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直实干的教育学家——陈信泰教授访问记
发布时间2018-06-05 18:13:05     作者:admin     浏览次数: 次

来源:《教师教育研究》2011年第1  作者:于述胜 王俊明

 

摘 要:陈信泰教授(1927-)是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之一。他是新中国第一届教育研究班的学员,毕业后曾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和曲阜师范学院(大学),从事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其一生,也是当代中国教育学者学术和人生的一个缩影。他真直实干,善于在守成中创新;他爱校如家,视学生如子侄,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教育学者。他鲜明的个性和学术风格,以及教育教学和学科建设经验,仍是当今中国教育学界有关人士关注和议论的话题。

关键词:教育学家;教育口述史;陈信泰

 

2010327日,伴着姗姗来迟的春风,笔者从北京赶到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曲阜,准备进行酝酿已久、针对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陈信泰教授的口述史访谈。第二天一大早,在李钧、杨昭宁两位教授的引领下,我们叩开了陈先生的家门。陈先生笑容可掬地把我们迎进屋内。仔细打量之下,除了满头银发和白白长髯,他还是笔者20年前所见到的那个快乐的“小老头儿”:个头一米六零左右,腿脚灵便,谈吐从容沉静,言语掷地有声。没有过多寒暄,谈话直奔主题。一周下来,笔者获益匪浅,感慨良多。千言万语涌动心头之际,我们姑且从“真直实干的教育学家”这一最直接、最深切的感受出发,来重温这位老教育学家似平凡却又非同寻常的一生。

一、生平要略

1927年,陈先生出生在上海一个小业主家庭,祖父曾经营过一个生产兼销售的毛笔店,开开停停;父亲则在洋行里当小职员。他的家就座落在长浜路(即福熙路,解放后改称金陵路)上,南面是法租界,北面是英租界。在当时的十里洋场,陈家过着十分普通的市民生活,勤俭自持,虽衣食无忧,却也说不上富裕。陈先生6岁上小学,先后换过几个学校,都是为平民开设的私立学校。

15岁初中毕业后,正值抗战中期,上海比较混乱,家庭经济也出现了困难,他已上不起高中。考虑到职业学校收费较低且毕业后能较快找到工作,他便进入中华职业学校,念的是商科。在职业高中阶段,他一边打工养活自己,一边求学读书。职业学校毕业之时他根本没有考虑上大学,因为国立大学没有人事关系,私立大学又上不起。偶然中,在194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从同学口中得知之江大学(当时中国几个有名的教会大学之一)不必缴学费即可入学,遂申请进入该校学习。

1949年大学毕业后,曾做过一段私立学校的校长。1951年,作为新中国第一届教育研究生班学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次年转入北京师范大学,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接受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教育学、心理学等的专业训练。1953年研究生班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从事外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不久,在新中国首次高校职称试评中,陈先生以其出色表现成为北师大12名年轻讲师之一。19582月,受“反右”斗争冲击,他被迫离开北师大,到成立不久的曲阜师范学院教育教研室任教。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岁月里,陈先生在与世浮沉的同时,尽可能地洁身自爱,闹中取静地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为其后的教育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陈先生先是出任教育教研室主任,后又担任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苦干加巧干,为曲阜师范学院(1985年更名为“曲阜师范大学”)的教育系科建立、学科发展和研究生培养做出了无出其右的贡献,对山东省教育学科的发展也贡献甚大。他还以其系统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坚定鲜明的学术立场,在改革开放后的教育理论争鸣(特别是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论争和关于异化问题的论争)中独树一帜,赢得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和尊重。他曾担任中国教育学会理事,全国教育学研究常务理事,山东省教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教育学研究会会长。1993年退休。

二、真直之性从不改

在与笔者的交谈中,陈先生的真直之气溢于言表。他的这一性格,在我们同熟悉他的人的交流中也得到充分印证。否则,下面的一系列故事,就不大可能在他身上发生。

1945年上半年,也就是职业高中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半是实习、半是求职,陈先生来到位于上海直隶路上一个名叫信中银行的小银行里做职员。他这样回忆那段经历:

干了不到半年,就跟经理吵起来了。我在那里什么活都干,扫地呀、打水呀、记帐啦……我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人家还不说好。另外一个练习生是经理的亲戚,整天陪着副经理跳舞游玩、吃吃喝喝,什么活儿也不干,工资照常拿,奖金还多得。我火得要死,最后质问经理:“你们这里还有个道理么?”经理盛气凌人地咆哮道:“怎么,你要造反吗?!三条腿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儿的人有的是。你一个高中生,有什么了不起?你愿干就干,不愿干滚蛋。”我当时年轻气盛,一气之下,拿起账本就向经理砸过去。这一砸,把饭碗砸没了。父亲在洋行做小职员,养成了按洋人颜色行事的习惯。我回到家里,他生气地教训我:“吃饭都困难,怎么还跟人家发脾气?”可我就是气不过,说什么也不会在那样的地方干下去了。在是否挺直腰杆做事上,我与父亲颇有分歧,父子关系因此有些紧张。

