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信泰:曲园传道育英才
发布时间2018-06-05 18:11:45     作者:admin     浏览次数: 次

来源:《联合日报》20151109日第003  作者:韩延明

 

大家名片  陈信泰,19276月生,原籍上海。195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班,并留校任教。

1958年调入曲阜师范学院(现曲阜师范大学),先后任教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副教授、教授,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曲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及学位委员会委员。曾任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第一、二届理事,山东省教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教育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参加教育系统“六五”“七五”“八五”重点图书的组织、编审工作。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生命中,总有某个节点,能够唤醒久远的记忆与沉睡的情感,让人在冥想中找回久违的过去,打捞起那些淹没在时间长河中的细节,从而获得意外的惊喜,犹如失忆后的突然“链接”。这不,前几天,因急需填表找一本证书而在家里翻箱倒柜,结果在尘封多年的一个旧纸箱子里意外发现了一大摞泛黄的我早年的文章底稿,系用圆珠笔写在方格稿纸上的,其中有一篇草稿令我心头一震、喜出望外,那是我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在导师陈信泰教授指导下反复修改而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几乎每一页都涂改得面目全非,颇有点惨不忍睹。据近追远,忆往感怀,勾起了我当年在曲园求学时的那段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

1978年那个被时代标注为“科学的春天”的35日,呼吸着我国改革开放伊始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清新气息,当时已是公社党委常委兼团委书记的我,披着两肩青涩和一身稚气,手捧曲阜师范学院外文系(现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一脸灿烂地来到久仰的千年文脉圣地,步入了四年紧张而又愉快的大学“青葱时代”,开始了云烟也似的萌萌哒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也由此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发展轨迹。正如秦观在《春日》诗中所言:“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

说起与我的硕士导师陈信泰教授的相识、相知,还真是缘分使然。按照教学计划,我们外文系77级学生在大三下学期开设了旨在培养教师基本功的《教育学》课程,主讲教师是汪幼芳老师,是一位很有激情、很有水平,讲课很认真、很流畅、很受学生欢迎的美女老师。但有一段时间,汪老师到外地开会,为了不影响正常的教学进度,当时作为教育学教研室主任的陈信泰老师就临时代为上课。陈老师知识的渊博、才思的敏捷、授课的认真、析理的透彻和对学生的耐心与热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原本对枯燥的教育学不怎么看好,而且最初也感到这门课程没多大用处,但在陈老师的娓娓道来和循循善诱下,我逐渐对教育学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一度爱不释手,而且最后期末考试成绩还相当不错。这有“原始档案”为证:

201566日,我应戚万学校长之邀,回母校曲阜师范大学参加了教育科学学院2015届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并在“杰出校友励志讲堂”作了一场题为《摭论大学精神》的学术报告。“报告”之前,戚校长除给我颁发了曲阜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百家学术讲堂”杰出校友纪念牌、校庆志愿者在纸质折扇上悉心手绘的鄙人肖像画之外,还授予我一个装裱考究的从学校档案室精细复制的“大学四年学习成绩总表”,看后真的令我大吃一惊,犹如沙漠羁客望见绿洲,欣喜若狂,因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自己完整的大学时期所有课程成绩的原始档案。我仔细查看各科成绩,发现在“教育学”这一栏赫然写着:优等。可见,我当时已经对教育学颇为用功。

我专门查了一下,我本科毕业证书的签发日期是1982110日;硕士毕业证书的签发日期是19841210日。我的日记中写道:198155日至1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研究生招生工作座谈会,决定1981年开始招收国内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对象主要是高考制度改革后入学的第一届在学本科毕业生。招生工作在12月初结束,全国录取硕士生9500名。

