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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中国”意义上的中国教育学

  发布时间:2020-06-09 21:39:04

来源:《教育科学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龙宝新


摘 要:“中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中国”是其精准表达,中国教育学生长在其怀抱之中。文化的基本功能是“养人”,从“文化化人”到“文化养人”的立场转变呼唤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本土教育学诞生。文化中国是中国教育学的文化特质之源,这是因为:文化中国是一部广义的“中国教育学”,中国教育学是建构文化中国的利器,文化中国需要一种植根文化中国的中国教育学面世。面向新时代,中国教育学的文化使命是激发文化自信、助力文化复兴、凝聚文化魂魄,这是中国教育的文化生存之道。

关键词:文化养人论;文化中国;中国教育学;文化使命;文化软实力

 

“中国”不单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是将国人凝聚一体的精神纽带,是把现代中国载向世界的诺亚方舟。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的全称是“文化中国”,是凭借强大民族文化向心力维系着的文化之邦、文化国度。中国教育学生长在“文化中国”的怀抱中,并与文化中国之间构成了血融于水、相依相生的关系。站在“文化中国”的立场上思考中国教育学的应然内涵与科学建构问题,真正将“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教育梦”植人中国教育学建设实践中,有力抗衡各种普适化、去中国化教育学思潮的濡染,是中国教育学在新时代傲立世界教育学丛林的必由之路。文化的天性是养人、成人,中国文化如何赋能教育,助推中国教育学蜕变,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议题。

一、文化养人论:中国需要文化意义上的本土教育学

中国教育学是扎根中国文化、深埋文化中国的教育学,是被中国文化滋养、供养、涵养着教育学,“文化养人论”正是中国教育学必须回归中国文化怀抱的理论之基。所谓文化,就是在某种价值、精神、意义的统领下,人的行为、观念、语言、礼俗、艺术、观念等外显生活要素自然链接而成的有机体。文化是某一族群共同生活方式背后隐现的公共逻辑与内生基因,是赋予某一族群生活方式以超稳定性的内在缘由,一种文化形态的内核构成是教育,教育活动好似文化有机体的“中转站”,它为社会文化的新陈代谢提供了工作间。

(一)从“文化化人”到“文化养人”

要理清教育的成人机制,必须首先回归文化的母体,回归“人一文化”的交互作用链环,一切脱离文化铺垫的教育言论都具有一定成分的虚妄性与肤浅性。长期以来,“文化化人论”甚嚣尘上,成为解读人与文化互动互生关系的主调,进而悄然中夸大了文化的成人功能,挤压了教育事业活动的自为活动空间。诚如有学者所言,“文化的价值是以文‘化’人,使自然的‘人’成为社会的‘人’”,或者说动词意义上的“文化”意指的是“通过文治教化把人培养成有教养的人的过程”。[1]显然,这是“文化超能论”的鼓吹者,其症结就在于无限夸大了自在文化的育人功能,以为文化中蕴含着无限强大的育人能量。其实,古代学者早已看到,文化只能“养人”,而难以“化人”:前者强调族群文化、主流社会文化对学习者的天性、倾向、人格的濡染陶冶作用,后者则强调社会文化对人的社会化、政治化、公民化的无限强大效能;前者强调文化育人的有限性,即只能借助文化环境对人进行有限的涵养与润泽,而不能完全决定人的价值倾向、人生轨迹,故教育的自觉介人与紧密配合异常重要,而后者则夸大了隐性文化对人的育化功能,甚至有涵盖或替代教育事业之嫌。文化的作用再大、再强,都无法超越环境自然育人的域限,都无法与教育成人的强大功能媲美。如果说人的积极成长的最终结果是一种教养的形成,那么,“养”主要来自文化,“教”主要来自教育,人的教养是自然文化陶冶与主动教育引导的共同作品。在这一意义上,把文化育人的功能锁定在“养”上,而不是超能或决定意义上的“化”上,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它是对文化成人功能的更恰当定位。古代学者柳宗元指出: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如其所言,教育的实质是“养人”,而“养人”需要的必需资源则是文化与知识,故在教育问题上,古人与今人稍有差异:古代人重“养”,现代人重“育”;古代人强调文化渗透、自然染化,而现代人强调主动教学、强力而为之。这正是文化养人论的经典论述。进言之,学习者本性的形成是“自然享赋予历史交互作用的结果”[2],其中禀赋基因与后天文化是人无法选择的天赋因素,它们共同决定了人的形成的“先就”(雅斯贝尔斯)性与给养性。

