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轨与时代之鉴:我国劳动教育研究的回顾与省思
发布时间2018-04-29 13:28:30     作者:admin     浏览次数: 次

来源:《教育科学研究》2018年第3  作者:徐海娇 柳海民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教育研究已走过了而立之年,大致经历了恢复、规范、丰富、深化四个时期,并且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取向、研究主题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回眸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向前发展,未来,劳动教育研究应不断增强理论自觉,强化问题意识,注重理论体系以及坚守学术品质,践履劳动教育研究的学术使命。

关键词:劳动教育;劳动教育研究

 

近年来,我国劳动教育研究领域诸多学者不断探寻新时代劳动教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出路,期望建立一种既符合学术逻辑,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劳动教育研究理论体系。我国劳动教育研究的恢复和重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已走过了而立之年,面向未来,有必要对过去三十余载劳动教育研究予以历史回望,这既是深化劳动教育研究的内在诉求,更是探索劳动教育实践创新的现实需要。

一、劳动教育研究的历史脉络

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我国劳动教育已经过三十余年的锤炼与积淀,为全面把握我国劳动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线索,本文依据劳动教育研究进路、时序特征、问题聚焦、核心观点等,将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劳动教育研究历史进行时间的“剪辑”和“定格”,大致划分为恢复、规范、丰富、深化四个时期。

(一)劳动教育研究的恢复时期(20世纪80年代)

“文革”时期,“四人帮”打着“开门办学”的旗号,以劳动代替教学,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劳动越多越革命”,劳动教育研究基本停滞不前。1978年,理论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为劳动教育研究提供了思想解放的前提。同年,教育部修订了《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重申了对中小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规定,劳动教育驶入规范化发展轨道,劳动教育研究进入“恢复时期”。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劳动教育研究主要围绕概念的廓清以及苏联研究的译介两大主题展开。研究成果主要以学术论文为主,学术著作凤毛麟角;研究者对国外经验的介绍和比较研究比较青睐,奉行“拿来主义”,试图“借他国的钥匙开自己的锁”,然而译介性文献多,研究性成果少,研究成果呈现出碎片化、表层化和散点化特征。但不可否认的是,短短十年的恢复时期对后来的劳动教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劳动教育研究在借鉴模仿中不断积蓄力量。

1.劳动教育概念的廓清

十年动乱时期,“四人帮”把劳动教育纳入他们同“走资派”斗争的轨道,扭曲了劳动教育的历程,败坏了劳动教育的声誉。[1]劳动教育研究迫切需要澄清相关概念,廓清“文革”时期对于劳动教育形成的错误认识。这一时期,成有信、吴振成、丁延植、杨载林、陈文清、马兆掌、王北生等学者站在历史发展的新时期,以马克思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为理论基础,把劳动教育提高到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高度。过去,我们所理解的劳动教育的范围窄化为参加创造物质财富的体力劳动、改造世界观、把劳动教育限制在学校里,忽视了家庭中的早期劳动。在崭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劳动教育不应该限制在参加体力劳动的范围内,而应该扩大到脑力劳动的领域。[2]

2.苏联研究成果的译介

恢复时期的劳动教育研究具有明显的借鉴意识,主要以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劳动教育实践经验介绍为主。顾明远、晓白、陈旭晟、干正、殷洁等学者以《外国教育动态》①《外国教育研究》《苏联问题参考资料》《外国教育资料》②《外国中小学教育》等期刊为主阵地,从国内、国外两个维度,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详细介绍了苏联普通学校劳动教学和职业教学的内容[3],苏联中学生的劳动教育组织形式[4],校际生产教学联合体的教学安排、师资安排、考评方式[5]。此外,这一时期,学者们集中围绕苏霍姆林斯基和马卡连柯等译介苏联教育家的劳动教育思想。杜殿坤、晓白等学者主要以翻译苏霍姆林斯基的博士论文《培养全面发展的个性诸问题》等相关著作为主,总结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的三十条原则和要求。

