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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

2020年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扶贫的价值审视与政策趋向

作者:刘孙渊 耿爽 马超来源:《当代职业教育》2020年第2期

 

 :在2020年后扶贫工作新的历史时期中,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扶贫的价值体现在彰显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高质量包容性发展;通过赋权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提升“可行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2020年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扶贫政策将顺应形势和需求做出调整。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扶贫政策的总体变化趋向主要是从保障生存向促进发展转变,从特惠性政策向普惠性政策转变,从超常规向常规转变以保障职业教育公共服务,通过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职业教育扶贫的深度融合,从以农村为主向城乡融合转变,进而健全反贫困多元治理机制,构建保障稳定脱贫和减少贫困发生的职教扶贫长效机制,不断提高职业教育扶贫的法治化水平。

关键词2020年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扶贫;价值审视;政策趋向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中华民族将彻底告别困扰了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反贫困事业的历史性胜利。但是2020年后,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消除绝对贫困问题之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带动贫困标准不断地变化,相对贫困问题将长期存在,继续保持我国相对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改善相对贫困人口的状况仍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2020年后扶贫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要求,任务依然艰巨繁重,甚至难度更大,其中,夯实防止返贫和减少相对贫困的基础,构建稳定脱贫和减少贫困发生的长效机制是扶贫工作的核心目标和任务。[1]这些核心目标和任务的完成有赖于在总结脱贫攻坚战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新战略思路,适时调整相关扶贫政策,为防止返贫和减少新增贫困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2020年后,随着贫困范围和规模的缩小,扶贫工作需要更加精准,扶贫工作需要综合研判各地区不同的自然禀赋和人文环境,把提升贫困人口的主观能动性和可行能力、培育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能力进而实现自主脱贫作为扶贫工作的重心。

2020年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基本国情就决定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将长期存在。2020年后我国贫困状况将发生重大变化,相对贫困将取代绝对贫困成为贫困的表现形态,集中连片的区域性贫困分布将转变为散点分布,农村贫困为主转变为农村和城镇贫困并存,老少病残等特殊群体将成为主要的贫困群体。[2]2020年后中国反贫困的主战场仍然在农村。[3]贫困地区仍然以“老、少、边、穷”地区为主,民族地区占据了贫困地区的很大份额,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三”是指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三州”是指甘肃的临夏州、四川的凉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都是民族地区。即使在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之后,民族地区整体上仍然是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相对贫困地区和相对贫困人口在民族地区仍然比较集中。因此,2020年后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不会减弱,反而会更为凸显。职业教育扶贫作为教育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脱贫攻坚战中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实施“五个一批”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提升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缓解相对贫困、消除文化贫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对于促进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稳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扶贫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依然存在着诸如职业教育扶贫缺乏整体性制度安排、服务对象比较有限、吸引力和认同感不强、精准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等问题。[4]2020年后,随着贫困属性和贫困人口特征的转变,扶贫工作的中心任务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扶贫政策也需要做出调整,扶贫政策必须在坚持分类施策原则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政策维度的多样性和政策措施的针对性,不断提升政策精准度。就个人层面而言,在2020年实现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目标之后,除了需要用社会保障政策兜底的因病因残致贫者和贫困孤寡老人之外,缺乏技能和有效增收途径的贫困群体是扶贫的主要对象,符合实际需求的职业教育是改善这些贫困群体现实状况、防止返贫和缓解相对贫困的有效途径。就增收途径而言,就业是民生之本,支持和保障就业是扶贫政策的根本所在。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职业教育的优势在于直接以就业为导向,瞄准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促进贫困群体通过形式多样、灵活有效的就业形式,先谋生存后求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赋予贫困群体基本的就业或创业技能,从而有望实现稳定脱贫,这是构建职业教育扶贫长效机制的必然需求。因此,2020年后的职业教育扶贫必然要在健全制度建设、构建长效机制、着眼可持续发展、加强系统性培养、提升法治化水平上着力推进。

