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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

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研究

作者:吴明海来源:《民族教育研究》2021年第3期

 

要: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族教育事业取得的重要历史成就与成功经验其理论基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根本理念是立德树人全面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该机制包括实事求是与理论自信相结合的基本理论建设子系统普常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兴学理论政策实践互动子系统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课程建设理论政策实践互动子系统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结合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子系优先发展与协调发展相结合的教育扶持理论政策实践互动子系统该机制是历史性与时代性初心与使命有领导性与群众性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传统自洽性与开放性及可持续发展性等关系的辩证统一不仅能为中国民族教育事业智慧导航且能促进教育事业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双向建构和谐发展是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有生力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族教育事业历经百年征程,取得了重要历史成就,在中华大地上谱写了中国民族教育史乃至世界民族教育史的经典篇章。那么,这一经典篇章的基本逻辑是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族教育事业基本历史经验是什么这是时代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

笔者认为,不断建立健全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族教育事业取得重要历史成就的基本经验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国特色民族教育话语体系的基本逻辑之一。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观点。拙文从此观点出发,就该体系的理论基础、内涵与结构理念与功能、特点与意义进行理论分析与历史研究。

一、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体系的理论基础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体系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高度概括党领导中国事业的三大“新的工作作风”,史称三大优良传统,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位居其一。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2]“中国民族教育事业”是“我们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也是“领导中国民族教育事业的核心力量”;三大“新的工作作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事业”的“三大领导工作作风”,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族教育事业”的“三大领导工作作风”。据此推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作为三大“新的工作作风”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族教育事业的领导工作作风之一。

作为“领导工作作风”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完全等同于“个体具体工作作风”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个体具体工作作风”,如个体科学实验,理论直接见之于实践、实践直接反馈于理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两点一线式”的相结合。“领导工作作风”包括“个体具体工作作风”,但因有“领导”二字,而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其“领导”是“集体领导”,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还必须讲“政策”二字,实际是理论—政策—实践“三位一体式”的相结合。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与重要成就,理论—政策—实践“三位一体式”的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作作风在“领导工作”中的具体化。

中国共产党重视理论,重视实践,以实践为基础构建理论与实践互动关系。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将理论与实践互动关系以公式形式高度抽象概括为“实践—认识—实践”:“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结果,都能够前进到更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3]

习近平根据新时代新实践的“新”特点,将“实践—认识—实践”发展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论。他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4]“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5]“我们推进各项工作,要靠实践出真知。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坚持。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6]“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永无止境。”[4]“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论,深刻揭示了“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与永葆生机”“理论自信与战略定力”“坚持与发展”等的辩证统一性,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丰富并发展了“实践—认识—实践”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在领导中国事业的工作中,中国共产党讲政策,重视政策在理论与实践有机互动中的桥梁作用,认为理论、政策、实践三者是互动关系。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将“政策”提到“党的生命”的高度来认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7]毛泽东还十分具体地阐释了政策与实践互动的辩证关系:“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7]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壮举,为解放思想、激发探索活力,邓小平突出强调实践对理论、政策的决定作用,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8]为改革开放的闯劲与胆识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理论勇气。

新时代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为保证改革开放行稳致远,习近平认为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是辩证统一关系,而要在实践中正确处理三者关系,必须正确处理理论、政策、实践三者关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繁重,我们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为深化改革开放夯实群众基础。”[9]习近平关于“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论述,为党在新时代带领人民啃硬骨头、涉险滩,深化改革,在方向、动力与路径上奠定了理论基础,是党的理论、政策与实践互动的新发展。

总之,中国共产党理论哲学、政策哲学与实践哲学是辩证统一的。实践是基石,理论基于实践指导政策与实践政策转化于理论而指导实践;实践决定并反馈政策与理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实践有机互动、相互成就,是三位一体辩证统一的关系,建设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是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历史性经验与成就。

中国民族教育事业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重要理论基础、工作作风、优良传统、历史性经验与成就,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族教育事业的重要理论基础、工作作风、优良传统、历史性经验与成就。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事业而言,理论、政策、实践三者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族教育事业而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际上是有关民族教育的理论、政策、实践三者结合建设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历史性经验与成就,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族教育事业的经验与历史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作风与优良传统在中国民族教育事业领域的具体落实与生动体现。