(二)劳动教育研究的规范时期(20世纪90年代)

尽管我国中小学劳动课教学大纲早已于1987年颁布,然而劳动教育在我国中小学实践领域中依旧受到“应试教育”的挤压,是一个薄弱环节。随着劳动课教学大纲的颁布实施,以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对于加强劳动观点和劳动技能的重申,20世纪90年代各级各类学校重提劳动教育,并且积极开展“劳动课”,但因概念不明确,大多是有“劳”无“课”,甚至是有活则干,无活则散,放任自流,名存实亡。对于劳动概念认识上的模糊不清,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摇摆不定。这一时期迫切需要劳动教育研究从学理上正本清源,明晰劳动教育概念、目的和任务。

这一时期,劳动教育研究主要围绕劳动教育的基本问题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两个核心主题展开。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出现了刘世锋主编的《小学教师之友·劳动教育卷》,李一凡、王嵩峰主编的《劳动教育经验选编》,程凤山主编的《劳动教育》,王恩大主编的《农村小学劳动教育》,刘金广主编的《劳动教育与素质教育》等学术著作;学术论文方面,学者们以《人民教育》《中国教育学刊》《课程·教材·教法》《山东教育科研》等期刊为阵地,积极发表了一批中小学开展劳动教育的实践成果,介绍长春市开运街小学[6]、大庆市怡园小学[7]等各地各校所开展的劳动教育的实践模式、管理体系和保障机制。这一时期劳动教育思想的挖掘,不仅注重继续深入挖掘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思想的借鉴意义,而且还注重发掘本土劳动教育思想,探析颜元、李塨[8]、陈鹤琴[9]、墨翟[10]等人的劳动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1.劳动教育基本问题的探讨与反思

这一时期,文新华、成有信、鲁衍平等学者深入本体论,积极探讨劳动教育的概念、目标和任务;厘清劳动教育、综合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概念划分,从三者的任务、形式、内容、组织厘清三者范畴,梳理三者的关系。成有信认为:“劳动教育首要的不是关于劳动的说教,而是要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进行锻炼和接受教育。”[11]劳动教育的目标,既注重体力劳动和简单劳动方面的培养目标,又重视在脑力劳动和复杂劳动方面的培养目标。[12]可以说,劳动教育对于社会发展而言,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意义,还有道德意义;对于受教育者个体而言,劳动教育有利于个体品德的健康发展、谋生能力的形成和提高以及身体素质的提高。[13]

2.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大讨论

1995年,“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为劳动教育研究这一时期的关注热点。这一时期,“邓小平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术研讨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人的全面发展”学术讨论会先后召开。同期,《中国教育学刊》开辟专栏,集中探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这一时期,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倾向下,应试教育的种种痹症凸显。学者们认为,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进行整体综合改革,就能打破应试教育的束缚,提高教育质量,引导学生生动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为共识,劳动教育研究重点关注现代科学技术这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结合点”。[14]这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大讨论,突破了以往的理论反思主题,在理论探索的同时,探讨了许多实施层面的实际问题,各地因地制宜地提出了许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模式。

(三)劳动教育研究的丰富时期(21世纪前10年)

进入21世纪,为适应新时期新挑战,素质教育承载着人民的盼望和时代的呼唤,应运而生。2001529日,《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出台。随后,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其课程内容包括:信息技术、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劳动与技术教育。[15]然而,对于如何让该纲要扎根落地,如何将其转化为广大一线师生的教育实践,还缺乏一套切实可行的操作流程和典型示范。这一时期,劳动教育研究迫切需要以其抽象表述、理性表达和理论表征为新时期的劳动教育改革提供理念指引,解析如何仅仅依靠综合实践活动这一“板块”实现劳动教育的目的,为教育实践者提供策略支持。