我依稀记得,在19816月中旬全国研招会刚结束,陈老师就动员我们几个他认为已有较好基础并有潜力学习教育学的同学报考他的研究生。当时,我只想着毕业分配回家乡工作,而且我们那一届大学毕业生分配的工作岗位都十分看好,特别是外语毕业生更加抢手,所以我不愿意再报考,虽然陈老师以其慑人的儒雅和不疾不徐的话语一再动员,但我并未动心。但陈老师有次与我单独进行的“好男儿志在四方,青年人要有理想”(大意是这样)的一席促膝深谈,令我醍醐灌顶、怦然心动。此后,我决定报考,并充分利用暑假时间认真备考应试。这样,放假后我一直待在学校里复习与考研相关的科目,没有回家。记得那年报考时间是716日到720日,考试时间是9121314日。当时考了五门课程:外语、政治、教育学、心理学、哲学原理。我全力应考,并被顺利录取,成了陈信泰老师和陶愚川先生合招共带的教育学原理专业研究生,也是改革高考制度后“全国第一届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那一年,学校招收了3名教育学原理专业研究生,张武升、李晓燕(女)、韩延明,19823月份入学。应该说,由英语专业转向教育学专业这一人生发展与研究方向的抉择,起初完全是缘于我对陈信泰先生人格魅力和学术成就的景仰。

陈老师抱诚守真、茹古涵今,热爱教育事业,热爱教师职业,热爱教育学专业,热爱求学若渴的莘莘学子,一直诲人不倦地为立德树人而牵思萦怀,正像蒲公英那样不断地播撒生命,以向远方。在孔子故里教书育人的陈老师,正应了司马迁《史记》中评述孔子的那句话:“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他自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至1993年退休,15年间共培养及门弟子12届正巧72名,“滴滴汗水诚滋桃李芳天下,点点心血乐育英才泽神州”。他不仅在曲园栽下了教育系这棵幼苗,而且培育它枝繁叶茂,逐步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他对曲阜师大教育学科发展的贡献,可以说是“功大莫焉”“殊堪嘉勉”。

美国学者布鲁贝克认为:“高深学问终于真理。”陈老师对学术真理的追求可以说是锲而不舍。而锲而不舍的人,他们一锤又一锤地敲打着同一个地方,忠于这件事、专于这件事、精于这件事、久于这件事,直到实现自己的预想、达到追求的目标。陈老师对研究生的学业要求特别严格,有时非常苛刻。我清晰记得,读研期间陈老师指导我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也论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特征》,约9000字左右,后来合作发表于《教育丛刊》1984年第1期。当时正值全国教育理论界拨乱反正、激情开展“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大讨论”,陈老师作为这一大讨论的引领者之一,以其特有的睿智、远见、学养和影响,连续在《教育研究》上发表了几篇颇有冲击力和导向性的学术论文,赢得了教育理论界同仁的认可和呼应,在全国反响强烈。一时间,坐落于孔子故里的曲阜师范学院教育教研室声名鹊起、独树一帜。陈老师和我们这些弟子们也成了全国诸多教育学术研讨会的特邀嘉宾,常常是师生一行十几人,浩浩荡荡,被外界戏称为“陈门团队”。盛名之下,陈老师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多读书,还要多思考、多写作,抓紧撰写高质量学术论文,积极参与和融入到全国教育本质问题大讨论这股滚滚洪流中来。

虽然迄今我已经在国内外重要报刊杂志上发表了3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30余部学术专著、教材、译著和辞典,承担过20余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著书撰文已不是什么难事,有时候意随心动、文思泉涌,不多时辰便能尽抒胸臆、“笔到文成”。但是,回想我当年在陈老师督导下写的这第一篇论文,“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确实吃了不少苦头。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是个书生意气的文学青年,喜欢读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什么的,还时不时地背几首古人名诗或自己胡诌两句诗,当年曾为转系(从外文转入中文)而鬼使神差地折腾了很长一段时间,第一学期几乎都迷迷瞪瞪地泡在这上面了,终因系领导坚决不同意而作罢,以致读研究生后写出来的东西也是词藻华丽、文学味十足而学术性不强,充满了浪漫而又缥缈的文学色彩。按时下的说法,就是有点太“修辞化”了。为此,没少挨陈老师的训话。

现在想来还觉不寒而栗,当时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在陈老师的严格要求和严厉督导下前前后后改了十几遍,最后搜肠刮肚、苦思冥想,煎熬得我意乱心慌、头昏脑胀,脑袋似被人敲了一棒,嗡嗡作响,觉得前边读过的很熟悉的东西也都一片模糊,有时甚至一片空白,空悬着握笔的手干着急,做不出半点的回应。心里匮乏得很,像一只掏空了的袋子,瘪着,实在倒不出什么来。无奈之下,我只好在尘土弥漫的小路上步行半个多小时到曲阜城里破旧的“东方红电影院”去看了一场电影,片名也记不清了,后来又到嘈杂的小饭馆放肆地喝了半瓶素有甘甜醇正、透明清爽之称的“曲阜老窖”而缓解了一下。别说,还挺管用,当晚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起床后头脑竟然一片清凉,思路泉涌。