由此可见,每个人性格、品质的形成都是两个养育主体共同影响的结果:一是给定性的文化,二是人为性的教育,只有将文化的“滋养”与教育的“教养”合而为一,实现文化养分与知识养分的合理配置与合力聚合,才可能实现育人工作的成效与成功。相对而言,两大育人主体绝非独立关系、平等关系,而是源流关系、本末关系:教育事业本身是文化的涌现物,是被文化决定的,在文化母体中孕育、生长、蜕变是教育事业的本性,教育活动存在的意义是把人链接进文化的世界与流体之中,促进“人与文化之间的整合与统一”[3]。在这一意义上,“文化养人论”的根基是优良文化系统,是教育育人论的原生理论,任何去文化的教育学都不可能充分激活文化系统的自然营养,创造最优质的教育养分,助推学习者的文化发展与教养形成。文化养人论告诉我们:内掘中国文化的营养,探究中国文化的“养人”功能,让中国文化更好地滋养中国新生代,是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天命所系。

(二)中国人、中国教育学与优秀中华民族文化间的共生关系

中国人在中国文化,尤其是民族优秀文化的滋养、涵养中形成,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中国教育的资本资源与智慧泉源,脱离中国优秀文化背景的中国教育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只是盗用了“中国教育学”的名义。有学者指出:“一个经历了文化化过的人定然是一个充分人性化的人,因为文化在最高意义上也就是人化”。[4]所以,中国文化是每个中国人的底色与潜台词,优秀中国人是优秀中华文化的集成者。从这一原理出发,每一个具体中国人都是自然人经历中国文化洗礼后形成的,“中国文化+”是中国人形成的特有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学仅仅扮演着促进者与加速器的角色。不同于一般人类知识,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与特质性,每种文化形态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文化加载、文化附体、文化获得是具体人形成的一般路径,推而广之,中国文化的嵌人、植人、载人让一个在中国国土上出生的自然人转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正是如此,培育优秀中国文化、民族文化,提升民族文化的品质与养分,充盈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品味,是造就优秀中国人的重要思路与行动线路,可以说,中华优秀文化的培育与建设就是中国人的大教育。

中国人的形成不仅仅是优秀民族文化自然给养、供养的产物,更是一项自觉的教育行动,这就需要中国教育学的介人。中国教育学就生长在中国人与中国文化间的互动互生链条上,其存在的意义是构筑一条中国新生代奔向中华优秀文化的高速通道,加速优秀中国人的形成。如果文化养人具有自然性、隐效性、无形性,更加呵护人的生长性、发育性,那么,教育成人更具有自觉性、显效性、可视性,教育成人是文化养人的重要补充与自觉延伸。中国教育学对中国人、中国文化延绵具有强大的能动性与作用力,只有在中国教育学的助力下才能造就出一批中国文化的扛鼎者,一批民族脊梁式的中国人,借此不断拉升中国人的品位,夯实中国文化的内能,提升中国价值的魅力。一句话,中国教育学为铸就中国文化的髙峰、中国人的脊梁而生。中国教育学的理论依据是文化养人,其行动方向是提升中国文化中的育人养分,将中华优秀文化植入中国人的心灵,使新生代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表达者、传承者与缔造者。

