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标题文档

何谓“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经典论述的时代诠释

  发布时间:2020-06-10 18:59:29

来源:《课程·教材·教法》2020年第1期  作者:檀传宝

 

摘 要:“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也一直是我国教育方针制定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一方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新中国教育事业发挥了十分积极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过去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命题也存在若干误读。回顾、反思过去对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命题的若干误读,形成对于这一命题与时俱进的时代诠释,能够对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原则、落实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开展健康高效的劳动教育,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生产劳动;全面发展;劳动教育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影响国家教育方针制定的最重要理论依据之一,这一命题对中国教育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历史发展和教育现实中对于这一命题的若干误读,也给中国社会发展和教育事业带来了十分令人遗憾的伤害。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关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表述,又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这一命题的兴趣。因为这一命题既涉及对国家教育方针的全面理解,也涉及对劳动教育概念的正确把握。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回顾对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已经有过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对这一重要命题做出新的时代诠释,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始论述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最初可以追溯到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欧文都曾经有过这一教育设想,并且开展过这一方面的教育实验。马克思超越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慈善家道德上的善良愿望之上,而是将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看成教育与社会进步最重要的基础。马克思对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有关论述,就是建立在对当时的机器大工业及科学技术发展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从工厂制度中萌发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

马克思还解释说:“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个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1]“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个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1]关于如何“使各种关系适应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马克思做了进一步说明:“工艺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阶级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有应有的位置”。[1]

在马克思论述的基础上,列宁在新的历史阶段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则做出了更加明确的强调:“没有年青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提示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2]在列宁领导下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写入党纲,形成对教育的实际指导。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就明确提出:“对十七岁以下全体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和义务的普通和综合技术教育(即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了解一切主要生产部门的教育)……使教学和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

总结马克思、列宁的上述论述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最初论述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马克思、列宁所谈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以大工业、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将生产力看成是一切社会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动力。故在大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分析“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一直是马克思、列宁相关论述的基本逻辑。一方面,大工业(从蒸汽机到电气化时代)加大了工人阶级职业转换的速度和可能,“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个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因此必须“造就全面发展的人”,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当然就成为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另一方面,大工业与现代科技在生产中的应用是一体两面的。由于现代科技的应用,现代生产在实现白领与蓝领工人的分工所代表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第二次分离的同时即要求体力与脑力的结合,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培养适应大工业生产的全面发展的人。

第二,马克思、列宁所谈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不同历史时期得出的具有不同阶段特色的结论。在马克思的时代,大工业开始不久,因此马克思所谈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工人阶级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等。马克思甚至并不赞成废除童工等激进主张,反而认为当时的工厂法“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即一定年龄的童工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的同时,保障其接受一定时间的学校教育)是“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当然正如马克思所言,工厂制度只是“萌发了未来教育的幼芽”,而“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有应有的位置”。十月革命之后,列宁等人才得以在苏联更为自觉、全面地实施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年青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

第三,马克思、列宁所谈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一个现代教育的基本原则。由于大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大规模应用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就已经开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也已经是一种社会和教育的事实,而且这一结合还会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不断更新的方式(美国的硅谷就是一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当代典型)发展。因此与其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教育的特征,还不如说是现代社会教育的特征,社会主义教育实践(苏联和新中国等)只是更为自觉地强调、更为全面地实施了这一现代教育的重要原则。此外,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工人子女在独立手工业时期及其以前历史阶段的手工劳动、农业劳动中同时接受经验或生活意义上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原始融合”的性质完全相同。因为后者是一种教育与劳动未分化的原始同一,而前者则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在一种分离基础上的现代结合。

二、综“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若干误读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直是我国教育方针制定的重要依据,某种意义也可以说它是教育方针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指导思想对中国教育事业发挥过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劳动”“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概念、命题的许多理解也存在片面性、局限性。这些错误认识也曾给我国社会与教育发展造成过重大损失。因此认真回顾、反思过去对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命题的若干误读,就显得十分必要。总结起来,不同时期我们的主要误读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社会主义教育性质。

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列宁所谈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以大工业、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这一结论,我们就会发现:将马克思主义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主张理解为只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一种对于马克思列宁教育思想的严重误读。

