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教育哲学研究方法的“论辩”
发布时间2017-12-26 13:20:49     作者:admin     浏览次数: 次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年第10期  作者:石中英

 

要: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问题一直以来困扰着教育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近年来引起学界的关注。从历史上看,20世纪以来教育哲学家们就有关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提出过不同的观点,如历史法、比较法、批判法、抽象法以及一些更加专门的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概念分析方法、话语分析方法等。在这些观点之外,本文基于对教育哲学的学科视野和研究对象的认识,提出教育哲学研究的一种核心方法——论辩,并简要地探索了其哲学的源泉与实践中应用的程序或要求。

关键词:教育哲学;论辩;研究方法

 

一、教育哲学研究中的方法困扰

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问题是教育哲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系到教育哲学论述的合理性辩护及未来研究人才的培养。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教育哲学界的研究尚不是很多。在教育哲学专业研究生的开题和答辩过程中,他们经常会遭遇研究方法的询问。通常情况下,他们所选择和使用的方法可能包含现象学方法、概念分析、批判性话语分析等某些特定哲学流派所崇尚的方法以及其他教育学科领域所采用的文献法、历史法、案例法、比较法等。甚至,教育哲学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和学位论文,要不要专门有研究方法的部分,在指导教师中间也存在分歧。不仅如此,一些重要的教育哲学研究成果,也很少对自己所使用的方法进行专门的说明与辩护,似乎一切方法都存在于作者对于主题的论述当中,方法与论述之间不可分割。这种现象,正如简成熙所言,“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相较于其他量化教育研究,较不明确,也造成教育哲学理论建构、指引教育实践及学子学习上的困难。教育哲学的方法虽然无法像量化研究能规范具体流程,但仍值得吾人重视”。[1]林逢祺、洪仁进也注意到,“教育哲学的学生多年来在研究与学习上,最常遇到的困难之一,乃在‘研究方法’的确认和应用上,且其论文在这方面所遭遇的诘难也特别多。外行者往往认为除了常见的量化或质性研究方法之外,便无所谓的研究方法,这种观点的弦外之音似乎是:哲学研究无方法。”[2]笔者也就此询问过哲学系的一些教授,他们对于哲学方法的认识一方面包括某些专门流派所偏好的方法,如现象学方式、解释学方法、话语分析方法等,另一方面就是认为哲学研究没有特殊的方法,或者说,只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或思辨。

毫无疑问,比起一般科学和其他教育学科来说,教育哲学如同哲学一样,是一门“弱方法”的学科。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教育哲学的研究没有自己的方法,或者无需考虑方法的问题。从广义上说,方法是研究手段、方式、工具、途径等的总称,是研究者用以接近研究对象,收集研究资料,界定和分析研究问题,评价和讨论已有学术主张,并得出研究结论的“中介”。对方法的选择和说明,构成研究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哲学作为教育研究的一个领域,自然需要有方法与方法论意识,对自己用以接触研究问题、收集研究资料、分析研究问题并提出自己独到主张的手段、方式、工具、途径等进行必要的说明。这些说明可能并不体现在教育哲学的论述过程和最终文本中(我们在教育哲学的专业期刊或论著中,很少见到关于方法的说明部分),但是作为前期的准备性工作和研究过程的伴随性工作,方法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哲学作为教育的智慧之学,不能不对方法问题进行深入和系统的思考。诚如克劳迪亚·路易滕柏格所说,“更强烈的方法论意识能够更好地实现教育哲学的目的,并提升教育哲学的可交流性。同时,方法论意识的提升也有助于鼓励我们去更好地反思哲学传统留给我们的方法论遗产,后者很容易被忽视”。[3]一个缺乏方法和方法论意识的教育哲学研究工作者,不可能做出高水平的教育哲学研究。

