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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中国化的曲折探索

  发布时间:2019-11-27 23:48:54

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作者:冯建军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教育学的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回顾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经过了曲折的探索,这一探索既有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全盘照搬,也有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彻底批判,还有教育学中国化的尝试。这种尝试在“文革”期间异化为教育学的政治化、语录化,造成了教育学的严重破坏。这三十年的探索,有经验,但更多的是教训。吸取教训,避免同类的错误,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学。

关键词:改革开放前;教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教育理论中的指导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积极引进和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另一方面批判旧中国以杜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一破一立,两个方面几乎同时进行。在此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形成教育学的中国化形态,从而形成这个时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思想。

一、新民主主义教育:确立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方向(1946-195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949年12月,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思路:“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1]从指导思想上来说,新民主主义教育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旧教育学,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学。这个时期出版的著作,如朱智贤的《论新民主主义教育》(文光书店,1949)、胡守棻的《新教育概论: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商务印书馆,1950)、常春元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教程》(上海杂志公司,1950),用作教育系课程计划中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教材和参考书。以胡守棻的《新教育概论: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为例,全书共分六章,分别是:马列主义的教育之理论依据、马列主义的教育本质、马列主义的教育之社会基础、马列主义的教育之哲学基础、马列主义的教育之生物基础、马列主义的教育方法论。

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写出版了《教育学参考资料》,临时作为《教育概论》的教材和参考书。参考资料的内容分为三部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新教育的制度、课程和方法,论学习问题,这三部分的内容反映的都是老解放区的教育文件和经验,包括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论述以及东北人民政府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构想等。

新民主主义教育作为一个过渡时期,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开始了对苏联教育经验的全面“移植”和对旧教育的全面批判。

二、移植苏联教育理论:学习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1952-1956)

新民主主义教育只是提出“借助于”苏联的教育经验,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为全面“苏化”,这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有教育学自身发展中的问题。就政治原因而言,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说过:“苏联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新文化的范例”。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1]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了“以俄为师”的“一边倒”方针。就教育学自身而言,新民主主义时期编写的教育学材料,缺乏系统性,基本反映的是老解放区的政策和经验,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开启社会主义建设,对新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而苏联有成熟的经验和科学的成果。1952年11月,《人民教育》发表社论《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指出:新民主主义时期,我们学习苏联“做得不够彻底,也不够系统”。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只有苏联的经验,足以供我们借镜”。因为“苏联已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和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来批判、吸收并发展了国际科学的最高成果”。“我们的教育要为工农服务……这正和苏联相同,更是只有学习苏联经验,才能较快较好地完成我们的任务”。[2]

因此,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教育学的第一个高潮就是学习苏联。据浙江大学周谷平教授的统计,1949-1966年间,共计翻译出版苏联教育学专著56本,其中1949年至1957年为52本,1953年一年就翻译出版20本,而1960年至1966年无一本译著出版。[3]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统计,自1950年至1957年,由苏联专家直接编写的和苏联专家指导下编写的讲义、教材共达101种。[4]在编译和出版的教育学教材中,影响最大的是1948年版的凯洛夫《教育学》,该教材1950年在我国翻译出版,到1956年共印刷10次。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日报》《人民教育》还大量刊发了该书部分章节的翻译和学习体会,凯洛夫《教育学》的观点被全盘接受。1951-1953年形成了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热潮。大多数师范学校把其作为教育学教材或主要教学参考书,在城市中小学教师中,几乎人手一册。[5]一时间,凯洛夫的《教育学》,代表了苏联教育学的最高水平,等于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典范。有同志宣称,凯洛夫的《教育学》,“全书内容丰富,体系严整,在马列主义的科学的教育学中,够得上是一部经典著作”。[6]

