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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史学视野下的教育生活史研究理路

  发布时间:2020-01-13 14:05:01

来源:《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19期  作者:刘京京

 

摘 要:微观史学是在批判与克服新史学弊端下而产生的史学潮流,它不再关注历史长时段和宏观过程的研究,而是关注个别的、具体的事实研究。微观史学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运用“提名法”和“证据范式”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注重多渠道搜集史料,文字表达运用生动的故事叙事。教育生活史作为一种“接地气”的原生态研究,与微观史学有着类似的价值诉求。教育生活史研究可以借鉴微观史学的研究理路,其研究对象需要关注普通人物的教育生活,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注重丰富多元的史料来源,以“问题取向”为研究导向,以生活叙事为主要的表达方式。

关键词:微观史学;教育史;教育生活史

 

微观史学作为股强劲的史学潮流,其影响不仅局限在历史学科领域,而且波及到了史学邻近的学科范围。近年来,为了应对教育史学科的危机,拓宽教育史学的研究疆域,丰富教育史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教育生活史研究逐渐受到了关注,并取得了_定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教育生活史研究的出现也是受到微观史学的影响而产生的研究领域。因此,教育生活史作为“接地气”的原生态教育史研究,可以借纳微观史学的研究理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资料来源以及表达方式上进行借鉴,以形成教育生活史的理论研究形态。

一、微观史学的兴起及局限性

(一)微观史学的兴起

微观史学是在克服新史学窠臼的背景下而产生的史学潮流,它反对年鉴学派的计量方法和社会史学研究,试图冲破“静止的历史”的史学研究范式。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乔万尼列等首先提出了“微观史学”的概念。之后,微观史学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史”研究、法国的“日常生活史”、“心态史”研究和英国的“个案史”研究紧随其后,应运而生。可以说,微观史学成为一股强劲的史学研究趋势,旨在冲破新史学的研究藩篱,批判计量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打破“没有人和事件的历史”的研究形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已经开始关注人的研究,并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心态、情感、思想和命运等方面。换言之,历史学研究的“人文化”特征日渐凸显。在此史学研究趋向的背景下,微观史学成为史学的最新研究潮流。

陈启能对微观史学进行了界定,他认为,微观史学的研究不再专注长时段历程和宏观历史的研究,开始关注个别的、具体的事件。微观史学的研究方式表现为局部的研究,不能扩展到被研究事件的所有方面的历史现象。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却可以对整个历史研究背景提供一定的补充或说明[1]质言之,微观史学是以缩小历史研究范围、以微观研究和详尽的研究文献为主的研究方法。[2]也就是说,微观史学的研究通过聚焦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解析,以实现见微知著、以水滴见海洋的研究效果。

(二)微观史学的局限性

微观史学有着以小见大的优点,但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的局限性。微观史学超越了年鉴学派专注宏观研究的限制。然而,在具体微观历史的研究中,也出现了理论和方法上的问题。微观史学在进行微观分析的过程中,容易将研究视野局限化、窄域化,将研究问题聚焦于琐碎问题,而忽略了宏观的历史境域,进而出现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之间的脱节。多斯认为,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在两个层面上表现出局限性:第一个层面,历史学家总体观念丢失;第二个层面,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被其没有办法控制的系列分化、解体,性呈现出了新的异化,而这种异化瓦解了实践一惰性模型中的所有实践性行为。[3]这种系列性的异化并没有丰富历史研究,反而表现出历史研究枯竭的效果。为了突破微观史学的这些研究局限,研究者需要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避免裏挟在碎片化研究的境域之内。

二、微观史学的研究理路

(一)研究对象上,关注般大众

微观史学的研究对象没有聚焦在历史上的精英群体,而是关注那些沉默失语的群体。金兹伯格指出,过去的史学研究带有明显的“帝王将相身大功绩”的研究表征,微观历史研究的对象应转向以前那些“以沉默、拋弃或完全忽视而不理”的群体。[4]正如罗伯特·达恩顿所认为的,如果能够发现一种研究方法能深入到民众的世界观之中,并且能够研究社会底层人物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就相当于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方。[5]在微观史学的研究视域下,诸多底层人物进入到了历史研究的视野。比如,普通的磨坊主、农民甚至是受到迫害的人物以及一些机构中的普通人物群体等。此外,伴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其研究的关注点不再聚焦于过去的宏观历史,而是关注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如婚姻、家庭、生活习俗、礼节等。

