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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

“双一流”建设语境下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的现实境遇与行动策略

作者:戴妍 陈佳薇来源:《民族教育研究》2020年第6期


摘 要:学科文化是学科建设的核心要素。大学学科文化建设既为大学学科的发展提供动力,又为大学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奠定基础。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是民族院校学科突破传统格局、不断发展的源泉所在,也是推动民族院校内涵式发展、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力量,对民族院校的整体和长远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在把握时代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学科文化主体身份模糊、学科知识辐射范围受限、学科范式更新进程滞缓、学科信念凝聚功能弱化等多重挑战。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应通过加强学科人才梯队建设、发展学科知识融合方式、培育学科范式创新自觉和构建学科信念共哺体系等策略来实现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健康持续地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民族院校;学科文化;策略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独特的学科文化是学科发展与成熟的重要标志。学科组织成员在学科发展过程中进行沟通、交流与合作,逐渐产生某种认同、归属心理和形成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并最终积累、沉淀为某种具有稳定而明显的文化特质的学科文化。国外学者较早进行了“学科文化”的理论探讨。伯顿·R.克拉克(BurtonR.Clark)认为,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规范与价值观,这些规范与价值观最终会形成学术信念;而学术信念(学术文化)分为系统文化、专业文化、院校文化和学科文化,其中,学科是学术信念最强大的源泉,学科文化是学术文化的核心和基础。[1]托尼·比彻(TonyBecher)把“学科”视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部落”,并认为每个学术部落拥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具有认可的身份与独特的文化属性。[1]而国内研究“学科文化”起步较晚但正日益拓展与丰富,多聚焦于学科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要素、差异等方面。其中,关于“学科文化”的内涵和定义,有学者认为,学科文化是指学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以知识为本原、以学科为载体的各种理论方法、语言符号、伦理规范、价值标准、思维与行为方式的总和;[1]有学者认为,学科文化是在学科知识和学科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学科方法论、学科传统、学科知识理论体系、学科价值观念、学科制度、学科伦理规范、学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的总和;[2]有学者认为,学科文化是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学科规训制度、以学科知识、学科思维与群落生活样态的总和;[3]有学者认为,学科文化是在某学科领域内积淀的独特的学科语言、知识、技艺、信仰、思维和行为等的总和,是一个复杂的整体;[4]有学者认为学科文化是一种以学科知识为本的文化。[5]综观国内外学者关于“学科文化”内涵的界定可知,学科文化是指学者在一定时期内所形成和发展的学科知识、学科规训制度、学科语言符号、学科行为准则、学科思维方式、学科信念等的总和,它以学者、学科知识、学科范式和学科信念等为基本要素。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民族院校学科发展趋势、建设理念、竞争模式、专业结构、管理体制等变革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从而影响民族院校以学科知识、学科规训制度、学科语言符号、学科行为准则、学科思维方式、学科理想信念等为总和的学科文化建设。而良好的学科文化是“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民族院校学科突破传统格局、不断发展的源泉所在,是推动民族院校内涵式发展、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力量。因此,本文拟以“学科文化”的基本要素为分析维度,探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的多重挑战和具体策略,以期发挥学科文化优势和推动学科文化建设,从而提高民族院校学科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促进我国民族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二、时代机遇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重大发展战略,是我国加快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提升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的关键抉择。“双一流”建设推进我国民族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系列时代机遇。

(一)“双一流”增强民族院校学科文化理论话语权

目前,国内关于“双一流”建设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集中于内涵、特征、战略意义、现实突破、发展目标、制度逻辑、问题成因及实践路径等方面。如有学者基于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探析“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民族院校学科建设的现实境遇及定位,[6]这对于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的挑战及对策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双一流”建设与学科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如有学者论述学科文化与一流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7]有学者阐释高校学科文化生态的主要困境以及一流学科建设的文化创新路径。[8]另外,由于世界一流大学学科文化建设起步较早且成就显著,相关研究成果更为丰富与成熟,研究方法更多元,研究视角更立体,研究层次更深化,如斯坦福大学的重点突破模式、秉持传统的哈佛模式等相关研究,这也为我国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文化建设研究成果的丰富与拓展,有利于夯实民族院校学科文化理论基础,增强民族院校学科文化理论话语权。

