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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

教育阻断边疆民族地区代际贫困的具体路理——基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老窝镇的实地调查

作者:王志章 杨珂凡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要:教育作为扶贫助困的治本之策,在扶贫开发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能否有效阻断长期根植于偏远民族地区的代际贫困仍缺乏直接证据。研究基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老窝镇的实地调查,运用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从生态系统理论角度探寻并用事实回答了教育能够阻断边疆民族地区的代际贫困,具体路理是:在微系统中提升个体可行能力;在中层系统中阻止阶层固化、防止代际福利依赖;在外层系统中增强区域造血能力;在宏观系统中提升女性地位、加强民族文化素质。基于此,得出几点启示,即在决胜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胜利进入相对贫困治理后,应继续强化教育在反贫困中的顶层设计,缩短城乡差距,着眼民族特色,精准制定教育脱贫路径,如此才能有效打破贫困代际传递链条,构建起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实现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增强、可持续能力提升的目的。

关键词:代际贫困;教育扶贫;民族地区;生态系统理论

 

代际贫困是由于贫穷的父辈将其积累的不利因素传递给子女引起的贫困继承现象。我国边疆少数民族聚集的偏远深度贫困地区,后代尤其容易停留在父辈遗留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中,进而重复上一辈的贫困境遇,最终导致贫困在代际间恶性传递。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广袤的民族地区已经取得脱贫攻坚的决定性胜利,经济社会有了较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成为现实。但同时也需承认,因伤、因残、因病、因学返贫或是落入贫困陷阱的风险依然存在,代际贫困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相对贫困治理时代后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何阻断民族地区的代际贫困成为当下和今后应对相对贫困的重点,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让教育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1]。那么,教育是否能够破解边疆民族地区贫困代际传递这一怪圈和遗传链条?其路理又有哪些?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大调查与贫困陷阱跨越策略研究》课题组于2019年7月深入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之一的云南怒江州泸水市,调查了白族人口占85%的老窝镇,通过走村串户的深度访谈、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基于生态理论视角,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寻了教育阻断民族地区代际贫困传递的路理,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这对我国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后持续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教育帮扶力度,巩固教育扶贫成果,彻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代际贫困的理论溯源

关于代际贫困理论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家Lewis在1959年最早提出“贫困文化”的概念,将贫困文化定义为具有自我延续倾向的亚文化,贫困家庭通过这种亚文化将自身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遗传给下一代,导致后辈很难在思想上突破父辈的局限性,从而陷入贫困代际转移的困境。[2]代际转移是指有形资产(包括土地、牲畜和储蓄)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从一代到另一代的转移。[3]这种贫困的转移并不是“一揽子交易”,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复杂过程,包含了各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4]学者将这些因素概括为家庭因素和非家庭因素,前者包括生产性资产和人力资本、老年人的作用、教育和技能获取、社会地位等在内的家庭内特征;后者包括社会动乱和饥荒、文化和心理因素、阶级和种姓、宗教、种族、经济、政治结构和社会机遇等在内的家庭外因素,[5]这些多因素的作用过程是复杂且多方面的。Dhakal通过对尼泊尔东部莫朗区的40个家庭进行反复访谈,发现长期代际贫困是从家庭的脆弱性延伸到个体的结构性过程。家庭人数、经济困难的成员与家庭中经济富有的成员的比率、债务、信贷、定居点的空间位置、教育程度等都会影响代际贫困的水平。[6]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3位研究员HarperCAlderH和PereznietoP将重点放在儿童、妇女等弱势群体上,发现尽管存在人群的异质性,但造成代际贫困的根源仍然相似,包括不安全感、公民身份有限、空间劣势、社会歧视、有限的工作机会等。[7]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贫困通过代际转移传递给下一代,最终形成跨越几代人的代际贫困。那些陷入代际贫困的个人和家庭在多方面都会受到不利影响,主要表现为收入低、饥饿和营养不良、文盲、缺乏基本社会服务以及社会孤立与剥削。[8]