由此可见,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国人、中国教育学的共同基因,中国教育学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产儿、宠儿,它只有始终保持与中国文化间的血脉关联,自觉承担起唤醒传统文化记忆、传播先进中国文化的责任,才可能在新时代再放异彩、贏得赞赏。换个角度看,“与文化密切相联的教育学,离开了所处的当地文化,就难以产生有民族特色的本土教育学理论”[5]。中国教育学是中华优秀文化中孕育出的一个学科,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一门本土学科,坚守扎根中华优秀文化的教育学立场是中国教育学异军突起、本土化生长的科学之路。对中国教育学而言,秉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立场,发掘中华优秀文化的精髓,驻守中华优秀文化的灵魂,持续增强对种种异域教育文化的吸收力与同化力,是中国教育学坚守文化使命,甚至照亮他国教育学道路的重生之路。中国人、中国教育学与中华优秀文化间的内在关联如图1(图表略)所示:中国文化以其中华优秀文化为表达涵养着中国人的品性与灵魂;中国人则是中国文化的表达者与创造者;中国教育学是链接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之间的重要介质,其存在功能是强化、夯实中国文化的人性涵养功能,不断抬升中国人的中国文化表达力与创造力。

(三)时代使命:建构涵养中国人的本土教育学

在新时代,中国社会对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特色、中国梦想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教育学面临着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挑战,如何克服种种普适教育学、异国教育学、国际教育学思潮的同化,构筑具有中国文化底蕴、中国精神气质、涵养中国人心性的本土教育学,无疑是当代中国教育学者的历史担当。一种教育学只有绽放出自己独特的理论气质、本土气息、文化品味时,它才可能得到外域学者的尊重,甚至将之视为学习的对象。在近代,一系列外国教育学鱼贯而人,赫尔巴特教育学、凯洛夫教育学、杜威教育学等,纷纷成为中国教育界膜拜的对象,学人渐渐淡忘了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教育学创造,例如孔孟基于人性塑造的教育学,柳宗元基于“种树”原理的教育学,晏阳初基于乡村建设的教育学,陶行知基于生活的教育学等等,真正植根中国文化的教育学被弃置一边,中国人的教育自信、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在异域教育学的绞杀中变得气息衰弱,中国文化自养自生的教育学失去了存活空间。作为一门与民族文化息息相通的人文学科,中国教育学如若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之魂、文化之根,丧失了自己的尊严与独立,它必然堕落为异域教育学的跑马场与浑生地。更可怕的是,一旦本土教育学长期缺位、缺场,其在中国境遇中生存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中国教育学在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中严重失职,最终只会落得中国教育学、中国文化事业双双受挫的局面。所以,在当代形势下,在中国文化与中国人间的共生链条中找到中国教育学的位置,科学定位中国教育学的学科方位,搭建好中国教育学的特色架构与内容体系,是复兴中国教育学的首要工作。

二、文化中国:中国教育学的文化特质之源

历史上,“中国”始终是享誉全球的文化概念,它依托“天下”的空间概念、“和”的心灵概念、“人道治理”的礼法概念,将“中国”概念推向全球,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源。回眸历史,整个中国文明史都在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将高度离散的农耕村落勾连、整合并构成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6],用先进民族文化来统领中国人、中国社会,构建强大的中国文化磁场,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内生逻辑。有学者指出;“只有那些共享的价值观、象征符号以及彼此接受的法律—政治秩序,才能提供必要的、广泛流行的合法性,而顶层的一致协议和国际上的承认,都不足以构建或确认一个国家。”[7]在这一意义上,维系“中国”生存命脉的深层力量是国人共享的文化系统——中国文化或文化中国。如前所言,“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地理概念、空间概念、地域概念,而是一个灵动的文化概念,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中国”是“中国”的精确表达。从“文化中国”的角度出发,中国教育学的所有“中国”特质都来自文化中国的生存事实,都来自生生息息的中国文化特质。因此,从中国特有的文化模式、文化生命、文化内涵来解读中国教育学、建设中国教育学,才是建构中国教育学的正道。

(一)文化中国是一部中国教育学

文化中国不仅是中国教育学的母基、母体,更是一部恢弘的、广义的中国教育学,与先进中国文化相遇是现代中国人的福祉。其实,人类教育学始终是双轨并行、平行发展的。

一轨是与人类生活同构、同体存活的广义教育学,其特点有二:其一是无中介性,即没有专门机构与人员的媒介,只要人融身其中,在文化世界中“呼吸”,就会获得身心的教化与滋养,习得文化的素养与人生的教养;其二是自然性,一切滋养、教化的获得都润物细无声,其影响无声、无痕、无影,其效果悠远绵长。

