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问题的教育学省思
发布时间2017-07-24 13:48:23     作者:admin     浏览次数: 次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7年第3  作者:李伟言

 

要:国家认同是个体对自身国民身份的肯认,它指的是个人归属于何种国家范畴,以及在此基础上在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方面所表现出的支持性的态度和行为取向。国家认同需要教育的深度介入。当下社会思潮和舆论中的西方优越论和反爱国主义反映了国家认同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下显得更加复杂。国家认同是嵌入在价值理性的框架中得以奠立的。解决国家认同存在的问题需要教育之价值理性的开启,以此为基础的具体教育策略才会有实质性的收效。

关键词:国家认同;教育的价值理性;历史意识;公民练习

 

认同是个人或者集团自我意识的产物。关于什么是认同,目前最常见的观点为,“所谓认同,就是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你归属哪个群体的问题”[1]。国家认同就是个体对自身国民身份的肯认,它指的是个人归属于何种国家范畴,以及在此基础上在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方面所表现出的支持性的态度和行为取向。构建国家认同观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迫切需要教育学术界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以教育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国家认同存在的问题,揭示国家认同和教育价值理性建构的深切关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教育策略。

一、国家认同需要教育的深度介入

国家认同古已有之,成为学术概念则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依托于国家认同而建立起来的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国家的存续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作用。韦伯对此曾有论述,他说:“民族国家绝非只是单纯的上层建筑,绝非只是统治阶级的组织,相反,民族国家立足于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这种基础存在于最广大的国民中,包括经济上受压迫的组织。[2]中国近代动荡和变迁的历史境遇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缺少国家认同,抗日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没有国家认同所集结起来的凝聚力,也不可能有新中国成立至今各项事业的伟大成就。国家认同是中华民族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并走向复兴的真实支柱。尤其要看到,国家认同具有自我增强性。国家认同能强化公民责任心,培育公民文化,从而推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所得到的积极成果反过来又提升着公民的国家认同感,从而进一步化为国家建设的动力。如此往复,是一国发展名副其实的“软实力”。

然而国家认同并不具有自发性。虽然原生性因素对人们认同感的产生有重要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必然,并非事实上是哪个国家的国民,他就一定具备相应的归属感。国家认同离不开个体后天的选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identity都是一个构建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因或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identity的。”[3]也就是说,国家认同是个体所做的选择性接受或者归属。这揭示出我们当今时代一国获得其公民认同的难度。国家认同不是简单地从个体出发的单项演绎,而是需要国家和个体之间的双向建构。国家必须立足于战略高地,有意识地通过必要的努力来培植公民的国家认同感。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目前,当下中国的国家认同研究正方兴未艾。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学、民族学、公共管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从现状看呈现出两大特征:(1)围绕少数族群进行的研究较多。探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区分和关联,从二者的复杂互动中看待国家认同是这些研究的焦点所在。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的是港台地区人民的国家认同。如何克服分离主义,培育中华民族一体化意识,凝聚国家认同力量是这些研究所致力的目标。(2)集中于制度建构层面的研究较多。强调以民主、公平的制度建设,保障每一个公民的自由、平等和权利,以此强化国民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这些研究有助于深化人们对国家认同的理解,对丰富中国当代国家认同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也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

从认同主体上看,除少数民族、港台民众的国家认同之外,尚有一个既不关涉民族特殊性又无被殖民或分治历史的一般性国家认同问题,这一论题更具基础性和普遍性,本文的关注在后者。

