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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

视角与想象——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交媒体涵化研究

作者:李娟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要:社交媒体时代,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挑战与机遇并存。通过深度访谈法,辅以参与式观察法,选取访谈对象39名进行访谈资料收集并使用 Nvivo11 进行编码分析。从整体上看,社交媒体接触对他们的社会融入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研究同时也发现,融合、趋同策略选择的群体由于乐观的心理特征和社会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呈现不断向好趋势;区隔、边缘化策略选择的群体由于保守、相对封闭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还面临着一定困难。故此,有必要调适社交媒体的受众“视角”,以加强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交媒体;涵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城镇化的时代进程,越来越多具有鲜明民族性和宗教性的西北少数民族人口离开世代繁衍生息的故土进入周边省会城市工作和生活。由于在语言、饮食、信仰、风俗、交往、婚姻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差距很大,他们经历着不同文化间碰撞以及融入当地社会困难等问题。与此同时,伴随移动互联网普及,社交媒体成为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获取信息、交往互动、表达诉求、社会实践的主要平台,也是各方力量角逐和我国实现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重要场域。Quest Mobile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194月,我国移动社交行业用户规模突破11亿。[1]风险与机遇并存,一方面,宽松的社交媒体环境使得管理不良言论(如制造、放大民族矛盾等)面临更多技术、政治和伦理方面的考验,“信息茧房”效应造成一定的文化隔离和文化冲突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个性化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社交媒体以远超传统媒介的强大能力“润物无声”地影响着受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基于此,本研究聚焦社交媒体语境下不同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策略选择的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机制、涵化效果进行相关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早在1988年,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个重要概念,认为中华民族所有组成部分都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2]建构论视阈下,中华民族的多元一统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演变过程,自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朝时期开始,直到清朝时期,封建中央王朝所采取的民族政策一脉相承。[3]作为共同体本体的中华民族与反映共同体本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均植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孕育、发展的历史之中,自觉于近代列强围攻中国的困局之中,勃兴于新中国建立之后。[4]从结构而言,中华民族是以华夏—汉族为主体,包括数十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民族共同体,[5]它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体,是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交融的共同体[6],是体现中国各民族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不可分割的实体。[7]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民族建构的基本目标和任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关注,也产出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各族人民的中国认知体验、中国价值信念和中国行为意愿三个要素关联共存而成,是国民在体认彼此生存发展的共性条件与历史基础上,秉持共善价值规范与能动维护意愿的复兴凝聚心态[8];是全体国民对于自己所属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性质与程度,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凝聚力和文化凝聚力的核心;[9]既是各族人民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感觉、信守的观念以及行动的意志取向,也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存续发展的支撑性条件与制约性因素。[10]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不同区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记忆整合出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还根植于跨境、跨海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中华文化认同的关系。[11]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共创共享中华文化的共同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中华文化是广义的,即中华民族“创造的所有精神和物质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这个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是中华民族从共享客观世界获得经验的直接反映,充分体现在中华文化的物质和精神形态不同维度,有其发生、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二)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在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诸多领域都是研究的重点和焦点,其概念由于不同学科的不同视角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12]人类学家关注拥有不同文化人群之间的交往互动和由此产生的重要意义,心理学家偏重文化认同形成的心理机制,社会学家探讨文化认同在社会层面上的影响和作用。文化认同针对个体而言是一直处于变化中的行动过程,受到剧本(text)、隶属关系(affiliations)和情境(context)等因素的影响。[13]价值意蕴和突出性(value content and salience)是文化认同的内在结构,前者是文化认同中主体的评判标准和尺度,后者是这个过程中占据强势或者主流地位的文化。越是具有突出性的文化,个体越可能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从而在行为上得以体现。[14]文化认同的表征遍布日常生活细节,是人们生命意义的具象和价值判断的标准,如图腾、历史、价值、习俗、人物等等,在“可能的实践、关系及现有的符号、观念中被塑造和重新塑造着”。[15]文化认同是人们意识中的建构过程,[16]是始终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7]它具有稳定性和建构性的双重特点,[18]是族群或者个人利益取向的显露。[19]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文化认同是个体基于生存、发展和谋求幸福对某种文化形态或多种文化综合体的肯定,内化为核心价值观念,指导其生命实践。文化认同建构是地理、生态、历史、社会、生理、心理等多重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