另一轨是由专门人员在专门场所中教授的狭义教育学或常言及的教育学,其特点是自为性、派生性与有形性,其教育效力取决于其与广义教育学之间契合度与转化力,善于对广义教育学进行发掘、转化、利用的狭义教育学是最具魅力与影响力的教育学。

在这一双轨并存的中国教育学架构中,文化中国就是广义的中国教育学,它附生在强大的中国文化母体之上,伴随着中国文化的自然运行而生效,成为教化亿万中国人的原生教育形态。对广义中国教育学而言,中国文化的品质决定着教育学的效能,养分充盈的中华民族先进文化是最优秀的国人导师,文化中国的建设就是中国教育学的提质增效之道。在文化中国中,任何人际互动都是文化牵涉的自然过程,都是文化养人的发生机制,都是中国人素养习得的常规路径。培育先进的文化人、中国人,让每一个国人身上都散发出“中国味”,流露出“中国心”,说出一口通用的“中国话”,无疑是广义中国教育学的使命担当。

学者研究表明:中国文化具有其一种独有的“塔式结构”,即“发挥基础作用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中坚作用的革命文化、发挥固本作用与引领作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8],这一架构其实就是“文化中国”的立体表达,当代中国就是借助这一“文化金字塔”来运转的。要充分彰显“文化中国”的禀赋教育功能,当代中国必须大力推进三重文化工程,即面向优秀传统文化的固本工程、面向革命文化的强干工程与面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领航工程,系统提升中国文化的教育能量,为狭义中国教育学的建设提供强大的支撑。

(二)中国教育学是建构文化中国的利器

真正的教育学都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都是在特定地域流传的教育学传统的集成体。有学者指出:“每种文化都有其教育学传统,而在不同的文化中,教育学所涉及的范围或领域是各不相同的。”[9]对中国教育学而言,它承载的独特教育传统是“仁礼并重”“天人合一”“文道统一”“兼善天下”,是具有鲜明中华民族文化底色的教育学风范。对中国教育学而言,其研究的疆界取决于中国文化的疆界,其研究的对象取决于中华民族教育活动的范围,其研究的目标是巩固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立场、文化疆域与文化领空,促使中国人始终保持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而在当下,随着西方教育学的强势人侵,“中国教育学经受了一次次的‘文化失语’‘文化缺失’和‘文化误读’”[10],沦落为没有文化立场与坚守的普适教育学,变成了西方教育学的中国版本,其恶果是“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文化底蕴日渐缺失,文化意识日趋淡薄,教师更像是‘教书匠’,而缺乏‘文化人’的意识”[11]教师作为“文化工作者”的身份退化,异化为普通知识、科学知识的传授者,中国教育学真正沦为“文化空场”地带。挽救中国教育学,恢复中国教育学的“中国”身份,强化其文化归属意识,成为发自国人心灵深处的呐喊。正如有学者所言,“教育学是一门价值关涉的学科,具有浓厚、不可压抑的文化品性”,“离开了文化土壤,教育学就是抽象的,必不能适合中国教育的实际”,[12]我们必须重建基于“文化中国”的中国本土教育学。

显然,建立中国教育学并非单单声明其“中国”身份、“中国”归属,更要充分发挥中国教育学对中国文化建设的能动力量,向中国文化生命体中嵌人一种自主自觉的力量。就目前而言,中国教育学建设在文化中国建设中肩负着两大使命:

其一是强化中国教育学的文化身份,主动将教育学建设与先进中国文化建设同步起来。这是因为,中国教育学建设附属于中国文化建设,同时又相对独立于中国文化系统,这一“独立性”体现在它具有明显的反思性、理智性与自为性,能够和中国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与力量形成一种抗衡机制,大力增进中国文化的免疫力与健康性,主动策应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客观要求。

