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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

知情意行:四维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管健 杭宁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实体的反映,其心理本质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为核心,涉及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的多维系统,其中认知维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系统,情感维度是感受系统,意志维度是动机系统,行为维度是执行系统。助推理论认为,可从行为选择的心理规律与本质出发改变个体的行为,将宏大的社会问题具化为微观的个体研究,近年来已经成为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热点。从心理学角度出发,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情、意、行四维系统为切入点,将助推策略这一微观路径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观叙事中,有效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推;心理本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是我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鲜明主线。从语义分析上看,共同体”是载体,落脚点和重心在“铸牢”,旨在通过各种干预措施和政策条令加强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深化民族团结,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近年来,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ichard Thaler 和法学家Cass R. Sunstein的影响下,将宏观的社会问题具体化为微观的个体行为已经成为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热点,助推nudge被广泛用于推动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管理之中。和传统的政策工具相比,助推实施便捷的同时确保了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利,避免了一些不受欢迎的强制性策略的负面效果[1]利用助推可在社会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叙事中融入助推策略,将以小拨大,寻找到一个整合微观和宏观视角的平衡点,以适宜方式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巧妙地根植于人们的理性选择过程中,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构建。

助推理论的核心在于从行为选择的心理规律出发改变个体的行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过程中融入助推策略需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本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有实体的反映,其核心是各族成员对其共同身份的认同,即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我是中国人”“我属于中华民族”的归属,是在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四个维度上与认同客体建立一体化联结的过程(见图1)。其中知、情、意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三个步骤,行是对前三者的实施过程。

图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本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维度

(一)认知本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系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认知维度上表现为个体对中华民族身份和中华民族具有的文化传统、社会规范、历史发展、价值体系等方面的积极认知,明确认可自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认知维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系统,只有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充分认知的基础上,行为体才可以此构建深层次的认同。

范畴化是人类普遍的知觉模式,通过对事物、刺激、对象的分类,个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群与己、内与外之分,使复杂的世界变得简化,帮助个体快速反应和沟通。[3]范畴的可塑性影响了群体边界的包容性水平,重新范畴化可以改变原有的族际边界。自我归类理论认为高级类别为子类别之间的比较提供了相关维度,基于类别的差异是群际关系和谐的先决条件。在多个群体存在的情况下,与其试图消除子群体间的差异并威胁人们对独特子群体的身份需求,不如将子群体置于一个复杂的、上位的、高级的类别背景当中,在这个类别中上位身份和下位身份同时被认识和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恰是这一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高级类别,它扩大了内群体范围,将先前的外群体纳入其中,形成共同内群体认同。从认知加工及心理生成的过程来看,这一过程关键在于个体如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表征、组织与解释。所谓表征,是信息在头脑中的呈现方式,是个体心理对事物进行反映的符号,是人类编码、加工、存储、提取、表达信息的重要载体。借助符号表征,如语言文字、政治象征、仪式庆典等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识性知识可以映射到个体心理结构当中。所谓组织,是信息如何被分类编码运作的。在面对不同类型的符号时,吉尔怀特认为个体会使用范畴限定性原则进行族群分类。社会表征理论认为可通过锚定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既有的概念,成为自身参照体系的一部分,通过物化将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具体的、可感知的事物。所谓解释,是对客观事物理解与分析、归因的方式,是在表征和组织的基础上理解自己与群体的归属关系、族群之间的族际关系等。

从认知内容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实体认知、共性认知、价值认知。实体认知是对中华民族这一共同内群体实体性的感知perceived entitativity。实体性是指群体被知觉为一个真正独立存在的具有一致性、同一性、组织性的有意义实体的程度[4],它影响着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偏见和群际冲突[5]。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来并非“主观设定”,而是客观事实,是中华民族史、中华文明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群体实体性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动力性视角,一种是范畴性视角。[6]动力性视角认为群体的实体性源自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和成员的互动模式。范畴性视角强调群体实体性关键在于成员感知到的共享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可以源自对共同本质的感知(本质论框架),如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血缘关系,也可以反映在共同目标和协调行动上(主体性框架)。[7]故共性认知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知维度的重要内容,它是群体之间相似性的感知perceived similarity),是对中华民族共同的地域、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记忆、共同的经历等方面的共识。共性认知会导致子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意识增强,彼此建立联盟[8]。在长期的民族文化交流中,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整合,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持续不断地深化共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基础。价值认知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休戚与共、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利益感知perceived value。从国家层面上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的重大战略需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中华民族拥有共同的命运。感知到不同的民族具有共同命运能改变族际关系及群体规范,降低对先前群际差异的关注,使我们更关注当下情境中共同的结果与目标,增强对更具包容性的上位群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感。[9]个体层面看,共同体所刻画的“共筑精神家园”的社会模式,让人们感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与亲密,满足了人们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了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利益诉求。价值认知有助于促进不同思维准则和价值取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价值导向和动力之源。