以勒·华·拉杜里的著作《蒙塔尤》为例,该书研究蒙塔尤这个村庄30年间的历史发展。在这部著作当中,一些不被重视的生活在中世纪的小人物群体中出现。这部著作分析了这些小人物的行为举动、对爱情和死亡的认识、对待自然和命运的观点以及一系列展现内心情感的文化心态领域的内容。金兹伯格的著作《奶酿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将小人物麦诺齐奥作为中心,将16世纪宗教法庭档案作为揭示乡村磨坊主内心世界的线索。伊格尔斯认为,微观史学在撰写方法上,从精英群体变为居民中的其他部分,从宏大的非个体性的架构变为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4]

二)研究方法上,运用提名法、证据范式等跨学科研究

提名法是微观史学研究运用的方法之一,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指缩小历史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关注具体个人或小范围的群体。微观史学使研究者能够摆脱档案资料的谜团,将线索集中到具体人物个体的名字,形成严谨的研究脉络图,从而能够展现出社会关系发展的网络,而这个具体的人则呈现在网络图像之中。[6]通过具体的研究对象,力图复原个体的生活迹象以及其内在的思想情感,进而以个人为中心构建出整个社会关系网络。

证据范式也是微观史学研究运用的方法之,主要是运用资料分析和资料整理的方法,把散存于各类文献中的细碎资料进行重新整理和建构,进而复原或建构出真实的历史景象。由于史料的分散性、破碎性和间接性,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不尽相同,因此,微观史学的研究不能运用统一、严谨的方法。纳塔莉·戴维斯在写作《马丁·盖尔归来》进行史料分析与处理时,不仅引用了档案资料,而且依据具体的时代背景和史料文献中的千丝万缕的线索,推测其事件的可能性。[7]换言之,微观史学强调史料本身的价值和史料解读的广阔性和多元性。可以说,证据范式成为微观史学研究的可行性原则,历史学的研究可以在琐碎的、仅存的、不够丰富的资料中,运用推测的方法进行合理性解读。[8]

此外,纵观微观史学的经典著作,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显而易见,微观史学家运用了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和叙事史学等研究方法。在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以及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两本著作中,人类学色彩表现较为浓郁。微观史学家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深度描述”的研究方法,运用大量多元化史料进行描述和阐释,进而塑造出个微观的人、家族或社区。同时,微观史学家经常通过象征的方法,解读历史与文化的关系,如马丁的瘸腿形象、猫和屠猫的蕴意等,都可以成为微观史学家进行文化解释的线索。

(三)史料来源上,注重多渠道史料搜集

微观史学家反对传统史学过分强调政府国家档案的研究以及重视经济学和统计学中数据图表的历史资料选择原则,他们强调史料来源的特殊性,十分关注底层社会人物的资料,包括一些地方档案、文学材料、私人曰记和信件、通过口述方式所收集的信息以及法庭存留的记录等。纵观微观史学的著作,其资料来源比较多元。如金兹伯格的《乳酿与蛆虫》一书,通过宗教法庭对梅诺乔的审讯记录等相关文件,理解梅诺乔的内在思想和感受。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也是通过审讯记录,围绕个只有200多人的小山村30年的历史而展开,建构出600多年前该村落居民的生活面貌。纳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和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都从一个特殊的个人、特例的事件介入,通过文学资料的呈现,展示出了微观历史的表达。微观史学的研究对象聚焦“边缘”群体,其史料搜集不能单限于官方的档案资料,而需要通过多种方式搜集散落于民间的史料。然而,中国的史料保存与西方史料保存不同,中国的档案资料并非保存得相当完整和丰富,地方史料更是保存得不够完备。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也是微观史学的代表作,该书的史料来源主要包括三种:一是地方县志,二是诗文集,三是小说集。该著作的突出特点是在使用官方资料记载的同时,辅以文学方面的传奇资料,揭示出清朝初期社会中普通小人物的人生命运。