从国家认同的建构来看,上述制度层面的研究路径非常重要。制度是协调利益诉求的工具。制度不正义造成的公民利益受损、社会结构失衡,往往会引起个体对政治体制的不信任,引发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因此,需要通过增强制度的合理性来获得人民对国家的认同。但光看到这点并不全面,形塑公民的国家认同,单纯利益满足是远远不够的。经验观察表明,国家认同感的强度和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并非是正相关的关系。不是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国家认同感越强:地位越低越贫穷,国家认同感越弱。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人的利益的客观获得和其主观对利益获得的感受之间是存有偏差的。真正影响公民国家认同的是后者。个人的原始贪欲、缺乏实事求是、不当的横向对比等都会降低个体对实际利益获取的满足度,从而引发个体对国家政治系统的质疑和不满,甚至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降低个体对制度的认可度。公民和国家之间不是简单的契约工具关系,国家认同也不完全基于利益权衡。即使二者吻合,也不能充分保证公民个体对国家产生发自内心的热爱、悦纳、忠诚、自豪等积极情感。人的情感总是与一定文化情境相联系的。对根源的寻求、对特定族群和历史文化的归从,是蛰伏于人性深处的精神冲动,是国家认同得以产生和强化的条件。同时,国家认同也离不开个体经验反思的参与。

由此可见,国家认同超级复杂,内部充满着理性和情感的张力。其影响因素既有公民权益满足的制度性要素,又有族裔等生物性要素以及共同历史、语言、风习、信仰和集体记忆等文化性要素。个体对国民身份的确认中交融着利益期待和文化归宗。因此,既需要在制度设计上持续地完善,又需要在公民理智和精神构筑上着力。这意味着,建构国家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个教育问题。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实践活动,培植公民健康的国家意识,孕育公民积极的国家情感,切实提升公民对国家事务的担当,也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意。在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之外,我们必须掌握教育这一武器。在研究上,要改变教育学目前边缘化的状态,要认识到必须有教育学的深度介入,国家认同问题才能得到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二、当下中国认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较长时期的社会思潮和舆论观察是我们捕捉本土性国家认同问题不可缺少的方法。互联网尤其是微博等媒体平台,因为进入门槛低、信息传播迅速、交互性强、信息没有经过人为加工等特点,已明显超过传统媒介,成为民众情感、态度、意见、观点、信念的最大集结地,也是我们了解国家认同问题的一扇窗口。笔者在对这一领域的长期关注中发现,有两个现象不容忽视,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反映了当下中国认同存在的危机。

一是西方优越论。西方优越论是指那些以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为参照物,对异国事物进行无节制的美化虚夸,对自己身处的母邦进行否定的观念。这种否定是多方面的:(1)制度否定,以是否实行西式民主作为判断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以抽象的民主理论来剪裁现实,把中西尤其是中美的当下做简单对比,对中国的基本制度进行低毁和攻击。(2)文化否定。看不到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批判与继承、创造与融合,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持极端、粗暴的反对态度。(3)族群否定。把国民性格描述为愚顺、自私自利、一盘散沙,将具有历史原因的个人公德缺失的行为上升到抽象国民性的高度,甚至把外国人和文明教养之间直接画等号,对同胞缺乏基本接纳,从而陷于一种反向歧视中。对同样性质事件的评判,在中西之间持双重标准的屡见不鲜。逢西必赞,逢中必反,几乎成为一部分人的思维定势。从总体上看,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历史地看,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百年战乱受外敌欺侮的历史,成为一个有独立主权的正常意义上的国家。特别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显然,西方优越论者对这一基本事实并不正视,缺乏起码的求实态度。

二是反爱国主义。人生长生活于特定的时空场域,周遭的山水自然、四时风物、乡里乡亲、民俗习惯、价值观念,无不滋育着人,影响着人,也自然而然成为个体热爱和怀念的对象。抒发对家园的归宿感和依恋情怀,自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就绵绵不绝。按李泽厚先生的理解,这种情感并非单纯的自然情欲,而是渗透着社会理性的人情。爱国就是个体乡土情结的延伸。作为人类最朴素的同时也是经过了历史洗礼和文化积淀的情感形式,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深深地影响着个体意义世界的形塑。不排除有极端民族主义之下的非理性爱国行为,但正当的爱国情感和行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作为一种正面价值被予以称颂的。但时下,这一常识却有被颠覆的危险:爱国人士被辱骂为“爱国贼”:热爱和支持祖国的爱国青年被讽刺为“小粉红”:本是中国人,但在和同胞辩论时却言称“你国”……此等匪夷所思的言论近些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公开表达爱国情感甚至会遭到网络群殴,这方面的案例虽谈不上普遍,但也不是个别一起两起。而在诸如香港占中、南海仲裁等大型公共事件的网络热议中,总能找到针对爱国者的攻击或嘲弄。这已经和批评反思毫无关系,不仅丧失公民理性,而且背离公民道德。这一爱国主义的污名化是对千百年来最基本道德常识的挑衅。