(二)教育与代际贫困的内在关系

无疑,教育与代际贫困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早在1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首次提出人力资本对居民收入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并强调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础教育是减贫的有效手段,[9]为探究教育和代际贫困的关联奠定了理论基础。Becker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构建了一个动态收入模型,发现父辈的禀赋传递和后代所接受的教育间存在着关联,[10]人力资本的投入不足最终将导致后代的收入水平难以提高,从而短暂性的个人贫困会逐渐演变成长期性的社会群体贫困。[11]随后学者们以此为起点,从不同视角研究教育与代际贫困可能存在的内在关系,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教育能够提升个体的脱贫能力。来自中国、菲律宾和巴西的研究表明,童年时期的幼儿教育会对其整个生命过程中的认知发展、生产力、收入、健康和营养状况产生重大影响;[12]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的整个教育阶段都会对个体脱贫产生显著意义,并且随着教育层次的提升,教育回报率越高,贫困发生率越低;[13]这种教育脱贫机制对个体劳动技能、文化素质和选择权力的提升,是长期、可持续的促进手段;[14]在民族地区,教育还能通过加强贫困个人的语言能力,显著提高少数民族群体的收入水平,[15]从而为摆脱父辈贫困创造主观条件。

二是教育能对贫困家庭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PabloGracia等研究发现,在贫困人口越集中的社区,后代重复父辈经历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随着家庭对教育投资的增加,不仅缩小了家庭间的收入差距,而且受过教育的后代的直接收入远远高于未受过教育的父辈的水平;[16]后代的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的社会关系网越强,并且会形成向更高梯度地区迁移的社会流动趋势,明显削弱了贫困的代际传递效应。[17]

三是教育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打破代际贫困传递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Santos将教育质量融合到贫困陷阱模型中,发现高质量的教育投入对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增长率和稳定总产出水平都有积极影响;[18]在贫困地区,受经济条件、劳动力供给和部分产业的挤出效应使得产业链难以延伸,教育能激发贫困地区劳动力潜力,优化劳动力供给,吸引外部企业并形成产业集聚,为后辈的就业及发展提供支撑。[19]

四是教育能够有效破除贫困亚文化。吴本健等研究发现,在民族地区,教育对本民族优秀文化和先进思想观念起到了宣传、倡导作用,改变了贫困群体听天由命的价值观和不思进取的生活态度,增强了其脱贫的内生动力,为解决文化贫困和代际贫困传递问题找到了突破口。[20]

(三)教育阻断代际贫困的微观测度

随着理论模型和微观数据的不断丰富,国内外学者尝试从微观层面对代际贫困进行测度。在拉丁美洲,相比那些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初等教育接受者的第一份工作收入增加50%,而长期处在贫困之中的家庭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21]姚先国通过对1989至2000年的CHNS数据分析,得到估计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7,用数字分析了中国的代际贫困传递,认为代际贫困一直维持动态变化的状态;[22]王海港等通过构建回归方程分析,证明我国城乡居民代际贫困的流动性呈下降趋势,并指出在代际贫困变化的过程中,教育施加了重要影响[23]。方鸣、应瑞瑶利用CGSS在2005年的调查数据,采用双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分析,证明教育和职业是影响代际贫困传递的主要因素;[24]温涛、董文杰通过面板数据模型揭示了教育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机制;[25]刘欢、胡天天利用CGSS数据库,采用二值选择模型分析了农村家庭贫困的代际传递效应,结果显示农村贫困家庭父辈对子辈经济贫困的传递效应显著,收入依赖性强,代际收入弹性大,并且父辈的受教育年限也会间接影响子女成年后的收入水平;[26]陈健、吴惠芳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女性代际贫困的现状及其特殊性,发现教育和技能培训能够有效地使妇女摆脱传统的家庭角色,阻止妇女贫困的代际传递[27]

综上,国内外学者通过对人力资本理论的丰富和延伸,为研究教育阻断代际贫困奠定了理论基础,大量的实证测度分析在数据构建和估计方法方面也有了较多积累。但已有研究过多依赖已有的面板数据,缺乏实地调查的一手资料,且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关注度不够,这为基于实地调查研究教育阻断边疆民族地区代际贫困的路理预留了足够空间。

