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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

精准扶贫背景下民族贫困地区国家通用语言的教育价值探析——基于对青海省贫困藏区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

作者:李瑞华来源:《民族教育研究》2019年第6期


 要:“精准扶贫”作为我国新时代的国家战略,是全面迈向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用语言教育作为教育扶贫的重要内容,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实现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基础条件与重要手段之一。从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视角进行分析,国家通用语言教育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为通用语言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其使用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利于形成市场规模效应,从而提高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其文化价值在于实现主导文化认同,促进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提高贫困人口素质,为精准扶贫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其社会价值在于培养个体多元文化人格,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民族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与人文环境。明确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价值所在,有助于加快民族贫困地区脱贫进程,为提升扶贫对象的“造血”能力打好语言基础。

关键词:教育扶贫国家通用语言教育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 


“国家通用语言”即普通话。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确立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律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1956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要求“从1956年秋季起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全国小学和中等学校的语文课内一律开始教授普通话。”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明确提出“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同时国家也为民族地区实施少数民族语言教学提供了相应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相关法律也同时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使用少数民族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教学。长期以来我国的民族地区、特别是地处偏远的民族聚居区主要采用以民族语为主、汉语为辅的“一类模式”进行教学加之缺少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普通话普及率相对较低。国务院扶贫办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西部和东部的普通话普及率相差20个百分点东部大城市普及率超过90%而许多西部农村和民族地区只有40%左右。[1]据青海省2017年的调查统计青南15个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深度贫困县普通话平均普及率为37.6%最低仅为20%。普通话普及率低已成为民族贫困地区的主要特征之一。本研究通过对青海贫困藏区的实地调查结合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认为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对民族贫困地区精准脱贫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一、经济价值国家通用语言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是“推普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基础条件和重要手段

语言不仅是日常交流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各布·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1965年最早提出了“语言经济学”概念认为语言具有与其他资源同样的经济属性即价值(value)、效用(utility)、成本(cost)和收益(benefit)[2]

(一)通用语言水平是影响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

通用语言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是研究语言与贫困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相关的比较研究都证实了通用语言水平是影响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卫兰科特(1983)[3]“语言经济学与语言规划”中对加拿大母语者和非母语者的收入进行比较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通用语言水平的高低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

国家通用语言普及程度低是导致少数民族贫困的主要因素之一。笔者在对青海贫困藏区的调研中发现凡国家通用语言掌握较好的地区人均收入相对较高反之则收入较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藏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91.8%普通话普及率仅为20%。全州所辖6县其中有5个县为国家级深度贫困县。长期以来全州中小学均使用藏语教学加授汉语的一类模式进行教学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普遍较差。根据州教育局近3年的统计全州高考本科录取率仅为10%。目前州属公务员招聘均面向全省进行本地的“两后生”(初中、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中专院校、又不愿意复读的学生)在公务员招聘中完全不占优势大量的“两后生”无法安置就业。同时由于言交流的障碍,限制了劳动力转移、外出务工等就业渠道,增加了贫困群众的脱贫难度。吕君奎(2013年)、[4]英吉卓玛、张俊豪(2016)[5]和卞成林(2019)[6]的研究都认为普通话技能对少数民族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有显著影响。王浩宇(2019)通过对甘南藏族青年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调查研究表明,由于获得的语言教育资源不同,国家通用语使用能力强的藏族青年在升学、就业中更具优势,社会经济地位也更高。国家通用语使用能力较弱的藏族青年在升学、就业中均不占优势,社会经济地位一般或较低。[7]在当前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可以帮助民族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获得良好的国家通用语言应用能力,从而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水平,实现稳定脱贫。

(二)通用语言教育使语言形成市场规模效应

达尔马仲(Dalmazznne,1999)的研究指出,语言技能是人们以牺牲劳动时间和成本为代价而获得的,因此它是一种无形商品。[8]语言作为一种无形商品,与普通商品一样体现其规模效应。通用语言教育能够扩大通用语言的使用范围,从而形成一定的市场规范效应。

通用语言的市场规模效应主要体现为群体成员内部的有效沟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作为一种商品,价值的增值是在市场运行中发生贸易行为才产生的。为了寻求贸易的达成,我们必须至少和另外一个通晓同样语言的人进行沟通。例如,某地区有n个讲同一种语言的人,根据组合原理,就会有n×(n-1)次潜在的双边交往。除此之外,每增加一个通晓该语言的成员,还可以为其他成员增加2n次潜在的交往机会。也就是说,之前n个人已建立起语言交往关系,当n+1个人加入其中时,与前n个人既建立由A发起的A→B的交往,又建立由B发起的B→A的交往,新增加的交往次数即为n(n+1)-n(n-1)次,即2n次。用具体数字来说明,即该地区有100个通晓某种语言的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门通用语和其他99个成员进行交往,就可能发生100×(100-1)=9900次潜在的双边交往机会。当101个通晓该语言的人加入其中时,除了他自己取得的101×(101-1)=I0100次潜在交往机会外,还会为其他成员每人增加l0100-9900=200次新的交往机会,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通用语言市场,体现出其规模效应。[8]掌握好通用语言,就意味着和更多的人打交道,从而扩大交往空间,增进信息交流,进而带来就业渠道的增加、贸易投资的扩大等诸多便利条件。一项来自广西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普通话普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二次曲线关系。普通话普及率存在最低有效规模,对于广西而言,这一最低有效规模为60%-63.8%。即要使普通话推广对经济发展产生正面效应,就必须保证普通话普及率大于60%。[9]