(二)认知助推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群体偏见是人类有限理性的表现,即基于先前的概念或经验,由于外部影响或错误归因而导致的人类加工能力的系统性错误[10]在群体认同的过程中,范畴化作为群体偏见的基本程序,也是一种自主偏差过程,对群际关系有深远的意义[11],因此社会心理学家经常把范畴化作为改善群际关系的起点。偏见的降低分别与消解或超越群体范畴相关。[12]认知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进程的关键是通过控制人们认知上的缺陷,“局部修复”其在特定情境下的自主偏差,纠正偏差,引导其朝着合适的方向行动。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知助推的首要策略是促使个体在知觉身份线索时改变原有的分类,即重新范畴化。

1.重新范畴化

个体具有多重群体身份,当人们被鼓励思考和他人不同的身份概念时会凸显不同的身份认同。[13]依据交叉分类理论,同时在两个或多个维度上进行范畴化,会形成在多个类别维度上的内外群体身份交叉。[14]操纵群体交叉分类,能使各民族成员知觉到其民族、国家、公民的身份,既可以共享内群体身份,也可以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上位分类群体的共同融合。依据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操纵重新范畴化,会使不同族群成员共属于一个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的共同体之中,将内群体偏好延伸到外群体成员,使亚群体之间更积极地思考彼此、感受彼此,增强对上位的共同内群体的一体感。[15]

在信息的呈现上,不同的群体身份线索的呈现将会影响人们产生不同的群体认同,塑造群体成员看待他者的眼光。只呈现上位群体的信息将增强上位群体认同,只呈现亚群体的信息将凸显亚群体认同,共同呈现上位群体、亚群体的信息,则会增强双重认同。[16]双文化个体接触到情境中的不同文化线索时作出与文化情境相一致的行为反应,启动本群体文化时个体偏向内群体文化表征,表现出文化自觉性行为,启动他群体文化时个体会偏向外群体文化特征,表现出文化适应性行为。[17]即使是同样的身份信息以不同的形式描述或呈现时,也会对人们的态度、偏好和行为决策产生影响(框架效应),在民族叙事讨论中,强调优势群体、强调劣势群体和中性表达的方式也将会对群体间感知产生不同作用,中性的表达更有利于对共同体一体化的感知。[18]因此在信息的呈现上,应尽可能使用上位认同或双重认同的信息线索,采用中性的表达才能更好地促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知。

在信息加工上,需提升人们对共同体知识信息的加工水平,引导个体重新范畴化类别。Hornsey和Hogg认为,群际取向的存在是因为这些群体在更具包容性的层次上共享属性,群际关系问题实质是在一个更高的上位身份群中的子群关系问题。[19]只是这种三维的跨等级的群体关系不容易被范畴化过程所捕捉,这类信息难以自发地认知加工,范畴化更多以二元化的内外群体来运作。[20]Kahneman提出人类有两种思维系统,助推可以通过触发系统1(引导导致不同选择的直觉反应)和触发系统2(通过促使个体参与更具反思性的认知过程)或者绕过这两个系统(将个人意识从决策过程中的某个方面移除)来改变个体的认知和行为。[21]利用助推中的锚定效应(不确定情境中人们对数值的判断会受先前信息的影响从而产生偏差),采取外部的精细加工锚,促使个体参与更多的关于共同体知识的反思过程,可提高人们对共同体的信息加工水平,进而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激活群体相似