其二是充分利用中国教育学阵地,为优秀中国文化提供展示平台与进化空间。无疑,真正进人中国教育学言说空间的中国文化一定是最优秀、最先进、最具生命力的文化,中国教育学借助自己的自为优势、传播优势、理智优势为这些文化提供最好的传播服务、研究服务,让中国教育学成为文化中国建设的前线与重镇。

(三)中国需要扎根文化中国的中国教育学

对文化中国而言,最需要的教育学形态是扎根中国文化、保养中国文化、加固中国文化的教育学,毕竟“教育是以人都有着特定的民族所属和赖以成长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态环境”[13]为依托的,最具体、最真实、最有价值的教育学是与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中国教育学。研究表明,不同国度有不同的教育学旨趣,将之与他国教育学区分开来:德国倡导的是基于哲学理论的规范教育学,英国倡导的是没有自主学科属性的应用教育学,美国倡导的是基于经验研究的科学研究,而中国倡导的是基于实用逻辑的有用教育学。[14]在不同国情背景、文化体系、价值系统、历史传统中,社会、国家、人民赋予教育学的使命不同,理解教育学的角度不同,由此会导致风格万千的教育学形态,只有那些与国情文化、价值传统相契合的教育学形态才能经历历史的考验生存下来。正是如此,“以文化来界定和解读‘中国’,基于文化自觉推进中国教育学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已成为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共识。”[15]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价值,中国教育学应该围绕中国价值这一轴心来构建中国文化本属、中国人需要的中国教育学。所谓“中国价值”,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性价值信念”,就是当代中国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它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所养育、涵化和呵护的结果”[16]。“中国价值”是撑起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国社会的价值脊梁,保持“中国价值”在教育学体系中的灵魂地位是中国教育学建设的内线与基线。与之相应,中国教育学的内核也是“中国价值”,其具体表达是丰富多彩的具体文化表象,如中国语言、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传统、中国民俗、中国艺术等,用这些中国固有文化形态来重建教育学是中国教育学的复兴之路。如,坚持用服务中国文化繁荣与中国教育问题解决的立场来定位教育学的学科立场;发掘中国教育史上的种种教育隐喻,如“养树”(柳宗元)、“喂鸡”(陶行知)等来解读中国教育理念;用中国特有概念,如“道”“德”“文”“礼”“经”等轴心概念来解读教育活动;用中国画、中国诗歌、中国文学等来解读教育精神;用中国哲学来阐述教育规律;用中国教育家如陶行知、叶圣陶、李吉林等的教育经验来构筑中国教育实践体系,等等。这都是建构中国教育学的“中国之路”。进言之,即便是要引进一些外来的欧美教育学,也必须“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以避免与中国的本土问题、本土经验错位”[17]以确保其与中国精神、中国经验、中国文化间的契合性,而不能搞机械的“拿来主义”。换个角度来看,教育的道理是世界的,教育的精神是民族的,教育的实践是具体文化的,中国教育学建构必须坚守中国教育的精神与道路,而不能被看似科学的教育道理冲昏头脑,失落中国教育的价值精神与文化特质,甚至放弃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责任担当。一句话,用中国价值与中国表达来构筑地地道道、原汁原味的中国教育学是当代中国教育学肩负的特殊使命。

三、新时代中国教育学的文化使命

中国教育学生自中国文化、兴于中国文化、达于中国文化,是一部栖身于文化中国怀抱的本土教育学。面向未来,以中国新文化来引领中国教育学,以中国价值来重构中国教育学,使之成为文化意蕴丰盈、担当意识强烈、身份归属明确的中国教育学,是新时代中国教育学发展的方向。当下,中国教育学参与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任务是:激励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助力中国文化复兴与凝聚中国文化魂魄,分别从文化身份认知、文化实力培育与文化精神塑造三方面参与着文化中国的发展与复兴。

(一)激发文化自信:中国教育学的立根之基

对一个民族而言,民族文化是本民族身份与自我的集中表达:一旦一个民族在其文化评估后感受到了一种存在感、自豪感、尊严感,其民族文化自信心就会产生,其后续发展就会获得一股强大的动力支持与精神激励;否则,该民族可能失去独立自主发展的要求与机会,由此可能随波逐流、流于平庸。