凯洛夫的《教育学》是供苏联高等师范学院开设教育学课程使用的教科书。全书分为三编,共21章,分别为:第一编:教育学总论,包括两章:教育学的对象与方法、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与任务。第二编:教学理论(教学论),包括五章:教学过程、教养和教学内容、上课是苏维埃学校教学工作的基本组织形式、教学法、学生知识的检查方法和评定方法。第三编:教育理论,包括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原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的形成、苏维埃爱国主义教育与苏维埃民族自豪感的培养、劳动教育、自觉纪律的教育、意志与性格的教育、美育、体育、学生集体的组织与教育、课外活动与校外活动、苏维埃学校的教师、学校与家庭、国民教育制度。

仅从凯洛夫《教育学》的章节可以看出,这是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学。作者把教育学看作科学,因为它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上,“苏维埃教育学是建立在最先进的哲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底基础上的。凭借着科学认识底唯一正确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教育学才初次获得了正确反映教育现象规律的可能性,才能做出教育经验底客观分析,并能建立获得论证的概括结论,作为行动底正确指针”。[7]

凯洛夫的《教育学》把教育看作上层建设,认为“教育总是和政治相联系着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消灭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教育,而以共产主义教育来代替它。”[7]因此,他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强调教育的阶级性和教育学的“党性”。“苏维埃教育学就是论述共产主义教育的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是现代社会最先进阶级、即工人阶级党的世界观。苏维埃教育学是在实行着这个先进阶级的政策,它的党的政策。”[7]

此外,奥戈罗德尼科夫、史姆比辽夫合著的《教育学》是为苏联师范专科学校提供使用的教科书,该书在体系上与凯洛夫《教育学》区别不大,全书分为四部分:教育学的一般原理、教学理论、教育理论和学校行政。在总论中设专门一节阐述“教育学的哲学基础”。作者把哲学分为唯心论和唯物论两个派别。资产阶级教育学是建立在唯心论基础上的,苏维埃教育学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建立在马列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作者批判唯心主义无视社会制度的现实,把社会、人和道德都看作抽象的、外在于社会的存在,从而掩盖了阶级本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不是从普遍精神和绝对理念出发,而是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出发。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教育学才能成为揭示人的发展、教育、教养规律的真正科学。[8]

学习苏联教育学是我国教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我们不仅翻译了大量苏联教育学教材,而且邀请苏联专家直接到中国参与教育学师资的培养,如北京师范大学从1950年起先后邀请波波夫、普希金、崔可夫、马弩依连卡等,华东师范大学邀请了杰普莉茨卡娅。凯洛夫本人也于1956年12月30日至1957年1月23日在中国访问,先后在北京、重庆、昆明、广州、上海等地开展一系列讲演和座谈。据报道,与之会面或参加听报告的人数共1.5万余人。[3]苏联专家的教育学的讲义也被编辑印刷或出版。

在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我国也开始编写自己的教育学大纲和教材。1952年,教育部印发供中等师范学校参考用的《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该《大纲》基本是模仿叶希波夫、冈察罗夫合著的苏联师范学校用书《教育学》。后来根据大纲,教育部组织张凌光、丁浩川等专家编写了中师用书《教育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出版。在编写序言中,作者指出,该书参考苏联的经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编写。1954年,教育部组织编写了《初级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草案)》;1956年,又组织编订了《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试用)》和《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试行教学大纲》,都是参照苏联各级师范学校的教育学大纲,结合我国过渡时期的实际而制定的。[9]在后续根据这些大纲编写的教育学教材中,基本是参照苏联教育学教材体系而编写。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写的《教育学讲义》在“前言”中明确指出,这部讲义是“企图在几年来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苏维埃教育学科学体系,编写一套能够初步适合要求的教育学讲稿”。

三、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批判(1950-1957)

杜威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影响最大的教育家。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旧教育的改造,自然就是要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1955年第5号《人民教育》发表社论指出:杜威、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是1919年以后30年中旧中国教育思想的主流。杜威的反动哲学、伪科学的教育见解,通过他的弟子,系统地在中国传播,占有师范教育的讲坛,独占了教育出版界,出版了一系列的杜威思想体系的教育原理、教育概论、教育史、教学法、心理学之类的教科书、参考书。这些“教育家”中的主要人物在这30年中都取得反动教育政策决策者的地位,从1922年起使中国教育走上所谓“学美国”的道路(殖民地化的道路)。因此,实用主义思想毒害是深入到教育各方面的。[10]