相似性是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中的前因条件。重新范畴化建立了一个包容性更强的共同体,消弭了原有的内外群边界,关键就在于共同体将群体成员的注意力集中在亚群体间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上。心理科学显示,人们更喜欢同质性。[22]人们基于共享相似性将他人范畴化为不同群体[23],来自同一文化的个体在如何解释他人行为方面往往存在共同的认知[24]。相似性促进了人际与群际关系发展的动机并且与关系质量正相关。[25]相似性可用来衡量群体原型性[26],子群体会将自身的属性和价值观投射到共同内群体原型上,当认知到他群与我群都属于同一个共同内群体时,人们倾向于认为子群体在不同维度上是相似的、共有的。共同体语义下对“中华民族”的再审视,不单单是词汇上的简单变化,更是凸显了“共同”的中华民族实体意义。群际相似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特性之一,这种相似性使子群体紧密相连,使个体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与共同体的合一感,形成认同融合且不易消解。[27]激活和感知到的民族相似性、共同性越高,越容易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

3.营造共同目标

增加子群体的上位共同目标或引入共同命运,能够显著增强群体成员对共同体的一体感。[28]罗伯斯山洞实验结果表明,共同目标是减少群际敌视行为的有效方式。在共同体之中,大多数情况下子群体之间存在一种非零和目标关系,子群体间和谐合作的相互依赖关系有利于每一个成员的长期发展。子群体在一个包罗万象的共享的上位群体中共同协作,将原本竞争性的群际定位转化为群内角色分化。在这种分化中,引入共同目标能让不同的子群体以目标为导向进行群际合作,每一个群体在共同目标追求的过程中展现不同能力,共同体的各个子群体在真正角色互补的地方相互支撑相互协作作出独特贡献。这种功能依存的共生感也是长期以来促进和谐群际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成与维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共享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对过去事物形成的群体认同的共同表征,作为一种由社会维持并存储的符号可被其社会成员获取。[29]从历史走来的中华民族凝结成一个共同体,共同的历史和集体社会记忆是其最显著的心理特征。群体的共同经历伴随着强烈的情绪以情景记忆的形式储存在头脑中,因因果关系不明确引发个体持久的反思和意义建构进而形成影响自我概念的表象。[30]集体记忆的唤醒与共享可以让成员察觉到自身与其他子群拥有同样的表象,意识到我群和他群同属于共同体的群体本质,赋予共同体一种一体感和实体感。根植于过往历史和超越当下时空的集体记忆,在社会中共享与重塑,承载了个体与群体的联结,让群体成员与共同体产生一种亘古的存在性与延续感,对共同体形成和认同有重要影响。

5.促进感知被理解

近几年元信念对群际关系的作用受到关注,在群际关系中我们会考虑他群如何看待我群的信念,如元刻板印象强调相信外群体持有对内群体负面形象的信念会对外群体产生负面情绪[31],元偏见反过来会预测对外群体的偏见[32],积极的元信念可以提高对未来与外群体的预期,促进积极的群际接触和改善内外群关系[33]。在此背景下提出了感知被理解(felt understanding),它是对外群体成员理解和接受内群体成员观念的信念[34],例如“他们汉族不理解我们少数民族”“他们不知道什么对我们少数民族重要”“少数民族认为我们汉族讨厌他们”等,都反映了另一个群体对我们自己观点和感受的看法。感知被理解能很好地预测群体间的关系,并且较高的感知被理解程度会带来更好的群体间关系,即使是相互冲突的群体也是如此。[35]

需注意的是,使用认知助推策略时必须考虑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认知发展水平。从大脑发育的生物学来看,婴幼儿时期大脑发育不完全,个体还不能意识到自己所属的群体;10—12岁大脑枕颞叶的皮层神经元基本完成髓鞘化,虽然能感知到自己与群体的联结,意识到群体对自己的意义,但未能意识到自己对群体的意义,不能承担群体责任的能动性[36];13—17岁完成大脑前额叶新皮质的神经髓鞘化,个体才有能力全面地理解一个族群,在探索自我同一性的同时逐步构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18—26岁个体逐步达到知情意的高峰水平。因此不同时期个体接受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教育的侧重点不同,小学阶段是孕育期,应以学习简单的概念知识为主,通过生动事例与多样活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初步印象;初中阶段是初成期,通过启发引导、互动体验等方式让个体对共同体有进一步的认识;高中阶段是发展期,应以学习掌握知识、参与实践活动等方式增强个体的共同体意识;大学阶段是铸牢期,应以学习研究理论、提高理论素养等为主,深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7]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维度