二、教育与阻断边疆民族地区代际贫困的内在逻辑及理论分析框架

根据对现有文献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贫困的代际传递是多层次的,个人发展能力的缺失导致自身脱贫可能性降低,家庭内外的不利因素,加之民族地区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为贫困的代际传递提供了条件。大量的事实也证明,以往仅依赖“非权利转移”式的单向资金扶贫方式,不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无法阻断贫困在区域内的代际传播,唯有教育才能从根本上阻断民族地区的代际传递,教育与阻断边疆民族地区代际贫困传递有着内在逻辑关系。厘清这一逻辑,就可以选择不同的理论构建分析框架,为回答本文研究的问题提供学理支撑。

(一)教育与阻断边疆民族地区代际贫困的内在逻辑

调查发现,边疆民族地区不少贫困家庭之所以贫困,不是缺胳膊少腿,也不是缺资金、缺土地,缺生产要素,而是由于受教育水平低,考虑问题的方式方法单一、思维陈旧。因此,就当前决胜脱贫攻坚和巩固脱贫成果的现实需要来看,教育与阻断民族地区代际贫困有着以下内在的逻辑关系。

1.教育扶智是阻断边疆民族地区代际贫困传递的内在要求

边疆民族地区代际贫困传递主要源自生产要素稀缺、生态环境脆弱、发展能力低下、制度障碍因素、人口流动相对困难等。大量研究成果揭示,要从根本上破解这些不利因素,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当属教育,这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成果、应对相对贫困、实现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

2.强固教育意识是解决边疆民族地区代际贫困传递的重要抓手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资本”的短缺,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直过民族”群体的现代教育存在相当长的空窗期,加之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普及不足,这部分特殊人群在主体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与现代社会发展存在隔阂。因此,只有通过增强教育意识,传播先进教育理念,才能全方位弥补民族地区的贫困人群在知识技能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差距,解决贫困传递中的遗留难题。

3.教育的多层次能对多维的代际贫困传递产生直接作用

贫困的代际传递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系统,包括个人、家庭、社会、文化、制度等多个层次。导致民族地区贫困人群存在人力资本缺失、社会资本匮乏、区域经济发展滞后等多方面的代际贫困特征,此类结构性的代际贫困要素构成了制约民族地区贫困人群跨越代际贫困的主要障碍,使得代际脱贫异常艰难。而涵盖个人教育、家庭教育、职业教育、民族教育的多层级教育手段,能够对破除多维度代际传递发挥最直接的作用,产生最理想的效果。

(二)理论分析框架

为了解释研究问题与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基于系统性理论的核心要素构建起一个假设理论框架,用以“验证”文中提出的研究问题。这一分框架主要依据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即: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D=f{PE},其中D代表发展(development),P指代人(people),E代表环境(environment)。个体或微观单元嵌套在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中,个体的发展和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物理环境密不可分。[28]将民族地区的贫困户视为生态系统中的微观经济单元,围绕微系统、中层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进行分层分析,从而探究教育对代际贫困的阻断过程。具体来讲,在微系统中探讨个人可行能力的变化;在中层系统中,基于社会流动理论,考察教育能否改善家庭社会资本和福利依赖;在外层系统中讨论地区劳动力资本对区域集聚的影响;鉴于贫困文化的代际继承性,在宏观系统讨论教育对民族文化和女性地位的作用;最后以多层次、多维度的视角,构建起教育对代际贫困传递影响的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教育阻断代际贫困的分析框架

三、多系统实践的路理:教育阻断代际贫困的老窝样本

老窝镇是怒江州3个民族乡之一,隶属州府所在地泸水市,地处怒江东岸,碧罗雪山南缘,是国家确定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全镇共辖荣华、中元、崇仁、老窝、银坡、云西6个村民委员会,67个自然村,95个村民小组,总面积312.33平方公里,其中白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5%。老窝镇素有白族“教育之乡”的美称,拥有300多年的办学历史,群众文化底蕴深厚。由于重视教育扶贫,全镇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23.34%下降到2019年的1.15%,返贫率长期控制在3%以下,是周边最早实现贫困摘帽的乡镇(见表1),是成功利用教育阻断代际贫困的代表性民族乡镇。