为了探求大众媒体对民众的作用引导,学界一直在努力尝试。1967年,在“媒介能够影响受众社会事实认知”的假设下,格伯纳等学者提出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解释电视对公众态度的影响[20]。随后,通过对不同媒介的分析研究,人们发现类似效应普遍存在,认为大众媒介通过塑造共同的仪式感和现场感,培养受众的价值观、世界观,对文化认同产生异常复杂且重要的影响。[21]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新的理论不断涌现,“传播-认同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是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一个,它指出认同的本质是传播和关系,[22]是可管理的、可引导的、可商榷的、可操纵的,复杂且动态的传播过程[23]。大众媒介与教育系统等一起建构了文化共同体,民族国家就是这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24]现如今,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移民、离散人群通过大众媒介进行文化适应,他们身处“多文化人际网络连接”(BiCultural Networking),不得不面对“认同障碍”(Identity Gaps)。[25]他们利用媒介的方式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但寻求归属和文化认同的目的具有广泛意义。[26]媒介依赖理论更进一步指出,在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状态下,移民、离散者受到文化适应需求驱动,从而寻求大众媒介接触,并反作用于文化适应结果。[27]社交媒体是受众的首选媒介,它可以通过架设(Scaffolding)、桥接(Bridging)、监视(Surveillance)等方式帮助移民或者离散人群进行文化适应,同时通过绑定(Bonding)维持对母国的文化认同。[28]与此同时,国内的涵化理论研究在中国受众特殊性方面获得不少进展。有学者分析了新技术对传播内容、形态和接收方式的改变,使涵化理论的传统模式面临挑战,并建构了新的涵化多元认知模式。[29]还有实证分析认为,媒介信息使公众关注议程,并影响了公众对社会公共空间的判断,但是没有显著地影响公众的感知。[30]不同性质的媒介接触频率对公众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存在着强度和方向上的差异,在当下从新媒介产生的传播效果来看,新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不公平”的塑造有催化的作用。[31]当前,大众媒介,尤其是新兴媒体成为涵化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重要渠道,有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快手等社交媒体成为城乡边界消解、城乡文化拼接的舞台。[32]

上述研究从不同维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和媒介涵化等领域展开学术探讨,取得了丰富成果。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首先,全球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叠加效应正在对我国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产生深刻影响,社交媒体受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涵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次,虽然国外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颇丰,但中国西北地区有其地理、生态、民族、种族、文化、人口等方面的特殊性。最后,因所学有限,笔者目前没有发现聚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这个特殊群体的相关研究。

三、研究方法

本文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一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在异地居住、学习或工作一年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包括其子女);二是暂时将户籍迁入暂住地并预期返回的少数民族人口,如委托培养的在校大学生等]确立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法,辅以参与式观察法,多维探讨社交媒体语境下不同文化适应策略选择的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机制及效果。

(一)访谈对象

根据多年跟踪调查并聚焦研究重点,本文通过分层抽样(以西北主要少数民族为分层依据)加滚雪球[以职业(劳务人员、流动商贩、私营业主、公司职员、学生、体制内临时工作岗位等)、收入(3000元以下、30016000元、60019000元、900115000元、15001元以上)、受教育程度(无、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媒介素养(入门、一般、熟练、精通)为指标]的方式选取访谈对象39名(16名女性,23名男性,均使用化名),尽可能增强样本的代表性。

(二)资料收集

基于预先设计的访谈提纲,笔者和受过训练的访谈人员通过深度访谈法进行经验资料收集,试图在社交媒体环境中解构个体行为背后的动因和情感,并强调其与社会整体互动融合的文化意义。访谈主要引导问题为:“通过使用微信、抖音、快手和今日头条等这么长一段时间,您觉得生活中需要它们吗?能离开它们吗?能在细节上举例说明吗?”“您主要使用上述APP的哪些功能?”“您通过社交媒体结交到新朋友吗?了解到以前不知道的信息和知识吗?您认为这有意义吗?”“使用社交媒体以前和使用以后,您对咱们国家和外面的世界在认识上有什么不一样?”“对您而言,最重要的书籍、语言、节日、历史人物、明星偶像、图腾、习俗等是什么?主要通过何种渠道获得相关信息?社交媒体还是其他?”“您在社交媒体上能接收到诸如民族团结的信息吗?如何看待?”访谈人员会根据访谈对象的文化程度和语言习惯等具体情况,将上述问题转化为他们可理解的表述。考虑到尽可能提高访谈质量,访谈人员在正式与访谈对象开展深度访谈以前,先后进行了多次接触和熟悉,以建立基本的相互信任。每个访谈的时间大致为2-4小时。

(三)分析工具

工作人员对访谈全过程录音,在转录为文字稿后使用 Nvivo11 软件编码分析,最终将研究聚焦于社交媒体语境下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适应策略选择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内在机制,以及这个过程如何影响其认知、情感、态度、行为等。

四、结果分析

通过对访谈资料开放式、主题和理论编码分析,本研究试图展现社交媒体语境下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适应策略选择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内在互动关系及涵化效果。

首先,根据分析软件的词频检索结果,“微信”(773次)、“快手”(611次)、“抖音”(432次)和QQ261次)是访谈资料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社交媒体名称。微信主要用于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日常联系和朋友圈分享,而“快手”等短视频软件已成为他们休闲娱乐和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只用微信,我不认识字,微信上可以说。”“闲的时候就刷刷‘快手’,看新闻太麻烦,也不爱看。”