就读教育研究生班时,陈先生由大学时学习实用主义转向学习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课也由学习美国教育学,转向学习以凯洛夫为主体的苏联教育学。“通过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陈先生如是说。其实,变中也有不变者在。那不变者说得文雅点儿,是“实事求是”的精神;若说得通俗点儿,还是那股真直之气:

我不会说假话,同意就是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我曾经积极要求入党,但最终还是一个党外人士,就与我这个脾气有关。当时的教育系主任彭飞,曾向我们要求入党的一些同志提出个问题:“如果你认为党的决定是错误的,你执行还是不执行?”大家都没敢先开口,因为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彭飞就让我先说。我说:“我不执行。马克思主义者讲知错要改。明明知道错了,为什么还要执行?”他又问别人,别人都说:党的决定还是要执行的,错了以后再改正嘛。我无论如何也转不过这个弯:明知错了还去执行,岂不是错上加错、一错到底?彭飞说:“党的决定必须执行。你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自己的意见,但又必须去执行。”我说:“我绝对不会执行。”他说:“那你不行,你不能入党。”

“反右”斗争那一年,陈先生也是因为直言不讳,惹祸上身,差一点儿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当时有一个学生,名叫张洪生,读大学四年级,当班长,还是中共预备党员。他是个很直爽的福建人。鸣放的时候,给领导(主要是针对支部书记赵某)提了一些意见,就要被当成右派来打。他来找我,说:“陈先生,我说了错话,正在审查。”我让他把那些“错话”说给我听听。我认为那些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检查一下就行了。他说:“不行,上面说那是严重的反党言论。”我说:“这哪里称得上反党言论?”为了对照检查,他要借两本书,列宁的《叛徒考茨基》和《左派右稚病》,但图书馆不让右派学生借书。我说:“我这里有,你拿去看吧。”这下子可不得了,支部书记又说我是在给右派学生提供“炮弹”。我争辩说:“我给他的是列宁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书,怎么就成了炮弹?这个炮弹是打谁的?打自己人吗?人家对你有看法,给你提提意见,你就说人家反党。请别乱扣帽子,你能代表党吗?”她盛气凌人地说:“我就代表党。说你给右派分子提供炮弹,是看在我们一同从人民大学过来的份上,对你有所了解,算是宽大为怀了。你以后少跟那些学生混在一起。”

我平时把她像大姐姐一样看待,没想到她说翻脸就翻脸,真是太可怕了。但我仍忍不住要跟她争个是非曲直:“我是老师,就应该跟学生在一起。对我来说,学生就是自己的孩子。师生一场,我们要对学生负责。你、我年龄差不多,咱们扪心自问,张洪生说的那些话是错话吗?就算是错话,也不过是学生对领导、对老师说的,我们作为老师,批评批评也就罢了,为什么一定要与反党挂起钩来?这样的话,‘反革命’、敌人不是越来越多吗?难道敌人越多越好?……”我不争辩还好,越是争辩,她给我扣的帽子越多。我既气愤又无奈,向她摆摆手:“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了。再说下去,我真成了反革命了。”她说:“我看你也差不多了。”后来还是动了真格的,把我隔离审查一两个月。好在那时已到了运动晚期,“右派”指标已经完成,若再有一顶右派帽子,非戴到我头上不可。后来得知,我的档案上写着我是“中右”。到山东后,仍有人揪住这个小辫子不放。

张洪生最终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山西劳动改造,一去就是20年,婚离了,孩子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文革”后他到曲阜来看我,一见面就抱着我的头失声痛哭:“老师,学生对不起你,是我连累了你。”我重重地拍着他的肩膀安慰道:“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不幸。要怪就怪老师没有力量,没能保护得了你。”这是对他的安慰,也是对我自己的安慰(张洪生后来在山东教育学院任教育行政系主任,现已辞世)。

19783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国发[1978]32)。此后,高校职称评定工作逐渐恢复。那个时候,有一股领导干部争评职称的风气。当时的教育研究领域,学术研究的专业性还不够凸显,与大众的和政治的言说纠缠在一起。在很多人眼里,教育似乎是一个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说两句话的领域。一些学无专长的高校领导干部,觉得自己既受过一些教育,又从事教育行政和管理工作,因此,自己的一些工作报告,学习和贯彻政府教育政策的体会,以至于关于教育工作的即兴评论,都可以作为教育研究的学术成果来看待—即使不那么名正言顺,至少也可以蒙混过关。于是,他们就把目标锁定在教育学科,希望弄个教育学的教授、副教授干干。从1979年至1993年,陈先生一直是曲阜师院(大)职称评定委员会和山东省高校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教育学科组组长。在这个特殊岗位上,能否顶住那股不良风气,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

有一年,我们的一位校长也想当教育学教授了。他是老革命,当时没有副高级职称,想直接当教授。他让人把自己的有关材料弄好了,希望我能签字。为了万无一失,找我签字以前,先让人来试探我的态度。我对来人说:“你看能行得通吗?他是校长不错,但他什么时候教过教育学、有教学工作量吗?他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但那文章是人家碍于他作为校长的面子发的,且没有什么学术水准,根本不符合学校规定的条件。”知道了我的态度,校长遂跳将起来:“他陈信泰是我二三十年的老部下,跟我关系也不错,怎么这点面子都不给?我要亲自找他谈谈!”这位校长大人平时霸道得很,在学校中有“X老爷”的绰号。话一传出去,学校里就炸开了锅。教师们聚在一起热议此事,有人甚至针对我是否敢继续顶下去打起赌来。

