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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向度

作者:朱德全 曾欢来源:《教育研究与实验》2019年第6期

 

要:服务新时代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是职业教育助力脱贫攻坚功能的彰显。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要以职业教育为纽带,通过引入政治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整合制度要素、市场要素、文化要素之间的循环互动关系,构建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的联动机制,进而塑造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支持系统。其中,政治空间、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是落实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要载体。各空间相互作用促使制度要素、市场要素和文化要素不断交互重组,形成政府、企业、职业院校在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空间上的社会空间结构类型、资源区域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多核联动的空间结构模式,由此产生空间关联效应、空间集聚效应和空间扩散效应的资源配置过程。为避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中产生负向空间效应所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应协调职业教育在城、乡之间的空间分配,促进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文化链建构,协调政、校、企空间,助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组织链形成和供应链优化。

关键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乡村文化振兴;空间向度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在于谋长远、补短板、促改革、强实力、求实效[1]。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教育、科技等发展滞后、自然生态环境脆弱与贫困伴生,是乡村振兴战略谋长远、补短板、促改革的主阵地和攻坚区。由民族地区历史悠久、人居和谐、山水融合的古村落、古民居形构的乡村农耕文化和特色村寨文化,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点。而没有民族文化的乡村振兴只能是“物质的堆砌”,将丧失民族村落存续的文化之根[2]。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表现为深入挖掘民族地区乡村文化资源,积极赋能乡村文化资源,努力提升乡村文化资源价值。而“挖掘”“赋能”“提升”等实践,需要原住居民的积极参与,维系物质与人文的相互依存关系,实现富有人情味的可持续乡村文化振兴。因此,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培育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和民族民间文化的创意性人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所具有的“民族性”,使其能够真正面向民族地区、深度融入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充分观照民族地区人的特殊需求、盘活民族地区文化资源、改善民族地区乡村环境、提升民族地区乡村价值、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如何优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路径,成为职业教育发展中备受关注的热点议题。

关于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研究,有着诸多不同的见解。佛朝晖等人从政策层面,提出应树立以提升服务能力的政策目标,建立“1+N”的政策体系[3]。曾阳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强调应处理好“县域”“他域”“职教”“普教”、投入和回报以及效率和公平等四个关系[4]。张旭刚从思维方式转变视角,注重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实践;破解关键环节难题,提升服务能力水平;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体系;发挥政府“元治理”主体作用,极参与,维系物质与人文的相互依存关系,实现富有人情味的可持续乡村文化振兴。因此,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培育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和民族民间文化的创意性人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所具有的“民族性”,使其能够真正面向民族地区、深度融入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充分观照民族地区人的特殊需求、盘活民族地区文化资源、改善民族地区乡村环境、提升民族构建多元协同参与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新格局[5]。巩红冬等人运用空间正义理论,阐释民族文化传承由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形塑的空间的特殊性决定,主张对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空间不正义因素、调整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空间生产方式、重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形塑的空间[6]。然而笔者认为民族地区作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特殊承载空间,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外在性空间功能和体验性空间功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需要以具体的空间承载为支撑,作用于一定的空间结构,从而产生相应的正空间效应,再因负空间效应对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中的服务空间进行空间协调,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目前,基于空间理论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研究着墨不多。因此,本文从空间理论视角,试图厘清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承载、空间结构、空间效应、空间协调,明确现阶段以及未来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向,提高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性,并为如何优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策略提供实践和理论支撑。

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理论分析框架

新文化地理学者段义孚认为空间是动态的[7],因功能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空间的外在性功能来看,空间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物质场所,如城市、乡村、民族地区;从空间的体验性功能来看,空间涉及物质性、社会性、文化性等诸多方面,其表现形式从地理空间渗透到社会空间,最后进入到文化空间[8]。因此,空间既是简单的地理背景,也可以被赋予一定的意义元素,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叙事表达。就空间类型而言,雷尔夫把空间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依据人身体所处的位置形成的使用“空间”;第二种是根据人的意向形成的观察空间;第三种是由文化结构和人的观念形成的充满社会意义的空间;第四种是抽象构筑空间关系的模式[9]。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并非在某单一类型的空间内进行,而是基于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活动与民族地区的关系来确定。具体而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需要使用民族地区这一空间,职业院校根据乡村文化振兴需要,结合民族地区所特有的地理景观和文化景观以及地理景观和文化景观所反映的民族观念组合到乡村文化振兴要素中,尝试将民族地区内部的各空间纳入到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中,重新构筑新的服务空间。这样的服务空间包含的基本概念有:空间承载、空间结构、空间效应、空间协调(图1所示)。

