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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视域下新时代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的生成研究

  发布时间:2020-03-18 19:45:32

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6  作者:张海洋

 

要:文化自信作为比较发展中理性观照自身文化的重要实践样态,是牢筑新时代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基础的重要根基。从实践论的视角看,文化自信以特定的逻辑形式和文化认同彼此间进行高度互补和相互促进。当前我国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面临着多重困境,并消解着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体系的构建进路。为精准有效提升新时代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的理论品质与实践内涵,可将以文化自信内容开发思想政治育人功能新向度、以文化自信价值引导少数民族青少年自我教育能力新广度、以文化自信表达提升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文化自觉传承新高度、以文化自信形态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自主创新意识新厚度作为生成实践的重要观照。

关键词: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少数民族青少年;新时代;实践路径

 

文化自信则作为一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具有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是文化主体依托于自身文化发展生命力“对一个民族自身文化形态、文化理念、文化特质、文化价值充分肯定”[2]的能动阐释。它是根植于一定的文化情境就自身历史文化厚度与现实文化广度,所适时提出的一种能动文化主张和更深层次的价值表达。它既客观地看到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彼此间的文化,在一种相对封闭时代情景下彼此孤立生存和发展时的“各美其美”;也自主意识到多样化的文化形态,在交流理解境遇中相互尊重与善于欣赏的“美人之美”;更充分明晰了多元文化群体间在频繁接触、充分交流和深度融合中,以共同认可的文化价值标准作为自觉行事参照所形成的“美美与共”。它有助于文化主体在面临文化挑战与文化转型时,自觉地以反思对话及传承创新的积极姿态去努力谋求“天下大同”的文化理想国。

文化认同则作为一种具有“先天”稳定性的认知体系,会自然而然地对认知对象产生意识与行为的内在塑造。少数民族青少年是我国文化认同构建的重要群体之一,而青少年时期作为文化认同体系形成与型塑的关键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性尤为明显。然而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全球治理态势的变化,造成整个社会环境不确定因素的不断涌现,使得新时代我国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建设的进度既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挑战与威胁,又陷入内部文化转型与升级风险的双重境遇之中,从而面临着新的困境。少数民族青少年作为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实现的重要主力军之一,既肩负着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弘扬与传承的重任,又承担着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创新的责任,而少数民族青少年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坚实基础则是实现以上目标的根本前提。文化自信则作为实践主体文化意识觉醒与文化能力提升的内在动力,正是不断有效引导少数民族青少年价值认同生成与文化偏好形成的主位因素。为了精准应对当前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挑战和有效提升其文化认同能力,可以将文化自信的四个实践维度作为重要选择。

一、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的内在逻辑关系

(一)内容体系的共融性

首先,都以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系统回答了“我是谁”的元问题。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表征”,成为“民族自我”区分外物或与“他者”关系的显著标志,“并进一步增强了‘我们是谁’的文化主体意识、自我意识和自为能力”[3]。尤其是在各种文化体系相互交流、彼此碰撞、深度激荡以及高度融合时,文化认同与自信可以保证人民群众以理性、明确的文化主体意识、自觉意识及自信意识投入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去。其次,都通过比较发展的观照确立内容体系的完备性与科学性。为了保证在文化领域认同什么、为什么要认同、如何认同、自信什么、为什么要自信、如何自信等问题回答的精准科学,两者的内容体系提炼过程都既在空间维度上对异质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比照,又在时空维度上对同质文化进行了系统比较,更对现实语境文化发展的现实与矛盾关系进行了分析。最后,在内容体系上都是对本民族内在精神深度和特殊主张的能动说明。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所倡导的都是该民族国家具有价值性与生命力的文化符号、文化理念、文化规范、文化模式,它们既说明了民族成员在文化上的价值选择与发展趋向,又强调了“民族文化的性质、关系和基本思想在民族群体中的价值性肯定[4],并因而引导民族成员践行此种价值要求和价值主张。

(二)内在结构的辩证性

首先,文化心理层面与文化理论层面的辩证统一。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作为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实践的重要先导性理论,是对中华民族长期历史文化活动与社会生产实践中所具有内在集体心理倾向的重要反映,体现了作为中华民族的“人”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政治文化心理活动的必然选择。例如所认同与自信的“井冈山精神”,既是对革命时期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的深刻反映,也体现中国人民所应具备的不畏艰难和自强不息的心理品质。其次,文化价值层面与文化伦理层面的辩证统一。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所蕴含最深层次的文化内核和灵魂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属性、基本立场、主要理念和发展方向等价值要素,它们既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科学基础,又体现出新时代中国人民对自己所形成和涵养的乐观、包容、自省等伦理精神的深刻认同与自信。最后,文化实践层面与文化发展层面的辨证统一。文化认同侧重于认知层面的接纳,文化自信侧重于实践层面的积极践行,两者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所面临的批判与继承、坚持与创新、比较与吸收等矛盾关系进行不断调整与优化其结构要素,以期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和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最终归宿在于对立统一中推动“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功能导向的契合性