这两种现象所反映的问题,乃是缺乏对新中国的认同感。正常情况下,国家认同是个体在文明的冲突中借助“他者”的存在,来确定自身身份,而在上述情况中则成为在差异的对比中排斥自身、趋附他者的反向认同。

需要注意的是,持上述观点的虽然普通网民居多,但实际上却与部分掌握话语权的所谓“公知”①的带动分不开,呈现出部分知识精英在前,部分网民紧趋于后的舆论态势。这些舆论思潮超出了一般的异议范畴,不仅在于言说者对国民身份缺少接纳,对传统的人们公认的道德价值观提出公开的挑战,更在于其形式上的系统化、理论化,并非简单的散议闲谈。正因为此,对青少年一代的影响才更需要重视。

考虑到当今全球化的时代特征,这种反中国认同现象格外令人忧虑。必须把这些现象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中才能更加清晰地透视其隐性危机。

经济全球化使人类进人到一种世界性的交往当中,文化也随之变得多元化。全球化市场所引领的流行文化和消费时尚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感官体验、娱乐消遣为主要目的的大众文化成为主流,从文化内容到文化生产方式都使得国家文化的内涵面临被挤压和被抽空的危险,从而对文化认同造成冲击。而随着移民的常态化以及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观念市场的成型,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政治价值正日益得到广泛的传播,加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解体、国内官员腐败以及某些尚未解决好的民生问题,使一部分人对制度设计与运作的正义性有所怀疑。全球层面的制度比较也极大地影响着国家政治认同的建立。在全球化时代,霸权主义变得更具有隐蔽性。“作为表达现代性价值目的的关键词”,全球化“不仅拥有日益普遍化的事实描述性和经济解释力,而且也被赋予了一种超经济价值评价性和跨文化话语权力”[4]。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说法就是在全球化这一背景中兴起的。这意味着一国的主权和自治比以往更容易受到霸权主义国家以人权为借口的实际干预。不仅如此,霸权主义还通过教育交流、学术交流、网络传播等方式对他国文化进行渗透,对不同制度的国家实施和平演变,这些都使得中国国家认同面临巨大挑战。

国家认同问题在全球化情况下变得异常复杂,但并不是说国家认同是不可能的。越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越是需要寻找认同,人们有意无意也都要致力于这种寻找,所以认同不是问题,成为问题的是怎样的认同和正确的认同如何可能。不同的国家认同也塑造着不一样的国家面貌和国家实力。而我们的关切在于,身为中国人对中国要有认同,而不是仇中、反中,有意无意伤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只有这种认同才能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我们教育应有的时代关怀。

三、国家认同问题的教育价值反思

国家认同并非政治激情,也非和人本观念对立的规训话语,国家认同和个人独立并不矛盾和冲突。健康的国家认同是个体自我意识不可缺少的内容。国家认同教育是一种价值观教育。当下国家认同问题与教育价值理性的弱化有密切关系。

韦伯曾将合理性分为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前者是指行动由功利性动机所驱使,行动者关心的是利益最大化。在工具理性的视野中,世界是外在于人的物质的堆积,作为一个客观实体等待人去索取和利用,以满足人的生存享受之需。当人过度关注功利的算计时,人的生命本身在这个过程中也被物化和工具化了,成为实利追求的工具和凭借。而价值理性重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关怀人的尊严和意义,强调的是行为的合目的性。作为实然和应然的二重存在,人在世界中沉思、操劳、耕作、收获、交往、创造、承载、献身,世界在人朝向应然的积极生活中充满着意义。这两种理性在重要性上并不等同,工具理性不能自我证成,它必须有价值理性的引导,才能造福于人自身。以价值理性引导生活的实质,是个体跃出自身的有限追求超越性的生活。在这其中,人必须处理和协调灵肉、生死、物我、群己、家国等方面的复杂关系。