1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理论分析框架

职业教育作为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的服务支点,以政治空间为依托,以文化空间为切入点,由点及面带动经济空间,从而构成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承载,演绎着职业教育对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服务功能。政治空间、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是相互交织重叠的嵌套形态,强化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对乡村文化振兴的服务功能。在地理空间上,政治空间中的制度要素、经济空间中的市场要素、文化空间中的文化要素的空间流动能够将分布在民族地区内部不同空间的制度资源、资金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有机集聚,形成政府、企业、职业院校在乡村文化振兴服务空间上的社会空间结构类型、资源区域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多核联动的空间结构模式,由此产生空间关联效应、空间集聚效应和空间扩散效应的资源配置过程。然而,各空间的优势资源一味向某个中心集聚或扩散,就会产生“抱团式”资源集聚效应,一定程度导致资源的分配不均,从而不利于生发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正向空间循环效应,这就需要协调职业教育在城、乡的空间分配,促进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文化链建构,协调政、校、企空间,助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组织链形成和供应链优化。

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承载

空间的各个层面均是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派生出来的产物[10]。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服务,归根结底是人的服务。因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服务空间也是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派生出来的产物。其中,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的政策要素和组织治理要素构成政治空间;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以聚落为中心的经济活动、经济联系产生经济空间;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物质层面的人文环境要素和精神层面的人文环境要素构成文化空间,不同空间类型在乡村振兴活动中的空间交互,构成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承载。

(一)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政治空间承载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是对地方伦理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融合,内含丰富的文化实践活动,这些文化实践活动需要政府的配套政策支持,承载着重要的政治表征与教化功能[11]。这就意味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需要依赖一定的政治空间要素,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地方政府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建立配套政策。结合《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要求,扶贫开发办公室、文化和旅游厅、教育厅、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共同制定职业教育扶贫攻坚、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文化产业经营培训等能够促进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配套政策。基于政治空间的政策要素,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中有政策支撑,有章法可循。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普通村民参与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制度支撑,营造良好的村民自治环境。村民自治是依据共同的价值权威和认知判断构成的村民自我管理体系。作为一项“嵌入”的外部性制度进入乡村,村民自治必然要在一定的乡村文化环境中生长[12]。由地域和民俗带来的乡土文化和民族地区宗教信仰形成的文化积习对村民自治有着积极和阻碍作用。其中,村民自治制度与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相契合,能够强化村民对乡村农耕文化和村寨特色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助推乡村文化繁荣,促进乡村文化振兴;传统乡村文化中有违背村民自治原则精神的消极因素,使村民自治成为家族自治,一定程度阻碍有效乡村治理。为此,政府应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明确村民自治的权利与义务,促进乡村主流政治话语在乡村的表达与贯彻。在此空间的组织治理要素下,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内核,培育受教育者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反对民族分裂、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另一方面,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培养德技双修的技术技能人才。

(二)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经济空间承载

新时代下,文化就是生产力。虽然文化资源本身仅是民族地区发展可以凭借的基础性资源,但是如果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源的功能属性就会充分发挥,就能为地区发展提供动力。而文化产业是推动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实现民族地区文化繁荣发展的关键[13]。通常,文化产业振兴作为一种文化行为,需要在相应的经济空间中进行。同理,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一种文化行为,仍需要经济空间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提供载体。当然,经济空间要素不同,所满足的文化活动也会不同。这就意味着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一种文化活动需要依赖一定的经济空间要素。