(一)情感本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感受系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情感维度上有两个面向:一是对上位群体“中华民族”的情感依附与情感认同,表现为对中华民族强烈的归属感,感受到同为炎黄子孙、同为中国人,五十六个民族一家亲;二是对各民族的积极情感,表现为民族之间依存的联结感,感受到兄弟民族一条心,感受到各族守望相助的温情。情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感受系统,是认知的深化,只有在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牢不可破的情感联结才能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中国历来是一个重人情伦理的情感社会。《庄子·德充符第五》有言“,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情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从“炎黄子孙”“华夏子民”到“中华民族”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地缘相通、血脉相连,对中华民族根基性情感的扩展和迁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心理表征。情感联系是影响社会分类、群际接触的重要因素。[38]Mcmillan和Chavis认为共享情感纽带是共同体意识四要素(成员资格、影响、整合与需要满足、共享情感纽带)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39]Malsch强调了共同体实质就是一种“感觉”(feel),是自己与共同体相互联结的、统一的、融合的心理,是一种归属感。[40]这种情感纽带具有整合社会的功能,推动了社会秩序的形成和长久维持,能在精神层面上凝聚社会认同。当我们认同某一社会群体,群体成为自我心理的一部分时,会自然而然产生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情绪体验,即群体情绪[41]群际情绪弥散于整个群体,能激发和调节群内、群际态度和行为。例如激发中华民族自豪感,能促使人们接近共同内群体成员,提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对于那些影响共同内群体成员的群体性事件,即使不是发生在我群身上,也会在共同内群体认同的驱动下,受到群体情绪的渲染。[42]各个民族在实际互动或想象接触时,对其他族群的群体共情也能改善群际态度,降低群际厌恶,减少群际冲突,促进群际亲社会行为。[43]与他群共享情绪事件,相比于独自经历情绪事件,还会放大情绪体验,出现群体共享情绪的放大效应[44],即日常生活所说的“情感共鸣”。情感因素在新时期民族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45]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进程中,既需要满足各民族的情感诉求,更需要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中拉近情感距离,实现情感交融,多元文化间意义和经验的共享只有在情感共鸣和传播下才能发挥更强大的社会性力量,最终促进多元文化走向情感共同体。

(二)情感助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助推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处理群际间的积极情感,将内群体成员的积极情感延伸到原先的外群体当中;二是处理群际间的消极情感,尽可能控制和减少群际情绪的负面效应。前者的策略是引发群体共情,激发情感共鸣,后者的策略是减少群际焦虑,降低群际厌恶。

1.引发群体共情,激发情感共鸣

群体共情(group empathy)是指两个群体在实际互动或想象接触时,群体成员内化和间接体验另一群体成员的认知和情绪情感的过程,即试着站在对方群体的角度考虑问题,理解对方群体成员情绪情感产生的原因并体验到相应的情感状态的过程。[46]共情是群体联结的重要纽带,它可以增加对外群体的积极感受,使人们对外群体的态度更积极,并增加与外群体的接触意愿[47];即使群体间处于权利、资源的直接竞争当中,共情也可以影响个体的行为动机促进对另一个群体的支持[48];共情能改善群际态度,减少群际攻击性行为和群际冲突[49]。群体共情的引发与体验相似经历、观点采择密切相关。[50]与他群拥有相似的经历有助于形成经验分享,倾向于接受他群的情绪情感状态。[51]当非语言的种族或民族线索暗示与自己的群体文化经历产生共鸣时,可以强烈激发一个人对弱势群体的共情[52]体验相似经历为群体共情提供了充分的情感流动空间和理性对话机会,内外群体围绕相似经历表达意见和关切,有助于推动尊重的信任的情感氛围建立,引发群体更多的共情关注和对外群体接触的积极态度。观点采择则是尝试从他人心理角度来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的过程,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想象自己在此情景下的感受,即自我聚焦(self-focus);一种是想象他人在此情境中的感受,即他人聚焦(other-focus)。自我聚焦和他人聚焦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对外群体有不同的情绪反应。[53]前者不仅会产生共情,同时这种只专注于自我的想象也会产生消极的想法和痛苦感;后者同样会产生共情,会真切地同情、关心他人,却不会产生痛苦感。[54]相比前者,他人聚焦减少了对自我中心观点的依赖,降低了判断误差,对情绪准确性有积极影响。[55]激发群体共情就要引导人们以他人聚焦方式进行观点采择,从他者眼光看世界,转换文化框架,站在对方文化的视角理解对方的经历和感受,真正意义上达成文化共情。