国家认同的实质和意义只有在价值理性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得到准确把握。因为国家认同是嵌人在价值理性这个大框架中奠立的。国家认同的建立意味着个体心灵走出狭隘自我的幽闭,走向与他者的共在。他者不再是陌生的异己之物,而是有着共同记忆、共同祖先的同胞。周遭事物不再是与我截然主客二分只有功用性关联的冰冷客体,而是存在的家园。作为对原子化自我的克服,国家认同赋予个体之间经验与价值的共享,由此也维持着生活的内在伙伴关系,使得生活不至于因为单纯利己的功利性筹划而四分五裂。但这并不是说国家认同只是单纯情感方面的归属感,否则我们将无法在国家认同和纳粹式的国家主义意识之间做出区辨。国家认同是一个通过反思性活动建构起来的意识结构。通过反思活动,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他人、物质利益与意义归依等协调成一个有意识的系统,理智和情感在其中得到恰当的安排,形成平衡和相互支援的关系。在反思中,人通过这个先验的意识结构在时间、地理、历史和文化方面去定位自己,获得方向感和确定性,从而获得一种本体性的安全感。失去国家维度的自我意识是不健全的,当它走出直觉和日常感性层面的自我同一性后,就会解体和丧失。这意味着个体自我的建构不能抽离出国家认同的内容,个体自我必须涵括国家维度才得到完整的诊释。国家认同其实就是一个通过强化自我同一性的感知能力和反思能力占有对象世界的过程。在黑格尔哲学里,对象性关系是自我意识之否定性的根本依据,有此才有认识的不断进步,这正是辩证法的本意,也是意义的源泉。正是有了这个反思性的意识结构,国家与个体的关系才超越表面上的二元对立。为国奋斗的行动参与着个体意义世界的搭建,关怀国家事务就是关怀自己,荣耀国家就是荣耀自己,而丧失国家就是丧失自我,也是丧失文明。而教育作为一种先验的主体建构活动,通过对人理智的提升和情感的激发唤醒人性,其核心要义恰是扩展人的自我意识。“教育正是借助个体存在将个人带人全体之中。个体进人世界而不是守着自己的一隅之地,因此它狭小的存在被万物注人了新的生气。如果人与一个更明朗、更充实的世界合为一体的话,人就能够真正地成为他自己。n}5}国家认同的意识和自觉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构筑起来的。处理好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正是价值理性的运用。价值理性通过对诸种对立关系的关照,形成对这些关系连贯的统一的自我调适态度和评价系统,给予个体生命实质性的存在论承诺,这就是价值定位。

价值理性的弱化正是多年来教育最让人忧思之处。这种弱化首先表现在科学教育相对于人文教育的强势地位上。自19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增大,各国纷纷把发展科技作为当务之急。同时,哲学也由本体论转向科学,形成强大的科学主义思潮。科技、经济的发展与哲学思想界的变化给教育实践带来深刻影响,使得整个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都以适应外在科技、经济的发展为鹊的,加之个体层面对人文学科意义认识的不足,人文教育有一种被边缘化的现象。80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就明显反映了两种教育的失衡。时至今日,中学阶段的重理轻文现象依然普遍,而在大学阶段,通识性教育尚还薄弱。人文教育关注价值问题,人文教育的弱势地位是价值危机的征兆。这种弱化还表现在人们常提的“应试教育”上。教育成为帮助个体获取职业、解决生存之需的工具,个体成人的目标隐而不彰。而在大学教育阶段,考研、考级、考证也都浸染着应试的色彩,对职业的考虑重于对人文素养的关注。和教育的价值式微相应,在教学的方式和方法上,灌输是普遍做法,独立思考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当学科知识被当成固定的学问来教授时,知识也成了各种概念、术语的静态集合,其中的人文内涵被掏空,与生活的联结被切断,也脱离了人自身的存在。知识的凝固化、碎片化使得知识的习得无法用来拓宽心智,无法用来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知识的传授难以作用于价值观的培养,后者沦为生硬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说教,难免落人形式主义的案臼。个人的理性能力被压抑,价值自我意识无法被激活。