其一,自然资源是经济空间的物质基础。自然资源是具有某种特殊功能的自然物质,其功能是行为主体根据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的需要开发创造出来的。这就意味着自然资源是依赖于行为主体开发利用自然的科学技术手段而存在。因此,当把乡村文化振兴作为文化活动,把职业教育作为乡村文化振兴主体时,职业教育需要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还要提高受教育者对自然资源的认知与利用水平。

其二,劳动力是经济空间的人力基础。劳动力是经济活动区位条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其中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对乡村文化振兴具有重要作用。乡村文化振兴有赖于新技术、新文化产品和新文化服务,这些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的研发,又依赖于具有研发能力和职业道德的高素质人才。只有这样,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才能有信誉、文化产业才能形成良好的经济运行与发展态势。因此,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实则是在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输送留得下、靠得住、用得上的农牧科技明白人、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和创业人才。

其三,文化产业是经济空间的实体表征。文化产业不是存在于真空中,其生存和发展与周围环境有着密切关联。倘若某一民族地区有着适应乡村文化产业生存与发展的土壤,乡村文化产业自然会在此落地生根,并不断发展壮大。这里的“土壤”就包括市场环境中的市场特点、市场潜力等。因此,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能够关注外部文化市场:一方面,了解民族文化产业市场的特点与变化,确定文化产业的经济空间特征和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了解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挖掘文化产业在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市场潜力,寻求并扎根于乡村文化产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三)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文化空间承载

在文化空间格局中,文化特质与文化情结一同造就了人文-文化-景观,勾画出文化区,并区分出文化族群[14]。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是对传统乡村文化中仍具有时代价值和生命力的文化因子进行挖掘、传承与弘扬。因此,作为一种文化行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占据一定的空间位置,这种空间位置包括形式文化区、功能文化区和感性文化区[15]

其一,形式文化区是在一种自然状态下形成的,由一种或多种相互联系的文化特征所分布的地域范围,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依存地方物理空间,此物理空间呈现出具有一致性文化特征的地域范围,是物理意义上容纳地方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容器。如果没有民族地区的形式文化区为地方职业教育活动提供物理空间,就不存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这一称谓,遑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

其二,功能文化区是一种非自然状态下形成的,受政治、经济或其他社会功能影响的文化特质所分布的空间区域[16]。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不仅具有人才培养的功能,同时还需要传承发扬地方民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文化。而地方文化资源的生命力正是需要地方职业教育在民族地区这一物理空间内所提供的环境资源条件下才能激活。这就意味着地方职业教育不能脱域地方民族文化语境,将功能文化区中所独有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工艺文化资源、建筑文化资源、饮食文化资源、服饰文化资源等作为设置专业的依据,培养能活态传承当地民族文化的文化创意性人才。

其三,感性文化区是人们对于文化区域的一种感性认识。当这种主观的感性认识投射到外部的形式文化区时,原先看似客观的物理空间得到了升华,富有了精神的意涵,而此时的感性文化区是被人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所体验到的心理空间。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不仅要在文化创新能力上培养人,还要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上培养人,只有拥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人,才愿意为当地民族特色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出力。

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结构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结构,是指各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文化振兴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状态和组合形式。在地理空间上,政治空间中的制度要素、经济空间中的市场要素、文化空间中的文化要素的空间流动,体现了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组织形式,各空间中各要素之间的空间流动能够将分布在民族地区内部不同区域的制度资源、资金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有机集聚,克服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距离约束,推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进程。

(一)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结构类型

通常,空间结构包含物理空间结构、生态空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结构等类型[17]。新时代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要以职业教育为纽带,通过引入政治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整合制度要素、市场要素、文化要素之间的循环互动关系,构建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的联动机制,进而塑造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支持系统。各空间相互作用,促使各空间资源要素交互重组,构成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社会空间结构。这种社会空间结构反映的是由职业教育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所形成的服务空间,实现的是借助政治空间的制度要素、经济空间的市场要素和文化空间的文化要素所形成的职业教育资源的整合,从而有效服务乡村文化振兴。职业教育资源整合主要整合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中的政策资源、市场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管理资源和信息资源等,使各资源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实现职业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的同时,带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