二、教育哲学界有关方法问题的认识及其分析

范寿康是我国教育哲学的缔造者之一,他出版于1923年的《教育哲学大纲》是20世纪我国最早的一本教育哲学专著,对后来我国教育哲学体系的确立和研究有不小的影响。不过,在方法问题上,这本专著并未有明确的主张。范寿康只是用简短的语言概括了教育哲学的两种研究方式:一是将教育学的根本观念或根本原则做哲学的研究,二是将哲学的规范应用于教育学上面[4]。他虽表明自己青睐第一种方式,但他自己的这本书采用了第二种方式,从论理学(认识论)、美学及伦理学三个哲学的分支领域出发讨论相关的教育问题。从广义上看,这种有关教育哲学研究方式或路径的认识也可以看成是属于教育哲学研究方法的认识,只是过于简短,没有展开,没有说明具体如何去做。

作为解放前我国教育哲学的另外一位代表性人物,吴俊升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哲学大纲》半个多世纪来多次增订和重印,在海峡两岸教育哲学界都有较大影响。在这部著作中,吴俊升明确提出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历史的-比较的-批判的方法”,并且对这种方法进行了论证。在吴俊升看来,哲学与科学对象及其性质不同,科学研究事实,哲学关涉价值。“科学的命题乃是事实的判断,哲学的命题乃是价值的判断。关于事实的判断,虽然因观察或解释的分歧,判断者的意见可以暂时不相一致,但最后总可得大家一致认可的结论;可是关于价值的判断,全凭判断者所根据的理想标准。……因此,价值判断始终是多元的,而哲学问题的解决,在哲学家之间永无一致认可的结论。”[5]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教育哲学既有多元性,那么我们研究教育哲学,便不应囿于一家一派的学说,却应就各家各派的学说,依其历史的发展,为比较的研究,然后在根据它们在教育的理论和实施所生的结果,加以批判。我们这样研究教育哲学的方法,可名为历史的、比较的和批判的方法(historical-comparative-critical method)”。[6]从他自己所添加的英文说明看,这里的“历史的”、“比较的”和“批判的方法”不是三种独立且并列的研究教育哲学的方法,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哲学研究方法,以体现教育哲学作为哲学研究所面临的价值多元性的挑战。

吴俊升有关教育哲学研究方法的主张显然影响到了黄济。黄济是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教育哲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的教育哲学思考影响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至今。他在1985年出版的《教育哲学》一书中专门阐述了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提出历史法、比较法、抽象法、批判法等四种主要的研究方法。这四种方法有三种来自吴俊升有关“历史的、比较的和批判的方法”的表述,不过,他对于哲学方法都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进行了新的论证与解释。他提出历史法的依据是“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有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有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为此,对教育哲学中的某一种理论、某一个流派的研究,都应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去进行考察,才能说清楚它的实质和它的来龙去脉”。[7]关于比较法,黄济的论述与吴俊升的类似,主要强调了哲学和教育哲学观点与流派的多样性,认为研究者置身于这样的观点丛林,应当学会应用比较的方法,包括“纵向的比较”与“横向的比较”,以便搞清楚不同流派之间在某些问题认识上的“异中之同,同中之已”。关于抽象法,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出来的,包括两个前后衔接的过程,“从具体(感性具体)到一般”与“从一般到具体(思维中的具体)”,前一个过程把握事物的本质,后一个过程把握事物的整体。黄济认为,“必须把这两个进程很好地结合起来,才算是实现了科学抽象的全过程。”[8]关于批判法,黄济认为,它既包含了评价、扬弃,也包含了吸收、继承。“批判继承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那种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或者把批判简单化为虚无主义,甚至当作批人、整人的手段,是同马列主义格格不入的。”[9]黄济强调指出,以上这些方法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在研究中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可以相互配合、综合使用。