二、2020年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扶贫的价值审视

(一)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5]这一重要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我国当前和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共同富裕具体体现在共享发展理念上,内涵主要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2020年后,我国仍然存在大量的相对贫困地区和相对贫困人口,为了贯彻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和共享发展理念,相对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相对贫困群体生活状况的不断改善依然是国家整体发展的重点。2020年后,民族地区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防止返贫和缓解相对贫困的任务非常艰巨,反贫困依然是至关重要的使命。教育扶贫是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职业教育是见效最快、成效最显著的扶贫方式。在十八大以来的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战中,职业教育扶贫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做法,作为“五个一批”之一的“发展教育脱贫一批“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等做法,已经成功帮助千千万万贫困人群摆脱贫困。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具有其自身的价值特殊性,能够适应并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从根本上消除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6]

2020年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扶贫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享方面的价值更为凸显“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7]防止返贫和缓解相对贫困是2020年后职业教育扶贫的主要目标,职业教育面对的扶贫群体已经从生存性需求向发展性需求转变,从脱贫攻坚战时期的特惠性政策向普惠性政策转变。随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健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扶贫的对象还会大幅度扩展,以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需求的人口为重点,打破年龄、职业、学历等的界限,服务相对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从主要面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向服务各类社会群体转向。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要引导相对贫困人口至少掌握一技之长,依靠技能实现就业创业,在能力提升的同时获取相应利益,帮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让他们共享改革和发展的红利。

(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高质量发展是包容式、普惠式的发展,是在发展过程中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能够分享到发展红利,从而使所有民众都能获得发展红利的“帕累托改进”,高质量发展实质上就是优质均衡发展,这是解决我国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的重大发展战略。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和人群发展的不均衡已经严重威胁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从而给整个社会带来更高的运行成本,甚至可能导致社会的严重不稳定。众所周知,就业是民生之本,职业教育是与就业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凸显职业教育在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十八大以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精准扶贫成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定位。[8]2020年后,与绝对贫困人口不同的是在保障相对贫困人口生存性需求的基础上,发展性需求更为凸显。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扶贫能够给予相对贫困群体的不仅仅是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更是立足社会的一席之地和做人的基本尊严,同时也提升了人力资本,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源配置。充分就业的相对贫困群体也可以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平等享有各种权利,共享发展成果,持续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职业教育也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类型教育,2019年以来,职业教育大改革大调整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职业教育向真正的类型教育转变,以对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发挥重要作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扶贫助力乡村振兴,通过技能扶贫、产业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文化扶贫等方式都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切实改善民族地区相对贫困群体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

(三)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认为贫困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可行能力”的丧失与剥夺,使得贫困群体因为不具备基本的能力而陷入贫困不能自拔。因而要有效减贫,就要保障基本权利不被侵犯和剥夺。通过教育提升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是世界公认的反贫困方略,职业教育自身价值的特殊性对于激发贫困群体内生发展动力,提升内生发展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有着更为显著的功能。职业教育具有“智志双扶”的定位和功能定向,通过转变思想观念、夯实文化基础、提升技术技能,进而增强信心、提高公民素养、增值人力资本,促进贫困人口价值观念的重塑、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实践技能的掌握、就业机会的获得。9]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尤为密切,直接和产业对接,职业教育扶贫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形成人力资本,帮助贫困群体摆脱困境。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能够及时提高民族地区贫困群体的技能水平和致富能力,有着短平快的特点,符合民族地区的发展情况,因而有着相较于普通教育的价值优势。