当然,要提高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资源整合效度,就需要职业院校与政府、企业、其他职业院校之间处理好邻里关系。结合地缘关系与交往关系两类视角,存在“只是邻里”“真正邻里”的区别,前者指地理上的空间关系,彼此无来往无联系,后者指即使是凑巧而居成为邻,但是来往密切[18]。从这个意义上,职业院校与政府、企业、其他职业院校之间的邻里关系,是以地缘为基础、通过密切交往互动形成的校政关系、校企关系和校际关系。民族地区政府、企业、职业院校以及各职业院校间的空间异质性,有利于政府、企业、职业院校以及各职业院校邻里关系的建立。这种异质性主要表现在职业院校与政府、企业以及各职业院校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服务资源的差异性,促进了服务资源的空间互动和空间整合,有利于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共同整合政府政策资源、企业市场资源和其他职业院校优势资源,合力培育有利于乡村文化振兴的多元人才。

(二)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结构特征

通常,空间结构强调空间组织及其带来的空间分布。在这个意义上,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结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组织表现为民族地区各空间优势资源的空间流动。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人流、信息流、技术流等在民族地区各职业院校中快速流动,传统的“地域空间”“逻辑受到冲击”,空间以“流”的形式出现,民族地区各空间资源的流动空间开始浮现。“流动空间”是信息技术范式衍生出的新的空间形式,它以网络空间为核心,同时包括网络空间延展出来的社会实践空间,是一个包含间性的空间形态[19]。基于此,民族地区各空间资源的流动主要体现为三个层次:

其一,职业院校在使用移动网络的社会实践中与政府、企业、其他职业院校产生了联结线上与线下的交互行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有效服务乡村文化振兴,需要民族地区职业院校与政府、企业、其他职业院校合力形成乡村文化振兴的服务共同体。这种服务共同体的形成,不仅需要职业院校借助各种移动设备提供的虚拟网络空间和民族地区提供的地域空间,引进政府政策资源、企业市场资源和其他职业院校的优势资源,也需要职业院校向政府输出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实效信息、向企业输出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可用人才、向其他职业院校输出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技术资源,从而构成各职业院校中的信息流、人流、技术流的空间流动。其二,“流动”是民族地区政府、企业、各职业院校流动空间运行的传播意义表征,其流动空间是社会实践的时间结晶体,能够产生具有资源传播意义的活动,是振兴乡村文化的载体。其三,流动中的“整合”是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根据乡村文化振兴需求和自身办学特点,对人流、信息流和技术流进行拼接和组合,从而产生有利于文化主体培养的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和技术资源,形成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较为稳定的关系逻辑。

另一方面,伴随着民族地区各空间优势资源的流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分布,表现为政府、企业、职业院校在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空间上的区域集聚。这种区域集聚得益于集聚动态外部性,便利了各职业院校之间政策资源、市场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转移。而按集聚的动态外部性是否来源于同一类型的职业院校,可将集聚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同一类型职业院校间所形成的专业化集聚,实则是“强-联合,将各自类似的优势资源进行空间整合,便利了同一类型职业院校在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中培养出同一技术类型的文化主体;一类是不同类型职业院校间所形成的多样化集聚,实则是“强-互补,不同类型职业院校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在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中培养出多元文化主体。

(三)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结构模式

乡村区域发展的外生-内生混合学说认为,乡村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编织过程,在这个网络中的资源是可流动的,且发展力量由相互影响的地方力量和外部力量组合而成[20]。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不能只依靠乡村遗产(自然环境、民族风情等),还需要各职业院校与政府、企业合力,形成乡村文化振兴共同体。要提高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性,就需要民族地区各职业院校主动将政治空间的主体(政府)、经济空间的主体(文化及其相关企业)、文化空间的主体(新型职业农民)纳入到乡村文化振兴的服务空间中,构筑一条长期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服务链。各服务链既独立运行又彼此关联,由此形成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多核联动空间结构模式。在制度资源、市场资源、文化资源共享的情况下,各服务链会自发向外界扩展,一是为了获得外源政策支持,二是为了获取更多信息以确保乡村文化的市场地位,三是为了吸收技术技能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以往独立运行的服务链会自发与其他相似的服务链产生关联,进而形成相互影响的服务网络。在服务网络中,服务链之间的联系可以发生在供给链上任何一个节点(或政府、或企业、或职业院校),各节点为了服务乡村文化振兴,可能会在集群区中寻找其他服务链中最佳的节点进行嵌入,也可能经过对比之后与其他节点进行多方博弈。因此,在供给网络中,民族地区职业院校都会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与政府和企业构筑新的服务关系,以提升对乡村文化振兴的服务效能。因此,多核联动空间结构模式改变了以往过分突出政府或企业或核心职业院校的单一服务模式,在对各职业院校重新定位基础上,强调职业院校与政府、企业的空间互动,使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中向多核联动式发展,使职业教育成为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活跃主体。