新中国成立之后,没有经过对旧中国教育思想的批判,直接引进了凯洛夫教育学。但后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体系在教育工作中宣传不足,由于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科学和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并把它中国化不足,更由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没有很好结合批判旧中国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没有对旧中国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进行深刻的系统的批判,并把它从教育工作者头脑里加以最后清除”,[10]使旧中国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有了藏身之地。为了扫清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建设中的思想障碍,“必须彻底地批判和清除毒害中国人民最深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影响”[11]。因此,批判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场批判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把实用主义以及杜威的教育哲学定性为反动哲学、反动教育哲学,有着反动的政治目的,是“美帝国主义麻醉人民和侵略世界的理论工具”,是“反科学反理性主义的教育理论”[12]。这一时期《哲学研究》《人民教育》《新建设》以及《厦门大学学报》《华南师院学报》《华中师范学院学报》等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如苏联学者冈察洛夫的《实用主义与实验主义的教学论批判》(1950)、梅里维里的《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1951)、李达的《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1955)、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论(上)》(1950)、《杜威批判引论(下)》(1951)、《批判实用主义教育学》(1955)、《批判实用主义教育学关于教育的作用和目的的谬论》(1955)、张腾宵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反动实质何在》(1955)、杜佐周的《杜威反动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的分析和批判》(1955)、曾作忠的《批判杜威反动的教育哲学》(1956)、戴本博等的《杜威反动教育思想批判》(1956)、王天一的《庸俗进化论的反动实质及其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上的体现》(1958)、毛礼锐的《杜威教育思想的反动实质》(1957)、刘桂灼的《反动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批判》(1956)、严永晃的《批判实用主义教育学的知识论》(1956)、黄凤漳的《批判实用主义教育学关于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1958)、邓俊碧的《批判实用主义教育学关于教学过程的理论》(1958),等等,出版了曹孚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新知识出版社,1956)、陈元晖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批判》(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傅统先的《反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和论文集《批判杜威的反动教育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批判》(文化教育出版社,1955)。

这一时期,出于政治的目的批判杜威,抨击杜威是“帝国主义最狡猾最危险的代言人”、“美帝国主义忠实的奴仆”。如同杜威研究专家、复旦大学刘放桐教授所说:“本来应当是严肃的学术批判,变成了脱离学术、不分敌我的纯粹的政治攻击。事实上,当时写批判文章的人中多数只是作政治表态,对于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实用主义大都无知”。[13]杜威受到批判后,他在中国的学生胡适、陶行知、陈鹤琴等人的思想也遭到了批判。

四、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1958-1976)

1956年,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就国际而言,中苏关系开始恶化。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反对修正主义”。就国内而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迈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但1958年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就出现了“教育大革命”。这一阶段在教育学建设上有两个重要事情:一是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二是提出教育学中国化,建设中国自己的教育学。

虽然1956年中苏友好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但没有影响到对凯洛夫《教育学》的宣传。1956年《人民教育》刊发《凯洛夫新编“教育学”简介》,还对凯洛夫新编教育学(1956年版)进行宣传:“我国教育界殷切期待的苏联最新的教育学教科书第一本已于十月中旬由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莫洛兹昂同志寄到北京了。这本新的教育学教科书寄来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在紧张地从事翻译,预计明年五、六月间可以同读者见面”。[14]1956年12月31日,凯洛夫率代表团访问中国,教育部长张奚若主持茶会,欢迎凯洛夫的到访。1957年,《人民教育》第3期登载了《凯洛夫院士谈新编“教育学”的指导原则和全面发展问题》,介绍凯洛夫访问昆明师范学院时对该校教师提出问题的回答。鉴于1956年中苏关系已经开始出现裂痕,1957年虽然翻译了新版凯洛夫《教育学》,但实际上影响不大。