国外的教育哲学教材中很少专题讨论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偶尔有教育哲学家论及方法问题,基本上都认为教育哲学的方法就是哲学的方法。但是对于何谓哲学的方法,则很少有人深入论述。例如诺丁斯在她的《教育哲学》中就直言,“教育哲学的核心主题是教育,研究方法就是哲学的那些方法”[10]。传统上,哲学的方法包括了对概念、观点、理论和语言的分析与澄清,但是也不止于这些方法,还包括对一些形而上问题的沉思与对话,所以在诺丁斯看来,哲学的工作不仅是分析性的,也是建构性的。诺丁斯还注意到,有些教育哲学研究在传统的论辩之外,也开始引述一些文学的和经验的证据来开展论述,这在教育哲学内部引起了大家的讨论甚至争论。

为了解决教育哲学研究方法的困扰问题,林逢祺、洪仁进近年集合了台湾地区教育哲学界的力量,专门编撰了一本《教育哲学方法篇》,其目的在于分析适用于教育主题的哲学研究方法,探讨各种教育哲学研究方法的优点与局限,促进教育哲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建立教育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文件以及提供教育哲学研究方法课程的适用文本。该书除介绍一些哲学流派所倡导的方法,如现象学方法、诠释学方法、系谱学方法、记号学方法、话语分析方法、否证论(批判理性主义方法)、概念分析法等以外,也介绍了一些哲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如思辨法、反思法、辩证法、思想比较法等,还专题研究了一些教育哲学名家如斯普朗格、杜威等使用的研究方法。这本书为研究者和学习者了解教育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读本。欧阳教、洪仁进在该书《教育研究的哲学方法》一文中反复强调方法的工具性、多元性与适用性,认为“方法犹如工具,不应画地自限,自以为是,而应发掘包容更多的方法,好似在工具箱里收纳多种大小、形状的工具,才能发挥更为周全完善的功用。因此当我们面对各式各样的教育政策、制度、行政、课程、教学、学习等所发生的难题或问题时,能适材适性地选用合宜可行的研究方法,必能拨乱反正,迎刃而解”。[11]这种观点,也是本文所赞同的。

三、教育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新观点:论辩

比起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心理学等其他教育交叉学科而言,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自然受制约于教育哲学的学科性质,带有自身的特点。这种自身的特点一方面来自其研究视野,另一方面来自其研究对象。教育哲学的研究视野当然是哲学的视野,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基本性、根本性问题。众所周知,哲学是对人类实践的寻根究底的反思性活动,而教育哲学则是对教育实践中的支配性观念进行的寻根究底的反思性活动。就此而言,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教育实践——历史的与现实的——中的支配性观念,后者是构成具体的教育实践的观念性力量,诸如什么是教育,什么知识,何为正当的生活,美德可教吗,教育与灌输有什么不同,等等。如何接近、廓清和展示这些支配性观念,如何分析和讨论这些支配性观念对实践的影响,就是教育哲学研究方法选择所要完成的任务。而要选择好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最重要的工作在于弄清楚这些支配性的观念存在于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显现,又以何种方式运动,最终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事实上,教育哲学所要研究的那些支配性观念,从来不是孤立或抽象存在的,总是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体系、话语实践、政策文本、实践过程、评价标准、典型事件等中间,构成教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教育哲学研究要想发现这些观念并对它们进行提问,就必须深入到各种各样的教育生活当中去,接触各种各样的教育资料,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文献研究、话语分析、政策分析、个别访谈、标准分析、案例分析、叙事研究等——来接近研究对象,提出那些前提性的观念问题,然后开展系统的检验和进一步的讨论。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哲学研究要想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并不拒绝一般性的科学研究方法,像前面所提到的历史法、文献法、案例法、比较法,甚至质性研究法、定量研究法等等。只不过,这些研究方法为教育哲学研究提供的资料还是初级的,有待于进一步的理性加工,使用黄济所说的抽象法、批判法等,以便从中发现或分离出那些值得讨论的观念性问题。