按照中央“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2020年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政策、资源等方面仍然会获得一定倾斜,民族地区尤其是相对贫困的民族地区可以通过重点发展职业教育,不断增强“造血”功能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民族地区应当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教育扶贫排头兵作用,及时帮扶返贫人口和新增贫困人口,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扶贫重赋能。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流动机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通过“赋权”相对贫困群体,让他们平等享有教育权利,切实提升“可行能力”,推动相对贫困群体的子女向上流动,从而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扶贫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服务于民族特色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禀赋、人文环境、民族特色等地域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帮助相对贫困群体改善生活状况,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四)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没有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2012—2019年,民族地区累计减贫2500多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1%下降到4%。[10]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民族地区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其中,职业教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至关重要。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对于2020年后缓解相对贫困具有重要的作用。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密切,能够及时顺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能够按照民族地区的特点和优势,尽快缩小收入差距,从而进一步巩固民族团结。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能够助推社会高质量均衡发展,通过促进就业切实改善民生,让民族地区相对贫困群体共享发展红利。总之,职业教育扶贫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助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改善民族地区的整体面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生活状况的不断提升,对于增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都大有裨益,进而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三、2020年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扶贫的政策趋向

(一)从超常规向常规转向,保障常态化均等化的职业教育公共服务

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央和地方都采取了一系列超常规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在脱贫攻坚的特定历史时期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20年后,超常规的政策措施需要重新审视,整体而言,从超常规向常规转向、保障常态化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是必然的政策趋向。

就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而言,职业教育扶贫的关键是逐步提高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从供给侧改革的维度扩大职业教育的有效供给,逐步缩小乃至拉平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资源不足,尤其是高质量职业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是困扰已久的问题。2016年公布的《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实现贫困地区“人人有学上、个个有技能、家家有希望、县县有帮扶”的目标,2018年出台的《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提出以“三区三州”为重点,以补齐教育短板为突破口,以解决瓶颈制约为方向,多渠道加大对“三区三州”教育精准扶贫的投入,切实打好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战。《教育脱贫攻坚“十三”规划》将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点。但实际情况是深度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扶贫的重点是操场、宿舍等硬件设施的建设,在一些辍学率较高的深度贫困地区,甚至出现将钱花在提高学生的在校率上,其实就是变相的“控辍保学”。粗放、应景、表面化的发展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当然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主要还是在于缺乏整体规划和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基层政府和学校能力有限,同时又面临高压考核,这是不得已采取的应对之道。

因此,2020年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扶贫要从加大高质量职业教育供给入手,做好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通过持续推进和深化东西协作,提升现有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同时抓住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黄金时机,积极筹建高起点的职业院校,逐步实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职业教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2020年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会继续采取“免、奖、助、贷、勤”等多元资助体系保障相对贫困群体的教育权利,而且会依据经济社会发展适时调整资助标准,逐步扩大奖学金、助学金覆盖范围,夯实职业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

(二)聚力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是由来已久的问题。2020年后随着我国贫困类型和贫困特征的重大变化,想方设法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扶贫政策的一个重要趋向。家长对于子女的高学历偏好不仅在发达地区很普遍,即使在民族地区也是司空见惯。当然这种偏好有着一定的文化心理因素,但是客观上也跟职业教育质量不高、声誉不佳、吸力不强密切相关。即使是在民族地区,让子女接受职业教育仍然是很多家庭最后的教育选择。因此,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切实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转变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是职业教育持续发展的根本。那么如何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呢?

第一是健全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构成的内部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既夯实了基础,又提供了广阔畅通的发展空间,在保障学生能够掌握一技之长的同时满足了提升学历的需要,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家长的高学历偏好。随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逐步健全,职业教育将真正成为有广泛需求基础、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类型教育。民族地区整体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滞后,大部分在地理位置、区域环境上都不占优势,在未来三十年内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现代化的任务非常繁重,因此,必须探索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多维途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教育向类型教育转变,契合民族地区的民生需求,符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推动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2020年1月10日,教育部、山东省首个“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正式启动。在此基础上,教育部将推进全国性试点。民族地区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发达地区的有益经验和探索,构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并重、纵向贯通和横向融通并行的民族地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推进国家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担当起自身的责任和使命。

