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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民族教育法治进程与前景展望

  发布时间:2019-05-16 17:01:23

来源:《民族教育研究》2017年第4期 作者:杨定玉 纳日碧力戈

 

 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中国民族教育的发展应建立在互守尊严的基础上,运用协商的艺术,走法治化的道路,逐渐实现少数民族教育的“互助共生”与“光光交彻”。

关键词少数民族;教育法治化;和谐共生

 

为全方位审视中国民族教育法治发展状况,特别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剖析这一问题,2016年11月13日,趁纳日碧力戈教授在贵阳参加学术会议之机,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杨定玉教授、石林教授、胡雪芳及黒洁锋助理研究员等几位老师邀请纳日碧力戈教授就“中国民族教育法治进程与前景展望”的问题进行了深度访谈,旨在以全新的视角来理解中国民族教育政策与法规,并试图寻求中国民族教育法治的新进展、新突破。

一、从人类学的视角看中国民族教育政策法规的发展变化及其教育成效

杨定玉(以下简称杨):纳日老师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在2014年的时候,教育部通过了《关于在全国成立民族教育专家委员会的决定》,您是其中的专家组成员之一,所以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对您进行这样一次关于民族教育法治的采访。

纳日碧力戈(以下简称纳日):好的。

杨:近一年来,我们编辑了一本《中国民族教育政策法规汇编》,通过对资料的收集整理发现,在中国民族教育发展过程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民族教育发展非常重视,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民族教育政策方面包括很多,比如兴办民族院校、实行双语教育、设立预科制度、高考的招生降分录取优惠政策、异地教育政策,以及国家对民族教育的补助政策等等,这些教育政策对于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历史意义。您是我国民族教育方面的专家,同时又是人类学、民族学领域的首位长江学者,从人类学的角度,如何看待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变化以及取得的成效。

纳日:人类学、民族学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个是田野工作,人类学学者要长期与调查对象生活在一起;第二个特点是从本土观点看问题。不过,按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既进得去也出得来,循环往复,避免单从本专业出发看问题,也避免单从本民族的文化出发看问题。我们要从多角度、多方面、多方位去看问题。这两个特点让我们人类学、民族学有别于其他学科,所以从这个学科来看民族教育问题,我们就会更多地去看去感受本民族的,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那些家长、教育工作者、地方干部,还有普通老百姓他们怎么看问题,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当地的老百姓,那些少数民族是充满智慧的,他们都是聪明人,他们知道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寻找出路,这是没有问题的,几千年就是这么生活过来的。所以从这个立场出发,如果我们的政府能让他们的宏观设计,结合地方人的利益诉求,那我们一定能找到中间的一个比较妥当的解决方案。

第一,我认为政策法规是必要的。它一方面起到协调作用,反映当地少数民族的民族教育的诉求,另一方面又反映国家大局,国家有战略的布局,国家对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对国家建设都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二者要有机结合。

第二,民族教育一定要法治化。民族教育法治化是整个少数民族法治化或者是少数民族工作、少数民族的政策要法治化,这样一个大盘子里的小盘子,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不可分割。所以说,我们目前的民族教育法治化过程和整个中国民族工作、民族政策法治化过程是同步的,都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完善的问题。过去有很多好的方针政策没有落实,都是宏观的说法,没有法条,缺乏具体的单行条例,无法落实。比如,我们要团结,怎么团结没有具体的内容;我们要鼓励少数民族,但怎么鼓励?缺少具体的东西,当然已经有了一些,但还不够。比如说少数民族教育的优惠政策、照顾分数等等,这些有帮助、有作用,不能丢掉,同时还要扩大,再多做一些,这个是法治要完善的问题。其次就是我们法治化要有创新,要符合新的时代要求,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网络世界,这个世界给我们开辟了无限的空间,人的想象、人的活动范围、人的诉求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的法治工作、民族教育政策法规要适应新的时代,要有创新,要符合万众创新的需要。同时,万众创新是焕发少数民族的主体性,让他们能动地加入到国家认同、自我认同、民族认同中来。