其次,社交媒体成为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生活、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工具。编码分析发现,31位访谈对象认为使用社交媒体有助于“工作和生活”、“认识更多的人”、“更好地适应城市”;其他8位表示“不清楚”和“没什么用”的访谈对象也经常在工作和生活中使用微信和短视频APP等。“我们公司有个群(微信群),通知事情都在里面,随时都得看,否则耽误工作。”“一起打工的也有个群,哪个地方的都有,闲的时候在里面谝尼(聊天),慢慢就熟了。”

最后,受教育程度高和互联网使用经验丰富的受众具备较好的社交媒介素养,文化适应策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总体上呈现积极态势。编码分析发现,相较于互联网接触时间3年以内和初中学历以下人群,互联网接触时间7年以上和大学本科学历以上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种类和功能更为宽泛。前者主要使用微信和快手的基本功能,如语音聊天、娱乐等;后者也使用微信,但短视频社交软件改变为抖音,除此之外,还使用QQ、微博、知乎,甚至是FacebookTwitter,使用功能也进一步扩大,如社交网络、表达情感、个人形象塑造、商业营销和“网红”努力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11个访谈对象基本认同主流社会价值观,认为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同时应该多学习先进文化,其中有8人对中华文化和民族团结表示十分赞同,有2人不置可否,没有提供明确的观点,有1人表示只愿意坚守本民族文化。“网络(社交媒体)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现在都是机不离手,接收外界信息基本上都是从那儿来的。……觉着(和大家)没什么区别。”

基于上述编码分析,本文按照文化适应策略矩阵将访谈对象进行分类,以便更加清晰地揭示不同群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交媒介涵化效果的共同性和特殊性。

(一)融合(integration——“世界很大,我也算一份”

在社交媒体语境下,融合策略是调和固有惯习与新鲜经验的必然选择,谋求幸福的最满意方案。“……(在社交媒体上)各方面都关注,其他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是值得借鉴的,但也应该保留我们传统中好的东西,这样可能更适合我。”(尕女士,27岁,硕士研究生)“会(在微信朋友圈)发些(本民族的)照片,也会发些新学哈(学到的)的东西。……有意思的,好的我就发呀!……老人们教的东西不能忘,……我也会把这些教给娃娃们的。”(马女士,33岁,私营业主)融合策略选择的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一边传承着自己的历史、信仰、习俗、价值和语言,一边努力对接这个以往没有经验过的“世界”。相关实证研究表明,融合在四种文化适应策略中相对较优,能提升学习成绩[33]和自尊[34]、获得更多的幸福感[35]“我很珍惜(本民族的)传统,……从小养育我的文化是忘不了的,但社会在发展,我喜欢生活在城市,……也喜欢手机(社交媒体),在上面学习了很多东西,……我再次回到这里就想有我自己的生活。”(云彩女士,32岁,公务员)云彩多年前在A市完成了40本科学业,按照协议返回老家成为一名公务员。虽然经常在朋友圈里倾诉着这片热土,她还是在工作几年后辞去工作来A市复习考研。云彩认为展演传统是情感流露,学习新知识是实现梦想,两者结合,自己才是完整的。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言,我们的思想和实践“不是种族和本能的产物,而导源于一个人在其中接受养育的社会。”[36]社交媒体时代,虽然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还是深深眷恋着本民族传统文化,但为了更好地全面发展和追求幸福,他们努力融合两种不同文化,自信且坚定地投身这快速变化的世界。