首先,是对文化自卑、西方文化优越论及“塔西佗陷进”等现象的有理有据的回应。当今世界文化态势所呈现出多元碰撞与深度融合的表征,严重消解着民族国家文化主权维护与文化建设的进程,而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正是我党以自身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就当前全球文化博弈中出现的文化霸权、文化自大、文化自贬等现象进行的全方位、系统性理性回应的生动体现。其次,是文化主体精神质量深度扩展和有效满足的重要推力。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是对人类主体精神与思想境界的纵深跃进,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核心理念既深度契合中华民族关于伦理观念与道德发展的普遍共识,也完全符合社会主体应按照主体性的标准去建构交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实践要求。最后,是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选择。塞缪尔·亨廷顿等人说过:“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5]。可见,文化对于社会发展与转型升级的重要意蕴,而两者恰是通过对文化发展历史与现状的深度洞悉,就文化发展规律、文化作用机理及本民族文化智慧进行的高度凝练,它们都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提供软实力的战略支撑。

二、当前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所面临的困境表现

(一)对中华民族归属感的弱化

首先,少数民族青少年自身中华文化底蕴的缺乏影响了其对中华民族身份意识的认同深度。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突出民族优势与重要精神命脉,是当代我国文化底蕴里面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对增进少数民族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具有重要的引导与激发作用。但就一项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经典读物的阅读调查中发现,“57.8%的大学生未完整读过‘四书’中的任何一本,完整读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比例分别为12.8%、9.6%、38.3%和12.5%”[6]。当少数民族青少年未能对中华文化中最具深厚软实力的传统优秀文化有一个深刻的洞悉时,很难在面临具有热点性与争议性的文化议题时,将自身置于具体的历史和政治情境中进行思量,从而会弱化自身对民族身份的高度认同。其次,无政府主义、全球民族论等理念的入侵弱化了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和国家自豪感。以反理性为表征的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必须超出狭隘地忠顺于部族和国家的老传统,而忠于更广大全人类”[7]理念虽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批判性,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忽略了民族国家的重要作用。一旦当一些少数民族青少年长期受到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侵染,就会出现是非判断模糊的情况,最终不利于其处理好民族是非与国家大义等问题。最后,过于固定化与形式化的爱国教育活动造成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自信心和国家自豪感相对不高。当前关于少数民族青少年的爱国教育实践形式更多被固化为升国旗、唱国歌、入党、学榜样及关心国家大事等相对狭小的实践范围与形式,很难最大限度的激发青少年从内心深处肩负爱国责任和践行爱国行为。

(二)对先进文化价值判断的偏颇

首先,微传播形态消解着少数民族青少年共同体对中华文化场景的情感共鸣与价值共识。为了让少数民族青少年真实生动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绵延悠长,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媒介,而各种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但是伴随着微传播对于少数民族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渗透加深,其关于碎片化、单向度、瞬时性的价值叙事方式,使得其在系统宣扬主流意识形态与全面描述中华文化意蕴上存在一定的偏颇,从而不利于少数民族青少年对中华文化形成深刻的情感体验与价值感受。其次,关于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存在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情感教育价值挖掘不足的情况。中华传统文化对于提升少数民族青少年情感境界与培育理性精神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就目前少数民族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整体情况来看,存在着课程设置合理性不足、教学方式选择性单一、教师文化底蕴缺乏、实践效果不佳等,从而使得少数民族青少年既不能理解中华传统文化所蕴涵的积极价值观,更不能从内心深处欣赏与践行中华文化所倡导的传统美德。最后,多元且缺乏涵养性的价值观念阻碍着少数民族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深度与理性选择。多元思潮的涌动与快餐文化的流行,使得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精神家园的建构被物欲包裹,呈现出空虚、困乏、式微等特点。甚至有些少数民族青少年因为持有道德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对目前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产生怀疑与不屑。