第三,民族教育政策法规要建立在互守尊严之上。一般人不会提互守尊严这个说法。法规政策是冷的,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但是人有主体性,有能动性,主体性、能动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他的互守尊严之上,有了这个,他就喜欢做,政策法规就起到帮助他进一步做好的作用,而不用强迫他、逼迫他。我想互守尊严比较重要,为什么我提互守尊严呢,我们本来应该说守望尊严就够了,但是守望尊严往往是少数民族得不到更多尊重,需要互守尊严,就是小民族尊重大民族,大民族要尊重小民族,这个问题解决以后,中国的民族关系、民族教育就能得到比较好的、妥善的解决。

我想就是从这三个大的方面说这个问题,从人类学的视角,就是强调本土人,本土人的利益、本土人的智慧、本土人的观点。然后,我们建立在扎扎实实的民族志调查之上,就像我们老一辈学者,比如石林老师,经常下去调查研究,做得比我们好,我们在城市里待着指指点点都不算数的,我们要下去调查,让人家用母语去表达,表达利益诉求,比如用侗语、傣话或蒙古语,表达他们需要什么,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语言翻译成汉语,这样表达出去,这是有深度的。我们一般没有重视这样的工作,语言不同,表达的东西会有差别,英语表达、汉语表达、少数民族语表达感觉都不一样,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二、从少数民族教育的“优惠政策”看民族教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杨:在我国,任何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等,都平等地享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滕星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1]他曾经去新疆考察,某所学校的班级里面有一个同年生的汉族学生和维吾尔族学生,一起上的幼儿园、小学、中学,高考分数一样,但录取时,那个维吾尔族的孩子享受降分优惠政策,进入了北京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而汉族孩子因没有得到加分,只能进入当地的一所地方大学。因此,有人认为在同等条件下,少数民族享受优惠政策,对当地的汉族孩子来讲,是不公平的。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类现象,怎么理解法律所规定的人人平等原则?

纳日:半个世纪以前,美国的托马斯·索维尔就强调这个事情,前两代人对少数民族不公平,跟我们后两代人有何关系?我们一生下来就承担这个责任,谁让我们来承担这个责任呢,凭什么就去照顾他们呢,上一代人可以补偿,下一代人怎么也跟着补偿了呢?不少人说这个没有道理。他也说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第二,前段时间在飞机上,我就看到有关特朗普当选以后有一个资深的记者采访一些美国普选区的民众,那些地方大多数人选择了特朗普,为什么选择他呢,因为采访的那些人怨气大得不得了,说那些移民插队了。我们勤奋的工作,想把工资提高一下,想把自己的待遇提高一下,结果呢,移民插进来,把他们的福利拿走了,几十年没有任何提高,所以他们非常怨恨。他们说不喜欢特朗普,但是希拉里比他还差,所以就选择了特朗普。这个资深记者的意思是说,希拉里还有奥巴马确实应该去访问这些有怨恨情绪的右派,好好地采访他们,要了解这些民怨。

同样情况,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人人平等了,民族观念提高了,这个时候你确实要考虑多数人心里在想什么,要有创新的办法,把这个问题妥善解决,一种办法当然是双管齐下,一种办法就是通过教育,让大家知道这些人有他们的实际困难,他们是弱小群体、边缘群体,需要给他们帮助一下,让他们提高。自古以来,任何一个社会,甚至是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优惠政策,比如说一个残疾人、有病的人等等,我们肯定要照顾他,智障听障的人要照顾,大家说人人平等,可他们不具备这个条件。少数民族虽然不是智障听障,但从人数、语言和文化方面说,他们需要有优惠政策。我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考试的时候,我们用蒙古语考试,他们用汉语考试,行不行呢,不行。多数情况下我们一定用汉语考,这对那些母语是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就难了。这个时候要求他们用汉语考试,但给照顾分数,我想大家会理解的。同时要考他的少数民族语,看他的母语程度。所以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没有错的,但是平等是有条件的,你给他创造同样条件的情况下,才能人人平等,没有同样条件的时候,必须补足这个条件。