校长跟我在会议室谈话那天,为了知道“现场直播”的情况,会议室的窗户外趴满了人。我开诚布公地跟校长讲:“你别让我签这个字,那不符合规定。如果装糊涂把字签了,我就成了给领导抬轿子、吹喇叭的人了,还有什么资格负责评审工作?我们这么多教授都归你领导,你应该满足了。更何况,你也是马上要退休的人了,光荣退休、清清白白的,那多好?你非要争个职称,对人对己有什么益处?这不是找难看吗?”可能是因为道理讲得比较透,校长压抑着心头的火气跟我说:“人家都说你陈信泰谁的账都不买,你这一关不好过。果真是这样。”其实,如果他符合条件,我会不买他的账吗?

当时,学校的人事处长也在外面听了我们的谈话。出来后,他激动地跟我说:“老陈,太感谢你了!只要你签了字,我是顶也顶不住的;你不通过,我也不用犯难了。”

诸如此类、发生在陈先生身上的故事还有很多,他因此也得罪过一些人。但陈先生似乎没有要改变自己性格的意思。我们这次找他访谈,他的家人有所顾虑,不希望陈先生接受访谈,怕他实话说多了,会引起意想不到的麻烦。陈先生却坚定得很,他说:“我已经是80多岁的人了,去日苦多,来日渐少。我就是要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故事告诉大家,是非曲直,任由后人评说。”

三、实干精神终有成

陈先生是位具有实干精神的人。从15岁上职业高中之时起,他就开始独立生活、争取养活自己了。职高三年,他除了上学读书,就是打工赚钱、锻炼自立能力,什么活儿都干,先后干过近20个工种,从涮瓶子、替人打字,到洋行实习职员、小学教员。他说:“那个时候,我常常是早晨5点起床,骑上自行车,不是这里上班,就是那里上班。中午往肚子里随便装点儿面包、烧饼或油条之类的东西,下午接着干。晚上很晚回到家里,倒头就睡。赚来的钱养家根本不行,解决自己的基本生活费还是可以的。”

当时的上海,小学教员收入很低,比打零工还低,被人看不起,但陈先生却乐此不疲。因为当小学教员既能学有所用,又受学生尊重。更重要的是,他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所以,这是他那时候最正常的职业。访谈期间,陈先生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们:“职高毕业的时候,我已有三年教龄了,先后在五、六所学校任过教。其中,教的最多、经常去的有两所学校。”

抗战胜利后,他上了著名教会大学之江大学,学的是教育。他能上之江大学,是因为该校不收学费;而选择学教育,则主要来自此前“打工”所培养起来的兴趣。大学4年间,他系统地修过一些课(如傅统先教授讲授的《教育概论》和《教育哲学》),也听过不少名家(如陶行知、郭沫若等)的讲座,获得了以进步主义为核心的系统教育理论知识。但由于教会大学的分分合合以及时局纷扰,主要的事情还是自学和工作。陈先生谨承家训,不参加任何党派、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却热衷于课外学术活动。他与几个同学自发组织起“山柏教育研究会”(8位同学、3个领头的,“山柏”即38的谐音),出版了关于教育、文学和政治的三份墙报(因无经费,以之代报刊)。墙报办得有声有色,在校内蛮有影响,那些党派中人常来拉他。他自学能力强,课外读书多,考试成绩好。每到考试前,同学中那些平时吃喝玩乐、坐着小汽车进出校园的纨绔子弟们,常常请他到家里辅导功课以应付考试。这期间,他兼任过一年的小学校长,在中学也教过不少课。上海解放之初,他还做过上海市中学联合会南区分会的书记。大学毕业后,他应邀带领5名同学前往宁波办理望春桥中小学,担任那个学校的第一任校长。这些经历特别是从教经历,为他考入新中国第一届教育研究班奠定了很好的基础。1951年,他报考研究班时,面试他的老师了解到相关情况后,非常高兴地说:“你的教育经历比起发表几篇论文来,可重要得多。”第一届研究班录取的学员,除了他自己为单独报考者外,其他人皆由各单位保送。

读研究班两年,是他学习生涯中最能专注于读书的时代。其间,他除了认真读马列,还系统地学习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史、教学论和教育行政学等课程,自己的教育思想也实现了从进步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前苏联教育学的转变。论及以凯洛夫为代表的前苏联教育学在新中国教育建设中的作用,陈先生说:“尽管现在看来,凯洛夫教育学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如对学生的积极主动性重视不够,教育、教学方式整齐划一,教学方法机械刻板,但是,在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新中国大规模发展人民教育过程中,它使办学有章可循,教学有法可守。”陈先生到山东工作之初,就曾作为专家顾问,参与到临沂大学(后改为临沂师专)的筹建和规划当中。在那里的众多建设者茫然不知所从之际,他尽其所学,积极为这所大学的机构设置、教育教学管理、系科课程设计、教学计划等出谋划策,使之顺利建成并运行,受到该校老师和领导的一致称赞。