融合策略催生自主意识觉醒,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女性群体依然受到传统文化及核心家庭的强烈影响,却通过社交媒体获得“千载难逢”的想象机会。传统社会,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女性终日忙碌、劳作缠身,主动思考被遮蔽在口口相传的训诫之下,她们践行着“老人们的指导”,一直认为男性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是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37]在那个世界,男性控制信息权和话语权,独享公共领域,女性理所应当地被限制在家庭范围,只能关注家庭事务。[38]“我只做家里的活,看(照顾)娃娃,活多得干不完,每天也没什么时间,……家里人一般不让我出去,村里也没有其他女人出门闲逛。”(古丽女士,26岁,私营业主)5年前,古丽跟着丈夫从新疆来B市经营食品加工和零售。她告诉笔者,多年的城市生活让自己“非常震惊”,尤其是学会使用手机(微信、快手、西瓜视频)后,逐渐开始想一些以前“不是问题的问题”,并坚定地表达了努力劝服丈夫留在城市的想法。根据访谈资料编码分析,社交媒体语境下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女性是采用融合策略的代表性群体,本研究几乎所有个案对此都显现积极的态度。“(城市里的生活)和老家不能比,在老家啥都干不成,……(微信上)卖东西是和别人学的,……现在的想法肯定和以前的不一样。”(白女士,36岁,微商)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创始人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39]社交媒体为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女性桥接了单一与多元,使她们不经意闯入以前闻所未闻的广阔天地,引发思想和行为上不经意的深远改变。“客人们都用微信要货,有个买卖也在微信上联系,……开始啥都不会使,但微信可以说话(语音功能),用着用着就会了。……闲的时候看快手,有意思。城里的女人懂的也多,可以学些有用的,化妆呀,做饭呀,盘头呀,还有教着戴头巾的。……我让他(丈夫)给我发‘工资’,平时网上买东西要花钱。”(马女士,35岁,私营业主)6年前,马女士和丈夫一同来到C市,开始在老乡的商铺打工,随后向亲戚筹借到足够本钱开始自营调料摊位,目前生意红火。社会化过程造就不同社会的不同女性,社会文化系统赋予她们符合主流价值观的特定位置(地位),并期待与之印证的行为(角色)。[40]进入数字时代,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女性群体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依然十分有限,但开始透过社交媒体重新认识世界和自己,通过“觉醒”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经济能力,有条不紊地改变着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过去理所当然的规范、准则和惯习仍旧烙印于她们的生活细节,显著变化还需时日发酵,但与以往不同的新经验、新思想和新价值却无时无刻不在启发着她们的自我意识。

社交媒体语境下,融合策略激发更多良性社会行为,[41]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群里发的,闲的时候去着尼(参加活动),社区搞的,教着认字的,帮娃娃写作业的,还有教文化什么的我也不太懂,……我认的字都是在那学的,不会可以查手机,手机可以念,也可以用微信问一下别人。……比以前过得高兴……”(杨女士,35岁,无业)融合策略选择产生于跨文化心理调适能力和线上弱关系撮合线下强关系,有助于催生更多“满足感”和“幸福感”,导引个体亲社会行为。这个蜕变缓慢且不易察觉,但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却持续萌动、发展着。“……学呀,怎么不学,以前手机不会用,现在学会了……忙不过来的时候,微信上喊一哈,周围做生意的朋友们也能来帮一下……都是来城里新认识的……(市场管理机构)在手机(微信平台)上有(调查问卷),……答呢,也告诉他们我们的难处。”(努尔先生,29岁,私营业主)“……(快手账户)最高的时候有5万粉丝,现在没有那么多了,……(粉丝)越多我的生意越好……现在家里就我挣钱多……高兴呀……(社区、公益组织)活动有时也参加,慈善、捐钱什么的。”(马女士,35岁,私营业主兼快手网红)一方面,社交媒体等拓展了一个与现实平行的场域,几乎遍布各个角落,将包括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所有人都容纳进来,[42]为他们的身份认同、理解世界和自我发展提供新的资源和规则;另一方面,社交媒体是他们展演意义和表达诉求的舞台,塑造和改变着世界。在兼收并蓄的文化适应进程中,处于这种积极思想状态的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仅在经济条件上有所改观,还在文化和政治方面获益良多,同步构建了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守传统是归属和安全的心理需求,融入主流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社交媒体语境下融合策略选择的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实现了再社会化、幸福追求和中华优秀文化认同的高度统一,如此复杂的变化并不是直白、简单和孤立存在,而是映射在这个庞杂系统的各个维度。[43]

(二)趋同(assimilation——“心向往,身已至”

社交媒体时代,趋同策略是融入都市进程中谋求有利位置,打破传统社会文化资本积累藩篱的技术手段。“(从老家)出来10年了,不想回去,什么都不习惯了,……觉得跟城里人没啥区别,都在一起工作和生活……落后还是要承认的,这也是我不愿意回去的原因……看网络课程,还可以通过弹幕、留言、讨论群向大家请教和分享,……现在的手机太方便了,只要你想学点什么,基本都可以找到,不懂还能问,……要早点有手机,肯定能考个更好的大学。……(社交媒体)是离不开了,现在工作、生活和娱乐都在上面,一天没有都不行。”(多杰先生,33岁,公司职员)多杰先生因为上学初次来到A市,经历过一段孤独和苦闷的“文化休克”期,甚至考虑退学返回老家,好在随着眼界拓宽和社交圈扩大,慢慢发现城市比之乡村有很多“让人着迷”的优势,大多数人也十分友善,所以在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留在这里工作。“不想回到以前的生活,千篇一律,(老家的)生活很懒散,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老家的朋友)没什么联系,出来以后就觉得说不到一起了,慢慢也就不联系了。”(多杰先生,33岁,公司职员)在他主动展示手机时,笔者注意到其微信好友都是公司同事和城市社交圈,关注公众号也基本为主流文化内容。多杰先生选择趋同策略并不是被逼无奈或心血来潮,而是审慎思考后的郑重抉择,他的这些努力是增强社会文化资本的举措,不仅强化现有社会关系,还为拓展社交网络创造机会。[44]社会文化资本是个人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受到人们所拥有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决定性影响。由于出生条件和文化环境,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前的社会文化资本积累十分有限,但在社交媒体语境下,制约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打破,使他们有机会获得更多的类似资源。[45]与体制式文化资本(文凭、资格证书等)不同,他们在社交媒体场域中学习积累和连接互动,不断蕴蓄能力式文化资本,并将此转化成融为一体的知识、品味、教养、情商和技能等。[46]这是他们争取更优势社会位置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也是对资源分配不均的抗议和重塑权力格局的“叛逆”[47],让自己重新人格化,成为意义的再生产者[48]

