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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70年

  发布时间:2019-10-25 20:43:55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作者:顾明远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为思想源泉,吸收一切世界文明成果和教育经验,深入实际开展研究,逐步建设成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

关键词:教育;教育理论;教育研究;教育科学;中国教育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教育走过了从新民主主义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的整个历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逐渐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指导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取得的胜利。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毫无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教育的性质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传入中国之前,人们都不能正确认识教育的本质和作用。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第一次正确地揭示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正确地阐述了教育的性质。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上阐明教育的本质,指出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经济的发展,教育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认为,教育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所制约,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1]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也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反过来,教育要为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中国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几年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8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我国已经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这个教育方针奠定了社会主义教育的理论基础。

在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过程中,曾经走过一些弯路,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片面地强调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忽视了人的本体的培养,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教育自身的规律,阻碍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主持工作,指出建设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张,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拨正了中国教育发展的航向。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这就明确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阐明了教育的根本性质。

今天,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密。习近平站在时代的高度,针对当前的国际形势,结合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2]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关于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求得人的解放。但是在人类社会中,人不是一个抽象物,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时候,揭示了人在生产中的地位。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的分工,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同时大工业生产又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大工业生产的必然要求;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指的脑力和体力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3]因而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改造社会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也是培养人的全面发展唯一途径。个人的全面发展是通过生产劳动同教育的结合来实现的。

邓小平在1978年的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非常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改造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就是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4]

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奠定了我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基础,指导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思想源泉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实践创造的文明成果,蕴含着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教育就是在中国文化这块沃土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教育理论建设离不开中国文化教育传统。中国优秀文化教育传统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重视教育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把教育作为立国立民之本。古代的重要教育著作《学记》论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说:“建国君民,教育为先”。从国家来讲,可以兴国安民,从个人来讲,可以成为有道德的君子,提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把教育摆在立国的首位。所以,中国远古时代就有学校,即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成为一个完整的学校系统。

第二,为国为民的教育价值观。中国古代教育开始就与社会国家联系在一起。教育就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矢志爱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美德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思想家深刻的忧国忧民思想哺育着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国为民的教育价值观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思想源泉。

第三,“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有教无类”,是孔子最早提出来的,指的是,人在于教育,没有种类之分。虽然当时孔子主要是指统治阶级内部“有教无类”,但后来大家把“有教无类”作为教育公平的代名词。促进公平,使每个儿童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永远是中国教育理论需要研究和实践的问题。

第四,道德为先的教育思想。中国传统教育始终把德育放在第一位,培养圣人也好,培养君子也好,都是教育学生做人,做一个人格高尚的人。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强调自律,自我修养,从心情上陶冶情操,同时还重视向他人学习,见贤思齐,以他人为鉴。

第五,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因材施教”也是孔子最早提出的。《学记》中说:“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学记》还强调,教育要及时,错过了时间,即使勤奋也难有成就,“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同时又指出,教育也不能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更不能拔苗助长。所谓“不陵节而施为孙”,“学不蠟地”。这都是中国教育理论需要继承和发展的。

第六,学思结合的教育方法。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还说:“博学而笃志,切闻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孔子还提出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而知新”等。虽然后来封建科举考试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经院主义教育方法盛行,但学思结合却是中国优秀的教育传统。

第七,教学相长的原则和师生关系。尊师重教是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重教必先尊傅。韩愈《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既是经师,更是人师。同时,教师也需要向学生学习。教师可以从学生的质疑中提高自己的学识和教学技能。《学记》写道:“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是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教学相长,说明了教与学的辩证关系。

中国优秀文化教育传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建设的思想源泉,需要深入挖掘和研究,继承和发扬。在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正确对待中国文化教育传统,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批判和摒弃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

三、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

中国现代教育是从西方引进的,中国的教育理论开始的时候也是来自西方,是从日本转手过来的。第一部教育学是王国维翻译的日本教习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西方教育理论输入中国有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清末民初。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吸引了许多中国学者,从日本引进了许多西方教育理论。从上述的《教育学》以外,还翻译了江口辰太郎在湖南师范学校的讲义《教育学泛论》、波多野贞之助的《教育学讲义》等,据统计,自1896年至1911年,中国翻译出版的教育书籍达76种。[5]这些译自日本的教育学著作,主要也是介绍德国赫尔巴特教育学派的理论。