(四)表达方式上,运用生动的故事叙事

微观史学家认为,历史背景信息不可以与事件的观察和表达相分割。然而,叙述的表达方式则能够解决推测和史料之间产生的矛盾。[9]金兹伯格认为,在建构微观史学时,应该重视辨识对象及其重要意义,精心设置分析范畴,向读者传达历史体裁和叙事形式。[10]莱维也指出,微观史学研究的关键“在于论述方法”他们所尝试的是一种新的叙事方式。[11]微观史学的代表著作主要采纳较为文学化的小说叙事,而并非采用抽象推理和逻辑分析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语言风格和表达形式。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运用了文学性的叙事表达,生动呈现出已逝的时空和小人物的命运。纳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一书在组织架构上,更加注意贴近事情本身的发展脉络,其叙事方式几乎完全拋弃了分析的框架。[7]可以说,微观史学试图通过勾勒小人物事件,实现与宏观的大历史之间的连接,而叙事的表达方式则成为连接两者的重要载体。也就是说,叙事的表达方式更能够生动、形象地表现过去。

三、教育生活史研究的内涵及研究现状

近年来,教育生活史已成为教育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周洪宇认为,教育生活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而言,教育生活史就是一切与教育生活有关的历史,包括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教育生活以及其他各类教育生活等内容。从狭义而言,教育生活史的研究集中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教育生活之中,研究对象涵盖了教师、学生、校长和其他群体的教育生活。[12]目前,教育史学研究正在竭力打破“学科危机”的研究境况,不断探索新的研究领域。教育生活史的研究则使教育史研究的疆域拓宽,教育史的研究内容得以丰富,教育史自身的学科建设得到加强。

近十多年来,我国关于教育生活史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这些成果既包括教育生活史研究的理论性成果,也包括具体的教育生活史的实践性论著。从研究成果的分布看,主要集中于华东师范大学丁钢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的研究团队。如张素玲的著作《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以性别理论为视角,呈现了1900至1930年这一历史时期女大学生的教育文化生活。姜丽静的《历史的背影:一代女知识分子的教育记忆》,以北京女高师的三个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描绘出当时女大学生成长的生活轨迹。孙崇文的《学生生活图景:世俗内外的教育冲突》,主要以教会大学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多维度、多方面的生活呈现,重构了教会大学学生生活的历史面貌。毛毅静的《影像记忆:百年变迁的教育叙述》一书,以教育纪录片为视角,进入教育现场,呈现了百年间的教育生活变迁。

周洪宇、刘训华的《多样的世界:教育生活史研究引论》是第一本研究教育生活史相关理论的著作,该书分析了教育生活史的基本内涵、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研究价值,梳理了教育生活史的学术史脉以及教育生

活叙事的研究理路。刘训华的著作《困厄的美丽:大转局中的近代学生生活(1901-1949)》,全面而深入地描绘出了20世纪上半叶的学生生活,可以说是学生生活史研究的佳作。李艳莉的《崇高与平凡: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研究》,描述了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的招聘活动以及文化、经济、消费、情感和日常生活,并分析了教师生活与社会、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刘京京的《理想与未来:民国时期中学生日常生活研究》,重点研究了民国时期中学生的日常生活,包括中学生的学习生活、物质生活、情感生活、课外生活及社会变迁等,试图描绘出民国时期中学的真实历史画面。申国昌等的《生活的追忆:明清学校日常生活史研究》,深度描写了明清时期中国各学校教育场景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曰常、具体、微观的活动,通过对这些活动的生动呈现,从而实现对明清师生教育生活的“原生态”研究。周洪宇、刘训华的《图说教育生活史》,运用图说的呈现方式,依据“活动一实践”中层史观,从中外不同典籍中选取图片近200张,通过教育生活叙事的表达方式,多视角、多层面地展示了人类历史中的教育生活。