趋同策略使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持续体认“外在共识和良心”,必然促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一睁眼就看手机,临睡觉还在看手机,做梦都在用手机……有离线恐慌症……生活好像已经离不开网络(社交媒体),……没有刻意去分清(网络和现实),好像也不那么重要。”(秦女士,23岁,公司职员)“现在,一种外在的共识和良心,和个人的意识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有了新的媒介以后,人们又可以储存和转换一切。”[49]马歇尔·麦克卢汉指出,新兴媒介场域如同有思想的生命体,它源于人,但是更为复杂、宏大和不可捉摸,人们时刻受其影响,已无法分清自我意识与悬浮在虚拟空间的“外在意识”。趋同策略选择的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将现实生活与虚拟世界合二为一,几乎毫不犹豫地“背离”了以往的价值和意义。他们沉浸在这种存在方式中怡然自得,认为生活本该如此,不合时宜的终将消失,顺势而为才是上上之策。“……阅兵在手机上看的,很振奋,觉得国家很强大,……看评论,觉着大家都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能逆潮流而行,……更愿意积极拥抱未来。”(杜先生,25岁,自由职业)传统社会,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活在世代接续的规则和习俗之下,这些源于社会体系和生活方式的文化差异[50]形塑了一个相对单一和封闭的意识空间,定义、左右着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社交媒体时代,一元变为多元,现实与想象连通,个人意识与“外部良心”相互转换,最终不分彼此,以前的“因循守旧”已成为过去,现在的存在才是全部意义。“……导弹呀,飞机呀,当兵的什么的,看起来很带劲……喜欢看打日本鬼子的片子(电视剧),……弹幕也特别搞笑,那里都说了中国人必须团结,否则就要受欺负,……以前不懂,但现在手机上都有。”(金先生,38岁,劳务工作)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对接个体精神与外界共识的过程中进行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可以说,这是一场毫无争议的“储存和转换”,人们从来都在感知外与内的异同,从来都在向更大“引力”运动。“我们依然是我们,但我们一直是在不断成为我们的路上。”

(三)区隔(Separation——徘徊在“平行社会”的孤独

网缘替代地缘,选择区隔策略的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血缘和族缘的基础上,超越时空限制,构筑了“私密”又“共有”的“想象家园”。“除了家里的群,只有一个群,都是自己人,……不全是老乡,哪个地方的都有,……都是一起的啥,一样的(文化),有啥想说的就在这里说,……其他的群加过,但是没多长时间就退了,感觉什么都不一样,说不到一起,……不愿意和其他人讲(接触)。”(杨先生,39岁,流动摊贩)从进化论意义上,人类在与其他物种的残酷竞争中,不得不进化出面对危险的快速反应能力,形成了偏爱“熟悉”、厌恶“陌生”的脑部结构。从社会心理学意义上,个体谋求“安全感”,基于此,“必须”与多数人保持一致,被“从众心理”左右。在融入城市进程中,一部分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受到族群文化的强大约束,不假思索地选择了熟悉和一致,徘徊在“陌生”之外。他们坚守血缘和族缘,用虚拟场域“绑定”替代地理亲密感,构筑了比传统意义上更加广阔和牢固的“共有家园”。这是一类在主流之中又游离之外的“精神流浪者”,是超越时空的数字化离散群体。“……(老家的长辈们)不会用(社交媒体),群里主要是(本民族)出来上学和工作的,有原来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群里)我们用自己的语言……会发(老家的)照片,节日庆典呀,婚丧嫁娶等等……在这个群交流感觉就像家里一样……(和同学)接触,但仅局限在必要的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交流。”(金先生,27岁,硕士研究生)由于情感飘荡在现实生活之上,他们通过社交媒体组建自我维持系统,努力回归“本色”,吸引着有共同之处的个体加入其中,[51]并保持足以抵消文化不适感的相互倾诉。他们将共同利益与共同经验、共同记忆和共同情感糅合,不断强化族群内同一性时凸显与其他族群的殊异,这是“想象家园”得以延续的基础,也是集体意志对成员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指导和规约。