1 老窝镇及其周边乡镇概况

(一)微系统:提升教育可得性和语言水平,促进个人可行能力的提高

微系统是最里层的系统,老窝教育的核心出发点集中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贫困个体。一方面,强化政府在教育提供方面的主导地位,从国家到地方政府不断完善政策设计(见表2),减少贫困个体的教育成本,不断提升教育可得性。这些教育资助政策覆盖范围囊括所有年龄阶层,方式多样化,如针对“直过民族”子女设立特别基金,从源头上解决贫困人口因学致贫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老窝镇把开设有针对性的语言课程作为重要手段,通过搭建语言交流平台,获取定向教材,聘请专业的语言老师定期实施普通话教学和辅导工作。在实施“双语教育”的同时,还着重发展低龄儿童的语言培训,消除语言交流的障碍。教育可得性和语言能力的双双提升事实上增加了贫困个体的可行能力。

2 老窝镇教育惠民的政策设计

可行能力理论的首倡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并非收入低下,而是基本能力缺失和发展能力的剥夺。[29]老窝镇的代际贫困不仅是短期物质贫困,更多是由于个人可行能力不足所导致的长期低收入状态,直接决定自身继承父辈贫困的可能性。受限于资金支持、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贫困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缺少有价值的功能性选择。而老窝镇的全覆盖教育资助政策和语言培训实现了个体发展自由度和功能选择性的拓宽。访谈中得知,ZC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有三姊妹,哥哥妹妹双双辍学,父母长期务农加上身体体弱多病,家庭功能性活动缺失,使ZC直接面临可行能力剥夺和代际贫困传递的风险。但老窝精准全覆盖的教育资助政策消除了她的后顾之忧,她最终考取了某民族大学。享受到教育恩惠的ZC深有感触:

在老窝读书没有什么经济压力,在读大学期间通过考取各种证书,拿到的实习工资每年都有一万,通过读书这条路,不但没增加家里的负担,反而提高了收入水平,我相信我的下一代必将享受到比我更好的教育,从此永远告别贫困。(ID8-F20190709ZC

针对性的普通话培训也在拓宽个人可行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地区实施的通用语言教育,不仅提高了贫困人口战胜贫困的能力,也有助于帮助他们获得更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消除下一代再次陷入贫困陷阱的人文诱因。[30]村民们普遍反应积极:

老一辈许多不会普通话,连出去打工都很困难,包括补助政策他们都理解不了,学了普通话之后,大家的生存空间不断拓宽,外出打工也胆子大了。(ID6-F20190709JYJ)

可以说,在微系统中,即使贫困个体面临初始禀赋和机会权利的缺失,但教育可得性和语言能力提升仍然为个体摆脱贫困代际传递提供了路径,尤其是通过增加可行能力集,拓宽功能性活动,提高贫困个体的可行能力,就业机会增加,劳动报酬水平提高,扮演的社会角色选择性增多,最终降低了后代继承父辈贫困的可能性。

(二)中层系统:人才返乡激励和工作导向型福利机制

中层系统包含微系统中相互联系的个人交织形成的中间环境。如果说微系统的个人可行能力提升是教育阻断代际贫困的出发点,那么改善中层系统中的社会关系网和福利依赖则是阻断代际贫困的重要推手,老窝镇有自己的实践探索。

1.扩大人才返乡激励,破解先赋不利因素,实现社会阶层流动

贫困家庭面临的先赋不利因素主要体现在父辈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网上。社会流动理论认为,社会关系网是社会资本的表现,有利的社会关系能够为自身发展谋得便利条件和稀缺资源。[31]对于老窝镇的家庭来说,晚辈受限于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极有可能重复父辈的生活轨迹,贫乏的社会关系网也使向上的社会流动停滞,最终导致阶层固化。

现代社会都看重社会关系,但我们这山穷路远,对于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活动范围和人际关系基本就在镇上,接触社会上其他人的机会很少很少。(ID9-M20190710JYJ)

而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理论中的自致性因素,能够弥补先赋性因素的不足,给予贫困家庭延伸社会网络的机会。但在大部分贫困地区,接受教育的人才流动轨迹通常是去向大城市,真正返乡的寥寥无几。老窝镇对症下药,实施了一系列人才返乡激励政策。一是创立专门的科技创新基金,专门支持本籍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二是建立“一站式”服务网络,简化资助程序,为返乡大学生提供金融、用地、政策咨询等便捷服务;三是加大引导力度,通过“一对一”式的对点宣传,不仅强调经济利益,还突出与家庭发展和稳定有关的核心政策,让外出人才真正了解返乡创业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提高其返乡动力。得益于老窝的人才返乡激励政策,高层次人才返乡带来的社会资源和人脉网络为老窝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返乡大学生GRH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