第二是聚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特别是2019年以来,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职业教育相关政策举措密集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出台、“双高计划”全面启动、“百万扩招”稳步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落地实施,这一系列的政策举措开启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纪元。但是,从已经公布的“双高计划”名单来看,民族地区入选“双高计划”的高职院校和专业群都较少,这一方面反映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整体上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为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和专业群的建设和发展明确了方向和标准。在百舸争流激烈竞争的大格局下,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和专业群的建设和发展必须紧密结合民族特点、地区特色,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服务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乡村振兴,进一步凝聚发展重点、挖掘发展潜力、形成发展特色,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争得一席之地。高职“百万扩招”是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空前的战略举措,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必须抢抓难得的重大发展机遇,在扩大规模的基础上,强化内涵建设,着力提升质量,探索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迈向特色类型教育之路。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可以根据生源范围的扩大、生源性质的嬗变,兼顾民族地区学生在生理、心理、思维等方面的特殊性,打造个性化、开放式、弹性式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一定要抓住历史性机遇,以国家宏观政策为导向,谋划凸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色的发展方案,一体推进招生、管理、教学、实训、就业等制度变革。这些制度变革包括深度推进产教融合,构建多元办学格局;打破固化的学籍和学制,向可转换、弹性化转变;尝试开展“1+X证书”学业评价,丰富校企合作模式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实际成效必然能够有效缓解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沉疴。

第三是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环境,逐步转变观念。首先,要真正确立职业技术技能人才的地位,提升职业技术技能人才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畅通职业技术技能人才的发展渠道。其次,要营造平等的、支持不同类型人才从业和发展的制度环境,让优秀的职业技术技能人才平等享受高层次人才的相关政策,巩固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此外,还要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逐步破除对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技能人才的偏见。政府、企业、学校要形成合力,根据社会和市场的实际需求,推动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供需匹配,逐步在全社会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

(三)创新体制机制,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职业教育扶贫的深度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乡村未来30年发展的顶层设计,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和具体部署,减少相对贫困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鉴于民族地区的乡村在发展上总体滞后,因此,民族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的乡村振兴战略重点有所不同,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民族地区乡村的减贫任务依然繁重,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战略和扶贫开发工作需要有效整合,从而形成合力。

就职业教育扶贫而言,2020年后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扶贫在根本上是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在明确了这一定位之后,需要职业教育扶贫的各类主体探索创新体制机制,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职业教育扶贫的深度融合。促进深度融合最需要关注的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嵌入”,因地因时因势及时调整职业教育目标与功能定位。叫职业教育扶贫在技能扶贫、产业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文化扶贫等方面都可以有所作为。第一是职业院校可以通过鼓励毕业生到民族地区乡村就业,为农民群众提供实用技术培训等方式开展技能扶贫。第二是职业院校可以通过开发项目和引进项目,组建产业合作联盟和销售平台等方式开展产业扶贫。第三是职业院校可以通过派遣援医教师、培训医务人员,组织健康宣传活动等方式开展健康扶贫。第四是职业院校可以通过开发生态产业项目、帮助攻克生态保护难题,组织生态文明宣传活动等方式开展生态扶贫。第五是职业院校可以通过帮助推动文化制度和文化场所建设,组织文化活动等方式开展文化扶贫。总之,职业教育扶贫和乡村振兴之间能够找到许多契合点,职业教育扶贫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大有可为。

(四)从以农村为主向城乡融合转变,创新反贫困多元治理,健全职教扶贫长效机制

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在农村,不涉及城市的贫困人口。2020年后,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构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的战略思路,现行的城乡分治扶贫体制将有重大调整。现行的城乡两套扶贫政策体系存在较大差异。2020年后,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理念的运用意味着贫困已经不再是固定的特殊群体而是涵盖城乡的整体性社会阶层,政策干预层面也涉及多个部门。[12]这就意味着2020年后的职业教育扶贫要从以农村为主向城乡融合转变,创新反贫困多元治理和保障稳定脱贫的职教扶贫长效机制。