价值理性的削弱使教育无法提供给学生超越的精神观念和动力。反思能力的培养被搁置,教育无法帮助个体与周遭世界建立起切身性关联,丰富而全面的对象性关系便不再可能。个体自我不断蜷缩,其结果是个人对国家事务无感,对政治冷漠,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一旦遭遇公共问题,其结果注定是负面的。要么受本能驱使被狂热的国家主义意识所笼罩,要么把自己关闭在抽象的世界里,在观念的玄思中陷人乌托邦,在对西式民主理论的趋从中走向和自己国家的对抗。后者正是当下国家认同存在的问题。二者都是激情的产物。其教育上的原因,是个体缺乏必要的价值理性的启蒙,无法用理智的眼光尽可能客观地研究中国的问题,无法不断地在认知与现实之间做自我修正和调适,进而理解中国,读懂中国,安顿好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说到底,国家认同是一种意义来源。个体对国家的需要是一种价值需要,当价值的视域被遮蔽时,国家认同也必然随之虚无化。

从根本上解决国家认同存在的问题需要教育价值理性的觉醒,这要求我们必须哲学地理解教育,即超出实用的层面,从人的本质规定性出发来反省和筹划教育,引领个体与周遭世界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结。其核心要义有三:一是点燃价值兴趣。即要通过教育引导个体从功利关注提升到意义关注,呵护其理解人生和社会未知事物的欲望,唤醒学生对价值问题内在的热情。二是教会理性思考。即引领学生充分重视自身朴素和鲜活的经验性资源,把自身的观察、体悟、分析、判断结合起来,以实事求是的考察破除对抽象观念的迷恋和主观臆想,这是一个自我修正和自我控制的过程。三是培养责任担当。责任意识是一种内在于人的主体意识,有了这种意识才会要求主体连续性,才有对同一性的强烈关怀,自我意识才不至于萎缩。对责任的担当是把思考转化为日常生活,“学习是通向真理之路,而不仅仅是为了了解事物。对已有的真理不要死记硬背,而应在内心和行动上身体力行”[5]。三个要点互相影响。价值兴趣是由个体对自我生命和外部事物的积极情感带动的,没有它个体很难启动思考。理性的思考也有利于情感沉淀,使价值兴趣不至于沦为一堆空洞的热情而走向乌托邦狂热。价值兴趣是责任承担的动力机制,理性的思考使责任承担变得稳健[6]。反过来,对责任的履行也进一步强化着个体的价值关怀,使个体理智在反思性的行动中保持开放。三者被知识的教授所贯穿。教育之价值理性只是反对知识教学的凝固化、碎片化,并不反对知识教学本身。因为价值的澄明不能建立在反知识的基础上。这三点,是思考国家认同建构之具体教育策略的方法论原则。

四、国家认同建构的教育策略

国家认同是建立在价值理性的基础上的,解决国家认同存在的问题需要教育之价值理性的开启。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国家认同的教育实践路径与基本策略。