(三)对主流意识形态认知的离散

首先,各种社会思潮的多角度全方位渗透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吸引力与说服力。主流意识形态内在包含着宏达、高远及切实有用的价值诉求,对于少数民族青少年凝聚共识与实践指导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一些利己主义、物质至上主义、功利主义等观念利用青少年成长期容易陷入“攀比”“享乐”“自我”的世俗心理,而发起对主流意识形态中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乐于分享等理念的潜移默化消解,造成一些少数民族青少年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认同的难度越发加大。其次,主流意识形态理论认同不全面与实践认同缺乏并存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作为少数民族青少年有效形成与塑造自身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重要指导思想,需要少数民族青少年对其做到知行合一。但目前由于一些学校在教育上出现“重智轻德”的状况,加上后期对少数民族青少年理论知识学习与个体实践指导相脱离,造成了一些少数民族青少年既无法对主流意识形态全面理解与真实信任,又不能灵活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提炼、内化为自身的思想和信念。最后,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协同创新能力不足。科学完备、运行有序及富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是少数民族青少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能否有效落实与实现的关键。目前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系统,但是系统分析能够明显地发现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和教育过程的整体契合度并不是很高。例如,一些学校在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仅仅囿于自身的“一亩三分地”,未能建立起各教育主体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格局。

(四)对文化主权维护能力的孱弱

首先,网络空间的纵深发展对少数民族青少年捍卫中华民族文化主权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网络空间作为人类生产实践的新领域,进一步拓宽了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当网络空间内出现普世化的全球文化与自诩本民族文化优越论时,少数民族青少年要想维护中华民族文化所拥有的独立权利和权威,就要求其既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性有着高度的认同,又能对整个民族文化的概念体系与发展战略熟识,从而才能对此有理有据地回应。其次,文化传播的扩散性与依附性模糊着少数民族青少年对中华民族文化主权政治属性的认同高度。近来,西方敌对势力一方面借助于人权、宗教、民族等问题对我国文化政策进行干预,另一方面又以文化交流学习与文化产品援助为幌子对我国实施文化“西化”,加之利用多样性灵活化的宣传教育工具,使得一些少数民族青少年很容易陷入文化虚无主义,忽略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具有的符合时代精神与满足中国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民族特色属性。最后,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创新素养不高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主权体系的丰富与发展进程。文化主权处于不断借鉴与永续发展的状态,创新则是夯实其公信力与价值性的活力源泉及动力根基,青少年则正是实现文化主权创新的主体性力量。当前有些少数民族青少年由于自身文化基础松动和文化创新思维缺乏,很难审时度势地处理好文化主权发展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间的矛盾关系,从而不利于我国文化主权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以文化自信夯实新时代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生成基础的实践路径

(一)以文化自信内容开发思想政治育人功能新向度

文化自信内涵所指向的自信对象具有先进性与精神支撑性、所提炼使用的方法具有科学性与历史逻辑性、所追求的发展目标具有主体自主性与实践能动性,是一个契合文化发展属性与中华民族文化本质特性的内容体系,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此种自觉特性与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的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具有内在的融通性,可以作为少数民族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开发的重要向度。

首先,以文化自信内容的要素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育人内容。文化自信内容系统地回答了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与一个政党就自身文化体系中所肯定性体认的对象,其所指向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要素具有最深层的中华文化底色。它们既可以有效地融入到少数民族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体系中去,又可以以其鲜活、详实、动人的素材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趣味性。特别是文化自信内容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性,既彰显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又能让少数民族青少年在学习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对“中国风”的文化价值予以认同。其次,以文化自信内容的提炼方法指导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创新。文化自信之所以能为当代青少年精神提供文化动力,除了其内容的科学性外,还有其内容在提炼过程中对中华民族文化及世界其他各国民族文化内容、结构、历史、影响力及本质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分析方法的使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种科学研究方法可以迁移到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方式与育人思路上,以此激发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活力。例如,可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从文化理论、文化历史和文化实践三个视角对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进行分析,以此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在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的民族向心力。

最后,以文化自信内容的发展指向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环境。文化自信所追求的重要目标维度之一为激发文化共同体的主体意识,使其能够以高度的自我认知、自我判断、自我行为肩负起应有的文化责任与文化使命。当少数民族青少年持有理性的文化观时,即使面对网络场域里的多元思想交锋,也能够明晰主流论调和坚守民族本心,从而有效降低了网络复杂性对社会主旋律教育的冲击力度。为此,在对少数民族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重视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生命力的自信心培育,并理性系统地分析其为何具有强大的发展力与科学性,以此提高少数民族青少年内在心理素养对外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理性分析能力。