回想起陈老师当年对我《也论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特征》这篇论文的悉心指导,怎一个“严格”了得,简直是“苛刻”之极!比如,就为解析“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概念,陈老师就给我推荐了《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反杜林论》五本马恩经典著作让我细读,还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看得我眼前直冒金星、混沌一片。大家都知道,陈老师毕业于之江大学,是一位颇具个性和思想深度的学者,是新中国第一届教育研究班的学员,被学界称为“真直实干的教育学家”,哲学功底非常扎实,学术理路比较正统,多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读细研,他招收研究生,必考的一门课是《哲学原理》。

为解读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理论基础,我当时很得意地写了自以为很“精辟”的上千字加以论述,但陈老师看后连说啰嗦,大笔一挥,改成了一句话:“置于唯物史观及剩余价值学说两大理论基石之上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言简意赅,令人佩服。平常也这样,往往是陈老师轻轻一句话便使大家茅塞顿开,那些抽象的理论言说猛然间焕发出鲜活的生命气息和精神脉动,宛如一组跳动的音符,又如一股甘泉自高山空谷中流出,“水到渠成”,许多晦涩艰深的问题经他一“点”就很容易理解,“经典”但不“呆板”。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静水深流”“深水无波”吧!

为了准确阐释“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特征”,陈老师与我专题讨论了五次,有两次是在他的家中,还留我吃了晚饭,那时天天在学生食堂吃大锅饭,胃囊中油水甚少,所以觉得陈老师家的饭菜特别香,回味无穷,至今想起来都垂涎欲滴。同时,也让我对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段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切实的感悟。

在我的论文草稿中,曾转引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但我没有注明出处,因为我转引的论文中就没有。这让陈老师抓住了“把柄”,借此由头“教育”了我半个钟头。训话内容大意是说:我们搞研究,要追本溯源,要有根有据,经典作家这么重要的论述,没有注释,这是绝然不行的。再说,转引的未必准确。你回去要仔细查阅原文,搞清注明。此话可谓掷地有声!就为这句话,我去图书馆查了三天,站得两腿发酸,终于在一个书架上整齐排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8页(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人民出版社19797月出版)上查到了,正应了“经典如幽兰,空谷自芳菲”那句话,兴奋得我那天中午特地到食堂买了两个猪蹄“牵手”庆祝了一下。

针对有的学者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视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特征”的观点,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借题发挥,写了火药味十足的上千字进行抨击。陈老师看后,脸露不悦,说:进行学术论争,争得是理而不是力,不要盛气凌人,不要自以为是,说些刺激人的过头话。最后改为这样一段文字:“我们认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在某种意义或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全面发展的新人的一个基本标志和要求,但若把它视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特征,把全面发展与体脑结合等量齐观甚至相提并论,显然还有商榷的余地。”老师就是老师,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正像苍黄大漠中天生的一抹青翠,犹如风平浪静中潜伏的惊涛骇浪,蕴含着震撼人心的力量,确实改得令人心悦诚服,而且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是一种情怀、自信、修养和境界,是一种达观、平和、超脱、宽容的心态。他总是这样,“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三言两语便风轻云淡地拨开了学生们眼前看不透的迷惘,催动着我们带着净化清晰了的思绪,重新上路。

为了进一步深化后续研究,陈老师还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让我思考,如马恩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与历史上教育家们所推崇的“理想的人”“自由的人”“完整的人”有何区别?与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有何关联?人的全面发展是否高不可攀、相距遥远?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否造就出“全面发展的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开展“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如何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如何使“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相统一?“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通才教育”“通识教育”“全人教育”有何不同?唉,想不到写篇文章如此受罪,况且那时候还没有电脑,都是在稿纸上“爬格子”,一笔一划、一字一句地写出来,累死个人,颇有林黛玉《秋窗风雨夕》中所写的“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秋雨助凄凉”之感。真难以想象当年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是何等滋味!也难以想象曾写过《古榕杂缀》和《小豆棚》两部名著的清代作家曾衍东“五年笔墨古榕草,半世功名小豆棚”的创作艰辛!由此更加理解了古诗中所写的“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和“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深层意蕴和幕后苦衷。