纵观已有教育生活史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就研究对象而言,主要集中在两大群体即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生活史,具体而言,即教师与学生的生活史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一些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仍然以“精英”群体为对象,如“著名教师”和“知名学校学生”对普通学校的师生群体关照较少。就研究方法而言,大多数研究采用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表现较弱。就表达方式而言,仍以分析与叙事相结合的表达方式为主。在历史资料的选取上,仍以官方资料为主、其他资料为辅的资料搜集方式。然而,教育生活史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可挖掘空间,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的扩展上,还是在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上,以及资料搜集的开拓和表达方式的转型等方面,都有着值得深入拓展之处。

四、微观史学对教育生活史研究的启示

教育生活史研究作为一种“接地气”的原生态研究,逐渐呈现出一番朝气蓬勃之态。为了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拓展教育生活史的研究疆域,形成教育生活史的研究范式,教育生活史研究可以借鉴微观史学的研究理路,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来源、研究问题、表达方式等方面进行探索与尝试。

第一,研究对象关注普通人物。生活史最明显的优势是可以穿透个体的主观性真实:因为行为个体可“为她/他自己说话”。除此之外,生活史可赋被过度概念化了的“过程”以价值。[13]教育生活史注重个体的内心世界、情感体验,凸显出人的主体性地位。由于“史学危机”呼声的高涨,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也面临着学科发展的危机。可以发现,过去的教育史研究对象带有明显的高位性、研究范围具有圈定性。能够走进教育史研究舞台的多是历史精英人物群体,而普通民众则成为“失语者”和“沉默者”,由此可见,其忽略了“底层”人物生活的微观情境问题。囿于研究对象的高位化,教育史研究领域呈现单一化、窄域化。与社会科学史学家所热衷的“长时段”、宏观总体史的研究不同,生活史更多地关注具体的、个人的微观考究。[14]因此,当前的教育史研究亟待加强微观生活史的研究,倾听处于“沉默”和“边缘”状态的普通教师和学生的声音。因为教育历史画卷的书写不仅有精英人物的功劳,也有普通教师和学生的卓越贡献。普通师生的生命体验和心灵颤动不能因此被遮蔽,他们同样拥有教育话语权。因此,有必要让这些默默无闻、沉默失语的普通教师和学生走进教育史研究的舞台,展现教育生态的原风貌。

第二,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现代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科际整合,也称跨学科研究,主要指历史学科要冲破学科之间的界限,要与其他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行交流与整合,它涵盖了学科之间理论与方法、概念术语、技术手段和研究课题的相互整合。[15]教育史作为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不仅要吸收母体学科的研究方法,也要汲取和借鉴邻近学科的研究方法,这是教育史学科摆脱“固步自封”困境的路径之一。为了多维度、多视角分析教师和学生生活史的全景,在采用基本文献分析的历史学和教育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纳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拨开生活史的面纱,透视其背后所揭示的教育变革与社会变迁,实现微观探索与宏观考察的相互关联。

教育生活史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它涵盖了教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16]因此,教育生活史研究同样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换句话说,一方面,教育生活史研究应采用历史学科的基本方法,如文献分析法、历史考证法等,这是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应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如个案分析法、心理分析法、计量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简言之,研究需要根据“问题决定方法”的原则,依据研究内容选择适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除了采纳其他学科的方法外,还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分析教育历史现象,如在分析教师、学生与社会变迁的过程时,可以借助传播学中的“社会协调”理论解释学生所发挥的媒介功能等;在分析学生课外自治组织时,可借鉴组织学的相关理论分析组织的构成模式及其运行;在分析课堂教学生活情境时,可运用心理学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如“皮格马利翁效应”的运用及其产生的正面效果等。

第三,注重丰富多元的史料来源。梁启超曾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17]教育生活史的研究要树立大史料观。大史料观需要打破以往教育史研究只重视正史史料以及文字记录的狭隘史料观,拓宽史料的多方

