的那目寨人，不少人现在也都有类似的想法。在他们看来，现在体制内的工作待遇提高了很多，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与务农收入差不多，现在从事农业生产在经济上已经不再有优势。当然，当今的那目寨人也知道，通过读书获得体制内的工作，已经变得越来越难。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现在一定要有些文化，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末，尤其新世纪以来，那目寨人越来越发现，单纯从事农业生产已经难以发家致富，尤其不足以盖上砖混结构的楼房，因此不得不在农业之外谋些出路。有的人开始做大米买卖，有的人跑运输，有的人外出打工。而这一切，都有赖于他们掌握一定程度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备数学计算能力。
芒市西南边德昂族的寨子、西边景颇族的寨子从世纪之交开始，虽然有国家扶贫政策的扶持，村小学的小学生辍学现象已接近消失，但升入当地人心目中好中学的学生比例较低。两个寨子的村民都表示，能升入重点高中的学生寥寥无几，最后能再升入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此前芒市坝区的那目寨小学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主要原因不是传统文化与国民教育之间有张力，而是其生产、生活依赖青少年作为半劳动力参与。德昂族的寨子、景颇族的寨子此前小学教育，比经济条件好的那目寨发展得反倒更好一些，主要原因不是其更重视教育资源竞争，而是其生产、生活系统可以支持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学校接受教育。芒市坝区在生产、生活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不仅基础国民教育的发展变得顺利多了，而且办学水平也迅速上升。德昂族的寨子、景颇族的寨子办学水平反而显得相对低了，这主要是因为两个寨子相对偏远，师资、资讯等方面的条件相对落后。我们调查发现，事实上，村民对于国民教育更多的是从家庭视角看待的，将自家孩子跟本村或周边村寨“人家的孩子”对比，而很少从民族视角看待，将本民族的孩子与其他民族的孩子对比。毕竟，周边的傣族、德昂族和景颇族享有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都是一样的。
四、结论
从历时性角度看，西南边地多民族教育转型的过程表明，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90年代中期以来，国民教育在当地得到较快发展，学生流失逐渐减少，教育内容也越来越得到边民的认可。就芒市坝区而言，这与农业生产机械化将青少年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直接相关。同时，芒市坝区的村民生计变得多样化，日常生活与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应用日益广泛，现代科教知识对他们来说变得日益重要，这是其开始日益重视学校教育更深刻的原因。
与此相对照，以前当地国民教育发展滞后，学生辍学率高，显然不完全是因为贫困。就芒市坝区而言，由于人少地多，村民支付基本的教育费用向来不是大问题。同样，西南边地多民族基础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也显然不是由于国民教育塑造“公民意识”[13]而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与少数民族社会的传统文化之间有张力，以至于少数民族有意与国家保持距离。诚然，国民教育在村落中的确扮演着某种“国家”角色[14]，但即使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中，也并没有如某些西方学者所想象的那样，仅仅因为有传统文化，国民教育就必然与地方社会产生张力。现代教育的方式、内容只是可能与乡村社会的生产、日常生活有距离。正如费孝通在关于“文字下乡”[15]的讨论中所指出的，生产、生活需要文字才是文字下乡的根本动力。即使现代教育的方式、内容与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生产、日常生活不无距离，问题也不是出在民族传统文化面临断裂上，而在于其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仍相对滞后，以至于边民暂时无法认识到现代教育的“用处”。但是，这种读书“无用论”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并非从根本上否认现代教育的价值。
随着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尤其是边民在日常生活中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之后，现代教育也便日益为边民所重视。不过，边民对现代国民教育的重视，从基本逻辑上看，依然是他们为了在多民族共生的条件下更好地过日常生活而发生的观念转变，而绝不是为了以民族为单位展开所谓的资源竞争。现代教育是边民融入更大的社会关系网络，进入工商业和更大的市场，利用现代银行、医院、公共交通和大众媒介的重要工具。质言之，边民接受更多、更高质量的现代教育，根本动力恰恰是他们想要打破以往相对封闭的状态，通过与其他民族更频繁地交往、合作，追求更美好的现代生活。因此，唯有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共生的逻辑出发，方能避免以理论生硬切割经验，而真正切合边民日常生活实际地理解其现代教育转型的历史进程。
注释：
①傣历九月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五日。此期间，当地水稻已插种完毕，属于雨水正浓时，也是老人们集中到寺庙拜佛念经之时。此期间，也禁止青年男女谈婚论嫁。
参考文献：
[1]吴晓蓉.教育，在仪式中进行[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99-205.
[2]龙红芝.民族地区学前双语教育的几个理论问题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12（4）.
[3]滕星，杨红.西方低学业成就归因理论的本土化阐释——山区拉祜族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4]沈洪成.民族地区青少年辍学的文化解释——以云南芒市傣族教育为个案[J].青年研究，2013（1）.
[5]罗吉华.文化变迁中的文化再制与教育选择——西双版纳傣族和尚生的个案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249-260.
[6]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M].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196-213.
[7]HANSEN M H.Lessons in Being Chinese：Minority Educ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in Southwest China[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9.
[8]龙延平.拉祜族家庭的学校教育投资与回报理念[M]//滕星，张俊豪. 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68.
[9]胡琰，玛丽瓦提·叶尔波拉提.由“读书无用论”审视文化资本理论的普适性——基于对云南省瑞丽市傣族教育现状的分析[J].民族教育研究，2018（3）.
[10]张振伟.西双版纳傣族的教育认知与发展困境[J].思想战线，2021（2）.
[11]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130-135.
[12]吴银玲.知识、仪式与宗教——读两本抗战时期宗教人类学名著[J].西北民族研究，2016（2）.
[13]王铭铭.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116.
[14]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9-35.
Cultural Tension Or Social Co-Existence：Rethinking the Logic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ulti-Ethnic Education in Border Areas of Southwest China
TAN Tongxue SU Baoming
Abstract: Modern education is rapidly developing in Mangshi of Southwest China， mainly due to the liberation of young people as semi-laborers by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local livelihoods，the increasingly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local daily life and the outside world，and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modern scientific and educational knowledge. Prior to that，the dropout rate of students was high， and the reasons were not poverty-induced belief in the uselessness of education， nor cultural tension and concerns about the breakdow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nor the so-called tension between local society and the state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Western“state and society”. The modern education was emphasized not because of resource competi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but by interacting and cooperating with other ethnic groups more frequently to pursue a better modern life. The daily life logic of social co-existence of multi-ethnic groups in border areas should be the appropriate path for understanding their modern educational transition.
Key words: Border People of Southwest China； Multi-Ethnic Groups； Educational Transition； Social Coexistence
（责任编辑：杨建军）
初审：王雨苇
复审：罗士琰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