二、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的内涵与结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实践认为实践是其哲学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毛泽东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3]

中国共产党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是以社会实践为出发点与归宿点的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理论从社会实践的需要出发,转化为政策,指导实践;实践反作用于检验、修正政策,从而反作用于检验、修正理论;经过检修后的新理论再根据实践的新需要转化为新政策从而指导解决实践中的新问题,如此作用与反作用,循环往复,而每一次循环又在新的起点上,螺旋式上升,不断推进事业沿着盘山道路逐步提升。这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的内涵。

据此类推,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是以中国民族教育社会实践为基石的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民族教育理论从民族教育事业社会实践的需要出发,转化为民族教育政策,指导民族教育实践;民族教育实践反作用检验、修正于民族教育政策,从而反作用(检验、修正)于民族教育理论;经过检修后的民族教育新理论再根据民族教育实践的新需要而转化为民族教育新政策从而指导解决民族教育实践中的新问题,如此作用与反作用,循环往复,而每一次循环又在新的起点上,螺旋式上升,不断推进中国民族教育事业沿着盘山道路逐步提升。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的内涵。

理论由“基本理论”与“具体理论”两个层次组成,“基本理论”是“具体理论”的基础,是政策与实践的根本指导理论;“基本理论”对实践的根本指导作用,是通过由其生发的“具体理论”来指导“具体政策”,从而指导“具体实践”来实现的。当然,“具体实践”通过反作用于“具体政策”而反作用于“具体理论”及至“基本理论”。每一具体理论、具体政策、具体实践是有机互动的关系,组成具体理论—具体政策—具体实践互动子系统。

那么,“若干”民族教育具体理论—具体政策—具体实践互动子系统主要有哪些这是由民族教育实践结构要素决定的。

学校是教育的实体,办教育首先就要兴学。学校教育是通过课程达到教育目的的,课程建设是学校教育的内涵建设。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民族教育质的规定性的具体体现,既渗透于民族教育的方方面面,又是具有专业性的自成体系的教育实践活动。扶持政策是支撑教育的社会存在平台。无论兴办学校还是建设课程、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都需要人、财、物、时间、空间、信息等诸多客观资源,都需要扶持政策予以支持。兴学、课程建设、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教育扶持等四个较为关键的实践环节是民族教育实践结构的四个要素;据此,“若干”民族教育具体理论—具体政策—具体实践互动机制主要有四个子系统。这样,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主要就由以下五个子系统组成,即:

子系统一:民族教育基本理论建设子系统;

子系统二:民族教育兴学理论—政策—实践互动子系统;

子系统三:民族教育课程建设理论—政策—实践互动子系统;

子系统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子系统;

子系统五:民族教育扶持理论—政策—实践互动子系统。

上述五个子系统是“一核多元一体”的关系,共同组成母系统——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

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1]子系统一民族教育基本理论建设子系统是核心子系统,对其余四个互动子系统进行理论指导;其余四个具体理论—具体政策—具体实践互动子系统既接受核心子系统的统一指导,也反作用于核心子系统,检验其正确性,为修正、丰富、发展核心子系统提供多方面的资源反馈,尤其来自实践的资源反馈。其余四个子系统内部的理论、政策、实践之间也是三位一体的互动关系。总之,五个子系统是以民族教育基本理论建设子系统为核心,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组成“一核多元一体”的良性互动机制。

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整个结构宛如“并联电路”,各要素、各子系统之间是相互贯通、同频共振的;又像四梁八柱,托起中国民族教育事业大舞台,各族中华儿女在其上演出波澜壮阔、精彩纷呈的中国民族教育《东方红》英雄史诗。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必须全面地把握这一系统的整体发展需求并协调内部子系统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有效地完善理论体系、优化政策、改善实践,并促进三者良性互动。其间关系如图1所示。