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效应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效应是建立在政治空间中的制度资源、经济空间中的市场资源、文化空间中的文化资源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促使各空间资源要素进行空间流动和不断重组,构成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社会空间结构类型、资源区域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多核联动的空间结构模式,由此产生空间关联效应、空间集聚效应和空间扩散效应的资源配置过程。

(一)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关联效应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存在的空间关联效应主要包括需求层面的空间关联和供给层面的空间关联。从需求层面的空间关联来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一方面满足地方职业院校特色办学需求和特色发展需求,另一方面满足本族乡村文化活态延续需求;从供给层面的空间关联来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为本族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供给。而无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关联,实则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与区域内部政治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中各空间环境的耦合,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与政治环境耦合。一方面,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民族地区客观存在的政治风险在一定程度影响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21],而具备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会对社会存在的不和谐因素感觉到紧张,会从内心深处渴望团结、和谐的美好社会环境,会对传承和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产生自觉、自发行为[22]。因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将传统优秀伦理文化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合,将乡村文化中的“乡风、家风、民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融入课堂教学中,培养向上向善、厚德仁爱、勤劳勇敢的文化人。另一方面,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推进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表征为民族地区的乡民们拥有很强的文化认同感、参与感、获得感,心往乡村文化振兴处想,劲往乡村文化振兴处使,积极参与职业培训,提升自身的技术技能,不断赋予乡村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使本族乡村文化基因与城市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其二,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与市场环境耦合。市场环境是影响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一系列外部因素,主要由市场自然地理环境、市场社会文化环境、市场竞争环境和技术环境构成。具体而言,市场自然地理环境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海拔高度、温度和湿度等,作用于文化产品的功能与效果;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市场社会文化环境提供一定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和传统风俗,以此培养受教育者民族性格、规范受教育者文化行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市场竞争环境提供市场资源,促进文化振兴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乡村文化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需要技术环境提供技术支持,不断改造和创新文化产业,使文化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和规格有新的飞跃,给城乡文化企业带来新的市场机会。当然,不利的市场环境也会制约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与市场环境的耦合。

其三,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环境耦合。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是在不断改造地方生态环境和优化地方文化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进行的。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借助地方文化景观发展特色职业教育,培养地方文化主体,以此不断改造地方生态环境和优化地方文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也有可能制约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因此,地方文化生态环境对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地理空间和生态资源的同时,也会对乡村文化振兴产生约束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反映了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环境的耦合。

(二)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集聚效应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集聚效应产生于空间资源流动与集聚,受力于政策优势、市场优势和文化资源禀赋优势,表征为资源集聚的合作效应和服务质量提升效应。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与政治空间中的政治环境、经济空间中的市场环境、文化空间中的文化环境耦合,使得制度要素、市场要素、文化要素进行空间自由流动与不断聚合,形成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所需的政策资源、资本资源、文化资源的动态流动和空间集聚。受政策资源优势驱动,《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意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政策支撑和制度保障。受资本资源优势驱动,引入市场机制,实施乡村文化产业化经营模式,促进文化资源经济化,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新思路。受区域文化资源禀赋优势驱动,民族地区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具有先天自然竞争力,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文化资源。