(二)“双一流”促使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新变革

学科文化以学科为载体,其建设目标、定位、理念与模式等与学科的发展方向、建设理念与模式等息息相关。《国家民委所属高校改革和发展“十三五”规划》(民委发〔2016〕113号)明确要求国家民委所属高校以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为引领,坚持顶层设计与具体推动实施、普遍性指导与特殊性要求、全面发展与重点突破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建设若干个国内及区域一流的学科及学科群、实施一流学科建设工程、健全学科专业预警和退出机制等。《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教研〔2018〕5号)也明确要求完善以学术贡献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构建对接区域传统优势产业的学科体系,优化“互联网+”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基层教学科研组织,健全学术管理模式,组建学科联盟,深化高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等。这些具体要求和建设任务反映出“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民族院校学科建设方向、定位、理念与模式的新变化,促进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的目标、理念与模式等发生新转变。世界一流大学学科文化建设起步较早且成就明显,这与各国的经济发展取向、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法律保障以及各高校的办学传统、发展模式、学科结构、学术群落水平等密切相关,如耶鲁大学的人文取向模式等。由此可见,“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国内外学科文化建设的先进理念、经验及模式等将促成我国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新变革。

(三)“双一流”推进民族院校学科文化治理现代化

一流的大学建设需要一流的学科治理,一流的学科治理是国家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旨意。[9]而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是“双一流”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因此,学科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的逻辑旨归。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学科治理现代化通过学科主体的多元互动、学科制度的跨界创新、学科组织的契约自治以及学科文化的相互包容等实现。其中,学科文化作为大学学术文化的基础和核心要素,内嵌于学科主体、学科制度和学科组织发展过程之中;学科主体的多元互动、学科制度的跨界创新和学科组织的契约自治等,有利于强化学者身份认同、优化学科知识融合模式、创新学科规训制度、发展学科思维及行为方式、丰富学科信念教育活动等。因此,“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民族院校学科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将为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创造条件和凝聚力量,推进民族院校学科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双一流”巩固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共同体

“双一流”建设要求高校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通过合作办学、协同育人与联动发展等方式,助力构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高端智库,从而为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区域和国家经济转型、服务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等贡献力量。对于我国民族院校而言,主动推进学科文化合作建设工作,是其巩固学科文化建设共同体、适应并融入“双一流”建设的必然选择。而“双一流”建设单靠高校自身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政府、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多方力量的协作参与,从而构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协同联动的“双一流”建设共同体。《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教研〔2017〕2号)也明确要求教育部、财政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高校学科建设的规划部署、推进实施和监督管理等工作,省级政府负责统筹推进区域内高水平特色大学建设和优势特色学科建设,高校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组织保障的基础上积极动员校内外各方力量参与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双一流”建设有利于深化政府、地方高校、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与民族院校之间的交流合作。推进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共建工作,既能发挥出政府、企事业单位、地方高校、科研院所等对民族院校的支撑作用,又培育和增强了民族院校学术群落成员参与学科文化建设的主体自觉和合作自觉,从而巩固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共同体。

三、多重挑战

学科文化既根植于学科,又导引和激励学科的发展。它以学者、学科知识、学科范式和学科信念等为基本要素,是大学最基本的学术文化。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面临着多重挑战。

(一)民族院校学科文化主体身份模糊

文化是由人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学科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同样由人所创造,但其特殊性决定了创造学科文化的主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学者,是经过系统学习与掌握有关学科知识、学科方法与学科技术等,秉持某种学科价值观念与学科行为准则等的学术专业人员。[1]因此,在学科文化建设实践中,学科文化主体正是共享着某种理论方法、语言符号、伦理规范、价值标准、思维与行为方式等,并共同致力于某一学科知识领域的学者群体或学术群落。