我们针对那些真正需要照顾的人实行优惠政策,就是补足这个条件,让人人平等,这个叫做有代价的平等,即所谓用不平等来实现平等,通过表面上的不平等实现实际上的平等,没有“一刀切”的。

另一方面,确确实实要考虑当地非少数民族的诉求,这些人长期生活在这里,孩子跟父母去支边了,这样也要考虑给他加一定的分数,工作多少年,他父亲什么情况、母亲什么情况,要有适当的照顾分,这是可以的。对少数民族要提高要求,不能搞血统论,要考少数民族语言,如果完全跟汉族一样了,就不能照顾,你跟汉族一道成长起来,就不能照顾了。一方面全民教育,因为人们对少数民族的知识比较贫乏,尤其是内地人对少数民族不了解。所以说全民教育,热爱大中国,这个国家认同首先是大民族的事情,少数民族会跟进,你不要担心少数民族不认同国家,少数民族的世居家园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道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双管齐下,一方面让大家了解什么是优惠政策,它的本来用意是什么,它的历史由来是什么,它为什么要去这样做,要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少数民族这个方面谁该照顾,谁不该照顾,要细化,不能几十年不变“一刀切”。仅仅因为是少数民族就照顾,不能这样,也要考察他们的母语,我建议通过语言这个杠杆来衡量,如果他第一语言是母语,这样的人是要照顾的。

杨:有一次我到武汉开会,会后参观了武汉一所民族中学,该校领导介绍,他们学校从西藏过来的学生,相当一部分孩子的家庭条件是比较好的,当然也有贫困的孩子。为了入选西藏班、新疆班,当地的孩子也需要竞争,孩子一旦进入西藏班、新疆班就学,就像考上了“状元”一样,学生的发展就进入了绿色通道,之后的学习、工作就可以得到很多照顾,您怎么看?

纳日:是的,我去看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那里面的学生大多都是县里面的,真正从牧区上来的孩子不是很多。

在这里,我提个关键词,叫“民族内部的教育公平”,这个很重要,一定要重视会母语的或者在自己文化之中熏陶出来的那些孩子,那一批年轻人,让他们来更多地、更充分地享用这些资源,享受这些政策,这样的话,人家才没有更多意见。我们蒙古族内部也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蒙古族怎么老是让人家照顾呢,我们凭本事上嘛。凭本事上这一条说起来容易,实际并不容易。有个蒙古族老师和我说:我用蒙古语写十本书,不如你用汉语写一本书。他的蒙古语水平很高,但是他用蒙古语写作,看懂的人少。所以,这里存在民族内部语言不平等的问题。

三、从民族教育中的“千灯互照”看民族教育法治主体间的“终极关怀”与“和谐共生”

杨:纳日老师,您在《中国民族教育》里面有一篇文章叫《民族教育中的“千灯互照”:互助共生与光光交彻》,[2]文章中用很多新的视角,来看待民族教育问题,我深受启发。那么,从人类学这样一个角度,在民族教育法治过程中,如何看待民族教育法治主体之间的终极关怀、互利共赢与和谐共生?

纳日:我想这个主要是打破原来旧有的分类系统,旧有的分类系统很重要,但是不能把它僵化、本质化,就是要有新的分类系统对它进行补充,让它更完善。所谓新的分类系统就是指我们民族,其实在民族之外还有其他的分类。比如说,他同时可以是丈夫,是儿子,是同学,是邻居,是好朋友,关键是看对面那个人是谁,对面那个人会定他的身份。这是灵活的分类系统,要更多地动员起来,用起来,和民族分类结合,这样就能有更多的同情之心。他是少数民族,但也是我的邻居,我的好朋友。他好了,我替他高兴;他进步了我也替他高兴。之后,他出于感激之情,也替我高兴,这个就叫互守尊严,互相帮助,光光交彻是从这里来的,互相映照、互为条件。终极关怀是什么呢,就是在生命层面、生活层面上的关怀,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国家、超越了个体,我说的是生命,大家会互相达成共识。