在政策优势、资本优势和文化资源禀赋优势的驱动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中产生了空间集聚效应,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空间集聚的合作效应。随着各空间资源集聚规模的扩大,其集聚效益也将不断增强,如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越来越受到当地民族文化及相关产业经营者的肯定,从而吸引政府高度重视各空间资源要素的流动,并不断推出相应的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和企业积极服务乡村文化振兴;吸引企业借助市场的“无形之手”积极推进各空间资源要素的流动,为职业院校提供人才需求信息和技术支持;吸引职业院校将政治空间中的制度要素、经济空间中的市场要素和文化空间中的文化要素整合为有利于培养服务于乡村文化振兴的文化主体的教育资源,并通过与乡民、企业在临近空间内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信息反馈和相互学习,合力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另一方面,空间集聚的服务质量提升效应。各空间资源集聚所带来的合作效应,有利于优势资源在职业院校集聚,也有利于职业院校培养的乡村文化振兴人才向民族地区集聚,从而提高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服务水平。所带来的效益是职业教育培养的新型职业农民,能够用知识、技术武装自己,自愿投入到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中并获得经济利益,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乡民主动参与职业培训,提升自身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技术技能,做大做强民族文化及相关产业。

(三)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扩散效应

从地理学角度来看,扩散是一种观念、技术或其他人类文化特征等进行空间传播或转移的过程。空间扩散是指由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等各种“流”不断运动,在特定的空间中从源生地产生,经过若干时间后扩散到承受者身上的趋向和过程。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借助政治空间的政策优势、经济空间的市场优势和文化空间的文化优势,将开发的农业技术、挖掘的乡村文化、规划的乡村旅游市场营销策略,作为培育服务地方乡村文化的农业经营人才和文化创业人才的重要教育内容,以此提高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实效,创造乡村文化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使职业院校与其周围的政治空间、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产生“位势差”。为了消除这种差异,一方面,职业院校向外输送能够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各类人才,以此扩散和传播农业技术、乡村文化和乡村旅游市场营销策略;另一方面,属于同一民族区域的临近城市和职业院校为消除差异,积极学习、模仿和借鉴,从而促进农业技术、乡村文化和乡村旅游市场营销策略在临近区域扩散和传播。因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扩散,主要通过技术转让、信息交流、人才流动、乡村旅游市场营销策略传播等方式,在职业院校之间、职业院校与地区之间进行空间扩散。而这种空间扩散带来了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扩散效应,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空间扩散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互效应。人文景观是以自然环境为原始基质,带有其形成时期的历史环境、艺术思想和审美标准的烙印,赋予了自然环境以人文意味与意旨[23],包括物质形态的人文景观和非物质形态的人文景观。人文景观承载着一定的文化价值,并借助一定自然条件而倍增魅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所培育的人才在民族地区的空间流动,能够对地方人文景观从现象到本质,由表及里进行分析,能够深度挖掘人文景观的文化价值,能够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对人文景观从发生发展到文脉延续进行清晰表达,能够采取以真实性与可读性并重,生动性与可感受性兼顾的方式宣传地方人文景观,能够对区域内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进行互补开发,并通过人文活动对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进行空间组合,构筑一幅完美的民族地区乡村空间文化景观图景。

其二,空间扩散的乡村文化传播效应。文化在扩散的过程中,产生了文化的摩擦、文化的渗透以及文化的调整,进而达成文化的传播。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空间扩散是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民族认同、提升文化自信、助力文化振兴的基本途径之一,具体包括迁移扩散和空间等级扩散。迁移扩散是指作为文化载体的人将文化从一地带到另一地的空间位移现象,需要通过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吸纳与融合、改造与创新等方式得以实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通过设置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基地,适时对农民进行科技教育、技能教育和经营管理教育,让“走出去”的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外出务工、取经学艺,把本村寨最核心的文化特质输出去,提升本民族文化在与其他文化互动中的影响力。空间的等级扩散表现为乡村文化事象从乡村到城市的逆等级扩散。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并非只是在深山中绽放美丽,也不只是存在于乡村文化生态系统中,而是扩散到更广阔的城市,让更多人了解其文化价值。职业教育可通过提升民族地区农村群体对乡村文化资源的认知度,帮助农村群体挖掘其中具有竞争力和市场化前景的文化因素进行产业化改造,运用媒体宣传民族地区乡村手工作品蕴藏的文化附加值,吸引城市内的文化产业公司招聘少数民族手工艺人完成纯手工作品,以此提升乡村人口价值、促进民众就业、推动民族文化传播和当地经济发展。