1 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总体框架结构图

三、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的理念与功能

“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2]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言必信,行必果”[12];也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共产党说话算数”[13],具有言行一致的品格,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的理念与功能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一互动机制的理念与功能是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进行的理论设计与实践,其理念是功能的指引与追求,其功能是理念的落实与实现,理念是应然的功能,功能是实然的理念,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也就是一为二、二为一的有机整体。

(一)立德树人、全面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党的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母系统的理念与功能

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9]

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4]是党兴办教育的宗旨。孩子是各族人民的命根子,人民教育事业是民族教育事业的本质。各族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根本标准是什么?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15]唯有此育人目的确立与达成,才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14]双向建构,才能实现教育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诸功能的良性循环,各族群众才放心、称心、满意。立德树人、全面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党的教育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的根本理念与功能。

(二)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各子系统的理念与功能

1.实事求是与理论自信相结合:党的民族教育基本理论建设子系统的理念与功能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关于民族理论、教育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及建设实践尤其与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教育事业的实践相结合,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以中华民族教育为整体研究框架,以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教育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集古今中外之大成,探索中国民族教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分析其基本概念,提炼其基本原理,建立健全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基本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之结晶,实事求是是其活的灵魂。因立足于中国大地,相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活的灵魂的真理性而理论自信;因理论自信而实事求是,因其实事求是而理论自信。实事求是与理论自信有机结合,辩证统一于党的民族教育基本理论体系建设的实践过程之中。

2.普常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党的民族教育兴学理论—政策—实践互动子系统的理念与功能

普常性中含特殊,特殊性中含普常,普常性与特殊性相互兼容与变通,浑然一体,完整构成党的民族教育兴学理论—政策—实践互动子系统的理念与功能。

其一,普惠性兴学政策与专门性兴学政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兴学政策从来都具普惠性,其所创办的各级各类学校一律平等地向各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学子开放。党还根据民族地区特点及少数民族学生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专门为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学子开班兴学。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广西左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于1930年初专为“东兰三山”瑶族儿童开办瑶族初级劳动小学;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于1941年创办延安民族学院;新中国成立,于1951年创建中央民族学院及其分院,改革开放以来皆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从1930年至今,经90余年建设,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70余年的持续建设,从民族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职业与专业院校,到综合性民族大学,中国共产党所创建的系列民族学校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中国教育风景线,彰显了党的民族教育兴学政策的开明性,赢得了国际友人的肯定。①[16]

其二,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相结合。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及从事民族事业的汉族干部,创办多种形式民族干部培养培训班;为边远民族地区大学生更好地适应大学教育与生活,创办大学民族预科教育及多种专业民族班;为更好地培养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英才少年,在较发达地区较发达城市创办“内初班”“内高班”“内职班”;为民汉互学、培养民汉兼通人才,在多民族散杂区推进民汉合校、创办多民族综合学校;为一些有特定风俗山寨水村的女童、男童更好地接受义务教育,因俗而治开办女童班、男童班。党特别关怀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特殊人群包括视力、听力、语言残疾,肢体、智力、精神和综合残疾等人群,各民族地区广设特殊教育班,内地特殊教育学校均向他们免费开放。

其三,兴学要求的原则性与兴学措施的灵活性相结合。不论因陋就简还是追求标准,不论是既往的“马背学校”、冬学、夜学、半工半读,还是目前寄宿制学校、小微学校、智慧校园、学习型社区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具体情况具体处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循序渐进建设全民终身教育体制与学习化社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千方百计最大程度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是我党兴学政策实践始终不渝的追求。

3.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党的民族教育课程建设理论—政策—实践互动子系统的理念与功能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事业内涵建设。1951年《关于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的报告》指出:“少数民族教育的内容与形式问题、课程教材问题,既要照顾民族特点,又不能忽视整个国家的统一性。”[17]这说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根据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科学确定了“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是民族教育课程建设的基本原则。

