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格局--王策三教授二三事
发布时间2018-04-29 14:48:38     作者:admin     浏览次数: 次

来源:《“中国德育”微信公众号》2018413  作者:檀传宝

 

2017年冬天,我以最为不舍的心情永远送别了王策三教授。

王老师及他的夫人夏之莲教授都曾经给我上过专业课,王老师还是我的“小老乡”(王老师老家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我则来自其邻县怀宁),晚年我也是与他交流最多的学生之一。我一直想写一篇比较能“拿得出手”的文章纪念他,但是一直未能成文。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王老师生前一直是一个有道德“洁癖”般严肃且严格的人,我十分担心自己胡乱堆砌一些没有灵性的文字会让天堂里的王老师不满意。

在北师大,王老师指导学生的严格是出名的。许多硕士生、博士生都曾吃过苦头,甚至哭过鼻子。王老师的这一严格不仅表现在学业上,最主要的还是在为人上。我最深刻的体会是在1996年上半年,我在南京师大即将博士毕业前夕、到母校联系做博士后时去拜见王老师那一次。尽管恩师黄济教授已私下和我打招呼“去王老师家绝对不能带东西”,但在王老师家楼底下犹豫再三,我还是在最近的超市买了一罐饮品(十多元钱、类似于咖啡、奶粉之类,名字好像叫作“必士”)再去敲王老师家的房门——因为面见老师空手拜访总是在文化心理上过不去。半开房门,王老师就微笑但绝对没有商量地对我说:“你若离开时将东西带回去,就可以进来坐坐。如果你坚持要带礼物给我,那就请你现在就离开!”我只好检讨自己的不是、答应离开的时候一定带走那一罐“必士”。尽管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王老师天南海北、谈笑风生,我后来也如愿回到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并留校执教,但那个上午的尴尬,仍令我终生难忘。我后来私下将此遭遇和几位和我要好的王老师、夏老师的学生交流,结果他们通通哈哈大笑——因为他们不少人也曾有过类似的故事。

王老师退休多年后的一个春天,安徽老家寄来了几斤春茶,我再次想到给老先生“送礼”。我在电话里向他请示说:“王老师,我刚刚收到几斤天柱山的新茶,我分一些给您?”电话那头,停顿了好一会的王老师答复说“好。一两!”于是我用一个大信封装了满满一信封天柱剑豪送到新风南里(王老师家)。王老师拿在手里,掂量着说:“这,哪里只一两哦!”我马上回答说,家里又没有秤,多点就多点,您就别为难我了!于是,那个上午,我们两个“小老乡”相视一笑。此后,我们就常常更为轻松地交往——王老师还请我在他们小区的酒家吃过饭,我也请他出来餐聚过——而这些在以前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的体会,王老师的道德“洁癖”在送礼等细节上其实是界限分明的:在工作领域(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俗气的东西一丁点都不能有;但是在非工作的私人情谊方面,则可以讲真情、真诚相待。王老师自己也笑着对我解释过:“过去我总是怕你们‘贿赂’我。现在我退休老人一个,再也帮不了你们什么了。你们仍然这么尊重我,说明有真感情!”

王老师严肃、严格、道德上有“洁癖”,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在学术与人格上是拘谨、小气的。相反,大格局、大气魄才是他最本质的人格特征。以下我谨按照时间序列略举几例王老师大气为人的故事。

1991年—1993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学科教学论方向硕士研究生。在第一学期成有信教授主持的“教育学原理”课程上,我就发现自己对教育基本理论有内在的兴趣,于是计划报考王老师的博士研究生。第一次和王老师表达愿望时,王老师只是对我说“你先学习,还早着呢!”。于是我认真学习、研究和写作,每发表一篇论文就顺手塞一份复印件到老师信箱。塞了几次论文之后,有一天王老师在路上遇到我时,停下来对我说了一句“你还是有点理论思维的!”算是对我的肯定。再后来,我在《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相继发表论文,王老师这才松口说:“你可以报考我的博士生了!”。遗憾的是,由于一个技术性的原因(虽然我专业课全部优秀,但一门政治理论课却因故只得“良好”,而提前攻博需要所有必修课成绩为优秀),1993年我未能如愿在本校提前攻博、成为王老师的学生,而是考入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师从德育理论大家鲁洁教授。离开北师大、去王老师家道别时,我本以为王老师会有意见,正准备向他解释原委时,没想到王老师竟主动对我说:“你已经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了两年,我们这些人的观点你已有所了解。现在你去南京师大,去体会不同风格的学术,这样对你的成长更为有利!”从此,王老师无私、豁达、为学生着想的先生之风一直成为我学术生涯最为温暖的记忆之一。

1998年秋,博士后出站、留校工作的我很快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恰好那年秋天,王策三老师、黄济老师两位恩师一起退休。正式退休的那一天,王老师将自己的办公室彻底腾空、打扫得干干净净后,将钥匙交到我手上,明确交代:“从明天起,除了学术沙龙我有兴趣参加就自己来,教研室所有工作上的事情都不要再找我了!”干干净净的“裸退”,与一些老先生退休环节的拖泥带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王老师这样交代,并非不关心我们教研室、不关心教育学的发展,相反,他一直以他的方式继续他快乐的学术人生与更为广大的教育学关怀。记得有一次遇到在校园散步的他,王老师主动问到北师大和华东师大教育学原理学科排名孰先孰后的竞争问题。王老师问“排名谁第一、第二,据说你们压力很大?”我说“是的。”王老师哈哈一笑对我说“知道我的意见吗?我的想法是:若我们很强,还有一个学校超过了我们,那是好事——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多一个比我们更强的教育学原理队伍,难道不是好事吗?!如果我们本来就不如人家,我们要做的事情,也不是焦虑、不是去硬‘争取’排名第一,而是要更努力地工作去!”王老师的回答让许多像生意人一样算计他人、计较学校排名及小团体得失的所谓“学术大咖”相形见绌,至今仍让我有回肠荡气、振聋发聩的感觉。

2003年起,王策三老师和华东师范大学钟启泉教授有过一场有关中国大陆课程改革的学术争论。王老师相继发表《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2004)、《“新课程理念”“概念重建运动”与学习凯洛夫教育学》(2009)、《恢复全面发展教育的权威——三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2017)等宏论,洋洋洒洒,动辄数万字,完全不像一个耄耋老者所为。公平地说,一场真正的辩论,往往双方都有某些合理因素、也都有某些需要完善的地方,辩论的结果应当是认识的提升,而非对于对手的征服。总体说来,这场有关中国课程改革的学术争论也堪称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肃的教育学学术争论之一,在知识论、课程论、教学论等方面的认识提升上均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在争论过程中,个别年轻学人曾出现过于情绪化的表达,且华东师大师生发表的文章数量远超北京师范大学。出现这一局面,原因并不是北京师范大学“没有人”关注这场争论、更不在于王老师没有同意并愿意捍卫其观点的学生,而在于王老师在争论一开始就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北师大后学说得十分明白:“你们一定不要掺和,这又不是‘打群架’!”“不管你是什么派,这都是符号而已。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我以为,在自己的观点被年轻人嘲讽为“发霉的奶酪”的情况下,王老师仍然坚持以一老骥单挑,表现出来的不仅是真正学者的格局与气度,而且是对自己学术观点的绝对真诚与理论自信。人们可能不同意他的某个具体观点,但“文章千古事”,人们必钦佩他的专业精神!

 

责任编辑:毛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