劳动教育研究进入多层次、全方位的丰富拓展时期,围绕“劳动教育的地位”和“劳动教育与素质教育”展开争鸣。出现了以劳动教育为选题的学位论文,如《当代中国青少年劳动教育的问题、原因及对策》《当前小学生劳动教育问题探析》《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思想初探》等,一些年轻学者崭露头角;学术著作不断涌现,如施致良主编的《21世纪城市小学生劳动技能研究》、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小学生劳动教育课程开发研究》、徐长发主编的《创新始于劳动,记:中小学劳动技术教育》等。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劳动教育研究的学术视野不断扩展,在继续挖掘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劳动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开始注重探索卢梭、裴斯泰洛奇的劳动教育思想;研究对象不断丰富,在继续关注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基础上,开始关注大学生劳动教育观念、意识、习惯等。

1.关于劳动教育地位的理论争鸣

关于劳动教育的有无问题,似乎没有什么争论,但对于劳动教育的含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中是否应该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并列,则是一个具有争议、值得探讨的问题。黄济先生从劳动在人的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谈起,对劳动教育的意义和任务以及内容和实施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认为面对今天我国独生子女这一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劳动教育在培养青少年的独立生活能力、勤俭朴实的生活方式等方面有着其他四育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应该与其他四育并列。[16]针对该问题,瞿葆奎先生认为,相较于其他四育,劳动教育是另一个层次和另一个类别的教育。尽管劳动教育肩负着知、情、意其他四育的任务,极其重要,但是也不能与其他四育并列。[17]对于劳动教育是否与其他四育并列的争鸣,深化了对劳动教育本质和功能的认识,为重新思考和确立劳动教育的作用和地位提供了学理反思。

2.对素质教育与劳动教育关系的持续反思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是我国教育的基本目的,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要。但长期以来,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应试教育泛滥,重智育轻德育、重成绩轻体育、重知识灌输轻实践活动的现象异常严重,特别是劳动教育课程几乎被取消,即使有也大多形同虚设或者是形式主义。[18]“应试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鄙视或要摆脱体力劳动、艰苦劳动的一种教育价值取向。针对这一现状,有学者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把教育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19]有学者从教育学的角度,认为“劳动教育或者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德、智、体、美、劳’中的‘劳’,是指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劳动实践实现一定教育目标的教育活动。在这一教育过程中,劳动教育和德育、美育等深入地相互渗透、互相交织,成为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0]。纵观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研究,共识是劳动教育很重要,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但是,新课程把劳动技术教育变成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客观上削弱了它的课程地位。

(四)劳动教育研究的深化时期(2010年至今)

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新时代,微电子、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方兴未艾,急剧变化的生活世界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现代社会的劳动教育问题。在新的发展浪潮下,劳动教育似乎不再仅仅囿于政治的需求、经济的左右,然而却陷入名存实亡这一新的窘境。为积极摆脱自身发展的困境,探寻新的发展出路,劳动教育研究进入“深化时期”,不断提升理论自觉意识,从多维度、多视角积极探讨劳动教育,站在新的战略高度,深化与拓展劳动教育的理论视野。

这一时期,一批有深度和有广度的论文不断问世,粗略统计,以劳动教育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多达16篇,包括《回归生活世界的大学生劳动教育探析》《19491989年:劳动教育的演变历程及特征》《建国以来劳动教育的历史演变与反思》等;此外,这一时期出现劳动教育研究学术专著《劳动教育及其合理性研究》。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劳动教育研究和而不同,呈现出学界对劳动教育的研究由西方的译介向理性的探索的转向。

1.重释劳动教育的人性价值

时至今日,应试教育的惯性力量依旧挤压着劳动教育的地位,扭曲着劳动教育的本真价值,社会漠视劳动教育的现象依旧比比皆是。有学者认为:“要消除社会对劳动教育内涵的狭隘理解,摒弃那种把劳动教育理解为‘单纯的体力劳动’的陈旧思想观念;抛弃那种把劳动教育视为政治文化中‘劳动改造’的疑似偏见。”[21]在形式化、制度化教育中,劳动教育对工具理性等教育现代性问题仍然具有极强的理论批判性和实践改造性,而且,它是斗争和承认的对立统一,亦即:追求人的自尊、自重、自爱的人性解放过程。[22]劳动不是外在的强迫手段,劳动自身即是目的。劳动作为劳动教育的核心环节,呈现着劳动教育的特殊性。劳动教育将通过挖掘劳动自身所蕴含的道德性、教育性以及精神性,从而突显自身的正当性。[23]