苏轼曰:“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看来,写文章改文章也同样需要坚忍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我按照陈老师的要求,写了改,改了写,如此反复多次,终而修成“正果”,论文如期公开发表。当时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真如《老残游记》里描写的:“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全身舒服极啦!这也为我后来给自己和学生的论文进行细撰精改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知识基础和必不可少的意志磨练,以至于不少研究生都说我对他们的论文要求太严苛。古人云:“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这一次“磨练”,真个是如旱望雨,让我像开窍一般明白了一些事理,并变成了一种精神动力,终身受益。那一缕缕情、一幕幕景、一句句叮咛,已经永远镌刻于我的心灵,值得我牢牢铭记一生。那次“磨练”的收获,用现今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了理性思考、求异思维的平台,培育了心沉气定、探深求精的品质,养成了字斟句酌、细改多磨的习惯。

这,就是陈信泰教授当年教我写论文的故事,也是多年缱绻于我内心深处的珍藏,今天“晒”出来与大家分享。据说他与师兄张武升合写的发表于《教育研究》1983年第7期上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理论基础》一文,也是历时8个月,十易其稿。现在我才真切体会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是由于陈老师的“严”,才使他所指导的研究生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锻造了较强的独立科研能力和较高的论著撰写水平。就拿陈老师所指导的我们那届三位研究生来说,师兄张武升、师姐李晓燕和我后来分别考上了西南师大张敷荣先生(教学论)、华东师大刘佛年先生(教育学)、厦门大学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学)的博士生,而且很快就评聘了研究员、教授、博导,并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当然,其后的师弟学妹们比我们更强。

有人曾问过孔子,您一生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子答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据我的观察和体会,陈老师正是这样一位“为之不厌,诲人不倦”的教书育人楷模。他当年培养研究生的做法和经验可以概括为三条,即“刚柔并济”“内外结合”“上下互动”。

一是刚柔并济。“刚”,就是对学生的学习、研究和行为及生活习惯实行刚性约束,严格要求,有时批评还非常严厉,决不姑息迁就,决不放松管理;“柔”,就是对学生的家庭困难、生活问题、工作状况、配偶调动、论文发表等无微不至地关心和帮助,几乎每个学生都在某个方面得到过他的恩惠。那时候,我们还经常在周末到先生家里借“学术沙龙”去“改善生活”,我还因此而跟他学会了“杀鸡”和“剥鱼”。

二是内外结合。“内”,就是陈老师常常采取“请进来”的方式,大量邀请国内著名学者到校内来讲学,记得有王焕勋、毛礼锐、陈景磐、顾明远、潘懋元、瞿葆奎、王策三、王道俊、厉以贤、张同善、王逢贤、王天一、夏之莲、刘文修、王炳照、郭齐家、裴娣娜、陈孝彬、姜文闵、陆有铨、张人杰、叶澜等教育理论界“大腕”,都来曲阜师大作过专题讲座。讲课少则一两天,多则一周到两周,让研究生不出校门就能接触到国内最先进的教育理念、最前沿的学术成果和最新的研究动态,确实受益匪浅。那年月还没有“公款请客”的说法,陈老师“宴请”专家都是自掏腰包举办“家宴”,不过也很“丰盛”,通常都是他亲自买菜、下厨、炒做。由于他多年监管学校伙食工作(曾任伙食管理委员会主任15年),平时就很会炒菜,对“吃”也比较讲究,所以做出来的饭菜花样多、味道好、质量高,可谓色、香、味、形俱佳,专家对他的“厨艺”都赞不绝口。若干年后,有的专家还常常提起在陈老师家的“美餐”,犹感回味无穷;“外”,就是陈老师喜欢带领研究生“走出去”(包括寒暑假在内),到全国各地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并尽量作大会报告或小组发言,到著名专家学者家里拜访请教,到高校和科研机构学习交流,陈老师称为“游历教学”,我们叫做“行走学术”,正所谓“读圣人书,与贤者游”。当时,还真的借这些机会认识了不少名人,游览了不少名胜,留下了不少名片(照片)。记得当时曾有报刊评论:“陈信泰教授领着学生周游列国,已成为中国教育学界的一道独特风景。”他自己也作为经验介绍:“我的学生会上有发言,会下发文章,进步很快。”确实,人不可能在自我封闭中走向成熟,更难以在精神孤立中搞出成果,加之当年又没有发达的电脑和网络,不像今天置身于一个互联互通的开放世界,所以那种“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真的是事半功倍,也是借船出海、借脑生智、借力发力的有效途径。