我是老窝镇最边远的一个村寨走出来的大学生,毕业时听说了家乡的人才政策,便决心回来试一试。回乡后我发现老窝镇的生猪产业很有发展潜力,通过与之前有相关业务企业的沟通交流,我决定通过与企业签订协议、定向销售生猪或火腿来增加收入。去年我参与组织的第一届老窝火腿节获得了很大成效,家里也通过经营老窝火腿实现了真正的脱贫致富。(ID3-M20190708GRH)

社会资本直接带来了经济效益,并通过社会流动在不同的家庭群体中扩散。GRH成功举办第一届老窝火腿节并与企业签约后,老窝镇火腿的市场价格由38元一斤上升到68元一斤,参与火腿售卖的786户家庭户均增收8千多元。尽管民族地区家庭的社会地位初始处于不利,但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仍有机会接触强大的社会关系,在工作中获得有利的资源,在遭遇危机时更有力地应对,从而实现家庭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32]众多大学生的回流破除了民族地区以亲缘、乡缘为主的地缘关系网络。接受高等教育的成员通过接触不同阶层的同学、老师、同事,将教育机会转变为社会资本,使老窝的社会结构得到改善,厚植了教育阻断代际贫困的社会基础。

2.构建工作导向型福利机制,破解代际福利依赖,降低家庭返贫风险

“代际福利依赖”(intergenerational welfare dependency)是指如果孩子在接受福利救助的家庭中成长,那么在其长大后更容易接受福利救助,且接受救助的时间更持久,形成对社会福利的依赖。[33]在不少贫困地区,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贫困村、贫困户为了得到政府的优惠政策和社会援助,即使达到脱贫条件也不愿摘帽。这种长期依靠政府“输血”而形成的不思进取的生活价值观很容易在代际间传递,产生“贫困文化”,导致后辈对福利依赖的继承,实质上就是代际福利依赖在贫困地区的具体表现。这种代际福利依赖一经形成,一旦政府停止援助,“断奶”后的贫困家庭再次返贫的风险非常大。老窝镇依托教育所形成的工作导向型福利机制,在阻断福利代际依赖方面做了成功的尝试。工作导向型福利机制通过创造工作岗位和辅助就业等方式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而非传统的单一生活救助和社会保障模式。对于区域内的贫困户,政府不仅给予其基本的生活补助,更多地将扶贫资金用到创造工作岗位上,为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这样既节省了地区的福利资源,又能有效防止返贫和救助依赖。依托教育的工作导向模式,一方面就业岗位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外层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民族教育营造出核心价值观氛围,从而为工作导向型福利奠定基础。在老窝镇的访谈中,有90%以上的被访者认为过度依赖政府帮扶,既不是体面的事也不是长远之计,不希望自己的后代依赖政府的援助生活。

我家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是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帮扶,但我也知道那只是暂时的,摆脱贫困最终还得靠自食其力,与其伸手“要饭”,不如靠自己努力改变自己,老戴着贫困的帽子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ID2-M20190708WDF)

有这种想法的贫困户人数在老窝镇越来越多,建档立卡户主动申请要求摘掉贫困户帽子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据统计,近3年全镇返贫户仅有7户,且为突发性事件如因残、因伤等所致,区域内整体返贫风险很低。依托教育形成的工作导向型福利模式,在摆脱福利依赖的代际传递过程中发挥了阻断作用。