2.劳动教育与创造力培养的未来展望

当前,面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向挤压”,我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突出创新驱动,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站在新的战略发展高度,机遇与挑战并存,有学者提出:“我国在制造业水平和规模上有了大幅度提升,客观上也促进了劳动教育标准的提高。”[24]“未来社会更是一个创新的社会,它需要每个人都具有创新的意识、创新的思维、创新的能力、创新的人格,而劳动课教学正是培养这些品质的一条重要途径,”[25]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知识经济时代的劳动教育,要关注创意经济、互联网思维、创客思维、大数据、云计算服务、个性化学习、个性化定制生产等的发展趋势。劳动教育要与时俱进,认真吸纳各类新创意的思想营养,以丰富和完善劳动教育的课程体系。”[26]

二、劳动教育研究的成果进展

我国劳动教育研究在忽冷忽热、跌跌撞撞中走过了而立之年,在批判、继承、反思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创新与发展,形成了一批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主题、研究取向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研究视角:走向多元化

近年,劳动教育研究在坚持运用传统视角的同时,不断扩展研究视野,从不同视角出发,批判地借鉴后现代理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理因素,多维度、多学科、多理论地分析劳动教育问题,为我国劳动教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传统的劳动教育研究视角单一,注重宏大叙事,探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研究视角向心理学、社会学、现象学、人类学、政策学、文化学、伦理学、美学的日益转向,为劳动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全新的切入点。劳动教育研究将目光聚焦于劳动教育主体,关注当下的教育实践,关注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增强劳动教育的适应性、时代性、主体性、实践性;既关注宏大问题,也关注微观问题,不再拘泥于已有研究成果,而是从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出发,深化相关研究。

(二)研究方法:走向综合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劳动教育步入规范化发展的轨道,研究者主要通过资料收集整理、翻译借鉴、研史考据,在比较与借鉴中作出了劳动教育研究的开拓性和奠基性工作。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思辨研究法、文献法等,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大多是通过对苏联劳动教育理论的译介,对各地开展劳动教育的实践进行调查而获得的。90年代以后,劳动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意识初步觉醒,研究者们对人文学科的诠释-理解方法论、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了初步探索,从注重哲学思辨的阶段,发展到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探求劳动教育的意义世界。劳动教育研究逐步打破各种方法之间的藩篱,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日益融合,研究方法日益综合化,成为劳动教育研究中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研究主题:走向丰富化

过去三十年来,我国劳动教育研究主题不断丰富。劳动教育研究深入本体论,厘定劳动教育的概念和内容;掀起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大讨论;争鸣劳动教育与其他四育的关系及其地位;从多维视角重释劳动教育的价值等,这些主题的探讨与争鸣深化了对于劳动教育本质和功能的认识。除延续原有劳动教育主题和范畴外,劳动教育研究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把握时代发展脉搏,不断概括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主题,如素质教育与劳动教育、核心素养与劳动教育、劳动教育课程开发与师资建设、公民教育与劳动教育、劳动教育主体性、劳动教育校本模式探索等。争鸣和探讨澄清了一些关于劳动教育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的认识,为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大深化了劳动教育研究的实践取向,使其以更宽广的理论视野、更深刻的理论思维面向现实、关注实践。