其三,空间扩散的乡村人才回流效应。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形成了经济利益、环境利益和文化利益等利益结构。各类型利益相互交织,构成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利益空间,吸引青壮农民工返乡,主动接受职业教育,同时也吸引接受完职业教育的农家子弟回乡,不断提升对乡村文化、乡村环境和乡村经济的理解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强化对乡村文化振兴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为,主动经营文化及相关产业,从而促进民族地区乡村人口.价值的提高、乡村人气的提升和乡村活力的激发。

五、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协调

受力于政策优势、市场优势和文化资源禀赋优势,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产生空间集聚效应和空间扩散效应。而如果各优势资源一味向某个中心集聚或扩散,就会产生“抱团式”资源集聚效应,一定程度导致资源的分配不均,从而不利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正向空间循环效应。为了避免负向空间效应的发生,需要协调城、乡空间,促进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文化链建构,协调政、校、企空间,助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组织链形成和供应链优化。

(一)协调城、乡空间,促进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文化链建构

城市是文化性的存在,不仅为城市主体提供栖身的物质性空间,而且承载着诗意栖居的社会性价值意涵[24]。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地区城市职业教育作为城市主体,城市为其提供的物质性空间和社会性价值意涵交互缠绕,共同演绎着民族地区城市职业教育系统的文化性内涵,纳入城市文化资源,一定程度决定城市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资源品质。同样,乡村也是文化性的存在,为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教育提供文化性内涵,纳入乡村文化资源,一定程度决定农村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资源品质。民族地区城乡职业教育资源品质主要表现在资金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技术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通过重组而形成的新的资源品格。由城乡职业教育资源品质围绕乡村文化振兴整合形成的动态服务系统,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整形的文化链。文化链起点是提升职业教育质量,过程是避免城乡文化交流阻滞、城乡文化活力窒息、城乡文化资源肢解,终点是提高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成效。

要构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文化链,就需要推进职业教育在城乡空间中的资源分配。乡村振兴是现代城乡关系由分工对立到融合共生的演进结果[25],包括城乡生态环境协调、文化协调等方面的空间协调。城、乡空间协调着眼于优化职业教育在空间中的资源分配,强化城乡职业教育在空间文化景观上的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功能互补,是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化的碰撞,是文化资源、教师资源、财力资源、设备资源等软硬件资源的整合共享,进而克服城乡职业教育资源的空间分离,增加乡村文化中的城市文化特质,增强乡村文化的生命力,提高乡村文化的渗透性,促进城乡文化链建构,推进城乡文化发展。

(二)协调政、校、企空间,助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组织链形成

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强调产教融合,把产教融合作为一种策略性的组织合作行为,认为产教融合有助于推动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有助于全面带动农村职业教育教学改革[27]。这种解释偏重于强调企业与学校为何空间合作,而忽略了如何形成具有合作关系的稳定的组织链,使已经合作或尚未合作的政府、企业和职业院校长期参与到乡村文化振兴中来。所谓组织链指的是在一个组织格局中由若干边界清晰、彼此独立的组织个体按照某种维度所形成的一种流程性序次关系体[28],即社会组织个体,如政府、企业和职业院校按照乡村文化振兴这一纽带依次结成环环相扣的合作链条,而政府、企业和职业院校都是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一环。组织链对民族村也是文化性的存在,为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教育提供文化性内涵,纳入乡村文化资源,一定程度决定农村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资源品质。民族地区城乡职业教育资源品质主要表现在资金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技术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通过重组而形成的新的资源品格。由城乡职业教育资源品质围绕乡村文化振兴整合形成的动态服务系统,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文化链。文化链起点是提升职业教育质量,过程是避免城乡文化交流阻滞、城乡文化活力窒息、城乡文化资源肢解,终点是提高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成效。