(三)外层系统:发展职业教育,改善劳动力结构,实现区域经济集聚发展

外层系统指的是贫困个体所处的外层环境,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中层系统中的工作导向型福利模式需要区域内贫困人口的思想意识与专业技术相匹配,但在很多“等、靠、要”的民族地区很难奏效,这就需要改善外层系统中地区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在怒江州,劳动力的主要供给者是农民群体,包括数量庞大的“直过民族”人群,这部分群体有停留在过去的生活习惯,大多劳动力水平不高,实际雇佣率低下,且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结构性失业现象十分严重。即使外出务工,也很难适应大城市的生活,很多人因为受不了紧张机械的节奏而失业,生活压力非常大。这些位于城乡二元体制夹缝中的农民群体是代际贫困发生的高频人群,虽然造成农民群体代际贫困的原因是多维的,涉及微观层面的机会权利、要素短缺和中观层面的社会保障、福利依赖等多个方面,但对于农民群体来讲,缺乏人力资本竞争力,难以“自主脱贫”是关键因素。为此,老窝镇以职业教育为抓手,针对农民群体缺少劳动技能的问题,开办了4所农民网培学校,实施了6个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并积极探索校企合作、夜校发展等多种职业教育模式,形成了常态化、专业化的农民职业培训体系,为农民开阔视野、提高劳动技能提供了平台。农民的职业教育大大增强了农户对原材料、资金、土地等资源要素的配置能力,他们不再仅仅着眼于传统农作物,开始打造自己的特色农产品,并通过成立专业合作社,成功吸引外部资本进驻,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规模和影响力。尤其是地方和企业的合作为贫困农民创造了返乡置业、脱贫致富的有利条件,受访者WHF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之前本来在外面打工,因眼疾只能回家种地,几年来没什么收入,后来听说有企业来收高黎贡山猪肉,我就去网培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养殖技巧,也经常和那些养殖大户沟通交流,最后加入了高黎贡山猪项目,与5户联手养了100头高黎贡山猪,当年就得到实惠,现在养殖规模有所扩大,也通过分红修建新房子,在家门口就可以赚钱致富了。(ID5-M20190708WHF)

随着投资合作领域的不断拓宽,老窝镇陆续成立了255家各种类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吸引了包括拼多多、云南白药在内的大量社会资本,带来了充足的就业机会。由此可见,尽管民族贫困地区属于低梯度区域,但职业教育带来的劳动力结构改善仍然能吸引资本,并降低资本门槛,从而在区域内初步形成产业集聚,稳步提高农民群体收入,为阻断代际贫困传递奠定稳定的经济基础。

(四)宏观系统:关注女性教育,营造民族文化氛围

宏观系统涵盖个体所处的整个社会亚文化、共同认可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民族传统观念。贫困文化理论认为,处于贫困亚文化之中的人有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代际贫困的延续,民族贫困地区是这种现象的高发区域。在宏观系统中,老窝把视角聚焦在女性教育和民族文化上。

1.借助教育促进女性身份的转变

妇女地位低下使得女性群体在贫困代际传递中尤其突出,要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必须关注传统的农村贫困女性。在怒江州,“直过民族”普遍存在着重男轻女的陈旧思想,老一辈对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期待完全双重标准,流行“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的思想,白族女性常常被看作男性附属,家庭地位低下。这种思想陋习不仅不利于女性的自身发展,而且会阻碍整个家庭的进步。女性教育作为女性冲破传统束缚、提升自我地位的有效路径,在消除贫困代际传递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研究表明,一个受过教育的母亲更有可能送孩子去上学,而且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还会产生“外部性”效应,包括生育能力的提高、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以及家庭健康状况得到改善。[34]为此,老窝镇把女性教育作为教育扶贫的重要途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将女性入学比例、升学比率作为教育考核的硬指标;二是单独开设女童班并和地区女校合作,以破除女性接受教育的阻碍;三是积极落实全国妇联提出的“一体两翼”教育体系,让女性接受不同领域、不同形式的技能培训,对下岗女工进行就业再培训,推广手工技术和种植技术。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悄然发生变化,白族女性逐渐从传统的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越来越多女大学生的出现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当地女性的家庭角色开始从“家庭主妇”渐渐转变为“职业女性”,女性的家庭地位也产生了积极变化,更多家庭事务开始由女性做主。访谈中白族女大学生村官GRH深有体会:

现在女性的地位不一样了,我回来做村官还兼任了妇联主任,定期为村里的妇女提供培训和思想教育,帮助她们提高致富能力和知识水平,现在很多女性已经不局限于“家长里短”和“柴米油盐”,而是更多地参与到劳动生产的过程中去了。(ID2-F20190708GRH)