1978年后,在领导曲阜师大教育系科的恢复和重建过程中,陈先生的实干和首创精神得到了集中而充分的体现。曲阜师大的教育教研室,过去是负责全校师范生公共教育学、心理学的教研机构,教学、科研人员人数少,学术力量相对薄弱。恢复、重建和发展,面临一系列必须克服的困难。

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教育学、心理学公共课教学的师资问题。教育教研室恢复之初,教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教师合在一起只有5人,外加一个资料员。让这支队伍去应付全校八、九个系的公共课教学,已是捉襟见肘。为了解决师资问题,在还没有新的大学毕业生可分配来的情况下,陈先生“借力发力”,力排众议,把那些曾被打成“右派”、已经退休、曾被发配到外地者,只要有教学能力,都想方设法弄进来。同时,还从省内外招了几届进修生,让其中理论基础较扎实、口才好的人做助教、协助公共课教学。这样,公共课教学的燃眉之急很快就解除了。

紧接着,就是开展研究生教育。最初提出这个动议的时候,教研室里有人反对:“应付公共课已经够忙活的了,为什么还要招研究生?”陈先生则认为,从未来发展考虑,无论提高公共课教学质量还是建立教育系,不能总靠本科毕业的人,一定要培养高水平、高学历人才。要开展研究生教育,就要解决指导教师不足问题,因为申报硕士点至少要有三位导师组成的教师队伍。当时,曲阜师范学院具备指导教育学研究生条件的在职教师,只有陈先生和李国榕先生两个人。为找到另一位合格的研究生导师,陈先生想到了陶愚川先生。陶先生解放前曾任大夏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解放后由于受政治牵连,被降格为讲师,此时已年届七旬、早已退休。为了让陶先生出山,陈先生亲自登门拜请,费尽周折做通学校和教育部的工作,不仅恢复了陶先生的工作,还彻底恢复了他的教授职位,使这位倍受磨难、学养深厚的老教育学家在有生之年,能愉快地为曲阜师院的教育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充分发挥作用。1979年,曲阜师院教育学原理硕士点申报成功,成为当时全校仅有的三个硕士授权点、也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教育学硕士授权点之一。从那时起,陈先生已教授、指导了十余届硕士生,及门弟子72人。其中不少人已成了中国教育学和心理学界的姣姣者,如刘世峰、杨启亮、苏富忠、张武升、韩延明、李晓燕、宋广文、孙时进、宁虹、王志平、庞学光、胡竹青、陈永胜、孙振东、张良才、杨昭宁、张华、杨昌勇、孙传宏、庞守兴、黄葳、王金波、李雁冰、孟繁金、胡其明、李兴洲、乐传永等。

在研究生教育方面,陈先生有一整套值得称道的独特做法。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他异常重视学生的理论素养。他说:“我要培养的是教育研究专门人才。但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首先要理论基础好。理论基础打不牢,往往会思维混乱,分析问题也不易深入。”所以,他招收研究生,必考的一门课是《哲学原理》;研究生入学后,首先要学习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现年50多岁、担任着天津市教科院院长的张武升教授说:“回顾我的学术成长历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理论思维能力是在陈先生的指导下养成的,而实证研究能力则是在张敷荣先生教导下获得的。正是在陈先生的指导下,通过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才能在1980年代对当时教育学界的热点问题,如教育本质、异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得到学界肯定。直到现在,我仍受益匪浅。学习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奠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做学问的其他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请进来,走出去”是他指导研究生的另一重要法门。陈先生说:“我自己的本事很有限,即使本事再大一点,也不可能尽知天下事。因此,我是主张并实行‘请进来,走出去’办法的”。所谓“请进来”,就是让全国各地学有专长的教育学专家到曲阜来传道授业。在1980年代,曾有一大批专家学者先后到曲阜讲学,如王焕勋、毛礼锐、陈景磐、瞿葆奎、王策三、王道俊、厉以贤、张同善、姜文闵、王逢贤、陆有铨、张人杰等。讲学者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老学者,也有初出茅庐的中青年才俊。他们每次集中讲学授课的时间,少则一两天,多则一个礼拜。通过跟这些专家学习、交流,研究生们能很快了解教育学各分支学科的知识图景和前沿理论问题,进一步增强了学术研究的方向感。所谓“走出去”,就是带领研究生到全国各地,或参加学术会议、或访问学界名流,以此开阔学生眼界。“陈信泰领着学生周游列国”——这是当时中国教育学界的一道独特风景。北到哈尔滨,西到甘肃、四川,南到广东、福建,都曾留下陈氏师生游学的足迹。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地,更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199531岁时就破格晋升为教授、现担任天津市和平区副区长的庞学光深有感触地说:“陈先生‘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真的很厉害。我们从中不仅领略了名家风采、开阔了学术视野,也增强了学术的自信和勇气。”