2.减少群际焦虑,降低群际厌恶

群际焦虑(intergroup anxiety)是指个体在与外群体接触时,由于担心被拒绝、被误解、被消极评价而产生的一种忧虑恐惧、紧张不确定感的消极情感体验。[56]群际焦虑是对外群体持有消极信念的关键因素[57],它会导致一系列消极反应,如强化刻板印象、降低群际接触意愿、触发群际偏见、减少群体共情、回避与外群体成员的接触、影响群际互信提升跨群际友谊等。[58]减少群际焦虑的途径有:第一,积极的群际接触。群际焦虑会受到接触经验的影响。[59]缺乏对外群体的了解、质量低数量少的接触经验、消极负面的接触体验等都会导致群际焦虑。第二,增强群体自我效能感。群体自我效能感是成员对群体能力的判断,它能有效降低群际焦虑,降低群际敌意[60]第三,提升群体信念的可塑性(group malleability)。群体信念的可塑性与群际焦虑息息相关,当认定群体观念不可塑时,群体焦虑处于顶峰,而当认定群体观念可塑时,人们更愿意在群际中向外群体显现积极态度,更愿意做出妥协,群际焦虑大大降低。[6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志维度

(一)意志本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机系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意志维度上表现为怀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目标,愿意为了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克服困难付出自觉性行为的态度和行为倾向。意志维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机系统,它调节和驱动行为,是个体实现从意识层面到行为层面转化的动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一种身份认同,不仅包括认同内容(核心自我概念与自我评价),还包括认同过程(身份的建构、维持、防御与改变)。[62]它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受诸多心理需要的支配,这些“期望状态”心理需要的满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有的内生条件,这些引导认同建构的心理需要被称为身份认同动机(identity motive)。Vignoles认为身份认同动机有六种,分别是自尊动机(self-esteemmotive)、效能动机(efficacy motive)、连续动机(continuity motive)、意义动机(meaning motive)、独特动机(distinctiveness motive)、归属动机(belonging motive)。[63]

自尊动机指获得对自我价值积极评价的需要。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在所认同的群体价值维度上,人们会努力与相关的外群体进行积极区分以保持或增强他们的自尊。效能动机指产生能力感和自我控制感的需要。它是促进身份形成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中我们不仅是作为“客体”体验自己,更是作为“主体”“行动者”控制自己。“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转变,体现了融合中国智慧的主体间性,尤其强调了多民族国家的结构性主体(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不再是相互客体化的他者,而是相互承认、平等沟通、尊重对方的主体身份。连续动机指自我获得过去、现在和未来身份联系的需要。连续性是认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64],如果人们不认为与过去和未来的自我有任何联系,就不会为过去的行为负责,更不能形成适应社会功能与协调的未来目标。共同体是满足连续动机的重要载体。回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历史,各民族同源共祖、同文同种,利益攸关、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未来关联起来,满足了共同体成员的连续动机。意义动机是寻找自身存在价值的需要。Heine等人认为意义创造对人类有着巨大价值,它使行动具有超越其物理背景的价值。[65]认同所建立的意义,是社会成员为其行动的目的所做的象征的确认。[66]尤其是在主观不确定的条件下,我们选择成为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了解共同体赋予我们怎样的意义、共同体是什么、成员拥有什么、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等非常关键。[67]归属动机是指需要与他人建立、维持积极关系的渴望。身份形成的主要功能就是培养安全、归属感或关系的体验。我们处在一个强制性相互依赖的社会中,归属动机起着至关重要的适应作用。然而我们并不是无差别地向他们寻求归属需要的满足,而是向那些有可能接纳自己、并进一步建立联系的个体或群体寻求归属满足。共同体给予我们安全的庇护,对外构筑了强大的政治屋顶,对内营造了温馨的幸福家园,成为各族人民归属的去所。独特动机指感到自己有别于他人的需要。符号学家认为,任何概念的价值都在于它多大程度上与其他相关概念区分。有学者提出独特动机和归属动机二者是相互矛盾的,事实上只要原有的亚群体的独特性不受威胁,在此基础上强调一个包容性更强的上位群体可以有效减少亚群体间的紧张关系。[68]