在老窝镇更多的访谈发现,随着女性参与经济活动愈发频繁,小生产式的家庭关系也逐渐瓦解,传统的男女角色分工模式已经发生改变。不仅越来越多的女性积极要求进步,向党群组织靠拢,而且还有不少女性掌握了家庭经济支配权和家庭事务的话语权。得益于女性教育,老窝镇的白族妇女群体逐步实现了家庭角色、社会地位的良性变化,初步完成了从先赋传统角色到农村新知识女性的转换,民族地区女性代际贫困传递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2.着力打造教育品牌,营造民族文化氛围

白族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早在汉代,洱海地区的白族居民就开始兴办学校。[35]通过接触汉文化,许多白族子弟能从小学习汉族文化典籍,接受汉文化熏陶。在这期间,先辈们不仅提高了自身的文化水平,还将汉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精神文化传播给地区内其他少数民族的居民,促进了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老窝镇,重视教育的传统不仅促进了不同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和发扬,而且还增强了广大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形成教育阻断代际贫困的社会文化环境。访谈中,ZZR镇长谈及教育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在泸水,我敢说老窝镇的教育是全市最好的。很多年前全镇入学率就达到100%,年内辍学0人。镇上的老窝中学,教学成绩近十年来一直名列全市第一,各个完小教育教学成绩也连续7年保持全市第一,老窝镇的乡村小学可以说是泸水乃至怒江教育的一个品牌,教育在摆脱贫困、阻隔代际贫困传递中功不可没。(ID10-M20190712ZRR)

当然,老窝镇教育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除重视教育的传统外,也来自地方党委和政府持续不断的基础教育设施建设。通过实施“一校一品牌”特色工程、镇中心完小全力建设“书香校园”、着力支持荣华村完小打造“仁德校园”、中元村完小成为远近闻名的“和谐校园”,教育的品牌效应迅速发酵,把老窝镇重视教育的传统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以“全国文明村”崇仁村为例,家庭成员中大学生覆盖率超过了90%,且有大学生的家庭全部实现了脱贫。事实上,优秀的民族文化是成本最低的脱贫制度保障。老窝镇以教育为基底营造的白族文化,凝结了白族人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在宏观系统中实现了民族自信,对中层系统中的人才返乡意愿、摆脱福利依赖也产生了促进作用,实现了系统间的有机衔接,为打破代际贫困链条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强了阻断代际贫困传递的内生动力。

四、结论与启示

研究以老窝镇为样本,从微系统、中层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揭示了教育阻断边疆民族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路理。各个层次相互耦合、互为支撑,循环上升。微观个人可行能力的提升带来了社会关系网,进而促进了家庭层面的社会流动,并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本,区域发展形成的产业集聚又进一步推动贫困亚文化的改变,而伴随着民族文化振兴和思想解放,贫困个体在反贫困过程中的参与积极性和主体意识又得到了提升,进而形成个人→家庭→地区→民族→个人螺旋上升的循环。老窝镇作为边疆民族贫困地区乡镇的一个缩影,其破解代际贫困传递的做法和经验是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高度融合的智慧结晶,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和启示价值。

(一)积极完善顶层设计,制定差异化资助政策

老窝镇教育扶贫的成功得益于国家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在2016年和2018年间,教育部和国务院扶贫办等六部门颁布了《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把首要任务定为“完成发展教育脱贫一批重要任务,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特别强调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帮扶力度。相比一些后发地区,老窝镇教育扶贫之所以能“看得见,摸得着”,立竿见影,关键是能把国家政策量化为各项具体措施,以有效降低贫困人群的教育成本,死守因学致贫、因学返贫的底线。因此,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相对贫困治理时期后,作为基层治理主体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群体的现实和可能出现的返贫风险,分门别类地强化教育帮扶举措,不断优化教育脱贫实施路径,推动教育帮扶政策精准实施、资金精准投放。同时,要广泛借用外力发展民族教育,汇聚社会资本弥补民族地区发展基础教育的资金短板,使教育真正成为阻断代际贫困、防止脱贫户返贫或是落入贫困陷阱的一道安全“阀门”。