围绕学术热点,组织学生研究、讨论、写作,积极参与全国性的学术争鸣,也是他指导研究生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方式。陈先生说:“我认为,研究生就是要不断研究问题,不断思考和写作。问题从哪里来?从对教育实际的理论思考中来。每个周末,我常把学生招呼到自己家中,一面喝茶,一面让他们汇报自己一周来读书的情况,看看全国教育学界都在关心、讨论一些什么问题,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参与讨论、发表看法。问题确定后,再整理出一个大体的思路,让学生们分头去写。初稿写成了,我从中选择出写得较好的,进一步讨论、修改、完善。最后,我会把文章推荐到各种教育理论刊物上发表。为了扩大发表园地,我们还办了一份叫做《新杏坛》的理论刊物,为山东省内部期刊。这样一来,学生们对教育理论的研究有了现实针对性,通过辩论和写作,研究能力迅速提高。论文的发表,对学生也是一个激励,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研究兴趣。由于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发表的学术成果不仅数量多、质量也比较高。那些年,我们的成果不断被发表出来,《教育研究》每年都刊载我们的论文,有时候还不止一篇。每次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的学术年会,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无形之中,曲阜师大在全国教育学界的形象被树立起来,影响也不断扩大。我们出了成果,也出了人才。”

被陈先生称作“一匹野马”的曲阜师大1992届研究生孙振东,现任西南大学教授,其教学论和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在全国已有些名气。谈到陈先生的这一教育方式,孙振东说:“提倡并鼓励学生参与学术争鸣,确实是陈先生培养研究生的一个重要特点。包括我在内的不少陈先生的学生能在教育学界展露头脚,与此大有关系。”言及陈先生阅批学生文章时的认真态度,孙振东还讲了一个小插曲:“有一次,为了试探先生是否真的仔细审读自己的文章,一位同学故意把其中的两页纸用浆糊粘在一起;文章返回来的时候,那两页纸不仅被拆开了,上面还有先生的批改。”了解了陈先生的上述做法,他能培养那么多学有所成的研究生便不足为怪了。

筹办曲阜师院(大)教育系,是陈先生对于曲阜师大和山东省教育学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1979年,全国教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兰州召开。会上,陈先生借着与教育部师范司有关负责同志相见的机会,提出了在曲阜师范学院建立教育系的设想。考虑到各省一般只有一个师范学院(大学)、一个教育系,而山东省已有一个山东师范学院教育系,师范司负责同志认为在山东另办一个教育系实无必要。陈先生则强调:浙江省只有2000多万人口,却有两个教育系;山东省有8000多万人口,只靠山东师范学院一家,满足不了全省师资培养和培训的需要,理应增设教育系。当时在场的教育部张健副部长觉得陈先生讲得有道理。教育部经讨论,很快批准了陈先生的动议。后到山东省教育厅备案,教育厅特别肯定:这是山东省师范教育发展的一件大好事。忆及教育系的筹备和办理,陈先生说:“得到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教育系就要上马了。学生从哪里来呢?当时,全国其他师范院校教育系的本科生都是从高中毕业生招收来的。我觉得,学教育最好要有教育实践背景,且有一定的学科专业基础。前一个条件无法满足,我们便争取第二个条件,向学校建议并获批准,从全校81年入学的各系科三年级选拔40名学生。没想到,招生广告发布后,报名者十分踊跃。我们从中选拔出成学业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每个系选五、六名。结果,各系最优秀的学生都被集中到教育系,成为教育系第一届本科生。第二届学生的招收也如法炮制。这两届学生都具有扎实的各学科专业知识,再加上两年教育理论的系统训练,知识结构比较完整合理,为从事教育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每次请校外专家讲学,他们都踊跃听讲。毕业后,他们不少人考上了校内外的教育学研究生。如今,他们中大多数人已成为全国教育研究的中坚力量。由于其他各系科认为教育系把它们最好的学生抽走了,不再支持我们原来的做法,我们从第三届学生开始,只得同其他系科一样,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

中国的教育系科恢复三十余年来,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都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正如参与这一历史进程的很多老专家所感受的那样,我们一方面在努力争取教育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扰:教育学科究竟有哪些课程真正具有高等教育水准、足以构成塑造学生高深文化和理论素养的核心课程?面对这样的困惑,曲阜师大1980年代初招收第一、二届教育系本科生的做法,也许是值得重视的。

四、在守成中开新

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至1980年代中期,在“拨乱反正”过程中,中国教育科学走向了恢复和重建之路。其间,教育学界思想异常活跃,人们围绕着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展开过激烈论争。“教育本质”和“异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关系”就曾是其中两场争论的主题。一提起那两场论争,人们自然会想起陈信泰先生。陈先生及其研究团队以自己的鲜明立场和独立思想,在论争中独树一帜,赢得了全国教育学界的普遍关注。既然是论争,不免有分歧和对立存在其中。因而,对于陈氏团队的观点,拥护者固然有之,批驳者也大有人在。1985年前后,本文作者之一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依稀记得当时曾有学者私下评论:“看看陈信泰的文章,仿佛只有他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别人都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今天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教育学史的一些论著,在谈到那两场争论之时,往往忽略了很多历史细节,基于后见之明,把“教育属于上层建筑”、“异化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等观点,或明或暗地归于“左”倾思想遗存之列。对陈先生等人进行的历史访谈,使我们能从当事人的立场重回历史场景,进一步认识那些争论的历史意义。

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论争,陈先生回忆说:

“文革”结束后,许多教育理论问题需重新研究,教育学教材也要重新编写。“五院校”《教育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于1978年启动的。这部教材原系国家教育部文科教材编选计划重点项目,作为全国高师公共教育学教材,由华中师范大学等五院校合编。要把教材编好,就要明确一些基本的教育理论问题和观点,教育本质问题首当其冲。于是,以编写组为主体,有关专家于1978年在长沙开了一次讨论会。会上,于光远同志放了一炮,说“教育是生产力”。他的文章发表后,各种报刊上又出了好多文章,基本上是一边倒,都支持他的观点。

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其历史缘由的。过去我们模仿和学习苏联,苏联教育学就把教育划归上层建筑、主张为上层建筑服务,而上层建筑要为政治服务就要搞阶级斗争;所以,教育为上层建筑服务就是为阶级斗争服务,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大家拥抱“教育是生产力”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以往“教育是阶级斗争工具”的痛恨与恐惧:似乎一提上层建筑就意味着要搞阶级斗争。同时,它也与“文革”后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配合:似乎只有把教育直接划归生产力,教育才能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此外,提倡和支持“教育是生产力”的人,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都抱有这样一种思想动机:如果教育是生产力,那么,教育部门就名正言顺地成了生产部门,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就不是消费性投资而是生产性投资了;于是,教育经费长期短缺的问题更容易解决,教育工作者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也能相应地提高了。

由此可见,“教育是生产力”主要不是对教育问题进行客观分析、冷静思考的科学结论,而主要是基于情绪情感和现实利害所得出的功利主义命题。其主张者只看到了它可能带来的某些短期利益,而忽视了它对教育的长远发展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因此,参加1979年在兰州举行的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第一届学术年会暨甘肃省教育学会成立大会时,我力排众议,对“生产力说”提出了质疑:“我不同意于光远同志的观点。如果因为‘阶级斗争’伤害了我们,我们就让教育改换门庭而使之归属于生产力,那么,我们就不再受伤害了吗?按照这样的逻辑往下走,必然会走到‘教育是经济’甚至‘教育是赚钱的工具’的道路上去,那可真要把整个教育都毁了。”我认为,很多主张“教育是生产力”的人,没有真正弄懂历史唯物论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没有把教育的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区分开来,存在着明显的概念错误和逻辑混乱,把对教育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理解狭隘化了。我的基本观点是:教育作为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并通过经济基础与生产力发生作用;教育为政治服务同为生产服务,从来都是并行不悖的。我的观点整理成题为《教育是一种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文章,在《教育研究》发表,并收入198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论争》一书中。

我的观点在兰州会议上一讲,原本主张“教育是生产力”的人,突然觉得自己说不清楚了,登时乱了阵脚;一些内心主张教育从属于上层建筑而又不敢发言的人,呼拉拉站了起来,支持我的观点。争论异常激烈,逐渐由一边倒变成了两种观点势均力敌的争论。这种争论持续了几年,各种观点都出来了。我和我的学生们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再论教育是社会的一种上层建筑》(陈信泰,《教育丛刊》1982年第1期)、《教育不是社会生产力》(刘世峰,《教育研究》1982年第3期)、《教育部门不是生产部门》(陈信泰、张武升,《教育丛刊》1983年第4期)、《关于“教育是生产力”观点的几点质疑》(陈信泰、王志平,《齐鲁学刊》1984年第2期)等,加入到讨论中去。我们的争辩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通过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集体讨论、认真思考的结果。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如果一定要在“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框架内讨论教育归属问题,那么,教育只能从属于上层建筑而不是生产力。

如果说教育本质问题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教育理论争鸣的第一章,那么,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则是她的第二章。后者关联着以何种理论为基础,去阐明教育与人的发展之关系这一教育目的论和价值论的根本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无法绕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此,陈氏团队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理论基础》(陈信泰、张武升,《教育研究》1983年第7期)、《马克思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动态考察》(陈信泰、张武升,《教育研究》1984年第2期)两篇文章。说到这两篇文章的成稿经过,张武升教授至今记忆犹新:

受陈先生影响,我关注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就是从研读马列著作开始的。那个时候,哲学界、美学界对异化问题讨论很多。在“马克思主义与异化理论”问题上,有两种代表性观点,旨在凸显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认为马克思是以人为出发点来论述社会历史问题的;另一种观点以《资本论》等著作为依据,认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是从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来处理社会历史问题的。部分是受先入为主的教科书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部分是基于自己研读马克思著作的感受: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是早年讲异化多,晚年讲异化少。我怀疑前一种观点而赞同后一种观点,于是就正于陈先生。时间大致在1982年下半年。陈先生肯定我的立场是正确的,并让我针对当时教育学界“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基础”的观点,把自己的想法整理出来。我把文章写出来后,陈先生认真地审阅并进行了修改,定名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理论基础》,于1982年底、1983年初投稿给《教育研究》,并在该刊1983年第7期刊出。