面来源。史料可以来自地上和地下、正史、笔记小说、口述史等。[18]选择生活史研究这一领域,更需要挖掘散落于民间的史料。由于官方文献较少记载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因此,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需要在一些零散的资料中获取史料,而传记和回忆录则是进行生活史研究很好的资料来源。[14]

教育生活史的史料来源分散,不单见于官方的档案资料、正式的期刊杂志,更多地见于非正式的出版物。此外,教师与学生生活的回忆录、私人日记、交往信件、人物传记、民谣、歌词、小说、诗歌、教育电影等也是重要的史料来源,这些资料相对于官方资料更具有“原生态”特性。以教育小说为例,谢冰莹的《中学生小说》、叶圣陶的《倪焕之》、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鹿桥的《未央歌》等都可作为研究近代中国教师和学生生活的史料来源。可以说,小说中分析的各种人物角色及其教育生活样态,同样也能反映最基层的教育生态。

第四,以“问题取向”为研究导向。美国教育学者哈德罗·珀金曾指出,真正的历史学并不是单纯按时间发展顺序挖掘和分析历史事实材料的学科,而是一门解决问题的学科,真正的历史学对现实世界(或曾经的现实世界)提出各类问题,并努力探索和寻求问题的答案。[19]教育生活史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相似,要始终把教育问题贯穿于研究之中,以问题史的方式梳理和建构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以问题的视角连接教育历史和教育现实。如从历代教师所讲授课程内容的教学生活的变迁可以看出教育变革的发展路径与脉络方向;从学生毕业与升学的生活困境与迷茫可以看出当时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教育与社会的相互制约关系;从近代中国师生课外生活的转变可以看出我国教育受到欧美教育风潮的影响,尤其是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换言之,从这些微观的、具体的教育问题中可以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管窥整体的教育状况。

第五,以生活叙事作为主要表达方式。叙事使“碎化”了的历史重新综合,使静止的历史再起波澜,使人再次回到历史舞台。[8]采用叙事的表达方式可以规避因语言分析而带来的枯燥乏味、可读性不强的问题。丁钢指出,叙事取代分析,使得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叙述矛盾得以缓解。[20]长期以来,教育史研究的表达方式主要是语言分析,而教育生活史的研究则主要运用故事叙事的表达方式,通过“深度描述”的方法再现历史场景,实现文本与读者间的心灵碰撞与共鸣。生活史方法可以提供一种工具,可以研究一个个体、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机构的发展轨迹,可以研究这些个体和群体对待事物的态度。如在研究学生升学与就业的生活状态时,可以细致描写出学生对未来的彷徨与内心的焦虑;在研究教师的教学方法时,可以运用学生回忆中的课堂故事进行生动展现,通过一幕幕情景交融的场景再现,使读者产生进入史境之感,不自觉地对他们产生“同情之理解”。这也是“深度描述”所要达到的表达效果。

概而言之,教育生活史作为教育史研究的新兴视域,是教育史研究寻求“研究危机”的一种有力突围,其“原生态”研究的特征与微观史学的研究有着相似的价值诉求。因此,教育生活史研究需要积极吸纳微观史学在研究对象上的视角下移、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史料择取的多元取向、研究问题的脉络导向、表达方式的叙事转向等方面的研究范式,以完善教育生活史研究的理论形态,增强教育史学科的自身建设,呈现生动鲜活的原生态教育史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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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丁钢.声音与经验:教育叙事探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3.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Life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historiography

Liu Jingjing

 

Abstract: Micro-historiography is a trend of historiography generated by criticizing and overcoming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new historiography. It no longer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long period and the macro process of history, but rather on the study of individual and specific facts. Micro-historiography adopts the bottom-up research perspective, uses the “nomination method” and “evidence paradigm”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 collects historical data from multiple channels, and narrates stories with vivid words. As a kind of “down-to-earth” original research method, educational life history is similar to the micro-history in the value appeal.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life history can draw lessons from the research of micro-historiography. Its research object needs to focus on the educational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adopts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 pays attention to the rich and diverse sourc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pplies the “problem-oriented method, and takes the life narrative as the main way of expression.

Keywords: micro-historiography; history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life history

 

责任编辑:王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