以民族地区为例,2020年后职教扶贫首先要在统筹城乡扶贫目标的基础上,有效瞄准在城乡之间流动的贫困人口,为流动贫困人口提供适宜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服务。其次,充分利用职业教育大发展大扩招的契机,将目前精准扶贫措施中的职业教育扶贫措施推广到城市,为退伍军人、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提供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促进城乡职业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城乡职业教育共享发展探索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境界。最后,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鼓励各类主体参与职业教育扶贫,健全反贫困的多元治理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在保障贫困人口获得持续收益从而稳定脱贫的基础上,让参与职业教育扶贫的各类主体都有获得感,都能有所收益,从而健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扶贫的长效机制。

(五)不断完善职业教育扶贫治理机制,提高职业教育扶贫法治化水平

改革开放40多年来,职业教育对于贫困治理的价值和优势越来越受到重视,经过多年的体制机制建设,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职业教育扶贫的政策体系,为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后发展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环境,对实施国家贫困治理战略起到了显著作用。[13]然而迄今为止,职业教育扶贫政策仍然缺乏系统性,专门性法规尚付阙如,因此,影响了政策的权威性、操作性和有效贯彻执行,减弱了职业教育扶贫的成效。

2020年后,继续完善职业教育扶贫治理机制,提升职业教育扶贫法治化水平是职业教育扶贫政策体系建设的必然趋势。一方面,需要加快完善职业教育扶贫的政策法规体系,尽快出台有关教育扶贫尤其是职业教育扶贫的专门法规,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扶贫的价值、功能、定位、主体、责任等,为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扶贫提供法治保障。另一方面,优化职业教育扶贫的治理结构,完善治理机制。职业教育扶贫参与主体较多,多元参与主体的高效协同和通力合作是推进职业教育扶贫的关键所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主要由职业院校承担,在资金管理、就业服务、组织协调等环节上政府职能部门、行业企业、职业院校、人力资源市场等主体都要共同参与,因此,需要加强职业教育扶贫政策的系统性、协同性、耦合性,推动职业教育扶贫的跨部门综合治理,为贫困群体提供更为精准的帮扶和支持,以期实现职业教育扶贫治理的“良法善治”。

就民族地区而言,职业教育扶贫走向多元共治是必然趋势。鉴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职业教育扶贫仍然要以政府为主导,但是现行的全权全责模式必须做出调整,这也是扶贫工作转向常态化、法治化、制度化的内在要求。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扶贫要顺应国家发展大势,推动职业教育扶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政策法规层面上因地制宜地激励职业院校、行业企业、贫困群体等职业教育扶贫的治理主体有效参与,促进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遵循合作、效能、责任的现代管理原则,综合运用各种治理工具,促进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发展,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2020年后,针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扶贫的支援、帮扶等倾斜性政策仍然不可或缺,这是国家性质和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但是,职业教育扶贫治理需要更为清晰的治理路径和更为有效的治理评估,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职业教育扶贫,真正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形成协调、融通、高效的贫困多元治理共同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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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Value and Policy Tren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Minority Areas after 2020

LIU Sunyuan, GENG Shuang, MA Chao

 

Abstract: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of post-2020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the valu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s reflected in highlighting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socialism, promoting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 promoting high-quality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the poor population through empowerment, enhancing "feasible capacity", and block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romoting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After 2020,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hrough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minority areas will be adjusted to meet the situation and demand. The overall trend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changes mainly from subsistence guarantee to promote development, from the preferential policy to the general policy, from extraordinary to regular shift, from a largely rural to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o promote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ce quality through high-quality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and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rough innovation systems and mechanisms.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tinuously improves the level of legaliz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 Post-2020; ethnic minority areas;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vocational education; value review; policy trend

 

责任编辑: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