我们是本着学术研究的态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文章中没有任何“上纲”、“上线”的东西。可巧的是,文章发表不久,中央就发出了清除“精神污染”的指示,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异化”论等遭到了否定。我们不愿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不想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便没有继续就“异化”、“人道主义”等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我们通过系统读马克思著作,意识到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经过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由于没有把来龙去脉搞清楚,人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各取所需,造成了不必要的纷扰。我们觉得有言在胸、不吐不快,遂又写了一篇《马克思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动态考察》,把马克思论及这个问题的一些主要著作及其观点整理出来。不管文章中的观点是否完善,该文的学术基础是扎实的。《教育研究》杂志社收到我们的投稿后,很快就安排在1984年第2期刊出。教育学界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研究的老先生,对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大概也是在我们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后,胡乔木在中央党校的演讲《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也公开发表了。时间上的巧合、一些学术观点上的接近,可能会使一些不了解我们成文过程的人,对我们的写作动机产生怀疑。

忆及这两篇文章,陈先生还讲了一个小插曲:

后来听《教育研究》有关编辑同志说:“把异化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理论基础,是当时中国教育学界的新观点。本着繁荣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初衷,《教育研究》曾先后发表了王逢贤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人的全面发展》(1981年第7期)、厉以贤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1981年第10期)等文章。你们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理论基础》一文,由于观点不是很新,我们并没有急于发表。没想到,是你们的文章救了我们的急;不然,我们就会被指责为搞‘精神污染’和‘自由化’了。”能把人家从危险境地解救出来,我们未尝不感到欣慰。但实际上,我们写那篇文章完全没有要救谁的“急”的意思。我们的初衷是完整、客观、准确地理解和评价马克思主义有关教育理论。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曾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影响了中国教育学术几十年,事实上成了中国现代教育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思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历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既是改革中国教育的实践需要,也是发展中国教育学术的理论需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教育学术要想继续发展,是不能忽视这一历史前提的。在这个问题上,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固须反对,无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或基于现实的功利需要任意切割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足为训。依今日之见,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教育理论论争中,陈信泰及其学术团队能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守成中开新,至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学术努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陈先生的学术理路有着深刻理解的张武升教授才说:“陈先生的教育研究风格很像蒋介石为胡适所题写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五、“学校就是我的家”

曲阜师大所在地曲阜,是隶属于山东省济宁市的一个县级市。她名气很大,地方很小。曲阜师大建在老曲阜县城边上,离市中心较远,长期为农田和村落所环绕,她自己也便像一个大村落、大家庭,成为富有乡土文化气息的大学。那里的人们敦厚朴实、勤奋刻苦,彼此了解、相互熟悉。这与大都会中的大学颇有些不同。陈先生的青少年时代虽在上海和北京度过,但他的大半生却贡献给了山东、贡献给了曲阜。他自己也深深地融入这一地域文化之中,山东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曲阜师大就是他的家。在我们的访谈中,陈先生时常流露出对这个“家”的感激与眷恋:“这里的人太忠厚,太朴实了。我早已离不开他们了。”据说,改革开放之初,毛礼锐先生有意要把他调回北师大从事教育史研究,但被陈先生婉言谢绝了。他说:“依我的性格,若不是早早来到了曲阜,与这些朴实的人们在一起,恐怕早就成了其后政治运动的冤死鬼。”而对于曲师大的一些后生晚辈来说,他就是这个“家”的“大家长”。

在曲阜师大,陈先生曾以“爱管闲事”闻名。水管子漏水、长时无人问津,他要管;道路坏了、长期无人修理,他要管;教室里的黑板安得不是地方、不合乎教育要求,他还要管……他因此得着了“陈青天”、“三不管部长”等雅号:

“文革”的时候,我有几个外号,一个叫“陈青天”;一个叫“三不管部长”—政治部、后勤部和教科部三个部不愿管、不爱管的事,只要我知道了或别人找到我,而我认为应该管的事,我都要管一管。其实我什么头衔也没有,不过就是一个教师、一个在学校里有点影响的教师,但大家似乎很信得过我。

有一次,教工住宅区里两家的家属吵架,她们的丈夫也参与进来。他们二人凭着自己是科长、共产党员,凶得不得了,打得很厉害,没人敢去制止。一位老师就跑到我这里来,让我去干涉一下。我一到场,他们立马不作声了。我说:“你们晚上都到我家里,咱们说道说道。”他们一到我家里,我就半是开导、半是训斥地说:“你们都是干部,也是共产党员,却跟着家属一起骂大街,象话么?”他们面红耳赤,连忙认错,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山东大学有段时间曾搬家到这里,搞得校园比较乱。有些山大的教师颇有点儿趾高气扬,他们的一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也不守规矩,结起伙来欺负别的小孩。有一天晚上,一个来自农村的工人的孩子,被他们用衣服包起头来,噼哩啪啦乱打一气。他们把那孩子打伤了,打完就跑。他的爷爷、奶奶刚从农村来,看了被打伤的孩子既心疼又无可奈何,只能坐在屋里哭天抹泪。哭声很大,被我听见了。我感到纳闷,便进去问个究竟:“先别哭,有什么事跟我说,我来帮你们解决。”然后,我便把街上几个小孩儿头叫到家里,问他们干这事儿的到底是谁。原来,带头打人的,是山大来的一个孩子,他妈妈是外语系教师,他爸爸是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据说他妈妈很凶,人称“母老虎”,连系主任都怕她,等于半个系主任。可我不怕,我马上找到他们家里。他妈妈一开门,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你家孩子打伤了别人的孩子,你们要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那女的问也不问,就说自己的孩子不可能打人。我大声说:“你不讲理,叫你男人出来!”他男人闻声而出:“哦!是陈先生啊。怎么回事?”我说:“你孩子打伤了一个工人的孩子,学校里是不准发生这种事的,你看怎么办?”他知道我在学校的影响,连忙说愿照我的意思办。我说:“那好。第一,你们要向人家道歉;第二,送那孩子去医院治伤,负担医药费。”他们马上照办了。一些从山大来的不明底里的人遂四处打听:“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是哪个部门的呀?”有人就调侃说“他是我们的不管部长”。山大的人信以为真:“哦,原来也是个部长!”