社交媒体语境下,归属是孤独者的“救命稻草”,信任是想象家园的通行证,这些要素使得部分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形成新的身份认同和认同感”,[52]却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所“忽略”。“……(其他民族的人)说的我听不懂,我说的他们也听不懂,(交往)不舒服,也不想(去接触),……朋友圈和群里(基本)都是我们那里的人,很熟悉的人,……还是觉得自己人相信一点啥,……(社交媒体)看的呀,只看我们那里的人和事,别的不爱看,……看着那些(短视频),很想家,很想回去。”(热女士,36岁,无业)多年前,大卫·梅斯特(David Maister)等学者提出了信任公式[信任(Trust)=信度(Credibility×可靠性(Reliability×亲密度(Intimacy÷自我意识强度(selforientation][53],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关系的内在结构。选择区隔策略的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于共同文化渊源和生存经验的亲近、可靠和相信,在专属虚拟空间中操演着共同仪式、庆典和集会,不断加固其“想象家园”。“……群里的在过节的时候会聚一哈(聚会),大人娃娃都去,平时就我们男人随便坐一哈(聚会),……我们的群里有管事的,有个啥事都是他招呼大家的,……没有外人(其他民族的人),……(我们)只过自己的节(日),其他的不过。”(李先生,33岁,劳务人员)线上亲密连接线下交往[54],社交媒体场域中不断生长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使他们体悟着集体影响并为融合而心生满足[55],与此同时引发更多现实联络,进一步加强虚拟社区认同。智能化议程设置为他们的想象提供“灵感”,却事实上“淡化”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漫不经心”下为形成“平行社会”创造条件。由此,区隔策略选择的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寻觅心灵归处时“没入”先进科技和商业利益纠结下的迷雾,浑然不知或逐渐忘却“专享社区”外还有更大的意义存在。

(四)边缘化(marginalization——“溺水”于廉价内容汪洋

边缘化策略选择是遭遇“文化休克”时的愤懑和挣扎,抗议被资本权力垄断的“精致资源”和“优越感受”。“不出去,除了去铺子里干活,……刷快手,搞笑的,打发时间……不喜欢和城里人交往,他们看不起人……爱玩(手机)游戏,我们有一个战队,大家都是兄弟……不主动联系,都是家里打来的,也没什么好说的,说了他们(家里长辈)也不懂。”(艾先生,20岁、劳务人员)一则,初来城市工作、生活的部分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缺乏必要的技术和经验去应对纷至沓来的各种压力;二则,触手可及的社交媒体为宣泄各种情绪、逃避现实和沉溺自我提供便易。在这种特殊情境下,他们既放弃了“那些惯常、重复和习以为常的经验、信仰和实践”,[56]也不愿意妥协于“不亲切、不友好、没有共同语言”的主流文化。

他们对不属于自己的“精致资源”嗤之以鼻,熟视无睹近在眼前的巨大变化,以“狂欢式”自娱自乐嘲讽着有优越感的人们。“发呀,有时候拍些打工时候的事,有意思的啥,……也会发些平时的视频,跳舞的呀,外边玩的,……和我一起来的,现在都又不打工了,专门拍视频赚钱呢,我们看着好啥……也不是那么好赚……特别好的(视频)我有时候会打赏。…不喜欢(较严肃的文化产品),做作死喽。”(汪先生,25岁,劳务人员)社交媒体时代,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创作了海量经过简单、非专业修改和挪用的低质量图像、视频[劣质图像(Poor Image],这些“作品”迅速扩散、产生共鸣、引发舆论,成为有效连接草根阶层、抵抗资本权力和精英文化的神奇力量。[57]他们对“优质图像”鞭长莫及,只好紧紧抓住社交媒体机会,尽情在展演和宣示中体验生命意义,创造了一种“参与文化”。[58]

媒介素养较低的社交媒体用户不经意向个性化算法泄露隐私,在深陷美妙体验中将“灵魂”拱手相让。“……时间过得太快了,一会就几个小时过去,(浏览短视频)放不下手,……爱看,都是我爱看的,要不怎么能刷那么长时间,我有空就刷,……有时候刷到半夜,都忘了睡觉。”(吴先生,22岁,公司职员)个性化算法给人们精心制造了一座“信息茧房”,使“人们只听他们选择和愉悦他们的东西,”[59]在受众的“放纵”与后真相化的“你来我往”中,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已不知为何物。“现在的(社交媒体)太好用了,……你收到的都是你需要的,……没有觉得不好……不太关心其他(不同观点),平时也很少看到,……想那些也没用,还不如过好每一天。”(王女士,19岁,大学生)某种意义上,个性化算法支持下的“定制化”信息分发更像是一个“想象陷阱”,它使受众远离客观真实,置身于“空中楼阁”而不自觉。