1956-1957年尽管提出反对修正主义,但对凯洛夫教育学思想尚没有开始批判。这种情况在1958年开始改变。1958年,大跃进运动发动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5]1958年,《人民教育》第8期发表社论《学习总路线,贯彻总路线》,分析了教育领域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思想障碍,包括为教育而教育,为知识而知识的倾向,拘泥于书本知识,不结合实际工作的教条主义。社论批评了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只局限于统一性,而缺少因材施教;只拘泥于正规化的学校,忽视学校的多样性;只拘泥于教师的主导作用,忽视了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习惯;只强调中央统一规定,忽视各地因地制宜;只拘泥于国家办学,忽视群众办学;只拘泥于普通中学单规制,忽视用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两条腿走路。[16]

从1958年确定的教育总路线看,凯洛夫《教育学》不仅不能为贯彻教育总路线提供支持,反而成为一个思想障碍。因为凯洛夫《教育学》强调学校的正规化、课堂中心、教材统一和教师的主导作用,与教育总路线的要求不相符合。当然,从政治上来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变修,它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建设学习的对象。《人民教育》1964年6月号发表《社会主义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写到:“解放以后有一本翻译出版的教育学著作,已经先后印刷了多次,在我国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这本书的许多观点是不正确的”。这篇文章开始了对凯洛夫《教育学》不点名的批评。在同年10月教育部印发的《城市半工半读学校情况汇编》中明确指出,以前“把苏联凯洛夫的教育思想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实际上它是资本主义的”。[17]自此,凯洛夫成了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教育学的典型受到批判。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文革”期间达到了顶峰。1969年10月31日,《浙江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向凯洛夫猛烈开火,把教育革命推向前进》。文章写到:凯洛夫是现代修正主义教育的鼻祖,是国际上臭名远扬的修正主义反动权威。他所炮制的《教育学》,毒气四溢,是一套反动透顶的修正主义教育纲领。要搞好这场革命大批判……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打一场围歼凯洛夫《教育学》的“人民战争”。

《红旗杂志》1970年第2期发表“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谁改造谁——评凯洛夫的〈教育学〉》。文章提出:“是以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思想来改造资产阶级的旧学校,还是让凯洛夫的《教育学》来统治我们的学校,这是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严重斗争”。围绕着两条教育路线,文章分析了“两种对立的教育观”、“两种根本对立的认识论”,强调教育是阶级斗争的需要,不是抽象“人”的需要。任何抹杀教育阶级性的言论都是十足的政治欺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凯洛夫《教育学》强调对书本知识的学习和课堂教学,不是从实践入手,因此是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许多知识要从生产实践中学习,向工人、农民学习。教师和学生必须走出校门,到工厂、到农村,跟工人、农民学习。这一思想直接催生了“文革”时期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导致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惨遭破坏。

这一时期,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总体评价是:以“全民教育论”为纲,以“智育第一论”为核心,是资产阶级传统教育思想的翻版、资产阶级反动教育思想的大杂烩[18],是修正主义代表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任务服务的。[19]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最初是为了探索教育学的中国化,发展到“文革”时期,成为全面否定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成绩的理论借口。

五、教育学中国化的初步探索(1957-1966)

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出现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一方面开始批判苏联的教育学,一方面开始探索新中国教育学。有学者根据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分析教育学中的问题:“忽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忽视了苏联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必须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及当前教育的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我们往往喜欢生硬地搬运苏联教育学上的理论和经验,而不考虑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教育改革的实际及学生思想和知识水平的实际,硬要迎头赶上。”[20]1957年第7期《人民教育》以《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为题发表了上海、南京高等师范院校部分教育学科教授的笔谈,大家在充分认识学习苏联教育学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继承中国教育遗产。张文郁教授明确提出:“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方向,最迫切的是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教育学中国化,是解决存在于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偏向的关键。”[21]这一时期,瞿葆奎在《华东师大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年第4期发表了《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曹孚在《新建设》1957年6月号发表了《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等,从理论上尝试提出教育学中国化的方案。