综观19个省市的“双一流”建设方案,师生比、教师博士比、硕博士点、进入ESI学科数、毕业率、就业率等指标仍为主要遴选依据[10],且这些遴选指标与各高校的生源质量、高层次人才数量、办学条件、科研水平、学科结构等是密切相关的。但我国民族院校受地理位置、区域经济、隶属关系、办学历史、师资质量、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其部分学科在当前激烈的学科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这会日益削减民族院校学科文化主体的教育资本和学科话语权,消解其参与学科文化建设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具体而言,民族院校学科建设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与国际化浪潮中,面临学科专业发展战略趋同、学科发展定位模糊、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僵化、学科梯队结构不完善、学科市场适应性较差且社会效益较低、学科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薄弱等挑战。[11]这些挑战会弱化学科文化主体对其所属学术群落及其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与责任感,也会使其因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倾向而难以自觉巩固学科知识基础、改革学科规训制度、更新学科思维及行为方式、树立坚定的学科信念等,从而模糊学科文化主体对其学者身份与学术责任的认知,不利于学科文化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双一流”建设要求高校瞄准学科前沿发展方向,以服务国家及区域重大战略需求为目标,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科研联合攻关为牵引,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重点,创新学术管理模式和基层教学科研组织模式。但民族院校特定的办学定位和管理体制使其组织管理体制中依然存在“条块分割”和“封闭办学”的问题,[12]其在学科建设方面仍存在学科管理权力过度集中的现象,这不利于学科管理权力向学科基层组织的下移,会限制学科文化主体的科研、学术与教学自主权,弱化其在学科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参与感与责任感。因此,“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部分民族院校学科建设的市场化、功利化、权力化等问题,会加剧民族院校学科文化主体身份的模糊,从而影响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成效。

(二)民族院校学科知识辐射范围受限

学科知识是大学学科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构成学科文化的根本实体。[1]学科知识的形成与发展影响着学科文化的生成、演化及发展,学科文化差异是基于学科知识的性质、特点等差异而产生的。根据学科知识分类的两个重要维度(“硬—软”和“纯—应用”),学科知识可划分为硬纯、软纯、硬应用、软应用四个领域,这也是学科类型划分的重要维度。[1]其中,硬纯学科包括数学等自然科学类学科,软纯学科包括历史学等人文社科类学科,硬应用包括工程学等以科学为基础的应用类学科,软应用包括教育学等应用类学科。

“双一流”建设旨在增强高校服务国家及区域重大战略需求能力,加快建设对接区域传统优势产业、战略型新兴产业发展的学科。但我国民族院校受办学历史及层次、职能定位、发展理念、师资队伍、科研水平、教学模式等因素的影响,在学科专业规划上缺乏系统建构,对民族区域人才需求预测不足,[13]其学科专业结构依然面临“结构失衡”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人文社科类学科多且强、自然科学类学科少且弱。具体而言,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民族院校一级学科评估总数相较于第三轮学科评估减少了10个,降至26个,且消减学科多为理工农医等学科,工科的降减幅度最大。[6]120-121其中,文学、哲学、法学、经济学实现了一级学科全覆盖,艺术学、管理学、历史学各有2个一级学科,理学有6个一级学科,农学和工学均仅有1个一级学科(畜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医学门类则没有。[6]而学科是学科知识分化的产物,[14]是学科文化的载体。民族院校学科专业结构的失衡会限制部分学科(理工农医等)知识的辐射范围,不利于拓展学者研究视野、升华学科理论体系、丰富学科研究范式、更新学科思维等,从而限制了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发展空间。“双一流”建设要求高校通过遵循学科发展规律、找准学科特色优势、着力凝练学科方向、汇聚高水平学科人才队伍、搭建学科发展平台等手段强化学科内涵建设。但我国民族院校的学科建设仍存在学科分布不均衡、学科支撑群相对薄弱、跨学科合作组织建设不力、学科教师队伍实力较为不足、学科课程教学体系仍不完备等问题,[15]这些问题限制了民族院校学科知识的辐射范围,不利于民族院校学科文化的传播与更新、交流与融合。