首先,中国教育学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自信。民族文化自信是民族文化实力与民族文化情感的合体,是民族文化持续、坚挺、自主发展的必需条件,作为归属于中华民族文化母体的中国教育学,其立基点正是中国教育学者对中华民族文化高度的自信感,及其为增强整个国家的文化自信所付出的心血与努力。如若缺乏坚守本民族文化的勇气、意志与心志,一种地地道道的中国教育学难以产生。有学者相信,“当西方教育学研究者也以不通汉语为憾,甚至因此而大兴汉语学习之风之时,中国教育学的构建才算真正完成,教育学中的中国学说、中国知识、中国思想和中国经验才会真正影响世界”。[18]这就是中国教育学的成功标志与奋进方向。一旦中国教育学发展到了让他国学者痴迷、追随,甚至不惜花时间来专程学习中国教育学的语言表达、思想理论时,中国教育学才算真正占领了整个世界教育学领地。进言之,中国教育学要建基于中国文化自信之上,中国教育学者就要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增强坚持中国文化立场的信心与意志,真心、热忱地拥抱中国教育学。“只有当我们能大声说出自己的教育学文化立场与文化传统时,我们才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教育学’”。[19]这一见解很值得中国教育学者借鉴。

其次,中国教育学要以增进中国文化自信为使命。中国教育学的自信来自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而中国教育学的发达与繁荣,势必提升中国文化的世界吸引力、世界竞争力。到那时,国外学者如若理解不了中国文化,就学习不了中国教育学。石中英指出:教育学“不是完全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归纳方法或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批判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活动或文化活动”[20]。其实,中国教育学就是诠释中国教育的文化性、增进中国文化自信心的一种独特学科实践。进一步看,文化自信是一种“全面的、综观的自信”[21],是传统文化自信与当下文化自信的联动与统一: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历史身份印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当代中国人的新航道、新征程,用“中国价值”“中国精神”将之统摄起来,促使全体国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我们感”“同伙意识”,使之成为中国教育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强、文化自信之路,是中国教育学获得整全文化身份的科学选择。进言之,当代中国教育学的新使命是:将“建构教育学的时代使命与复兴中华文化的伟大理想统整起来,让中国的教育学既有本土文化的深刻自觉,又有人类文化的广阔视野”[22]。所以,中国教育学成功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得力路径,也只有在传播、浸入、改变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中国教育学的文化厚度、文化品质才可能实现同步提升。

(二)助力文化复兴:中国教育学的时代价值

“文化中国”不仅仅是一种立场,更意味着一种行动,用助力中国文化复兴的行动来引领中国教育学建设,夯实中国文化软实力,是中国教育学的时代价值。文化建设旣需要自我内向的发掘,又需要参与文化比较的实践,“我们不仅要有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生成的实践活动,还要有广阔的文化比较视野,形成文化比较的素养”[23]。借助民族文化比较这一面镜子,那些有助于增进本民族文化软实力的艺术形态、意识形态、哲学观念脱颖而出,更具有进一步培育的价值与意义。因之,只有自觉服务于中华民族文化较量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增长的教育学才是中国最需要的教育学形态,才是最值得去建构、珍视、践行的中国教育学。

所谓文化软实力,就是指文化中那些“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24],它来自一个国家文化形态、政治观念、精神取向的影响力、吸引力与凝聚力,是内在凝聚力与外部吸引力的有机统一,其水平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的吸引力。中国文化的内核是“中国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先进价值观之一。借助学科建设来彰显这一价值观形态的魅力、实力与竞争力,是当代中国赋予中国教育学的时代要求。中国价值是中国文化的内核,是中国文化参与世界较量的看家资本,是推动“世界中国化”与“中国世界化”的价值基轴。中国教育学要增进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价值的号召力,增强中国文化“化”世界的能量,就必须坚持用中国价值来导航其学科价值取向、细化学科内容框架、改进学科教学方式、完善学科评价体系,把中国价值植人教育学学科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要素中去,让中国教育学流露出鲜明的“中国味”,展示出独特的“中国范”,使之成为参与世界文化竞争的战略重镇。