发现或分离出经验事实中值得讨论的观念性问题,教育哲学的研究才算真正开始。正如理查德·普林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观念的世界。这些观念支配着人们关于实践(不管是教师的实践或者是决策者们的实践)的思想。哲学的功能之一就是澄清这些观念,并对它们进行批判,从而影响教育实践。就此而言,哲学不是为了指导教育实践而提供一套现成的理论或知识,而是为了确保实践背后的假设是可靠的和一致的”[12]。保证实践背后的假设或支配性观念是可靠的和一致的,对于实践本身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建立在可靠的和一致的指导性观念基础上的实践,才是自觉的、理性的实践。否则,教育实践只能是盲目的、随机的或习惯性的教育行为。就此而言,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如何处理这些观念性问题并从而保证教育实践获得理性自觉的方法。

处理这些观念性问题的基本方法就是“论辩”(argument)。罗素认为,哲学的“论辩”可以称得上一种与科学的“实验”不同的研究方法。理查德·史密斯也认为,“哲学家所做的事情就是论辩。他们与任何准备与他们论辩的人展开论辩。”[13]陈嘉映明确提出,“哲学通过说理达乎道。哲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关乎说理。”[14]“说理在很多场合也可以译作argumentation,argument。Argument这个词既可以是说理的过程,也可以是说理的内容,即论据、道理本身。”[15]这种论辩有时是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进行,表现为论辩双方一定情境中的询问、对话、讨论、辩驳,就像苏格拉底和孔子在他们的思想实践中所示范的那样;有时候是由研究者在自己的论文和著作中所完成的,论辩的对手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参与到论辩过程当中的。在这种情形下,研究者在展开自己思想的过程中,假定论辩的对手持某种特定的观点参与到论辩过程当中。前者表现为教育哲学的实践(doing philosophy of education),后者表现为教育哲学的写作(writing philosophy of education)[16]。尽管真实社会情境中教育哲学的论辩对于促进教育实践本身的前提性反思来说至关重要,但是人们一般并不将其认作一种“研究”。真正称为教育哲学研究的于是只剩下一种形式——依赖文字而非言语对教育实践中的一些观念性问题进行论辩。当然,这两种形式的论辩不是截然分开的,前一种形式的论辩为后一种形式的论辩提供思想养料,反过来,后一种形式的论辩对于前一种形式的论辩也会起到理论准备的作用。一个真正的教育哲学家应当努力地就自己感兴趣的教育哲学问题同时开展两种形式的论辩——实践中的与思想上的论辩。

四、论辩作为哲学研究方法的历史渊源

在西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最早采取“反诘法”(Socratic irony)进行论辩,以便将人们信以为真的具体观念从具体事务或设想中分离开来,并一步步地引向更加深入的讨论,以促进人们澄清和检视那些实际支配着自己思想和行为的观念,过一种更加审慎的理智的生活。

这种论辩的方法是在对话过程中展开的,一般包括以下步骤:参与到一场真实的对话中去,倾听大家的对话;作为对话的参与者,提出一个问题,使对方澄清其在对话中所信以为真的某些核心观念;待对方确认后,再提出一个反例,来挑战对方给定的观念,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促进对方的反思并进一步修正自己的观念,以便提供更加具有一致性和可靠性的解释;应用各种语言技巧鼓励对方将这种过程持续下去,直至对方意识到自己的知识信念被彻底动摇,承认自己根本上的无知。在应用反诘法进行的论辩过程中,苏格拉底并不试图直接把自己的知识信念强加给被诘问的人,只是通过提问促进他们不断地澄清和探索他们信以为真的观念。因此,这种论辩的方法又被称为“产婆术”,在哲学史和教育史上有长期的应用。