三是上下互动。“上”,就是指课堂教学。陈老师给我们上课,喜欢“满堂灌”,一直在讲,也不喝水,真的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没有慷慨激昂之情,只有潺潺流水之声。除非他停下来问问题,否则别人没有插言的时间和余地。我们每次听课,都会龙飞凤舞地记上十几页甚至几十页笔记;“下”,就是指陈老师大力提倡在课下开展“小组教学”“讨论教学”“专题教学”,特别是周末召集研究生在他家里的书房、客厅、饭厅“三合一”不足16平方米的房间内所进行的“周末家庭沙龙”,最受同学们欢迎。这时大家一边喝茶、一边闲聊,一般是就近期的学术热点问题和社会敏感问题进行交流和议论,师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侃侃而谈,颇有点像《论语》的《子路、曾暂、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所描绘的孔子与弟子“各言尔志”的教学情境。在家里,陈老师是比较温和的,一般不批评人。沙龙结束时,通常是由陈老师对大家的讨论进行梳理,然后提出论文题目,同学们再分头撰写,有的是几个人联袂攻关。当时全国的教育刊物还比较少,为了给同学们提供发表的园地,激发大家撰写论文的热情,陈老师还创办了一份属于山东省内部期刊的教育理论刊物——《新杏坛》。大多数情况下,在“家庭沙龙”结束、众弟子享受完“精神大餐”之后,陈老师会高兴地招呼大家留下,然后亲自下厨,像变戏法似的,很快就会放满一桌丰盛的“美味佳肴”,但从不备酒。这时,弟子们也不客气,坐下“狼吞虎咽”一番,就此“捞点油水”,为不太壮实的身子补补营养。当然,饭后,同学们也会精神饱满地“忙活”一阵,比如洗碗、扫地、打水、抹桌子、擦地板、倒垃圾、清理房间、整整书橱(顺便借几本书,当然要打借条),等等。那种温饱之后劳动的快乐,真的是从每个毛孔中洋溢出来。

莎士比亚说过:“爱是北极星,漂泊的船都靠它导航。它价值无穷,虽然它海拔之高莫能测量。”真正懂得生命的人,是不会让生命沉默的,永远不会拒绝的是爱。爱之愈切,记忆愈深。一晃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已忘苦辣只余甘甜。弗洛伊德说过:“人总有不断想回到生命原点的冲动。”回到生命原点固然不能,当年是浓发如墨,而今已稀发染霜。但作为一个人重要的生命节点,它在心海中的留恋和脑际中的记忆却是永远抹不掉的,任凭历史烟云的剥蚀,始终难以淡去,犹如秋高气爽时的白云漂浮在蓝天上,既觉得很远很远,又觉得很美很美。我们总喜欢用“往事如烟”来感叹岁月的飞逝和短暂,但在人生修炼中,并不是所有的往事都会轻易地烟消云散。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回眸青山,别梦依稀。雪泥鸿爪,屐齿苍苔,时时魂牵圣地,常常梦萦曲园。对母校博雅的记忆,对老师厚德的感念,对同学深情的浓烈始终未变,而且历久弥坚。抹不去的痕迹,凝聚成一部鲜活的历史教科书。《资治通鉴》曰:“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大学教育的意义,在于赋予学子们学会持续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教会他们理清混乱的思想、认清复杂的社会,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跨越专业阈限和技能藩篱,在人生的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而在这其中,导师留给我们的是率先垂范、耿介拔俗的榜样力量。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为指路人和引领者,在陈老师的思想话语和理性结晶中,有言之教和无言之教同样精彩,就像齐白石的水墨画,着墨的地方是画,彩韵辉章;留白的地方也是画,意味悠长。特别是在陈老师“高悬的鞭子”下雕、琢、研、磨、写论文的“过程”,已经深深地存贮于我的记忆U盘中,每一次打开都如昨天般鲜活。先生的良苦用心,不只是人生路上值得咀嚼的回忆,也是照亮我一生奋力前行的灯塔。俗话说,行行出状元。只要扬长补短、竭尽所能,人人都能“灼灼其华”,都能燃亮胸中的心灯,每一个生命都能“挑战不可能”。古人云:“与善人游,如行雾中;虽不濡湿,潜自有润。”我曾经在陈先生80大寿庆典的发言中说过:“对我们学生而言,先生就是一面飘扬的旗帜,一座巍峨的高山,一条宽阔的路和一本厚重的书,是弟子们永远读不完的一本道德文章之书和人生感悟之书。”经验表明,德厚流光,至善无疆。人确实是可读的,但需要时间。有的人,需要多年甚至几十年才能真正读懂、读透,读出精彩和品味。