教育学的中国化,重要的是建设与教育总路线相适应的教育学。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劳动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当时“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导下,在教育“大跃进”的鼓舞下,开始编写中国的教育学教材。1959年编写的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教研组、上海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的《教育学讲义》(上、下册),北京师范学院教育教研室的《教育学讲义》(河北人民出版社),南京师范学院《教育学》编写组的《教育学》(江苏人民出版社),广东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的《中国教育学讲义》(上、下册),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系的《教育学(初稿)》。从编写指导思想看,它们都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教育思想和党的教育工作方针为指导思想,根据总路线的精神,从实践出发,总结和反映老解放区和全国解放以来的教育实践经验,特别是1958年以来教育“大跃进”的创造性经验,批判教育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编写具有鲜明的党性的教育学教材。就教育学的体系看,基本上还是凯洛夫《教育学》的板块:总论、教育论和教学论。在具体内容上,结合中国的教育实践,设置“党的教育方针”、“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马列主义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学校教育制度”、“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教育”、“人民教师”等章节。

这一阶段,反映1958年教育经验最彻底的教材要数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市教育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教育学会等合编的《教育学》,该书打破了凯洛夫《教育学》的体系,设计了五个板块:毛泽东同志关于教育的基本理论、全日制学校教育、半日制(半工半读)学校教育、工农业余学校教育和教育的科学研究。显然,板块中“半日制(半工半读)学校教育”、“工农业余学校教育”都是“教育大革命”中的新现象,它试图使教育学为伟大的教育革命服务,为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大法宝服务。这本教材虽然从章节设计到内容彻底“中国化”了,但它使教育学又变成了教育政策的汇编。

1961年4月,中宣部召开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周扬在会上提出:“要编出一本好的教材首先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整理自己的遗产,同时要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编出具有科学水平的教材,才是中国的教育学、中国的文艺学。”[22]这次会议决定由刘佛年教授承担《教育学》编写任务。后来,针对刘佛年的“教育学提纲”,周扬还指出,教育学要以探索特殊规律为主,但不能忽视共同规律;要历史地看问题,并把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阶级观与历史观要统一,有历史观才能避免阶级标签主义;战斗性与科学性结合,不能以战斗性否定一切;要以阐述正确教育为主,辅以对错误教育的批判;教育学要研究教育,不能以其他代替教育理论。[23]周扬对教育学教材编写的这些意见,对建设中国教育学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1961-1963年,由刘佛年任主编,完成了《教育学》讨论稿,供内部使用。粉碎“四人帮”后,这本教材稍加修改,应教学的急需而出版。

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章节有:

第一章 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第二章 教育与儿童身心发展的关系;第三章 教育目的与教育方针;第四章 学校教育制度;第五章 课程与教材;第六章 教学过程与教学原则;第七章 教学方法与教学形式;第八章 思想教育的意义、任务和内容;第九章 思想教育的过程与原则;第十章 思想教育的途径与方法;第十一章 生产劳动;第十二章 体育与卫生;第十三章 教师;第十四章 学校行政;附录一 教育与经济发展;附录二 电化教育;附录三 美育

刘佛年的《教育学》,虽然章节没有超越凯洛夫《教育学》的三大板块,但其针对的问题、论述的原理都是中国的。这本《教育学》摆脱了苏联那种工作手册式的面貌,也摆脱了教育学的政策阐释,力求从理论上体现“中国化”,提高教育理论概括的层次和理论思维,把教育学中国化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刘佛年《教育学》是推进教育学中国化一次较为成功的尝试。可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教育学中国化越来越偏离正常轨道,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

六、教育学中国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196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提出建国以来教育工作中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教育的一套破烂”。批判凯洛夫《教育学》的目的,是响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召,建设中国教育学。但在这种政治狂热的背景下,中国教育学表现为对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解释和毛泽东有关教育语录的诠释,最终成了政治的附属品,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工具。

如广西师范学院教育革命理论教研组编写的《教育学讲义》(1973),其章节有:

一、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三、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四、“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五、对学生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六、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七、人民教师。

再如广东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编写的《教育学讲义》(1974),其章节是:

一、教育与阶级斗争;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三、社会主义时期的青少年;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五、社会主义文化课教学;六、学工、学农、学军;七、体育;八、革命教师。