(二)以文化自信价值引导少数民族青少年自我教育能力新广度

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念,文化自信的核心则是对价值观念的理性辨证自信。文化自信价值所指向的自信维度主要围绕对生活意义的探寻和追问而延伸出来的实然、应然与必然的价值肯定与选择,并且伴随着时空境遇的变迁始终关照活动主体的精神追求和理想实现。其中所蕴含的价值体系可以为少数民族青少年充分发挥自我教育能动能力提供保证。

首先,以其对文化存续“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优化少数民族青少年自我评价标准的能力。文化自信既是对异质文化的吸纳借鉴,又是对中华文化的充分吸收、深度融合、高度凝练,并最终追求多元文化“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局面。其中所蕴含的包容价值对少数民族青少年以历史文化观为参照,进行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与积极进行自我反思具有重要作用。为此,少数民族青少年可以借助于文化自信中宏大的文化气度,来促使自身在与不同的文化交流学习中有效培养理性看待与取长补短的能力。例如,在日常关于自身思维模式是否具有开放性与科学性的评价时,可以选择具体某个国家的文化形态作为分析对象,将自己能否既可以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又可以充分吸收借鉴其中的优点,作为自己思维模式成熟的评价标准之一。

其次,以其对“善”与“美德”的价值取向,提升少数民族青少年自我要求能力。文化自信所肯定与倡导的美德与大爱,既是对所有文明形态的终极价值追求,也是个人修身养性的至高标准,其对于少数民族青少年提升自身在道德素养上的至善臻美具有重要价值。少数民族青少年在日常的活动中要以文化自信所倡导的传统美德为基点,重视美德对个体发展、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的基础作用,并将追求道德上的圆满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重要追求。特别是在面对全球文化互动交流中的价值观交锋时,少数民族青少年要以自身高度的民族道德责任感,去要求自己努力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最后,以其对国家发展“奉献”与“实干”的价值取向,推动少数民族青少年自我践行能力。文化自信在回应“我们在俗世生活如何是有意义”时,认为自觉结合个人梦想与民族梦想,并且以实际行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早日实现贡献自己力量的公共价值取向,应是少数民族青少年自主实践在社会层面的重要诉求维度。少数民族青少年在自我实践能力培养时,要以文化自信中所肯定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参照,对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有一个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的认识,明确自身所担负的民族责任感和中国梦实现的时间紧迫感,通过不断用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来武装自己、提升自己、充实自己,提高自身社会实践所蕴含的社会价值意蕴。

(三)以文化自信表达提升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文化自觉传承新高度

文化自信作为基于人类所有文化的反思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基础上,而衍生出来的新型心理文化形态,其以独特的话语表达形式阐述着其所秉持的理念,并以潜移默化的作用方式对文化主体的不同行为产生影响。就文化自信表达对青少年文化传承影响的具体作用方式来看,集中表现为以其所包含的话语内核对少数民族青少年关于中华文化传承的认知深度与行为方式产生正向引导。

首先,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的民族表达彰显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传承的价值基因。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作为民族本体性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涵养着丰富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对其自信的民族表达,既能彰显出作为一种文化特色的重要思想文化根基,又能明晰文化传承的过程。对于少数民族青少年来说,若能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所释义的民族特点表达“有自知之明”,则能促使其深刻反思社会文化体系,并进而有助于其批判继承与发展创新。为此,在对少数民族青少年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时,要更多体现文化自信内在包含的民族思想观念、传统的人文精神和厚重的道德规范等表达内涵,以此激发少数民族青少年对中华民族发展历史及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深度认知的追求、高度敬重的态度与自觉传承的精神。

其次,以对革命文化自信的时代化表达构筑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传承的价值底色。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精神内在品质与根本品格的集中体现,它不但高度凝练了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进行革命战争的艰苦卓绝历程,而且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革命理想信念和艰苦奋斗精神。革命文化自信在表达上契合了革命文化内在精神与时代语境的叙事方式,既赋予了革命文化时代化的意义,又开创了革命文化表达的时代多样性。此种时代化的革命文化表达对于引导少数民族青少年系统回顾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轨迹和民族复兴奋斗历程,进而引导少数民族青少年自觉传承革命文化红色基因具有重要作用。为此,要在符合历史事实与遵循青少年认知规律的基础上,深入推动革命文化内容与艺术表现形式创新间的深度融合,从而让红色文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浸润于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文化传承惯习中去。