1.切实把握矛盾关系中的张力

一是要处理好群己关系。群体意识是凝聚社会、塑造国家认同的关键。教育中重集体轻个体的取向需要纠偏,但是不能矫枉过正,不能把个体抽象化。要看到个人的生命发展和自我实现需要以群体、国家的存在为条件。如果缺乏自然、社会、国家的关照,缺乏对象性关系的填充,生命概念的深层意蕴就会流失,成为空洞、浮华的主观表达。浪漫化的生命观和儿童本位观其逻辑的结果就是儿童的自我中心主义,不利于儿童国家认同意识的发展。无论是潜能还是个性、幸福,都是有着社会内涵规定的概念。没有国家,个人的发展会失去保障,能力的展示也会失去空间。我们要谨防陷人虚幻的原子个人主义中,侵蚀国家认同的基础。二是要处理好中西关系。人文教育内容的选择应该像沙里淘金一样,把民族最优秀的文化传递下去,引导学生体验民族的心灵史,感知本国文化的斑斓壮阔,感受历史上伟大人物对于家国的深情,帮助学生树一立健康的民族自信,培养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但塑造国家认同并不意味着要抵抗外来文化,回归单一文化。文化具有传播性,异质文化的相遇会生成新的文化因子。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交汇、互相影响更是前所未有。因此,“文化认同并不是单纯的或只有单一色调的形象的叙述,而是对复杂的或各种颜色相互浸染的图景的叙述川7J。我们反对西方优越论者对传统的否定,但同样需要警惕单纯回归传统的文化封闭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尤其要使学生形成一种包容性的文化认同,既不丧失自身的文化立场而盲目崇洋,也不让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流向狭隘的民族主义。

2.培育深刻的学科自觉

学科教学是塑造国家认同的基本渠道。其中语文、历史和思想政治三大学科领域对国家认同建构的价值尤其需要深思和发掘。

语文对国家认同的塑造效果取决于语文在何种程度上回归其本质。语文课不是品德课,也不是政治课。性灵的开启和思维的锻造是语文课的本务。语文课要提升人的超越性,帮助学生和世界建立起一种非功利的精神联系。同时,语文课也要教会学生思考。这意味着必须改变死抠字词章句和拔高道德的教法。当学生在这种死板的教法之下灵性萎谢、理性乏力、对思想生活无能和无感时,他们浮泛的心智就很容易被陈腐教条或激进谬语所俘获,成为观念时尚的追踪者和受害者。这也可视为本文提到的两种反国家认同观念有很多年轻人追逐的原因。

以历史教育塑造国家认同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其基本经验是以讲述共同的历史培育家园感,以辉煌和苦难叙事培植对国家的使命感。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历史意识是塑造国家认同的重中之重。所谓历史意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待历史要有同情悲悯。历史由过去的人物和事件组成,它们隐藏于时间的帷幕中,静待后人的理解。这种理解应该是身临其境式的,这意味着对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不能以马后炮的思维方式过分地苛责,这是我们心平气和地接纳历史、进而以共同记忆形塑国家认同的前提。二是历史地照看现实。这并非人们通常意义上的“以史为鉴”,而是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知晓自己的国家是从何处走来的,在此之前,它经历了什么这是我们接纳现实、形成健康国家认同的关键。这意味着对国家现实的评判不是凌空蹈虚和历史相割裂的。现实也是连续性的历史之一部分。如果看不到这种连续性,一味地把国家现实和西方发达国家对比,那么对现实就会采取情绪化的拒绝态度,无论多么伟大的建设成就都会被抹煞,其结果必然是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和国民身份的自弃,甚至走上反中、仇中的道路。上述西方优越论以教育视角看,所反映的正是历史意识的欠缺。

当代青少年生活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于民族的艰苦岁月没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如果没有历史的眼光,就容易受西方优越论的不良影响。为此,我们亟须以历史教育形成他们的历史意识,尤其要加强中国近代史、新中国建设史的教育。同时,要改变历史教学中对历史结论的灌输和所谓知识点的硬性识记。“历史是人类生存发展和精神发展的过程。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文物、历史文献背后,隐藏着人的喜怒哀乐的内在精神。”[8]历史学习中的认知是一种“体认”、“体知”,需要进人到历史的情境中感悟,也需要诉诸以问题为中心的研讨以及师生之间敞开心灵的对话。