“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原则在课程文化选择上体现为文化方向一致性及文化内容丰富性的辩证统一,综合中国共产党各历史时期民族教育课程文化选择原则精神,特别是《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报告》和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具体来说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党和国家的教育基本方针,坚持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中国当代现实,秉持时代精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采取适合于各民族人民发展和进步的民族形式,照顾民族特点”[17],遵循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萃取富涵“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17]价值的“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18],来滋养、丰富我国各族儿女的身心,促进其全面发展。

习近平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9]各民族语言、文化、历史,皆是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皆是各族儿女的共同文化之根,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尊重,业已并将继续根据上述课程文化选择原则,科学予以萃取,有序纳入课程,为各族儿女提供最宝贵的精神食粮。

以统一性与多样性辩证统一原则建构民族教育课程文化立体体系,具体包括以国家课程为核心,环之以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者形成“一核多元一体”的“森林群落”,为把各民族各地区的孩子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提供了优质、丰富且配餐合理的精神食粮与文化环境。

习近平指出:“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要搞好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14]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各族人民子女身心健康成长高度负责的责任心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与教育自信的集中体现。

4.“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结合:党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子系统的理念与功能

“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1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4],是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发出的伟大号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的继承与弘扬。

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根深植于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历史深处。1941年9月18日,在纪念抗战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宣布创建延安民族学院,毛泽东同志亲题“团结”二字相赠。[20]延安民族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晶。毛泽东书赠该校的“团结”二字,凝结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明确开启党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之先河,微言大义,意义深远。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毛泽东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2]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于1984年提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概念[8]1986年又提出“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8]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阔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民族问题、地区问题更加错综复杂。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习近平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9]习近平号召“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把加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14],为新时代创新与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及其教育事业指明前进的方向与道路。

“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结合,双向建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各历史阶段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及其教育事业一直追求的目标、实践的过程与实现的功能,是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走向自觉发展的积极力量。

5.优先发展与协调发展相结合:党的民族教育扶持理论—政策—实践互动子系统的理念与功能

毛泽东指出:“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21]囿于地理、历史等客观因素,我国区域发展长期存在不均衡、不充分的现象,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民族教育。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从“整个国家的利益”出发,将优先发展与协调发展辩证统一起来,以倾斜性政策重点支持民族教育及一切民族事业。

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扶持政策发端于土地革命初期。1930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规定:“帮助各少数民族之各个民族文化经济发展”[22]“实行全国免费义务教育”[22]。从苏区到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党的民族教育倾斜政策是一贯的。

1949年9月29日发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3条规定:“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22]《共同纲领》关于帮助少数民族的立法精神在新中国历部宪法中均得到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宪法为根本依据,教育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教师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相互支撑,环以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层层配套的行政政策,建立健全民族教育法律—政策保障体系,其中包括民族教育扶持政策实践体系。

基于宪法与法律,党和政府关于教育事业的通行性扶持政策都适用于民族教育事业;在此基础之上,根据少数民族以及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又赋予其特殊优惠政策。具体政策包括:建立健全民族教育专门管理协调机制,如国务院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机制、专门行政机制、全国民族教育专家委员会;建立健全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性转移支付等相结合的民族教育财政倾斜政策体系;建立健全民族教育对口支援与协作政策体系;建立健全关于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学生的招生、生活、就业等倾斜政策体系;建立健全立足当地与全国支持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建设支持政策,并就民族地区教师编制、职称等工作待遇、生活待遇、社会荣誉实行倾斜政策。

从为了各族人民翻身解放,到满足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乃至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优先发展”与“协调发展”相辅相成,有机结合,有力支持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是党的先进性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以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历史性结晶。

(三)党的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体系母系统与子系统的理念与功能的关系

对一个系统而言,诸子系统一切行动听指挥,目标一致,步调协调,相互支持,才能良性循环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正是这样的良性循环系统。立德树人、全面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党的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体系的根本理念,也是其根本功能。这一根本理念与功能具体体现于每一个子系统之中,也就是说,根本理念生成并指导每一个子系统的理念,并对功能提出应然性要求,根本功能是每一子系统功能的聚合与实现。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1]我们也完全可以形象比喻说,上述五个子系统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都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样“一个共同的革命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相互支持,共同体现母系统的理念,实现母系统的功能。其间关系如图2所示。