最后,以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的中国表达助推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传承的新境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立足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吸收,又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与勇于实践,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提供内在支撑,为世界文化发展大繁荣起到借鉴作用。当少数民族青少年能够清晰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包含的中国底色与中国智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整个人类社会意义的时候,其将会以更加开阔与豁达的视野进行文化传承。为此,在对少数民族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表达教育时,“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8],让少数民族青少年在学习与认同中提升对文化传承的认知高度与践行深度。

(四)以文化自信形态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自主创新发展新厚度

文化自信系统地回答了自信什么样的文化与为何自信,是一种基于独特文化内在本质的建构体系,实现了合理自信对象与正确自信目标的有机统一,而文化自信形态则是架构文化自信对象与文化自信目标间联系的关键媒介。文化自信形态主要是指文化自信依附于一定的艺术生活以何种样态与何种方式介入到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中去,并对社会主体的实践思维与实践方式产生影响的说明。以文化自信表现形态所具有的实践性、民族性、人民性等创新作用因素,可以间接实现对新时代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自主创新意识的培育。

首先,以具有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的文化产品形态,激发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创新思维。中华优秀文化基因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对其进行内容与形式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实现其文化功能的必然选择,而文化产品就是重要的选择形式。富有深厚文化内涵及精细化设计的文化产品,不仅赋予了其审美内涵和现代化表达形式,而且也能够丰富少数民族青少年创新教育资源体系。为此,文化产品在设计时要充分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理想信念、道德风俗等中华文化内核,特别是对于一些校园文化产品、文化活动、文化服务的设计上,要注重价值取向与思维习惯上的引导。例如,传统文化中的工匠精神既可以通过校园中的物质文化景观来不知不觉地对青年学生进行文化熏陶,也可以以教师日常的精神追求与敬业态度对少数民族青年学生进行文化感染。

其次,以中华文化创新进取精神的数字化形态再现,提升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创新动力。中华文化蕴含着中国人民丰富的创新进取精神,对其有效深入的传承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应然诉求,也是广大少数民族青少年对中华优秀文化给予新的解读和价值转化的实然选择。数字化的技术环境则为青少年更加真实解读与有效价值转化中华文化进取精神提供了契机。为此,可以依托于数字化对文化产业形态进行形塑,尤其可以重点对中华文化创新进取精神的相关事例与历史进程,进行文字、图表、图片、音视频、动作捕捉、真实建模、虚拟展示等多种形式的再现与再说明,并可以根据不同时期与不同行业的创新进取精神,建立“中华创新进取文化宝库”与“中华民族创新主题园”。同时,在根植于文化创新逻辑、青少年认知规律及中华创新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可以以交互化的虚拟现实技术来进一步丰富其文化创新的内涵与外延,以此引导少数民族青年主体的文化自主创新意识培养。

最后,以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辩证取舍的经验形态,夯实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创新能力。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具有先进性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体系建构的辩证理念,即以唯物辩证观为重要方法,去处理文化传承与文化发展、文化共荣与文化坚守、文化借鉴与文化创新等之间的辩证取舍关系。因此,在对少数民族青少年进行文化创新能力培育时,可以将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处理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关系、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相通关系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并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辩证观为指导去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研讨与论证。例如,可以就“普世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研讨对象,以两者的文化内核、文化愿景与文化内容让少数民族青少年进行广泛深入的对比分析,并进而总结升华出文化创新所需要的科学辩证批判能力,以此增加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文化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96.

[2]曹顺庆,王昌宇.文化自信与中国文论建设[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871.

[4]詹小美.历史记忆固基文化自信、文化认同的逻辑延展[J].思想理论教育,2017(9).

[5][]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9.

[6]沈壮海.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16[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86-287.

[7][]芭芭拉·沃特.只有一个地球[M].《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译,校.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51.

[8]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11.

 

Study on the generation of the culrural identity of the minority youth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Zhang Hai-yang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sample of the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youth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cultural confidence is highly complementary and mutually reinforced with respect to specific logical forms and cultural identity. At present,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minority youth in our country is faced with multiple difficult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route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system of the minority youth is resolve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at theoretical quality and the practical connotation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minority youth in the new era, the new orient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unction in the content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an be developed, and the new extent of the self-education capacity of the minority youth can be guided by the value of the culture self-confidence, with the expression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he Chinese culture of the minority youth is promoted to inherit the new height consciously, and the new thickness of the self-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of the minority youth culture is enhanced as an important reflection of the practice of the culture confidence.

Key words: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confidence; minority youth; new era; practical path

 

责任编辑:张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