Brewer的最优显著性理论认为,独特动机和归属动机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紧张关系,如果要求亚群体只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高级的上位群体上,过度放纵群体成员的归属动机会导致亚群体的独特动机反向驱动,而满足这种动机的唯一方法就是恢复其更独特的亚群体身份——同时激活上位认同和亚群体认同。[69]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借助“共同体”这一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群体,共同内群体身份(中华民族)和有差别的亚群体身份(各民族)同时突出,既满足亚群体维持民族独特动机的基础功能,承认各个民族在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中的独特贡献与平等价值,又在各民族平等、尊重的基础上达成包容性的共识,回应了中华民族的归属需要,充分契合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人与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70]的思想理念。社会成员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体以功能实现、动机满足来回馈社会成员。

此外,利益诉求动机也会影响认同建构。[71]利益是个人和群体选择认同的主导动因。Yamagi‐shi和Kiyonari的群体启发式理论认为互惠期待的有无才是产生内群体偏好的主要因素。共同体的成员之所以认同彼此并相互合作,是因为能够彼此获益。尤其是在资源竞争的情况下,利益的分配将会影响群际互动,导引认同边界的伸缩及商榷性内涵。[72]

(二)意志助推

身份动机理论认为身份认同是一个依赖情境性动态发展的过程,身份的维持和增强是一个普遍的基本上不可避免的过程。与其试图避免这种身份驱动的进程,或许通过引导人们以适应性的方式(而非破坏性的方式)满足自己的身份动机,用助推引导决策,才能更有效地寻求积极的结果。包寒吴霜等人在Vignoles提出的六种身份动机基础上,将身份动机简化为三个维度:积极性、完整性、关系性。[7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志助推策略也可以从这三方面动机入手。

1.强化积极性动机

积极性动机是追求积极赞许身份的需要。强化积极性动机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维持积极形象。社会互动中的个体都有维持良好形象的动机,这种动机一方面指向个体形象关注,另一方面指向群体形象维护[74]个体渴望与外群体接触中维持一个积极的自我感觉,而群体形象反映了个体所属内群体文化关系的特征,影响我们对认同的建构。因此积极维护各民族的形象,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象,在新媒体传播途径下加强国家形象宣传,讲好中国故事,打造中国品牌能有效提升共同体意识水平。二是拓展职能动机。探索性的跨文化接触可为群体成员提供职能发展的可能性,提高晋升获益的机会。[75]而职能发展往往也伴随着地位提升,在共同体中满足了地位寻求的需要,能帮助个体获得赞许身份。三是加深知识理解。在和内群体具有不同文化、语言、民族、风俗习惯的外群体进行群际接触的过程中,个体存在主动接触的倾向和动机[76],寻求知识理解就是其中一种。学习理解外群体的知识会降低个体接触外群体文化的难度,接受双文化知识的个体比接受单文化知识的个体更少表现出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种族主义信念与歧视。[77]知识是跨文化敏感性的先决条件,跨文化学习能促进个体自我的发展[78],在群际接触时给个体带来强大的满足感进而促进群际关系发展[79]

2.促进完整性动机

完整性动机是追求稳定真实身份的需要。恐怖管理理论强调人们寻求群体认同、投资社会群体是为了保持象征性的不朽[80]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个体完整性的重要载体,以共同体为中心语框定中华民族,就是要明确人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的一致性。个体的生活是由过去的经验、当下的情境和对未来的预期组成的编织体,当个体知觉到共同体与过去自我、当下自我、未来自我关系的密切性,会更愿意为共同体的发展而奋斗,进而加深对共同体的一体感。促进完整性动机的方法就是在共同体的背景下,让过去自我、当下自我与未来自我之间建立心理联系。Hersh‐field等人认为个体可以通过对自己国家历史的感知来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国家的历史越长,个体直观感受到的国家未来也就越长,越倾向于采取有利于国家未来的行动。[81]这意味着当我们激活历史动机,对共同体悠久的历史感知能够助推民族群体看向更远的未来,进而激发人们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更从国家未来发展的角度来考虑个体的行动。Zaval等人研究发现,人们对当下自我利益的关注多于对未来社会(子孙后代)利益的关注,提升人们对子孙后代利益的关注就有可能促进个体做出有益于未来发展的行动。[82]这表明当我们激活遗产动机,让人们切身感受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为子孙后代留下长久利益的内部动力将会有效提升人们的共同体意识,促进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依赖感和一体感。