所以,中国教育学绝不单单是教育知识传播、教育技能训练、教育经验分享的学科场域,更是推广中国文化、弘扬中国价值、彰显中国风范的前哨,中国教育学建设就是凝练中国文化软实力、竞争力的熔炉。当前,国家正推进的教育学“马工程教材”建设正是中国教育学建设的启航工程,自觉参与这一工程,应对世界文化较量的挑战,是中国教育学者强化其文化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有力行动。正如有学者所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25]中国教育学的建设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帜,奋力推进中国教育学的“中国化”进程,自觉抵御各种非中国性、去中国性教育学理念与实践的纷扰,勇敢担负起中华文化复兴的重任,做大做强中国教育学的中国文化底盘。

(三)凝聚文化魂魄:中国教育学的生存命脉

文化建设其实是一项民族的铸魂聚魂工程,作为文化中国建设的重要构成——中国教育学建设,也必须将凝聚文化魂魄视为自身义不容辞的使命,以有力应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文化短板问题。中国文化的魂魄是“中国价值”,是中国人公认、共享的信仰、精神与追求,是主导中国社会的正向价值倾向与精神寄托。正如学者所言,它是中华民族确立的“一种‘观看世界’同时‘反观自身’的有效判断标准和存在理据”[26]。这一价值是全体中国人多样化价值观的交接点与目标点,是维系中国人命运共同体的生命基线。就其形成来源来看,它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所养育、涵化和呵护的结果”,是整个民族“自主建构和自为澄明的‘价值体’”[27],始终呵护这一强大价值体的生长与延续是全部文化建设事业,包括中国教育学建设的共同任务。因此,积极参与中国文化的聚魂铸魂工程,增强这一实践的自觉性与效能性,是中国教育学肩负的神圣文化使命。

从中国价值建构的途径来看,价值顺应与价值同化是其两种基本途径,所有文化实践应该借助这两条途径来参与中国价值建设的工程。所谓价值顺应,是指国人对身上存在的那些与中国价值相悖的价值倾向、价值情感与价值心态进行的自觉调适,以主动使自己的价值系统与中国价值要求保持同向关系;所谓价值认同,是指国人面对中国价值要求进行的认可、接纳、理解活动,即国人通过这种文化参与或教育实践渐渐来理解、接受中国价值,甚至对之达到欣赏、珍视的水平。中国教育学要参与到国人的文化聚魂工程中去,也必须经由这两条途径来实现:

一方面,中国教育学应该借助学科实践与建设活动来展示中国文化,尤其是在教育文化方面的博大,阐明中国价值的魅力、优势,引导那些对中国价值有抵牾或误解的国人放弃价值成见,自然产生对中国价值的信任感、认可感与羡慕感,敦促面向中国价值的价值认同现象在他们身上发生。无疑,中国教育学是表面教育事象与背面文化精神的复合体,只要善于用中国文化的表达、中国文化的精神、由国文化的方式来阐释教育现象、阐发教育道理,中国教育学就可能引导学习者由表及里、深人腹地、触及灵魂,敦促指向中国价值的价值顺应现象在教育学人身上发生。

另一方面,中国教育学要善于凸显本土教育学家、教育家的哲学、理论与实践背后闪现的文化精髓与中国价值,善于引导学习者、研究者与实践者仔细品味其中的文化韵味与中国价值蕴含,诱发其产生情感共鸣、同理之心与自豪体验,促使其指向中国价值的价值认同现象发生。

相对而言,价值顺应解决的是价值转向问题,而价值认同解决的是价值接纳问题,在实践中后者相对容易一些。无论哪种路径,其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只有一个:让全体国人产生“同类价值意识”[28],并将这种“意识”引向中华民族共同指向的社会理想与价值信念。对中国教育学来说,充分发挥教育学的文化亲缘优势、直面新生代优势与传统教育优势,积极开掘其内在、内生的价值教育资源,是有效释放其文化聚魂之潜能的有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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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晓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