根据民族志记载,在许多社会,人不是最小的单位,最小的单位是颗粒,有点像基因,像核糖核酸、DNA等,但是,老百姓的说法就是颗粒,佛教里面也讲这套东西。微尘颗粒这样的一些分类方法,就有助于我们彼此关联,你身上有的颗粒,我身上也有,你的微尘,我身上也有,不仅是人类有,我们和大自然和我的祖先都能连在一起。有一种说法就是,我的祖先去世了,他的身体化成了泥土、肥料,泥土、肥料里长了粮食,我把粮食吃了以后,我祖先的那部分就进入了我的身体,我跟祖先就连在一起了,然后我脚下踩的这块地,他的颗粒我身上有,你身上也有。大地有我一部分,你也是他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彼此互相拥有。这样一种分类很好用,从石缝里、土地里长出来——一把种子埋进土里,然后它自然生长出来,开花结果。我讲的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千灯互照”就是在分类上想办法,让人们跳出原来的那种叙事方式和叙事模式,用新的一种办法去看问题,用民间的办法,用老百姓的智慧解决很多官样文章解决不了的问题。

杨:民族教育法治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和遵守者之间,如何实现互利共赢与和谐共生?比如民族教育中的优惠政策问题,政策的享有者认为高考不应只加20分,应该更高,而反对者认为不应享受优惠政策,那么,政策的制定者如何实现这些权利主体间的利益均衡?站在人类学的视角,又如何实现权利主体的互助共生与光光交彻?

纳日:这个叫协商,因为法律也好,教育法也好,都是人际关系的抽象或者文字的反映,人际关系怎么处理,这就靠协商的艺术,协商的艺术在哪呢?中国古人说,致中和,要走中间路线,不要太偏激,这是一个基本道理,如果人家给你20分,你非要50分,那就偏激了。当然,你可以提出偏激的办法,人家给你打折扣。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先把物价提得很高,开始讨价还价——一百块、七十五,不干,五十?好,五十就五十,基本就这样解决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老百姓跟政府之间也有这样一个博弈关系,但是要互相礼让,要有一个君子的风度,不要动不动翻脸,要讲究神韵、韵律,什么时候说话,说话的时机、场合,包括喝什么酒,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喝茅台酒,谈那个问题的时候喝葡萄酒,这么细化,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中国人靠这样的一种民间的智慧来解决问题,应该高度重视协商的智慧,像人类学家格尔茨晚年的时候说,不要逼我表态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极端的唯物不好,极端的唯心也不好,我走中间路线,我自己老老实实做田野工作。还有,赫茨菲尔德提倡“激进的中间立场”,也走中间路线。为什么说激进的呢,他说要是有人要往一边拉他,他就奋力抵抗,坚守中间立场——一要激进地坚守中间立场。所以协商艺术就是站在中间立场来解决问题,不偏激,致中和。比如说我们的长相,眼睛总是一大一小,眉毛总是一高一低,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总的来讲,在一般情况下,少数民族可能得的会少一点,但国家可能会有意识地给他们多一点,优惠政策的用意应该是这个。

四、从民族教育政策的“繁多”与法律的“缺位”看中国民族教育法治的前景与未来展望

杨:民族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党和国家制定了非常多的政策,可以说用“繁多”来定义绝不为过,但与此同时,民族教育法律却出现“缺位”现象。目前来讲,中国关于民族教育方面仍没有《少数民族教育条例》,更没有《少数民族教育法》。在2002年的时候,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3]同年,教育部联合相关部委,组织一批专家起草《少数民族教育条例》,但这个条例至今未能出台。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民族教育法治化或者制度化的未来前景及发展趋势?