近年来研究者也愈加关注对集体未来思考(collective future thought)的研究,它是个体想象所在社会的未来有可能改变其关于世界的思考和行动方式。[83]这个想象主要关注的是集体在未来如何发展,对个体作为社会一员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个体如何代表其所生活的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证明集体未来思考具有消极偏向[84],这启示我们应诱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积极的集体未来思考,诱发积极的未来情境思维,使群体以前瞻性的意象来预先体验和经历未来事件,提升对国家的自豪感,提升命运共同体感知,激发个体产生为未来自我和未来国家而努力的积极行动。

3.满足关系性动机

关系性动机是追求和而不同的身份的需要,在满足个体独特动机的同时主动寻求与他人建立、维持积极关系。满足关系性动机需唤醒社会联结。个体倾向与自己具有共同经历的他人建立社会联结[85],与内群体有共同目标或共同命运的群体之间更可能形成积极的群际关系[86],内外群体共同经历负性事件也能促进群际接触,改善内外群际关系[87]。从关系实在论的意义上讲,共同体就是由共同性关怀构成的一种人群关系聚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满足各民族的关系性动机,更需不断深化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加强民族间的社会联结,促进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心理融合。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为维度

(一)行为本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执行系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行为维度上表现为积极进取、克服困难,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外显行为。无论多么深刻的认识、多么浓烈的情感、多么强烈的动机,不付诸实际行动都等于空谈。行为维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归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执行系统。

群际接触与互动是民族多元文化融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中的固有行为。各民族之间的群际接触能够消弭群际边界,降低群际偏见,促进群际关系的改善[88]际接触假说认为,群际偏见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群体间缺乏足够的认识或存在错误信息。群际接触可通过三种途径减少偏见:第一,增进了解。随着对外群体了解的增加,个体能够从个性化和个体化的视角来审视外群体的成员并为建立起新的、非刻板印象的群际关系创造条件,为澄清感知错误、获取新信息提供机会,减少与外群体接触方式的不确定性。第二,缓解焦虑。随着与外群体互动的增多,个体的群际焦虑会显著降低,甚至可以建立起信任感和亲密度更高的跨民族友谊,使个体重新评估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差异,减少对外群体的排斥。第三,产生共情。随着对外群体接触的增多,尤其是积极接触会增加对外群体的正性情绪,进而影响个体产生对外群体的支持性行动,拉近群际社会距离。在族际交往中,群际接触的积极效应越来越多地得到证实,同时在互动、合作的过程中这些积极效应还通过接触效果的泛化与接触方式的拓展得到了超乎想象的放大,整体性地作用于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大局。[89]

积极维护国家形象,讲好民族团结进步的中国故事,是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行为。网络新兴媒体的发展转变了传媒生态,拓宽了国家信息的传播途径,利用新媒体平台充分发挥民族团结榜样的引领作用,能推动多元文化的协调共建。以丁真现象为例,藏族小伙因一脸纯真朴素的笑容无意中在网络上走红,使偏远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站在了聚光灯下,为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奠定基础。丁真作为四川理塘的旅游大使,其家乡也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高人气的旅游地,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背后不仅是各族人民对真善美的高度认同和追求,更蕴含着中华文化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深厚积淀。这种平民视角化的软传播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以往的重大叙事转向微观的个体观照,以具体鲜活可感的人物故事、形象代言增加了传播的柔软度,也带动了各族民众自主交流与互动的积极性。这是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一个缩影。随着民族地区大开放大发展大融合的不断深化,网络新媒体平台为中华文化输出与多元民族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活力。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发挥好民族团结榜样的力量,在推动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向深层次不断拓展的同时,也能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意识,促进多元文化融合共生。