(三)民族院校学科范式更新进程滞缓

学科在知识生产及体系化进程中逐渐建立了为学术群落内的成员所共同遵守的范式,且这些范式与学科个体或学科组织的学术生活融为一体。[8]学科范式是学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分为有形的学科范式和无形的学科范式。有形的学科范式通常指学科规训制度、学科语言符号与学科行为准则等。无形的学科范式则包括学科思维方式等,它们影响并规约着学科文化主体的学科语言方式与行为习惯等。

“双一流”建设要求高校坚持改革驱动,明确主体责任,全面深化改革,注重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和建设性社会影响的重大突破。但当前的现实情况是民族院校学科建设相对僵化和滞后,主要表现为学科专业结构趋同化、学科课程教学体系仍不健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尚不完善、学科管理体制亟待改革等。具体而言,受地理布局、人文历史、职能定位、招生对象、办学层次、组织建制等因素的影响,民族院校普遍偏重民族类学科建设,法学、教育学、管理学、生态学等学科主要是在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进行博士点建设,优势学科多为民族学和中国语言文学[6],而交叉学科、应用学科等建设均处于弱势地位,较难形成新的学科群;依然存在学科基础较为薄弱、学科发展协同性不强、学科特色优势不够鲜明、学科课程教学质量监控不力、学科人才培养激励机制乏力等问题,[16]学科发展模式僵化,学科建设质量有待提升。例如,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全国共有460所高校(不含科研院所)的5112个学科获得分档排名,而其中仅有10所民族院校的57个学科获得分档排名,且大部分是C类学科。[6]这些问题不利于民族院校学科规训制度、语言符号、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等学科范式的更新,会拖慢民族院校学科范式的更新进程,使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发展较难获得新鲜“养料”。“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民族院校学科管理体制的滞后,如学科管理权力的过度集中、学科人才培养质量监测体制的低效运行、学科教师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不合理、跨学科交流合作机制的不健全等,不利于培育和增强学科文化主体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利于民族院校学科文化的开放式、动态化发展,导致民族院校学科范式更新进程的滞缓。

(四)民族院校学科信念凝聚功能弱化

学科信念是大学学科文化的深层要素。学科信念体系能够对学科文化主体的行为进行引导、激励、规范与约束,使其在学科信念体系的熏陶与内化过程中选择合适的学科行为方式,在心理上产生学科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形成对学科的承诺与忠诚,正所谓“文化赋予现实以意义,同时决定系统的合适反应方式即行为”[17]。学科信念催生下的学科承诺与学科忠诚反映着学科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它们在学术群落内部发挥着强大的凝聚作用。

《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高校学科建设要回应社会需求和明确学术方向,坚持学术团队、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激发学术团队活力,汇聚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学术团队合作自觉。但我国民族院校受地域环境及资源条件、区域经济水平、办学理念及定位、师资队伍质量、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学科管理体制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其学科文化主体在价值判断、道德修养和理想信念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矛盾与冲突,这会弱化其集体意识和合作自觉,不利于学科信念凝聚功能的有效发挥,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学科建设缺乏人才、资金、技术、制度等保障,对高层次学科人才的吸引力和汇聚力相对较弱的现状。例如,除中央民族大学拥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3人之外,其他民族院校都没有国家重点学科,省部级重点学科也为数不多。[6]这些问题会加剧民族院校学科文化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冲击其学科自豪感、自信心与向心力,从而弱化学科信念的凝聚功能。“双一流”建设要求高校立足现实定位和办学传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校风教风学风和学术道德建设,弘扬勇于开拓、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但部分民族院校内部存在人才结构性矛盾,[18]既未能真正构建起以学科带头人为领军、以杰出人才为骨干、以优秀青年人才为支撑的学科文化共同体,又忽视学科信念教育、学术道德建设、学科文化生态营造等,这不利于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共同体内部力量的凝聚与迸发。

四、行动策略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面对当前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必须从学科文化主体、学科知识、学科范式、学科信念等方面发展学科文化,并通过以下具体策略实现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从而使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适应并融入“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大格局之中。