由于民族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普通话普及率较低,由民族语言构成的小群体经济圈所形成的市场规模有限,使得产品贸易、信息交流、就业渠道都受到极大限制,贫困群众因语言障碍无法走出本地进入全国一体的经济市场中寻求致富途径。青海省海北州刚察县的牧民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70%。由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可安置的就业岗位有限,为解决贫困牧民家庭的剩余劳动力问题,2017年刚察县就业局与山东定点帮扶的某市达成劳动力转移协议,向该市输出劳务人员4000余人。但是由于语言交流障碍,一年后即有80%以上的人返乡。语言障碍极大地制约了劳动力转移、技术培训等扶贫活动的开展,增加了贫困人口的脱贫难度。因此,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可以扩大国家通用语言使用规模,促进民族贫困地区群众通过国家通用语言媒介尽快融入全国一体的经济发展大潮中,助力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

二、文化价值形成主导文化认同,促进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语言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它包含着文化观念、文化价值、文化准则、文化习俗等诸多文化符号。我国多民族多语言特征在客观上造成各民族间的交流障碍,也由此形成一定的文化壁垒。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有助于打破民族文化壁垒,形成主导文化认同,促进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提升贫困人口素质,为振兴地方经济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一)形成主导文化认同

主导文化认同(Dominant cultural identity)表现为群体成员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观念与传承共同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行为范式。[10]对于个体而言,主导文化认同是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主导文化即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的创新文化和中国借鉴西方的优秀文化。国家通用语言作为国家主导文化的载体,是学习主导文化的重要工具同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本身所承载的文化亦是主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国家通用语言属意识形态知识,即在民族教育中基于国家(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政治需要制定和确立的国家知识,体现着国家价值观和实践导向。[11]社会成员从小接受主导文化教育,并转化为个体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使主导文化在其心理和精神上变成“自我”,成为个体存在的一部分,即是在“意识心态”层面建构起自己的文化身份。

在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地区,特别是民族语言、宗教文化占重要地位的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主导文化与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之间关系不平衡问题。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凡普通话普及率较低的地区,对主导文化的认同度也相对较低,而适龄儿童的失学率相对较高。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为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单一民族比例最高地区,民众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全州共有小学(包括九年一贯制学校)60所,而藏传佛教寺院就有61座,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寺院与学校争夺生源的情况。该州班玛、甘德、达日三县为国家级深度贫困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54.64%,据果洛藏族自治州统战部2017年的统计,三县适龄儿童的入寺人数占三县适龄儿童的74.59%。入寺即意味着失学,如此之高的入寺率,使大量适龄儿童无法接受国家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学校是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重要场所,是传播、弘扬主导文化的主要阵地,失学就意味着无法获得国家通用语言,无法接受主导文化教育。长期、大量的失学现象导致当地青壮年劳动力中有大量的文盲、半文盲存在,人口素质提升缓慢,也由此导致扶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脱贫后的返贫率高。

(二)促进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政策和法律上予以充分保障,使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如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7条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12条规定“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可以使用本民族或者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

目前,在一些民族地区、特别是民族聚居区中,民族语言教育与民族文化发展相对较快,而国家通用语言与主导文化教育相对较弱,也因此制约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笔者调研发现,青海藏区民族中小学普遍存在着民语教材编译难、种类少、更新慢、教辅材料短缺、配套教学资源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加之师资条件的局限,使教学质量难以得到有效提升。笔者从青海省高校招生部门了解到,在青海历年的高考中,“民考民”(民族考生使用民族语言文字高考试卷)考生成绩普遍落后于“民考汉”考生的成绩,尤其是理科成绩悬殊较大。理科高考成绩的不理想直接导致民族学生学习和报考理科的人数大大减少。从青海省近3年的高考统计数据来看,“民考民”考生的文理科报考比例为4∶1。长期的文理科考生比例失调也导致民族地区科技人才的短缺,严重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已经成为世界现代知识的重要载体,是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资源。有鉴于此,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7条,将“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从小学高年级或者中学设汉文课程”修改为“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根据情况从小学低年级或者高年级起开设汉语文课程。”2015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12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从实际出发,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本民族或者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实施双语教育。”这些法律法规的修正,目的在于让少数民族儿童获得更多更好的学习资源,促进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从而为建立精准脱贫长效机制储备人才力量。

三、社会价值塑造多元文化人格,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民族关系的良好发展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与经济繁荣。而良好的民族关系是由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需要社会成员具备开放的视野与多元文化人格特征,能够从多元文化视野去看待不同文化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消除文化隔阂与交往障碍,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与交融,为脱贫攻坚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与族际、人际关系保障。