这个时期,“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五·七指示的办学道路”、“学工·学农·学军”等,这些都是教育学的主要命题,也是教育学“中国化”最鲜明的表现。中国教育学建设,固然以中国教育实践为根基,反映中国社会的发展,但需要对教育实践进行反思、概括和提炼,寻找中国教育发展的规律。遗憾的是,“文革”时期的教育学,虽立足于“中国”,却放弃了“学”,造成对教育学中国化的严重歪曲。

七、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建设中的教训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探索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前。1930年,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是我国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述教育基本问题的著作。之后,张栗原的《教育哲学》、林砺儒的《教育哲学》和钱亦石的《现代教育原理》也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阐释教育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教育哲学,以杜威实用主义为主导。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既不系统,也不是主流,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甚至一度遭到禁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与此相适应,也必须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教育学中的指导地位。新中国的教育学,在“以俄为师”的思想指导下,开始了一个“学习借鉴苏俄式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结合本国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艰难过程。”[24]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民主主义时期,提出“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这一方针试图从各种教育中吸收优势,既没有开展对旧教育的批判,也没有完全学习苏联的模式,还提出以解放区经验为基础。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开始全面“以俄为师”,凯洛夫的《教育学》被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最高科学成果,教育学全盘“苏化”。在全面学习苏联教育学之后,为清除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障碍,又开始了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批判。

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指出“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引发了教育学者对教育学全盘“苏化”的反思,开启了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1957年,曹孚在《新建设》发表《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教育学中国化主要是将苏联教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反对学习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教育学中国化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刘佛年主编《教育学》(讨论稿)为标志。但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受“左”倾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被严重歪曲,教育的阶级性被高度强化,使教育成为了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工具。1956年,中苏关系恶化后,凯洛夫《教育学》被作为苏联修正主义教育学受到批判。“文革”期间,教育学最后蜕变为政治和语录式教育学,导致了对教育学的全面破坏。

新中国的教育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毫无疑问,也是坚定不移的。但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道路上,一波三折。无论是全面引进苏联教育学,还是批判杜威实用主义,以及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都是为了“建设中国教育学”。在建设中国教育学中,强调教育的阶级性和工具性,教育学沦为语录和政策汇编,而失去了理论之“学”。

回顾新中国教育学的前三十年,虽然我们建设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信念也是坚定的,但教育学中国化的进程是曲折的,在教育学中国化过程中出现三种偏差:第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地理解,从书本出发,不是从实际出发,教条化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造成了一种贴标签现象。第二,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当作经典或马克思主义的最科学成果,全盘吸收过来,没有结合中国教育实际进行判断和选择。第三,对“教育学中国化”存在着错误认识:一是强调中国化,就意味着中国理论必须本土化,就是要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理论,与西方理论对立起来,全盘否定西方理论。二是把中国化狭隘地理解为政治化,把政治化又狭隘地理解为意识形态,等同于中央、国家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致使教育学最后演变为方针政策汇编和领导人的教育“语录”。正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还存在着问题,致使这三十年教育学的中国化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其教训是惨痛的,也是深刻的。

马克思主义是建设中国教育学的指导思想,教育学如何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建构中国的教育学科,成为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也是改革开放后,教育学重建中需要着力探索和解决的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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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周谷平,徐立清.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中国化历程初探[J].教育研究,2002(10).

 

An Explor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edagogy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END Jiarrjun

 

Abstract: Marxism is the guiding ideology for building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he construction of pedagogy in New China must be guided by Marxism. Looking back on the 3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 reform and opening up, Marxist pedagogy has undergone a tortuous exploration, which includes not only a complete copy of the Soviet Union's Marxist pedagogy, but also a thorough criticism of bourgeois education thought, as well as an attempt to localize pedagogy in China. This kind of attempt was alienated into the politicization and quotation of pedagog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caused serious damage to pedagogy. This thirty-year exploration has experience, but a lesson is even more. Learning from lessons and avoiding similar mistakes help better build Marxist pedagog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edagogy; Sinicization; Marxism

 

责任编辑:徐德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