笛卡尔作为西方现代哲学的奠基人,对于论辩的方法也有重要贡献。他提出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把思想本身作为确认人作为人的存在的前提条件。他非常强调思想活动的明晰性和彻底性,提出了四条方法论规则(Cartesian method),涉及到论辩的态度、方法、过程及检验。第一,遵循“普遍怀疑”的理性精神,绝不承认任何没有明确的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作真的加以接受,努力避免仓促的判断和偏见。第二,把要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划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加以圆满解决为止。第三,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入手,按照先后次序,一点点地上升到对复杂对象的认识。第四,把认识对象的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尽量普遍地加以审视,努力做到毫无遗漏。这四条规则由合理的怀疑开始,经由分析和综合循环往复的途径,最后达到对确定性的追求。当然,这种确定性无论是对于思想者而言还是对于旁观者而言,都还只是暂时的而非终极的,有待于在下一轮的思想活动中加以澄明。笛卡尔的这种论辩方式对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英美分析教育哲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康德作为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写作了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以及《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等论著,其思想方法的系统性、严谨性和清晰性在哲学史上很难有人可以匹敌。从其论辩的风格来看,一方面受到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讲求前提假设和概念的自明性,借助于范畴和范畴关系来展开论述,另一方面也借鉴经验主义的方法,注重从日常道德的和科学的经验中选择典型案例加以分析,并独创一种“普遍化”的论证方法——一种行为是否是道德的,要看其能否被普遍化,并反过来适用于自身。他由此劝诫行为者“要只按照你认为同时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17]。康德先后举过四个例子——自杀、作出假承诺骗人、不发展自己的才能、不帮助他人——进行普遍化的分析。例如,“作出假承诺骗人”之所以不是道德的,是因为“如果一个人在自己困难的时候,可以把随便做不负责任的诺言变成一条普遍规律,那就会使人们所有的一切诺言和保证成为不可能”[18]。在这里,举例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展人们对于道德生活多样性的理解,而是为了更加直观地论证其核心道德理念——普遍化原则——的合理性与解释力。事实上,在康德严谨的哲学体系当中,时常可见他对人类日常经验——认识的、道德的和审美的经验——的关注与是否可普遍化的分析。

五、论辩在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应用

教育哲学研究对于事关教育实践、教育研究和教育政策前提性、观念性问题的论辩,同样分享了一般哲学论辩的特点。

首先,它必须要提出一个有价值的论题或主题,也可以称之为问题。这个论题、主题或问题不是突兀的,而是有其理论的、实践的或政策的根源,以至于人们如果不深入地对它进行哲学的探究,就会影响到理论的明晰性、实践的可行性或政策的合理性。所以,教育哲学研究的问题不是教育哲学家自己臆想出来的问题,而是教育理论、政策或实践中真正存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哲学家自己不提出任何问题,他们只是就人们普遍感受到的那些问题尤其是根本性的观念问题进行哲学分析和讨论。

其次,它必须秉持理性的精神,就所提出的论题、主题或问题展开系统性的分析。常用的分析方法包括概念化、概念分类(如诺丁斯对于“自然的关怀”与“伦理的关怀”的区分)、观念史的考察(如范梅南对于“padagogy”概念史的重新考察)、已有理论主张的分析(如约翰·怀特对教育目的论的历史考察,涉及各种主张关键概念的清晰性、推理的严密性、证据的充分性、逻辑的一致性、陈述的清晰性以及理论主张的社会情境性等)、对各种不同理论主张的比较(如吴俊升对心灵论与教育、知识论与教育、道德哲学与教育、社会哲学与教育等标题下对各种哲学主张及其教育意义的比较考察)、经由综合的途径提出新的理论主张(可以是过程性的也可以是结论性的),追求贯通的境界。“穷理的基本努力在于贯通道理。……道理的贯通并非只是在道理世界中连通,融会贯通,是要让道理在事中贯通,所要贯通的是事理,即世界的道理,并把这些道理融会在我们的经验、情感、行为当中。惟融会贯通的道理才是真道理,否则成了没有体悟的‘从概念到概念’。”[19]