诚如成有信教授所指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生产发展的要求,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里所说的现代社会不仅指社会主义社会,也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曾经有人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也看成是和几千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教育一样是和生产劳动完全脱离的,说什么教育和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教育和一切剥削阶级教育的分水岭。这样的说法是缺乏分析的,也是不符合马克思论述的原义的。从现代生产、现代科学和现代教育产生之日起,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状态就存在了,而不是从现在才应该开始的,或从现在起才将要开始的。”[3]因此我们顶多只能说,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价值观念的局限,“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成为普遍、完全的现实,而“由于社会主义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从而在同样的物质和科学文化条件下就能使全体劳动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达到更高的高度。就是说,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的联系和结合逐步成为普遍的和完全的现实。”[3]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对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性质有片面认识,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视作社会主义教育性质的体现,因而很快将原本为现代大生产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要求转换为一种社会主义“人改造人”的政治话语,从而导致了社会与教育政策上的严重偏颇,也造成了我国教育事业、社会发展的重大损失。

第二,对“劳动”与“生产劳动”诸概念的片面理解。

“劳动”与“生产劳动”本来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生产劳动”只是“劳动”的形态之一,不能用“生产劳动”排斥“脑力劳动。”马克思所言的“全面发展的人”基本含义之一也是人的“体力”与“脑力”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从来没有将脑力劳动排除在劳动概念之外。而马克思之所以要推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恰恰是因为现代生产过程中脑力劳动或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越来越高而不是相反。从现代生产的事实看,不但现代生产过程之中在需要体力劳动同时也需要现代科技或脑力劳动的参与,而且在生产过程之外也越来越需要现代学校教育和科研机构系统的存在,并越来越多地通过这一生产过程之外的现代学校教育形式去保障获得科技知识与技能武装的劳动者(全面发展的人)源源不断加入现代生产过程。我们完全可以说,现代生产过程之外的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教育的参与,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形式之一,更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得以实现的最终基础和关键途径。换言之,体力劳动、脑力劳动都是“劳动”,生产过程之中的劳动(生产劳动)和生产过程之外的科学技术也是现代生产劳动的要素。令人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强调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革命意义,断言没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完不成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一个革命任务”。这实际上就已经将“劳动”概念完全等同于“生产劳动”,进而等同于“体力劳动”,其结果是将一部分劳动者(知识分子)视作要接受另外一部分劳动者(工人、农民)革命改造的对象,造成了一系列违背历史潮流的反智悲剧。因此,改革开放之前对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命题的另外一大重要误读,就是将生产劳动等同于体力劳动,这一概念理解上的错误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等对现代生产与科学技术越来越密切关联、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基本判断。

近年,随着国家教育方针重申对于“德、智、体、美、劳”的强调,另外一种对于这一命题的误读,又变成对于“劳动教育”刻舟求剑式的理解,即将新时代的劳动教育等同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学工、学农”(体力劳动)教育。其实质,当然是延续了过去对于劳动概念本就错误的理解。

第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历史形态。

在马克思时代或者机器大工业阶段,考虑到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已经为妇女、儿童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也考虑到当时工人阶级的生计需要,马克思并未赞成废除童工等激进的工人权利主张,而是认为当时英国的工厂法“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保障一定年龄的童工可以在参加生产劳动同时接受一定时间的学校教育,是资本的“微小让步”。马克思将这种“半工半读”(一半时间参加生产劳动,一半时间接受学校教育)性质的教育安排视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初级形态之一。但新中国成立后,人们一度误以为“半工半读”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迫不得已的教育安排是“马克思主义”的,其结果是延伸出了否定正规学校教育形式,将“半工半读”等非正规教育看成“社会主义”教育的常态,后来甚至提出了“学校就是工厂”“工厂就是学校”“车间、田间就是最好的课堂”“开门办学”等一系列错误的教育主张,浪费儿童宝贵的学习时间,给中国教育与社会的正常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孙喜亭先生曾经批评这些主张为“要教育直接为生产服务,要教育回到劳动中去。结果严重地破坏了学校教育秩序,大大降低了教育和教学的质量”。[4]成有信先生则更为深刻地指出:“现代教育和生产劳动的关系,既不像古代劳动者教育那样是和生产劳动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也不像古代学校教育那样和生产劳动完全脱离的,而是处于一种独特的状态:他们既作为两个过程相互独立,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3]“科学从生产中的分离和教育从生产中的二次分离,是现代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科学同生产的结合以及教育同生产劳动的结合又是现代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上述两个分离与两个结合是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这个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它们是相互促进、相互依存而不可分割的。只承认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的必要性而否定教育从生产劳动中第二次分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的”。[3]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特定历史形态误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本身或者全部,是造成新中国教育史上诸多教育失误的认识论根源,其结果是让现当代社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回到了“像古代劳动者教育那样是和生产劳动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原始形态。