2 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践互动机制理念与功能关系示意图

四、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的特点与意义

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总的特点是“辩证统一”,具体包括如下五点。

(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

从救亡图存到伟大复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中华民族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整体立场与高度,从全方位视角,特别关心并优先发展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实践并继续建设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与党的总路线保持高度一致,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历史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体现。

(二)初心与使命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23]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也是党的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的初心与使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属于中华民族,属于中国人民,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与中国人民的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是党的初心与使命的辩证统一。

(三)领导性与群众性的辩证统一

领导性,即中国共产党是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的核心领导,这是该机制的最大特点。群众性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7]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群众,群策群力,共同建构出来的,是集体汗水与智慧的结晶,是坚持党的核心领导与坚持人民主体的高度统一,是领导性与群众性的辩证统一。

(四)三大优良作风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的基石是实践,实践是根据各族人民群众实际情况与需要的政策实践,政策制订的过程并非仅仅根据理论原理进行抽象推导,更重要的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无论是摸清问题症结,还是形成对策性的意见,都是反复听取群众多方面的意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的政策才能对症下药,才能得到群众理解、支持,才能在实践中有效化为现实的力量。同时也总结经验,反思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改进与完善。这正如毛泽东所言:“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1];也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办事情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14]所以,党的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不仅是党理论联系实践作风的体现,也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三者的辩证统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认为我党三大优良作风是我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据此,也可以完全有理由说,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辩证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古今中外其他政治力量领导民族教育事业的显著标志。

(五)自洽性、开放性与可持续发展性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内部诸因素相辅相成,有机联系,既有“远见卓识”的理论指导,也有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具体政策,还有政策实践经验与教训的及时反馈,能够有效防止和避免教条主义与狭隘的经验主义两种倾向,能自我纠错、自我更新,促进理论、政策、实践三者关系良性循环,具有自洽性。该体系并非孤立封闭系统,而是时空开放系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内外互动,吐故纳新,充满生机活力,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认为:“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19]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教育事业,认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15]

中国民族教育事业既属于教育事业,也属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之交汇枢纽。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教育事业。中国共产党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不仅能为中国民族教育事业智慧导航,保障其满怀道路自信,昂首阔步地走中国道路,而且能够促进教育事业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双向建构,和谐发展,是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有生力量。


注释:

以中央民族学院为例,1960年,加拿大旅行者杰克·赫贝尔、皮埃尔·艾略特·特鲁多应邀来中国旅行,在参观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后撰文道:“共产党尊重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确实比在西方国家的境遇要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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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33363.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429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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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6-5-19(1.

[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N],光明日报,2015-1-25(1.

[7]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6212861298.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161-162367.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43-568.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

[11]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5.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2522-523.

[13]人民网.习近平:脱贫路上、新征程上一个也不能少,中国共产党说话算数[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21/0427/c64094-32089922.html.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493136300-301301508.

[15]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9-11(2.

[16]杰克·赫贝尔,皮埃尔·艾略特·特鲁多.红色中国的两位天真汉[M].袁筱一,夏灵,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9-39.

[17]马叙伦.关于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的报告[M]//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29-130.

[18]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列宁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288.

[19]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2.

[20]宗群.回顾与展望——从延安民族学院到中央民族大学[J].民族教育研究,1994(2.

[21]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12.

[22]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291290.

[23]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the Theory, Policy and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thnic Education

WU Ming-hai

 

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ethnic education theory, policy and practice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 achievement and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leadership of Chinese ethnic education. Its theoretical basis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its fundamental concept is strengthening morality, holistic development, and running satisfactory education for the people. The mechanism includes the construction subsystem of basic theory combine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with theoretical confidence, running school subsystem combining universality with particularity, subsystem of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combining unity with diversity, subsystem of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education combing Chinese national unity with enforce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subsystem of educational support theory combining priority development with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is mechanism i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times,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leadership and general public support, which can not only intelligently guide Chinese ethnic education, but also promote the two-way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and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It is to promote the great cause of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theory-policy-practice interaction mechanism for ethnic education; enforce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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