(二)狠抓民族文化教育,实现自主性思想脱贫

阻断代际贫困传递关键在于启迪思想,遏制贫困文化的蔓延。老窝镇之所以能在地理条件、物质基础处于相对劣势的状态下实现脱贫致富,无疑得益于白族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但需要警惕的是,在不少偏远的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轻视教育,“读书无用论”“辍学”现象依然存在。因此,一要善于发现和挖掘通过教育实现永续脱贫的鲜活案例,讲好教育阻断代际贫困的好故事,像老窝镇那样营造崇尚教育、重视教育、关爱教育的良好氛围。二要不断推进乡风文明建设,通过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研究生支教团、大学生村官等方式,帮助民族贫困地区的群众树立现代化的教育观、发展观。三要借助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民族地区群众鲜活的语言传播教育先进理念,营造“读书改变命运”的良好氛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培育教育阻断代际贫困的自觉意识,主动把“扶贫先扶智”内化为一种文化自觉,成为走向富裕的内生动力。

(三)注重职业教育发展,提升农村劳动力水平

职业教育是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重点,是提升贫困人口劳动技能,实现自我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教育阻断代际贫困的关键一招。老窝镇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打造地方特色品牌的例子,证明职业教育在反贫困中的独特作用。因此,一是民族地区要结合本地区现实发展需要,通过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合作,遴选几所有一定基础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合力打造,科学设置专业,将学历教育与技能教育有机结合,着力培养一批“永久牌”的本土化人才,使他们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二是因地制宜地开展多样化教育,如通过学徒制、订单式、校企合作、农业园区打造等方式,联合培养新时代民族地区急需的技能型人才,确保培训者实现包容性就业,稳固经济收入。三是民族地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教育部门要配合农林部门,建立公益性农民培养培训制度,积极发展贫困地区现代农林职业教育,实现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身份转变。

(四)降低社会排斥影响,发展城乡融合教育

教育阻断代际贫困的重要机制之一是通过教育拓展社会关系网,破除社会阶层固化,实现社会流动。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排斥现象仍在民族地区普遍存在,尤其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贫困群体很容易受到社会排斥,社会流动缓慢。而城乡教育水平差距的扩大,也使越来越多优质的教学资源和人才挤向发达地区,导致后发地区基础教育负担增加,广大民族地区、后发农村地区子弟的入学率、升学率和受教育程度远远低于城市。因此,一是必须把破解民族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困境放在突出位置,着力补齐教育短板,逐步打破城乡边界,建立城乡融合的基础教育机制,确保适龄儿童均衡地享受到高质量的义务教育。二是要完善教育基础设施,优化配置教学仪器设备,建设好智能化校园,促进城乡基础教育协同发展。三是要加大民族地区广大农村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客观上讲,国家通过免费师范生教育等政策手段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真正到广大民族地区农村学校工作的师范生十分有限,这直接影响到教育的公平。为此除落实好现有国家政策外,要通过提高工资待遇、给予事业编制、提供廉价住房、优先评定职称、增加后发地区农村任教额外津贴、落实子女进城上学、返还大学期间学费等形式,激励更多立志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的师范生、大学生到农村学校教书育人,为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循环链条做出更大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厚植民族人才的培育基础。

 

注释:

①本文使用的人名均为化名,案例编码为“编号+性别+访谈日期+被访者姓名”,如“ID8-F20190709ZC”表示2019年7月9日访谈ZC,下同。

全国妇联提出的“以国民教育为主体、以社会教育和妇联教育为依托的”妇女教育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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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Education-based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Eradicationin Ethnic Areas:The Case of Laowo Town of Laishui City in Nujiang Lisu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Yunnan Province

WANG Zhizhang, YANG Kefan

 

Abstract: Education, as a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poverty,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but there is still no direct evidence on whether it can effectively eradicate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that has long been rooted in remote ethnic areas.Based on a field survey in Laowo Town of Lishui City in Nujiang Lisu Autonomous Prefecture, this paper uses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of in-depth interviews to explore this probl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system theory. Education can help eradicate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in ethnic areas through the following means:promote the individual's viable abilities in the micro-system; prevent hierarchal solidification and prevent intergen-erational welfare dependence in the middle-level system; enhance regional hematopoietic abilities in the outer system; enhance women’s status and strengthen national cultural quality in the macro-system. Based on this, there are several enlightenments. In the era of poverty eradication,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top-level design of education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ocus on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ccurately adopt education-based poverty eradication approaches. Along-term mechanism for handling relative poverty aims to achieve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and sustainable capacity.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education-based poverty eradication; ethnic areas; ecosystem theory


责任编辑:胡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