近些年来,思想政治课因为其意识形态性而屡遭垢病,其处境和其他课程比起来颇为尴尬。我们应该大方地承认思想政治课的意识形态功能。有了这种认识,教师才能在教学中占据主动性,不因外界的批评而丧失教学勇气。这是思想政治课发挥国家认同塑造功能的前提。思想政治课要帮助学生形成对当下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解力,了解中国政治制度是什么以及如何运作,认识中国政治制度选择的必然性以及民主制度的境遇性、历史性。我们需要一个能保证公民自由和权益的合理的制度体系,否则也难以构筑永续而有深度的国家认同,但这种制度的建设不是靠立法来实现的,需要以健康的公民文化为条件。这也是思想政治学科应承担的任务。过去这类课以灌输为主,生吞活剥,学生为了应考不得不背书。一灌一背之间,学科价值也随之泯灭。思想政治首先要致力于基本概念框架的形成。学生学了若干年思想政治课,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权力”和“权利”分不清,这种知识的贫乏显然不利于思考。但光有知识的教学还不行。思想政治课不能让学生感觉“隔”,要让学生感到这类课和他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这就要求教学要联系实际,引领学生关注脚下的土地,要回应学生的困惑。高校的思想政治课尤其要关注当代社会思潮,引人热点问题研讨,要了解在这个信息如潮的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正经历怎样的激荡,如此,教学才接地气、有生机。只有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培养学生的清明理性,避免被流行谬见裹挟。

3.积极推进公民练习

对国家的责任担负是国家认同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国家认同建构最高的指向所在。责任感不能光靠学科教学来培养,也不能靠强迫得来,需要公民在参与公共事务中培育。正是在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青少年练习与他人发生联系,这种实践可以帮助他们体验和同胞的一体感,在非私人交往的层面上学习如何作为公民来行动。这种情感体验和认知是促成国家认同的重要元素。与此同时,公民参与有助于推动具体事务的改善,也能使参与者感知到自身能动性,从而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其所带来的积极成果,有利于强化主体的国家认同。

这就是扎根。在这种扎根性的公民练习中,一个人才能静敛浮躁的情绪,积极生活,且行且思,以智慧理性面向真实的本土性问题,消除认识和情感上的各种隔膜,增进对于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在面对各种喧哗的鼓噪时葆有定力和从容,这种平和的心态是抵御形形色色反中国认同观念所不可缺少的。

由于学生还没有实际进人社会,他们的公民练习要宽泛一些,更多的是立足于学校公共生活,但这对于他们以后的实质性公民行动具有准备、模拟和操练的作用。

课堂中的问题研讨本身就具有教育性,能够教给他们尊重、平等、宽容、协商、合作等公民伦理,帮助学生习得公民交往必需的态度和技能。而对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探讨,可以帮助学生消除国家发展上的旁观者心态,实现知识和现实的联结。班级和社团活动也是不可忽视的公民教育资源。教师要教学生有序地开展活动,帮助他们学会制订目标、评估计划的合理性,教给他们团体生活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克服各种心理困惑和危机的方法,为他们成长为有行动力的公民奠定基础。在互联网时代,教育还要关注学生的网络生活,教师要引导学生以清醒的意识去伪存真,理性、节制地表达观点,拒做网络暴民和网络哄客。除此之外,着眼于解决学校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的活动,都可以视为社会行动。社会调查、各种志愿工作也是青少年接触社会、养成公民意识的平台,政府和社会需要基于培养公民这一高远的目标,重视青少年的社会参与,为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多的机会。

从以上也可以看出,国家认同建构的具体教育策略中有着丰厚的价值意蕴。教育之价值理性开启是国家认同这一论题不可缺少的考量,它是国家认同问题解决的必要条件。在此之下,具体的国家认同教育策略,才会有实质性的收效。

 

注释:

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在中国原本是个中性和褒义的概念,主要用来指称那些以批判社会为己任,参与公共话题讨论、对公共事务发声的知识分子。近些年,该词贬义的成分逐渐增多,在互联网微博中,已经被视为一个负面词汇被网民提及和议论。这一变化并非笔者的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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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鲁奕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