在缥缈梦幻中沉沦的部分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逐步丧失深度思考能力,无力构建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内的任何积极思想。“……上网(玩手游和刷短视频)的时候最开心,……没想过其他事情,基本不和别人交往,也没时间和老乡们走动,……没什么意思,大家各有各的活法……以后的事没想过,也懒得想……这样好不好不知道……”(张先生,25岁,务工人员)正如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在《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那样:“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60]“压榨”需求的高新技术帮助下,他们迅速迷失在欲望和感官刺激的海洋之中,不加分辨地丢弃了过去,也无力接受未来,及时行乐成为人生圭臬,任何有积极意义的思考都变得没有意义。最初,这只是缓解文化环境巨变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但慢慢地他们深陷这种逃避的生活方式,放弃了一切利己或利他的探索,更谈不上斟酌事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旨趣。

五、结语

社交媒体时代的本质是人与人连接的机会和效率得到极大提升,引发传统社会结构分崩离析进而重塑社会意识,推动人类存在方式发生全方位深刻变革。普遍应用社交媒体意味着现实生活之外出现了一个广泛无边际、充满可能性的虚拟场域,创造了以往无法想象的个体发展机会和社会参与模式,促成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由量变走向质变。马歇尔·麦克卢汉曾经指出“媒介是人的延伸”[61],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和物质文明都是人的延伸,媒介扩展了创新思想和探讨生命意义的可能性,而社交媒体是这个庞大集合中最具灵性的部分。

在技术层面上,社交媒体语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涵化出现史无前例的机会,“内容”和“策略”将是人类学、传播学、心理学和大数据科学交叉视角下的研究重点。当前,社交媒体成为工作、学习、休闲等不同场景的“统治性力量”,持续重塑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故此,如何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提升“内容”质量和改进“策略”,取得受众信任进而“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成为我们进行跨学科研究的目的。这不仅需要自下而上地剖析不同族群文化,还必须实证研究社交媒体环境下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社会化心理机制,最后制定出不同族群(文化)的社交媒介涵化策略。

在伦理层面上,社交媒体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涵化不仅要回答“我们应该是谁?”还不断追问着“我们如何追求幸福?”时至今日,人类社会被淹没在数据的海洋之中。我们享受由此而来的便利,也被数字化圆形监狱拘禁。[62]在社交媒体场域,这种态势进一步发展,它“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指导”我们的思维和行为,甚至“决定我们的生存”。[63]从积极心理学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交媒体涵化是通过干预帮助人们以更加主动和乐观的心态融入社会。在寻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候,我们需要用道德和法制规范涵化策略,由此而来的幸福才是真实的、持久的和温馨的。这也许是我们今后需要大加关注的领域。

 

注释:

①心理学家John W. Berry在《移民、涵化和适应》一文中提出多元社会中二维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策略矩阵,横坐标为文化保持(Cultural Maintenance)意愿,纵坐标为交往和参与(Contact and Participation)意愿,将文化适应策略划分为4种:融合(Integration),即对两种不同文化的认同;趋同(Assimilation),即为了与其他文化保持互动而放弃自身文化;区隔(Separation),即保持自身文化而放弃与其他文化互动;非主流化(Marginalization),即由于歧视、排斥等原因,导致自身文化丢失和拒绝与异文化交往。 John W. Berry,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1997,46(1).5-29.

 

参考文献:

[1] Quest Mobile.社交+场景洞察报告[EB/OL].http://www.questmobile.com.cn/research/report-new/19.

[2]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1.

[3]尤中.宋朝以后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演变续论[J].云南社会科学,1991(2).

[4]严庆.本体与意识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3).

[5]冯天瑜.中华民族的成词及定格[J].地域文化研究,2019(4).

[6]沈桂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核心理念[N].中国民族报,2018-06-15.

[7]陈连开.中华民族之含义及形成史的分期[J].社会科学战线,1996(4):44.

[8]青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J].民族研究,2018(6).

[9]马戎.加快创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J].经济导刊,2014(6).

[10]青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和意义[N].中国民族报,2019-09-10.

[11]麻国庆.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J].民族研究,2017(6).

[12] Kim, Y.Y. Ideology, identity,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 analysis of differing academic concep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J].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2007(3):237-243.

[13] Marcos, 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Native Heritage in Murals: A Case Study of Chemainus, British Columbia [J]. The Northwes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3(1):19-71.

[14] Moriizumi, S. Constructing multifaceted 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Beyond dichotomization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J]. China Media Research, 2011(2):17-20.

[15][英]乔治·拉雷恩.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M].戴从容,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221.

[16] Clifford, J. Taking identity politics seriously: The contradictory, stony Ground [M]. London: Verso,2000.90-120.

[17] Hall, S.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1990.220-250.