要构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文化链,就需要推进职业教育在城乡空间中的资源分配。乡村振兴是现代城乡关系由分工对立到融合共生的演进结果,城乡协调发展是协调城乡利益、缩小城乡差距的发展过程,包括城乡生态环境协调、文化协调等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所起的作用在于:避免政府、企业、职业院校在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中合作的临时性,充分保障合作的稳定性。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所形成的组织链不同于组织间的松散联盟和临时合作关系,而是由政府、企业、职业院校通过合作关系而结成一个有机整体,让政府、企业、职业院校在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中拥有独特的位置。其中,政府为助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企业为助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市场资源,职业院校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人才资源,三种社会组织个体在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组织链中实现活动同创、资源共享和功能互补。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组织链形成条件是政府、企业、职业院校达成空间协调,依次表现为:首先,职业院校作为中介位置,主动稳定与政府、企业的合作关系,形成组织链原初形态。职业院校在组织链中处于中介位置,是因为职业院校与政府或企业合作时,就会发现既能从政府获得振兴乡村文化的政策支持,又能向企业输出振兴乡村文化的人才,这时,职业院校意识到能够在政府与企业间扮演中介角色,并能从这种中介角色中获得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实效,就会激发职业院校将这种合作关系状态稳定化的动机,从而形成组织链原初形态。其次,处在中介位置的职业院校为进一步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进程,不断与政府和企业进行空间协调,明确各自在乡村文化振兴上的分工,从而形成一条相对清晰的位置关系链。最后,为确保合作的顺利流畅,政府、企业和职业院校协商制定相关合作制度,使得职业院校作为中介位置在与政府和企业进行合作时,能够有规范的流程服务乡村文化振兴。

(三)协调政、校、企空间,优化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供应链调度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组织链,是政府、企业、职业院校通过合作关系而结成的统一整体,这三个社会组织个体得以联系的背景因素是资源。在政策优势、资本优势和文化资源禀赋优势的驱动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中产生了正向空间集聚效应,从而形成政、校、企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合力。然而,过度的资源集聚,可能会带来过度的资源供给,这在短期内可以创造乡村文化繁荣,但从长远的文化发展考虑,纯粹依靠资源消耗引发的文化繁荣无法长久。因为没有技术创新,没有动态的供应链做支撑,文化繁荣的背后带来的将是资源匮乏、生态破坏等不利结果,不符合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对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供应链的调度优化,可以解决乡村文化振兴的“负向集聚效应”“动态化需求”之间的矛盾问题。供应链是通过政、校、企间协调而形成的政府、职业院校与企业共同合作优势,并以需求为引导,供应实体为连接点,形成动态的需求-供应流,包括信息流、物流、技术流、人才流等,从供应方与需求方之间双向流动,致力于乡村文化振兴,从而形成获取更多、更牢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的分散式可修复网络。

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要协调好与政府、企业之间的空间关系,就需优化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供应链调度,应从“需求-生产-供给-评价进行考量。首先,由政府出资,企业和职业院校出智或出力共同开发或购买信息获取技术和需求管理软件,成立乡村文化消费者需求管理团队,制定乡村文化消费者需求管理培训计划,培育能够洞察、感知真实的和潜在的消费者乡村文化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并从需求、风险、内容对乡村文化消费者进行订单分析,了解消费者乡村文化需求类型、潜在消费风险和文化产品(服务)提供方式与时效等;其次,企业与职业院校合力提高乡村文化产品(服务)研发技术水平,设计并优化产销协同流程;再次,政府制定相应政策,鼓励企业、职业院校根据供应链上的文化资源与消费者需求,持续挖掘有形乡村文化资源和无形乡村文化资源的文化价值,探寻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途径,从结构、功能等方面设计稳定的供应链网络;最后,由企业和职业院校共同搭建信息管理系统,实时监控乡村文化产品(服务)供应链的运转状况,并针对乡村文化产品(服务)供应链中的信息流、物流、技术流、人才流等供应链要素进行设计、实施、优化与评价,减轻供应链中的未知风险,提高供应链上的供应效率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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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广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