当然,“爱管闲事”的陈先生,也有管出事儿来的时候。据他的一个学生说,一次陈先生骑车上街,碰到三个喝多了酒的小伙子。三人并排在马路上左摆右晃,把后面的行人、车辆都挡住了。见此情景,路人敢怒不敢言,唯有陈先生奋勇上前劝教。结果,三个小伙一看是个爱管闲事的“破老头”,非但不听劝教,还一边嘟哝着“再叫你多管闲事儿”,一边踉踉跄跄地把陈先生的自行车扔进路边沟里……(听了这段故事,想象着自行车被从沟里弄上来的情形,我们不禁会为陈先生的天真劲儿哑然失笑)

作为曲阜师大教育学科的主要开创者,陈先生最为关注的自然还是教育学科的发展:

我是1993年退休的,我们的教育系也发展成了教科院。现在,教科院的教师队伍有了很大扩展,学科、专业比八、九十年代更加齐备了,教育和科研水平也在逐步提高。曲阜地方小,经济和文化条件难与大、中城市相比,吸引和留住人才,面临着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说,能把教科院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实属不易,我们的老师和领导们都付出了很大努力,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要说让我满意,那还远远不够。最突出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抓住机遇,申得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博士点。现在看来,这对曲阜师大教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说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我们还在全国省级师范院校教育科学研究上名列前茅的话,现在已经与不少学校拉开了距离。此外,整个学校(其实也是中国高校的普遍情形)的风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官本位”、拜金主义愈演愈烈。只要大家把眼睛盯在官位上、盯在钱上,自然就要唯上是从、看上边的颜色行事,自然就会重眼前利益而不计长远发展,重用会察颜观色、揣摩“门道儿”而不是脚踏实地做研究、搞教学的人。

这些情形,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因此,我虽然退休了,但作为他们的老师、甚至他们老师的老师,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提示他们。必要的时候,给他们当头棒喝。他们做得好,我就高兴;他们做得不好,我就要批评。至于听进去多少,那就要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因为我退休后还不断对学生们有所批评,有人就说我在搞家长制。其实呢,我是在尽一个老师的责任。

每个人都有自己关爱“家”的方式,每个长者也都有自己关爱后辈的方式。没有哪种方式是普遍有效、绝对“正确”的。与陈先生不同,有些长者可能采取激流勇退、“物各付物”的立场。对于陈先生的立场,肯定者会赞扬他满腔热情、一往情深;批评者会指摘他以长者自居、干涉过多。对于另一种立场,人们的评价可能刚好相反。其实,无论哪种立场,至少都部分地表达了长者对于后辈的关爱。作为后生晚辈,重要的是能充分领取那份爱意,并在立身处事上拿捏适度。

记得刚到曲阜时,路边的垂柳才吐出点点嫩芽。紧张而忙碌的七天过后,我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徘徊环顾之际,那些嫩芽猛然间换成了满头长发,在微风吹拂下徐徐摆动,仿佛就是陈先生的长髯被染上了浓浓的绿意,生机盎然。离开曲阜那天,张良才教授前来送行。他不无感慨地说:“你们认真倾听陈先生回顾自己的一生,至少能让他老先生延寿三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说不定,口述历史真有此神奇功效呢!

 

注释:

①其中包括:《人的全面发展与全面发展的教育》(陈信泰,《教育丛刊》1981年第2期)、《也论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特征》(陈信泰、韩延明,《教育丛刊》1984年第1期)、《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理论基础》(陈信泰、张武升,《教育研究》1983年第7期)、《马克思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动态考察》(陈信泰、张武升,《教育研究》1984年第2期)、《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与人的全面发展》(陈信泰、张武升,《齐鲁学刊》1985年第2期)、《社会主义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陈信泰,《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

 

An Educator Full of the Spirit of Integrity and Hard Work——Visit to Professor Chen Xin-tai

YU Shu-sheng  WANG Jun-ming

 

Abstract:Professor Chen Xin-tai is a famous educator of contemporary China.After graduated from the first postgraduate education courses of P.R.C.in 1953,He has taught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Qufu Normal University,engaging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pedagogy.He is still concerned and discussed by China’s educational researchers now,for his distinct personality and academic style,as well as his rich experience about teaching and education.

Key words:educators;oral history of education;professor Chen Xin-tai

 

责任编辑:吴艾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