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时代诠释

随着当代社会与教育的飞速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命题目前也极容易受到两种极端思维的干扰。一个极端是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一个应当抛弃的完全过时的教育主张;另一个极端是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意味着教育要重新回到“美好”的旧时代(20世纪50-70年代)。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走出这两个极端思维的误区,就必须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命题做出合乎新时代的合理诠释。当前要特别注意以下三点。

(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劳动教育的中介地位

如前所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真正实现,必须通过教育在生产过程之中和生产过程之外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两种“结合”形式的相互支持才能得以完成。最重要的原因乃是现代生产劳动中科学技术的应用越来越成为当代和未来生产劳动的决定性因素。当代社会的劳动者已经不可能仅仅通过生产过程的参与去完全学习、掌握这一过程所必需的大量科技与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越来越紧密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未来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独立于生产过程的学校教育的时间会越来越长、终身教育将成为现实。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就绝不可以将劳动教育与科学文化的学习看成是彼此排斥而非相互促进的关系。让学生放弃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要的科技知识的学习、简单强调参加过多体力劳动的旧思维,不仅违背马克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本意,实质上更是对这一教育原则南辕北辙的严重背离。

此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还同时意味着劳动教育的中介地位。[5]也就是说,学校开展的“劳动教育”与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在性质与功能上是有严格区别的,学校的劳动教育不过是德、智、体、美基本素养培育完成后让学生通过有教育意义的劳动实践去检验学习成果、得到实践锻炼,并为在未来真正投入包括生产劳动在内的不同劳动过程,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做最好准备。其实,如果我们从语言的逻辑上分析,“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表述本身,就意味着“生产劳动”已经是“教育”(德、智、体、美育)之外的事物,两者才需要“结合”。所以,尽管从强调劳动教育重要性的工作需要出发,教育方针上可以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认识到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四育并非处于同一逻辑层次。劳动教育内含着价值观、科学技术、体力、美感等德、智、体、美教育的因素;德、智、体、美各育也是实现劳动教育的最重要的教育形式,脱离德智体美各育、孤立开展劳动教育只在有限的范围是有意义的。所谓劳动教育“进课堂”,应当理解为劳动教育在价值观上走进德智体美诸育的全部课堂,而非过多强调在课表上专列多少课时的劳动教育专门课程。

(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劳动教育的核心目标

若我们承认,将新时代的劳动教育等同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学工、学农”(体力劳动)教育实质上是延续了过去对于劳动概念本就错误的理解,则今天我们再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教育应该与什么样的“劳动”相结合,就成为一个有待讨论的严肃话题。“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命题也许应当改为“教育与劳动实践相结合”。这一方面是因为“劳动”概念的当代形态不仅包括越来越多的脑力劳动,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劳动”早已不再是“生产劳动”那么简单。在当代社会,“生产劳动”

在全部劳动中的比重正在不断下降,而在消费、休闲等不再属于传统意义上“生产”环节新的劳动形态正在不断涌现,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6]

以上认识也可以推论到对劳动教育概念的正确理解。劳动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这一方面标明劳动教育的核心或者本质目标应当是劳动价值观的学习,而不应简单执着于某一项具体劳动技能的学习;另一方面则标明,当代科学技术的学习等本身就带有更为本质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性质,甚至学生日常学习活动本身也具有“劳动”的性质、至少是某种特殊的劳动形式。因此,劳动教育可以通过参与适当的工业劳动、农业劳动等传统劳动教育主题实践去实现,但更应该通过日常科学技术的学习环节去实现,学校教育应该将“学习”也看成是“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重要实践领域之一。