千尺潭深,不及师恩。“老师”,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却需要我们用一生去认知、去解读;“老师”,见证了我们多少欢声笑语,镌刻了我们多少成长轨迹;“老师”,犹如一股清泉,源源不断地向学生们输送着生命的养料和生活的福祉;“老师”,一个游子永远的精神栖息地,无论我们身居何处,游走何方,都可以感受到心灵的庇护。他教给我们的是一种热爱生活的快乐信念,是一种知足常乐的感恩心态,是一种与人为善的豁达包容,是一种爱憎分明、言出必行的毅然决然,是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学本份。师生情,让我们永远感念。温暖的往事沉淀出一种琥珀般的光泽,永不褪色地伴随着我们走过生命的每一处驿站。

往事依稀,往事依然,往事依依。这不,倏忽而过30多年,青春韶华渐行渐远。当人生之旅向着夕阳无限好的“耳顺”之年步入之际,咀嚼当年记忆的片段,重拾青春摇曳的遗梦,你想不陶醉其中、不回首往事都难。鲜活的回忆一次又一次地萦绕在梦中心头,岁月的流水怎么也淘洗不尽人生恒久的沙。竟发现,时过并未境迁,往事并非如烟。的确,那年月,没有尘世喧嚣的诱惑,没有手机网络的干扰,没有考证求职的压力,可以心无旁骛地尽享读书求知之乐,可以“诗意地栖居”,可以信步到学校墙外的庄稼地里高歌一曲。俱往矣,但当年那份快乐仍然不时蒸腾,那份感动依旧深藏于心,那份记忆还在魂牵梦萦。时易情长。孔子的故乡,母校的地方,那是我永远的心里的天堂。

我近期两次回母校:一是去作学术报告;二是参加60周年庆典。公干后,我怀揣一颗感恩之心,两次登门去看望陈信泰老师和师母黄大夫,并就过去的有些事情交谈求证。见两位耄耋老人身体康健、精神矍铄、幸福快乐,真的是非常高兴。特别是陈老师,笑容可掬,满面红光,银发闪亮,白髯飘扬,谈吐流畅,声音洪亮,双目炯炯有神,浑身洋溢着干练、激情、睿智、豁达的精神,颇有仙风道骨之气象。最难忘的,是当我走下楼梯回望陈老师和黄大夫站在门口挥手告别的那个雕塑般的瞬间,真的是魔力般的难忘,至今仍感觉历历在目!朱熹曾对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注曰:“尽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乐乎已,教而养之,则斯道之传,得之者众,而天下后世,将无不被其泽也,圣人之心,所愿欲者,莫大于此。”对此,陈老师也始终是“志于斯、思于斯、劳于斯、乐于斯”,斯斯文文,郁郁乎文哉,精心育桃李,芳菲满天下。著名作家魏巍在《我的老师》一文中写道:“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他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的人呵。”是的,我的导师、今年已近90高龄的陈信泰教授,也正是这样一位慈爱、公平、伟大的人。大学有大师,大师有大爱。师道永存,大学精神永在!(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77级本科生、81级研究生,高等教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临沂大学原校长,现任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责任编辑:毛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