(一)加强民族院校学科人才梯队建设,重塑学科文化主体身份

重塑学科文化主体身份有利于增强学科文化主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激活学科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民族院校可通过政策引导与法律保障、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榜样引领与主体自觉、外界支持与社会参与等,加强学科人才梯队建设,重塑学科文化主体身份。第一,中央及地方教育部门要以“双一流”建设相关战略及政策为指导,坚持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创建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合作平台与基地。第二,民族院校要切实加强总体规划,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中心的学科建设管理及监督体制,明晰学科文化主体的学科管理权责,营造积极、愉悦、民主、和谐的学科文化氛围;积极优化学术组织结构,创新教师职前培养、入职培训和在职研修模式,改革教师职称评审及考核评价制度,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构建以学科带头人为领军、以杰出人才为骨干、以优秀青年人才为支撑的学科文化共同体。第三,学科领军人物要注重培养自身的集体荣誉感、学科认同感、文化归属感、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主动学习和借鉴国内外一流学科文化理论基础、研究范式,充分发挥“传、帮、带”等榜样示范作用,引导民族院校其他学科文化主体培育学科文化认同和自信;学科骨干及新人要自觉践行一流、先进的学科文化建设理念,兼具本土化意识和国际化视野,自觉参与跨学科文化交流合作活动,积极了解国内外学科文化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第四,社会各界要积极参与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从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合力构建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的“第三方评估体系”;通过多方共建、联合培养、合作攻关等方式,推进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共同体的巩固,从而构建政府、企业、地方高校、民族院校、社会公众等“多位一体”的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共建机制。

(二)发展民族院校学科知识融合方式,拓展学科知识辐射范围

拓展学科知识辐射范围有利于促进不同学科知识体系之间的交流与融通,有利于打破不同学科文化体系间的界限,化解不同学科文化体系间的冲突。“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民族院校可在丰富学科结构和优化学科布局的基础上发展学科知识融合方式,拓展学科知识辐射范围。首先,我国民族院校要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满足民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丰富学科结构和优化学科布局。既要发展一般通用型的基础学科,如民族学、历史学、教育学、哲学等学科,又要依据国家总体战略与政策要求等,鼓励并支持民族院校新兴学科建设,如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学科。面向民族区域实际,建立产学研一体的学科结构,既坚持优势优扶、特色特扶的学科建设原则,又需重点建设一批与当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应用学科,[6]这是民族院校拓展学科知识辐射范围和延伸学科文化发展空间的重要前提条件。其次,在丰富学科结构和优化学科布局的基础上,发展民族院校学科知识融合方式,为不同学科知识体系之间的渗透与融通创造条件,在学科知识交流与融合中拓展其辐射范围,促进民族院校多元学科文化交融。具体而言,民族院校要立足区域发展需求、学校办学传统和学科发展规律,以“双一流”建设学科为参照标准,处理好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新兴学科与传统学科的关系。例如,在前沿和交叉学科培育新的学科知识生长点,打破学科知识体系之间的传统壁垒,促进跨学科文化交流与融合,为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瞄准国家重大战略和国内外一流学科前沿发展方向,推行跨学科招生制度和联合培养制度,通过加快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和优化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等,创建学科高层次人才联合培养基地,整合多学科人才团队资源,促进学科集群化发展。

(三)培育民族院校学科范式创新自觉,推动学科范式更新进程

学科范式的创新是推动学科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民族院校可通过理念转变、生态营造、体制激励、主体参与等方式培育学科范式创新自觉,从而推动学科范式的更新进程。

第一,我国民族院校要基于“双一流”建设战略理念转变学科范式发展理念,注重学科范式创新的系统性和适应性,打破封闭和静态思维,既扎根中国大地又拓展国际眼光、既关照现实又放眼未来、既尊重传统又勇于创新,探析培育学科范式创新自觉的现实价值和实践可能。第二,通过搭建学科交融的实践载体和建立包容、开放、民主、和谐的学科文化共同体等,优化民族院校学科布局和学科资源配置,积极健全跨域、跨校、跨学科学术交流机制和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利用互联网技术设施组织线上学术交流活动,营造良好学科文化生态,为培育学科范式创新自觉提供制度、资金、人才、科技等支撑。第三,改革学科组织形式,发展矩阵式、扁平化的新型学科组织形式,赋予基层学科组织成员创新学科范式的自主权,调动和激励基层学科组织成员创新学科范式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以“长期建设、定期考核、动态监督”为原则,健全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监督评估体制,动态监督和评析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的现状、困境及影响因素等,并基于此,探析民族院校学科范式创新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具体策略等,从而为学科范式创新提供可行性建议。第四,学科领袖、学科精英和学科新人等学科文化主体要自觉树立学科范式创新理念,借鉴学习国内外一流学科范式,坚持理性辨析学科规训制度、发展新型学科思维并转变僵化的学科行为习惯,共同探索民族院校学科范式创新之路。