(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劳动教育的教育形态

如前所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首先是历史发展到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一种历史发展的事实,其次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所提出的具有真理性的现代教育的主张。就前者而言,无论是现代学校教育或者是现代生产本身,都必然带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客观必然性。就后者而言,马克思、列宁等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提出的教育主张的具体落实,应当贯彻与时俱进的原则。“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具体形式也是受生产力、科技水平、教育水平和劳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所制约的。这些条件变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必然随之变化。”[3]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当代劳动教育的启发,则不仅在于我们在开展劳动教育时要特别关注“劳动新形态”,关注消费性劳动、创造性劳动、复合性劳动等新劳动形态,还要特别关注劳动教育的“教育新形态”。[7]劳动教育不能仅仅被理解为简单的认知性学习(“进课堂”),而应当特别关注各学科的间接教育、隐性课程等教育形式;劳动教育要特别注意综合课程、实践性学习、社会服务、终身学习、智慧学习等教育理念的落实。

此外,正如“劳动”不等于“生产劳动”一样,现代教育已经越来越不等同于学校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里的“教育”也不应该等同于“学校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终身教育在内的所有教育形态,都必须顺应“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要求,让儿童学习现代生产所必需的科技、文化、价值观,以具备在更高程度上实现现代教育与劳动实践相结合的公民素养。而劳动教育的具体开展,某种意义上也首先是一个成人教育、社会治理的课题。“因为如果我们的成年公民好逸恶劳、追求不劳而获,如果社会分配制度过分畸形、诚实劳作得不到应有的报偿,学校劳动教育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效果。因此,一定要注意处理好教育改革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也一定要实现学校劳动教育与社区、家庭教育的有机结合。”[6]

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一个完全过时的教育主张,或者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意味着教育要回到20世纪50—70年代的极端思维,都是完全错误的。成有信先生在回顾分析以往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认识上的错误时,曾经十分明确地提醒我们一个方法论问题:“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个什么问题?是事实,是思想,还是政策”?前者研究“是什么”,后者研究“应如何”。回顾过去不同时期教育实践尤其是政策上的诸多失误,不难发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没有研究和确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什么’,就决定‘应如何’”。[8]今天在我们重新确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原则、重新倡导劳动教育的时候,认真厘定现代生产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性质,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张的本意或精神实质,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和落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以及开展健康的劳动教育都有十分正面的意义。

 

注释:

①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工艺指的是现代生产的原理,马克思曾经希望工人阶级的子女能够通过“工艺教育"获得现代工业生产的原理,以适应现代生产对劳动力的流动性要求。

②《苏联普通教育法令选译》,第9页,转引自成有信著《现代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

③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入分析,成有信先生认为体力、脑力劳动的第一次分离发生在原始社会末期,是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分离;而体力、脑力劳动的第二次分离则发生在机器大工业取代独立手工业成为主导性社会生产力之时,第二次体力、脑力劳动的分离实质上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工,表现为从一个工人阶级内部分离出了蓝领和白领(白领指技术人员、管理者等)。也因为这一点,现代知识分子总体上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具体可以参考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结合与教育》等文,成 有信著《现代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02年版。

④檀传宝:《劳动教育的概念理解——如何认识劳动教育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基本特征》《中国教育学刊》2019年第2期;胡君进,檀传宝:《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观与劳动教育观——经典文献的研析》,《教育研究》2018年第5期。

⑤孙喜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理被曲解了》,载《教育研究》1981年第2期,参见孙喜亭著《教育问题的理论探索》,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⑥习近平:《习近平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2018年9月10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413.

[3]成有信.现代教育论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4]孙喜亭.教育问题的理论探索[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21.

[5]列檀传宝.劳动教育的中介地位初议[J].教育研究,1992(9).

[6]檀传宝.开展劳动教育必须解决好的三大理论问题[J].人民教育,2019(17).

[7]班建武.“新”劳动教育的内涵特征与实践路径[J].教育研究,2019(1).

[8]成有信.现代教育论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How to Understand “Education must be Combined with Productive Labor”?——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al Proposition

Tan Chuanbao

 

Abstract: Education must be combined with productive labor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of Marxist educational thinking o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it has also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educational policies in China. On one hand “education must be combined with productive labor” has played an active guiding role in the educational cause of since 1949 but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misunderstood the proposition of “education must be combined with productive labor” to a certain degree in the past. Based on the careful collation and analysis of Marx’s and Lenin’s dissertation, 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reflects on some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proposition of “education must be combined with productive labor” in the past, and makes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that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hoping it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realizing educational principle of combining education with productive labor, implemen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policies, and carrying out healthy and efficient labor education.

Key words: productive labo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abor education

 

责任编辑:王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