再次,在教育哲学的论辩过程中,要始终体现着辩证法(dialectics)的精神。“辩证法”一词起源于希腊文,原意是“谈话和论战”,通过展现和解决谈话中的矛盾使得谈话能够不断地进行下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或思想方法,辩证法相信不管是实体世界的运动变化还是人类思想的流变都是由一些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生成、相互转化的基本力量驱动的,因此人们在认识和改变这个主客观世界的构成中,也应当认识和把握那些客观上和主观上以及主客观之间相互对立、矛盾、冲突的方面,并致力于历史地、具体地和实质性地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斗争与妥协、排斥与统一。哲学史上,对于许多哲学范畴关系的辩证分析,构成哲学理论传统的一条主线,如天与人、道与器、生与死、有与无、同与异、一与多、心与身、本质与现象、事实与价值、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我与他、个人与社会、存在与虚无、领袖与群众等等。在教育哲学研究中,各种流派的理论和各个分支领域,也都把辩证地认识一些实践、政策和研究中的前提性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任务,如概念与事实、知识与经验、学校与社会、个人与社会、纪律与自由、功利与义务、教师与学生、教与学、兴趣与训练、理论与实践、教育性关系与非教育性关系、分配正义与承认正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等等。通过对这些前提性问题中所包含的概念关系及其反映的社会事实的深入考察,克服形而上学对于教育实践、政策和研究的消极影响,从而不断地实现教育之道的融会贯通。

综上所述,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因其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而有自身的特点。尽管它并不排斥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只能为教育哲学研究提供初级的材料,不能够抵及教育哲学研究的核心。教育哲学研究最核心的方法还是论辩—一种建立在理性和证据基础上的分析、判断、推理、对话、理解并提出新观点的批判性思想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能够增强论辩的力量和感染力,教育哲学家也可以使用一些从现实中、文学作品中甚至电影中收集到的故事、寓言、案例、诗篇等作为分析的对象和论证的材料,这丝毫不损害教育哲学的“哲学性”。这里再以英国教育哲学家帕特里夏怀特的《公民品德与公共教育》为例。这是一本探讨民主社会中教师和学校在培养青年人成为好公民这一事业中能够起什么作用的书,从类型上说,应当属于教育政治哲学的领域。怀特认为,良好的公民不仅需要理解自由、公正、尊重个人的自主等价值原则,而且需要注入希望、信任、勇敢、自尊和自爱、友谊、信赖、诚实、正派等良好的民主素质。她在展开这些论述的过程中,除了像其他哲学家和教育哲学家诉诸一些经典的学术文献外,还从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选取了许多生动的案例加以分析,有的甚至来源于一些小说。但这种论辩,并未影响整本书作为教育哲学论著的严谨性和严肃性。正如索尔蒂斯为该书所做的序言中所说,“怀特对这些品德和素质的探讨,深刻而细腻。她还以卓越的技巧和敏锐的感受性,探讨了这些理想价值的反面。她承认,要恰当地描述信仰和行为的这些无定形的方式,是一件非常复杂,也是很伤脑筋的事。而她使用文学的和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有助于她以巨大的想象力表达这些品德和素质的意义。她对伦理生活的描述很亲切,感受性极强,而不是通常由哲学家所描述的那种冷静、理性化和超然的理论类型”[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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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逢祺,洪仁进.教育哲学方法篇[M].台北: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4: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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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Richard Bailey.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An Introduction(London:Blooms bury Academic,2010:24.

[13]Ibid,162.

[14][15]陈嘉映.说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2.

[16]Richard Bailey.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An Introduction(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0),158-166.

[17][18]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72,74.

[19]陈嘉映.说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34-35.

[20]帕特里夏·怀特.公民品德与公共教育[M].朱红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3.

 

Argumentation as One of Inquiry Methods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HI Zhongying

 

Abstract:The inquiry methods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s a debatable topic.which in recent years has attracted researchers’ attention.Reviewing the literature,different educational philosophers of education illuminated different ideas(such as historical method,comparative method,critical method,and abstract method),as well as some special philosophical approaches(for exampl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hermeneutic method,analytic method,discourse analysis method).Therefore,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inquiry method to philosophy of education,which is argumentation.Furthermore,this paper briefly discusses the history of argumentation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develop argumentation into practice.

Key words:philosophy of education;argumentation;inquiry method

 

责任编辑:刘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