纳日:它的前景肯定是要法治化,你刚才说法制缺位,是这个情况。政策为什么那么多呢,就是有点拆东墙补西墙,应接不暇的问题,新问题出来了搞一个新的政策,明天又出来一个小问题,又搞一个小政策,它主要是没有解决一个理念问题,民族教育的理念何在?我们就根本没有解决怎么样去看待自己的少数民族,国民意识也不统一,我们整个全体国民没有一个统一的想法,少数民族的看法主要是国家倡导的,政府主导的东西,目前老百姓没有形成共识。无论如何,要承认少数民族在新中国建设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他们参与了国家建设,要承认这一点,只有这样,在全新的理念下,才有可能进一步解决民族教育的共识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仅是少数民族教育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更大的、对少数民族的共识还没有形成的问题。国家和政府有《民族区域自治法》,但是我们的国民有多少人去看过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知道这个自治法,有多少人承认它,知道的人少,这个还需要通过教育来解决。国民教育素质缺的是这么一大块,民族教育、民族教育的教育这些都是缺的,我们需要搞这些方面的教育。因此,一个是法治化的问题,我讲的主要意思是,它和全国的这个法治教育、法治建设有什么关联,所以,我们民族教育的法治化和全社会、全中国的法治化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民族教育的问题,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问题,甚至更大范围内的法治化进程、民主化进程。还有公平正义的理念,中国还在形成当中,我们还在找核心价值观,寻找国家认同和普遍价值观。刚说到李克强总理提到的万众创新,创新干什么呢,一个方面是让市场经济各个方面活起来,让社会创造性焕发出来,另一方面我们要用更大的活力、用更大的信心找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这是认同,我们靠什么来认同,少数民族要放到大的中华民族的认同范围内来。所以,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少数民族认同国家的问题,而是少数民族要被认同的问题。多数公民如何评价少数民族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对他们的参与,是不是承认他们的主体性,是不是承认他们的能动性,对这个问题提的人少,但我总愿意提出这个问题,不厌其烦,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提得再多也不算多。

杨:我们对中国民族教育的政策法规发展进行了一次梳理,民族教育政策法规,它只是民族教育或者是教育的一个部分,您能不能用几句话来展望一下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的未来,或者说未来中国的民族教育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前景?

纳日:民族教育的发展,首先,它与民族学人类学知识的普及、队伍的扩大紧密关联,因为只有人类学民族学的理念,还有和这套理念结合的教育方法,才能让人深刻认识什么是少数民族,才能认识到他们的主体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谈我们民族教育的改善和民族政策的完善,民族教育法治的建设、提高等等,这个是基础的基础。我从学科本位出发,鼓吹普及人类学民族学知识,这个很关键。同时,我们又不能等着它自动普及,要直接进入,动员教育人类学的力量,让学者直接参与制定法规,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不能等。否则要等不知多少年,所以要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发挥人类学民族学的作用,另一方面要让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直接参与少数民族教育法律的制定,让他们进入其中,与法学家一块合作来制定政策法规。我相信,我们的民族教育能够得到完善,少数民族教育法治化程度会大大提高。法治会越来越完善,我对此有信心。当然,需要强调一个前提,那就是把人类学民族学的工作做好,我们都有责任,都要有担当,尤其是教育人类学在这方面要做好排头兵,要打前阵,把这个做好。

杨:纳日老师曾有这样一句话,“人类学普及之日,就是国民素质提高之时”。纳日老师作为知名的人类学学者,总能以独特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民族问题、民族教育问题以及民族教育法治问题,所以对以后的学者进行相关领域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也必将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好,非常感谢纳日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致谢:本文由胡雪芳、黒洁锋助理研究员协助访谈与录音,胡雪芳对录音资料进行了整理,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滕星,马效义.中国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与教育平等[J].民族研究,2005(5).

[2]纳日碧力戈.民族教育中的“千灯互照”:互助共生与光光交彻[J].中国民族教育,2015(2).

[3]郭雷鸣.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EB/OL].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0020819/803033.html.

 

The Process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Prospect of China’s Ethnic Edu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YANG Dingyu Naran Bilik

 

Abstra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thnic educ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apply the art of negotiationand take the road of legalization so as to  realize mutualism and harmonious symbiosis in ethnic education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y; legalization of education; harmonious symbiosis

 

责任编辑:孙广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