(四)研究取向:走向主体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制于旧教科书哲学体系的影响,我国劳动教育研究的讨论和争鸣,都集中在劳动的生产意义,将其窄化为纯粹的工具理性范畴,着重探讨人的本质的外在规定性,关注培养学生掌握现代的基本科学技术知识和学会现代生产的基本技能,仅仅从培养“可能的生产力”出发或者“意识形态的形塑”考察劳动教育,重视“生产劳动”“综合技术教育”“思想政治”。随着作为生活意义的劳动的揭示,劳动作为人的存在的生成的祛蔽,以及教育场域中“人的回归”,近年来劳动教育研究也日益呈现出“人的回归”的价值取向的转变,不再将“人”视为工具与手段,而是尊重人的主体性、自觉性、能动性、实践性,劳动教育研究的生命意识逐渐在增强,逐渐脱离了以往劳动教育的“社会”功能的价值取向的制约,从人的主体性、精神成长、人性意义出发,对劳动教育的本质和价值作出了全新的诠释。

三、劳动教育研究的未来展望

经过三十多年的积淀和发展,劳动教育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劳动教育研究尚存在缺乏建设性研究、研究成果分散、理论体系有待完善、社会影响力不足、研究力量相对薄弱、国际化程度不高等不足。未来,劳动教育研究应不断增强理论自觉,强化问题意识,注重理论体系,坚守学术品质。

(一)强化问题意识

真正对劳动教育实践起到影响作用的理论,并不来自一味地被束之高阁的象牙塔中的苦思冥想,而是在活生生的劳动教育实践活动中孕育和滋生起来的。恰如哈贝马斯所言,“理论产生于实践,是根据实践的需要而后形成的。理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掉实践”[27]。未来劳动教育研究必须把握新时代劳动教育场域中不断涌现的新的现实问题。一方面,在研究范式上,随着劳动教育当下式微的现实诉求,未来劳动教育研究不应再满足于宏大理论的建构和他国理论的引介,而应逐步将研究的视野转向本土劳动教育的实践,以更加微观、具体的实践问题作为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将劳动教育研究的重心向“问题意识”与“实践取向”转向;另一方面,在研究选题上,劳动教育研究只有对当下实践主体关注的问题如素质教育、核心素养、课程开发、创造性培养等给予深刻解读,才能对教育实践产生冲击力和震荡,才能深深地抓住实践主体的心,产生不可估量的实践价值。

(二)注重理论体系

劳动与教育本应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由于对劳动教育的定位不明而导致对劳动教育内核的把握不准,对劳动教育的价值认识不清而导致劳动教育的魅力高度丧失。劳动教育研究尚未形成扎实的理论基础,对于劳动教育“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办”这样的关涉本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的基本问题缺乏学理上的系统阐释和科学论证。“欲立而先破”,随着对他国劳动教育研究的盲目追捧和过度依赖心理的日渐消退,文化自觉意识的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21世纪我国劳动教育研究应该扎根本土实践,探索能够彰显中国特色兼具国际视野的劳动教育理论体系。为此,应当整合研究队伍,打造学术交流、传播平台,加强国家间、区域间、机构间的协同合作;通过课题引领的方式,进行团队攻关,尽早建构起我国劳动教育研究的理论体系,引领学术创新。

(三)坚守学术品质

理论的批判性是理论生生不息的源泉和动力,缺乏批判性的劳动教育研究是没有多少冲击力和感召力的,在一团和气中消磨掉了理性之光。劳动教育必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单纯依靠政策方针的外在驱动,难以推动劳动教育理论研究走向科学化、深入化、常态化。为此,劳动教育研究者应当着眼于以下几点:首先,厚积薄发,注重劳动教育研究的长效效应、隐性效应,摒弃盲目追求“短、平、快”的浮躁气息;其次,潜心钻研,提升理论深度与理论厚度;最后,敢于创新,劳动教育时时处于发展与变化之中,需要新视角、新方法与新理念的不断充实,研究者应当具备敢于创新的学术勇气与学术担当,在继承中追求创新,力求创生出立足中国本土、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增强劳动教育理论的批判力。

 

注释:

1965年创刊,1980年恢复公开发行,1992年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

1972年创刊,2001年更名为《全球教育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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