(一)塑造多元文化人格

多元文化人格是多民族国家社会成员应当具备的健全人格。西方的多元文化人格调查问卷(Multicultur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MPQ)把多元文化人格分为文化共感性、情绪稳定性、社交主动性、思维开放性和灵活性五个维度。[12]在我国的民族教育中,双语教育目标之一即是培养学生健全的多元文化人格,具体表述为培养健全的多元文化人格,使个体具有宽广的文化胸怀,有较强的移情能力,能从多元文化的角度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与风俗。[13]多元文化人格教育就是让各民族成员在关注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要关注国家主导文化,使文化的普适性与特殊性在个体人格特质中呈现相对平衡的状态。

随着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的发展,一些地区的民族更加关注自身的民族文化,而对主导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有所忽视从而产生文化距离,也由此产生一些价值观上的冲突与矛盾。青海青南藏区一乡镇幼儿园,因不同民族幼儿的不同生活习俗和言语交流障碍,在孩子间产生一系列冲突并升级为不同民族家长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民汉分班。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家长对自身宗教文化的过度重视,另一方面是因为孩子间因言语沟通障碍缺少充分的情感交流,同时也反映出在民族教育实践中对“培养多元文化人格”这一宏观层面双语教育目标认识不足。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有助于促进各民族儿童间广泛的交往与交融,使他们在人格形成初期就具备初步的文化共感性,能初步理解不同民族个体的思想、情感与行为;能够在面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不同民族个体时情绪上具有稳定性,不易产生心理矛盾与心理压力;与不同民族个体交往时具有主动性与包容性,这即是培养了健全的多元文化人格。具备了多元文化人格,各族人民才能真正从心理上彼此相互接受,不断增进相互间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这不仅为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础,也有利于民族贫困地区各族群众共同脱贫致富。

(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民族团结是多民族国家和谐稳定的基石,是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也是民族贫困地区融入全国经济圈和文化圈的基础条件。民族团结建立在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包容基础上。相互了解是相互信任与相互包容的基础,而相互了解就需要相互交往与交流。已有研究表明,不同民族间随着交往程度的加深,个体会逐渐改变认知偏差,有效减少对不同族群的刻板印象,从而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与交融。[14]

各民族成员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无障碍交流,能够促进相互间的了解、互动与共融,形成民族团结的良好局面,同时也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社会环境保障。青海省为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的省份,旅游产业已成为该省的支柱产业。近年来青海的旅游业迅猛发展,旅游人数激增,甚至突破接待极限,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青海省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各民族团结一心,社会高度和谐稳定,能够让游客“放心游”。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与旅游业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成为主要的扶贫项目。由于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率较低,“职业技能+普通话”培训成为常规的培训模式。笔者在藏区的调研中看到诸多通过“职业技能+普通话”培训很快脱贫致富的典型,也看到诸多通过国家通用语言进行民族间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典型事例。在海北州祁连县走访的一户藏族家庭,因女主人患病而致贫,男主人参加了“导游+普通话”培训,并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兴建家庭宾馆。3年时间不仅还清了22万元外债,还以20多万元的年收入成了当地脱贫致富的典型。他的周到服务与低廉收费不仅赢得了各族游客的信任,同时也建立起彼此的深厚友谊。一些游客主动为其患病妻子求医问药,甚至临走时悄悄留下钱物。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学习和使用普通话不仅使民族贫困家庭摆脱贫困走上致富道路,同时也为民族团结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给各族群众带来了极大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为民族地区实现长久脱贫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与人文环境。

四、结语

在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下,民族贫困地区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有利于打破地区、民族小群体的边界壁垒,促进各地区、各民族间广泛地交流交往与交融,让贫困地区迅速融入全国一体的经济大潮中,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收入水平,实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同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中华文化和现代知识的重要载体,用它来打开文化知识的宝库,让全国各族人民拥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价值观,并进一步促进民族贫困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从而为精准脱贫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源与社会环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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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mmon Language Education Value Exploration in Ethnic Poverty- Stricken Area under the Backdrop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 Case Study on Poverty Stricken Tibetan Region in Qinghai Province

LI Rui-hua


Abstrac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s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new era in China, is a key component for attaining well-off society in all-round way and the strategic “two century goals”. Common language education, as a major aspect in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insurance for the country to achiev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goals, as well as a major countermeasure to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From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aspects, the economic value of a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is shown as lowering trading cost, benefiting for forming market scale effects, as well as increasing poor people ’s income. The cultural value is on realizing mainstream cultural identity, promoting ethnic cultural education, improvement in quality of the poor population, and providing human resource fo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s. The social value is on cultivating diversification on cultural personality, promoting ethnic unification and progress, providing sound social settings and human environment for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thnic poverty stricken area. In conclusion, identify the value of common language education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can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thnic poor region, and setting up language foundation to enhance self-supporting capability. 

Key words: educational poverty aueviation;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education; economic value, cultural value, social value

 

责任编辑:次仁曲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