(二)行为助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为助推的关键在于提升各民族之间的互动性。研究表明,一个对比鲜明的外群体并不是社会认同形成的先决条件,社会认同可以通过群体内互动和讨论产生[90]互动是社会动力的来源。每个个体都在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中逐步完成身份认同的构建。根据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如果没有互动场域,没有共同经历,没有引发社会互动,那么这个群体对于成员而言就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静态的存在。在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虽然各个族群之间存在潜在的意义与情感共享、潜在的集体行动,但由于缺乏互动尚未形成真实的群体兴奋和集体记忆,更何谈构建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民族结构将各民族镶嵌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网络当中,让每个成员都有机会接触他群,民族间的互动将在认知、情感、意志的基础上深化对共同体的认同,将原本在想象共同体中原子式存在的族群成员在行为互动中转化为各族成员紧密联合的互动的共同体(见图2。提升互动性的根本措施即加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促进群际接触与合作。

图2 互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1.拓展群际接触方式

无论是直接接触(面对面与外群体互动)、想象接触(想象与外群体互动)还是替代接触(观察内外群体成员互动)、拓展性接触(了解到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是朋友),各种接触方式都有利于减少群际偏见[91]其中,直接接触是改善群际关系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92],但由于很难在现实中要求所有民族成员实现直接接触,所以应增强各民族间的间接接触。网络的发展为各民族的间接接触提供了便利,仅仅是通过媒体观看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的互动就足以促进积极的群际态度。[93]当群体成员具有群体代表性时,与典型外群体成员的接触会显著促进个体对外群体成员形成积极态度,进而泛化到整个外群体[94]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创新及文化交流愈加频繁,文化符号作为群体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样具有群体代表性,因此文化混搭也是一种可能的间接群际接触形式。文化混搭能改变人们对外群体的态度,促进群际帮助行为,加强群体心理融合。[95]观察文化混搭甚至可能比观察成员接触更容易促进群际态度改变。

2.提升群际接触质量

群际接触有消极和积极之分。消极的群际接触始终与偏见增加有[96],它对偏见的影响要比积极接触对偏见的影响大得多,这是因为消极接触会强化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更有可能激活外群体类别[97]。积极的群际接触才会改善群体间的关系。[98]一般来说,积极的群际接触需要满足四个最优条件:平等地位、共同目标、群际合作与制度支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进程中,我们必须创设各民族平等交往、交流、交融的环境氛围并以此作为群际接触的前提条件,将为各民族设立共同目标作为群际接触的重要基础,在各民族完成特定目标过程中,强化互帮互助的群际合作,并将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政策作为有效支撑。此外,高质量的积极群际接触也可通过跨民族友谊获得。和一般的群际接触相比,跨民族友谊更能改善对外群体的看法,突破接触情境与对象的局限,促进产生未来的群际接触。[99]依托跨民族友谊,能有效提升接触质量,改善民族关系。

总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微观的社会心理问题,其心理本质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为核心,涉及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的多维系统,其中认知为基础,情感为深化,意志为动力,行为为归宿。从知情意行的心理学角度将助推策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进程当中,能够为由心而治开展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提供新的研究思路。然而任何单一的政策或干预都不应指望靠自身解决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受到宏观社会层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需要结合其他学科采取多项政策和干预措施使之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100],共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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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管健:《跨民族友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217-222页.

[100] John Beshears and Harry Kosowsky, Nudging: Progress to Date and Future Direction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Vol. 161, No. Suppl, 2020, pp. 3-19. 

 

Solidify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by Four-dimensional Integration

Guan Jian, Hang Ning

 

Abstract:  The consciousness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reflection of the common 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s psychological essence takes the identification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s the core, and relates to a multidimensional system involving cognition,emotion,will and behavior.  Concer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refers the knowledge system, the emotional dimension explicates the feeling system,the will dimension reflects the motivation system, and the behavior dimension denotes the implementation system.  Nudge Theory expounds that individuals behavior can be changed from the psychological law of behavior choice, which has been widely utilized in promoting public policy and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micro path of nudging strategy into the macro narration of solidify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f cognition, emotion, will and behavior.  Nudging strategy will therefore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Consciousness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Nudging; Psychological Es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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