(四)构建民族院校学科信念共哺体系,强化学科信念凝聚功能

优秀的学科信念可引导学术群落内成员树立学科认同感、荣誉感与自信心等,是凝聚学术群落内部力量的深层文化要素。“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民族院校师生和学术群落内成员通过学科课程教学活动和学科文化教育活动,构建学科信念共哺体系,强化学科信念凝聚功能。首先,师生在学科课程教学活动中共同哺育学科信念。学科信念在学科课程教学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师生的学科语言、思维和行为方式等,师生在学科课程教学活动中共同感悟学科信念强大的凝聚力量。我国民族院校师生要积极参与学科课程教学建设,共同探索构建民族院校学科课程教学质量监控评价和激励保障机制,优化学科课程教学模式,创新学科课程教学内容及方法,设计具有民族、地域和学校特色的学科课程教学活动形式,合力营造良好的学科课程教学环境和氛围,自觉感悟学科信念强大的凝聚力量。其次,学术群落内成员在学科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与巩固中共同哺育学科信念,在此基础上组织的学科文化教育活动是发挥和强化学科信念凝聚功能的重要方式。我国民族院校学术群落内成员,尤其是学科领袖与精英,要发挥榜样示范作用,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积极组织和丰富学科文化教育活动,探索构建学科文化教育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借鉴“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科文化教育先进经验及模式,与时俱进地调整与革新民族院校学科文化教育目标、形式、内容及策略等;注重学术道德教育和学科信念教育,培育和增强学科新人的学科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等,激励和引导学术群落成员协同共建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共同体,强化民族院校学科信念的凝聚功能。最后,我国民族院校要通过丰富学科结构、优化学科布局、完善学科管理体制、加强学科建设经费保障、建设高质量学科教师人才队伍、改革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等,既为巩固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共同体提供制度、资金、人才等保障,又为学科文化主体共同哺育学科信念营造良好的学科文化氛围,从而强化民族院校学科信念的凝聚功能。

五、结语

学科文化是学科的灵魂,它是各种学术生活和学术制度得以延续与发展的文化纽带,是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深层力量和重要源泉。[8]在“双一流”建设的持续推进下,重视并加强学科文化建设是我国民族院校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内涵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顺应“双一流”建设与发展浪潮,在紧抓时代机遇的同时也要积极应对多重挑战。未来,我国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需通过加强学科人才梯队建设、发展学科知识融合方式、培育学科范式创新自觉、构建学科信念共哺体系等策略,提升民族院校学科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增强其学科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以期实现我国民族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推进我国民族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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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stic Conditions and Action Countermeasures of Discipline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Context of “Double 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DAI Yan, CHEN Jia-wei

 

Abstract: Disciplinary culture is the core element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ary culture in universities not only provides dynamic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discipline,  but also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nhancement of universities’ cultural soft power.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ary culture in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not only the source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and developing continuously for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iscipline, but also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and modern governance of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boasts overall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the all-around and long term development of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while grasping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times,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ary culture in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ambiguity of disciplinary culture subject identity, the limitation of the scope of the subject knowledge influences, the stagnation of the updating of disciplinary paradigm, the weakening of the function of disciplinary belief cohesion and so on. In the process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we should realiz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ary culture in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s team, developing the ways of disciplinary knowledge integration, cultiv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disciplinary paradigm innovation, constructing the disciplinary belief cofeeding system, so as to better serve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isciplinary culture; strategy selection

 

责任编辑: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