[18][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M].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9] Sen, A.K. Reason before identit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0] Gerbner, G., Gross, L., Morgan, M., Signorielli, N., & Shanahan, J. Growing up with television: Cultivation processes [M].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2002.

[21][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22] Hecht, M.L., Collier, M ·J·, & Ribeau,S. A.,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cation: Ethnic identity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M].Newbury Park,1993.

[23] Collier, M.J. Theorizing cultural identifications: Critical updates and continuing evolution [J]. 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05.

[24][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4.

[25] Urban, E.L & Orbe, M.P. Identity Gaps of Contemporary U.S. Immigrants: Acknowledging Divergent Communicative Experiences [J]. Communication Studies,2010(3):304-320.

[26] Myria Georgiou. Diaspora in the Digital Era: Minorities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 [J]. Journal on Ethnopolitics and Minority Issues in Europe, 2013(4):70-119.

[27] Ball-Rokeach, S.J., De Fleur, M.L. A dependency model of mass-media effects [J].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76(1):3-21.

[28] Zhang, S., Jiang, H. and Carroll, J.M. Babel or Great Wall: Social Media Use among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In Proc. of the 3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sign of Communication (SIGDOC’12) [C]. ACM Press, 2012.

[29]石长顺,周莉.新媒体语境下涵化理论的模式转变[J].国际新闻界,2008(6).

[30]王晓华.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及直接经验的议程设置与涵化效果——以深圳的社会治安议题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3).

[31]卢春天,赵云泽,张志坚.论教育程度和媒介涵化对社会公平感的塑造[J].现代传播,2017(12).

[32]姬广绪.城乡文化拼接视域下的“快手”——基于青海土族青年移动互联网实践的考察[J].民族研究,2018,(4).

[33] Berry, J.W., Phinney, J.S., Sam, D.L., & Vedder, P. Immigrant youth: Acculturation, identity, and adaptation [J].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2006(3):280-350.

[34] John W. Berry and Colette Sabatier, C. Acculturation, discrimination and adaptation among second generation immigrant youth in Montreal and Pari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2009(3):191-207.

[35] Scottham, K.M., & Dias, R.H. Acculturative strategies and the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of Brazilian migrants to Japan [J]. Ident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y and Research,2010(4):280-316.

[36][美]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M].周晓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4.

[37] E.E. Evans-Pritchard, 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Primitives Societies and Other Essay in Social Anthropology [J].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td, 1966(2):220.

[38] Michelle Z.Rosaldo,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A theoretical overview,” in M.Z. Rosaldo and L.Lamphereeds.,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76.

[39][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09.

[40] Ralph Linton, The Study of Man: An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 Company,1936:114.

[41] Schwartz, S., Zamboanga, B., & Jarvis, L.H.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accultur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research [J]. American Psychologist,2010(4):221-266.

[42][美]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M].刘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41.

43][美]特德·C·卢埃林.妇女与权力[J].何国强,张婧璞,译.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44] Young, K. Socialties,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Facebook experien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2011(1):20-34.

[45] Thornton S. Club Cultures: Music and Subcultural Capital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5.

[46][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47] Woolcock, M. The place of social capital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and economic outcomes [J].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cy Research,2001(1):1-17.

[48][美]约翰·费斯科.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49][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78.

[50][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M].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1.

[51] H. Rheingold.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M]. Reading, Addison Wesley,1993.

[52] A. Blanchard, M. Lynne Markus. Sense of Virtual Community-Maintaining the Experience of Belonging [J]. the 35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2002(2).

[53][美]克里斯·布洛根,朱利恩·史密斯.信任代理[M].北京: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万卷出版公司,2011:73.

[54] GildeZúiga, H., Jung, N., & Valenzuela, S. Social media use for news and individuals social capital, civic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12(17):319-336.

[55] McMillan, Chavis. Sense of community: A definition and theory [J].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1986(1):6-23.

[56][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 [M].杨渝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7.

[57] Hito Steyerl. In Defense of the poor image [J]. E-flux Journal,2009(11):1-6.

[58][美]亨利·詹金斯等.参与的胜利:网络时代的参与文化[M].高芳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185.

[59][美]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M].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

[60][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

[61][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82.

[62][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时代的取舍之道[M].袁杰,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63][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

 

Perspective and Imagination--Social Media Acculturation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wareness among the Northwest Minority Floating Population

Li Juan

 

Abstract: In the era of social medi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wareness among the Northwest minority floating population presents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is study, 39 interviewees were selected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coding analysis by Nvivo11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On the whole, social media has played a very positive role in their integration into mainstream culture. The groups selected by integration and assimilation strategies showed a positive tren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wareness due to their optimistic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behaviors. Due to the conservative and relatively close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 pattern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wareness is still facing some difficulties.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wareness; social media; acculturation; floating minority population

 

责任编辑: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