第二个阶段是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全国解放以前。这一时期有两种思潮影响着中国教育。一是以美国为主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二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1919年5月1日杜威应北京大学、江苏教育学会等五个学术团体的联合邀请来华讲学,到1921年7月11日离开中国,在中国逗留了两年十个月零10天。其足迹遍及奉天、直隶、山西,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等11个省。在各地作了许多演讲,宣传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他的演讲先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后又编辑成册。著名的有《杜威五大讲演》(在北京的讲演)、《杜威三大讲演》(在南京的讲演)、《平民主义与教育》、《教育哲学》等。对中国当时的教育产生巨大影响。与杜威在中国讲学的同时,其他欧美学者也纷纷来到中国介绍和宣传他们的教育思想。如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罗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孟禄等。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6]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同时,也介绍了苏俄的教育理论。1921年,《新青年》8卷2号、4号和5号的“俄罗斯研究”专栏里,刊登了《苏维埃的平民教育》《苏维埃的教育》《俄罗斯的教育现状》《革命的俄罗斯底学校和学生》《俄罗斯社会教育》等文章,介绍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的教育改革。[7]早年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杨贤江、钱亦石等人在介绍苏联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杨贤江的著作《教育史ABC》(1929)、《新教育大纲》(1930)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著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影响了中国教育理论建设,而且在中国革命根据地得到实践,从而形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

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的初期。以苏联为师,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8]学习苏联的主要渠道,一是翻译出版苏联的教育理论著作,二是聘请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和指导。代表苏联教育理论的主要著作是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自1949年11月开始翻译出版,到1953年出版发行共16次,其发行量之大是惊人的,几乎做到中国教师人手一册,对中国教育理论建设和教育实践起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凯洛夫教育理论强调以下几点:(1)教育是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阶级社会的教育具有历史性、阶级性,苏维埃教育学要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2)强调系统的知识传授。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批判过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认为它不能让学生学习到系统的科学知识。从而要求较早的实行分科教学,强调系统的知识讲授。这一条对中国教育影响甚深,我们长期强调基本知识基本训练,不能不说受到苏联教育的影响。(3)强调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刚性作用。(4)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

第四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使我国教育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打开国门,向世界学习,努力吸纳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新理念,新经验。

最早引进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发表的教育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该报告指出,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引起的社会变革,人类开始进入了学习化社会,终身教育成为人们生存的必需。随后,各种教育思潮相继涌入。有苏联赞可夫的发展性教育理论、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理论、美国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育理论、布鲁姆的掌握学习理论、德国的范式教学理论等。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也得到了重新评价。

同时,教育界介绍了各国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经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教育改革最活跃的年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各国教育改革的热潮。特别是由于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美国“国防教育法”的出台,引起了教育现代化的变革。

各种教育理念和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为我国教育理论建设增添了许多教育资源。同时,在吸收世界教育成果和总结我国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我们重新恢复了教育哲学、比较教育等学科,新建了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管理学等新兴交叉学科。

四、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建设打开了新思路

改革开放,迎来教育科学发展的春天。1979年4月,经邓小平批准,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同时,教育部成立了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规划教育科学的研究。至今已经过了8个五年规划时期,完成了以万计的科研课题。40多年来,中国教育理论界经过了几次教育大论争,逐步厘清了发展思路,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出了新步伐。主要教育论争是:

(一)教育本质的大讨论。1978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提出,教育这种现象中,虽然有上层建筑的东西,但不能说教育就是上层建筑。这个讲话引起了教育界的大讨论,长达十年之久。虽然没有统一的结论,但对教育的本质有了深入的认识。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要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同时要重视人的发展和超越;教育的功能性和本体性是统一的,只有个体的发展才能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

(二)学生主体性教育的讨论。1980年,有学者提出,“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的观点,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学生在教育中的地位,是教育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赫尔巴特主张教师为中心,杜威主张以儿童为中心。这场讨论的实质是教育观念转变的问题。经过漫长的讨论,大家认识到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学生的主体性不同于杜威的以儿童为中心,而是强调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自主性、主动性,同时教师仍然要起引领指导的作用。

(三)教育产业化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的思潮开始兴起。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在教育领域内有产业化的成分,但教育不能产业化,更不能市场化。教育是社会公益事业,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应该由国家来承担责任。但是可以吸收民间资金,鼓励民间办学。

(四)素质教育的讨论。上个世纪80年代,在批判应试教育的同时,提出素质教育的概念,一时引起了教育界的争议。有学者认为,素质教育的提法缺乏理论依据,素质一般指人的生理、心理的遗传素养,难以在后天培养。2006年教育部会同中宣部、人事部、社科院、团中央等部门开展了一年多的系统调查,提交了一份《素质教育系统调研总报告》,对素质教育作出了新的界定:“一般说来,素质即人所具有的维持生存、促进发展的基本要素。它是以人的先天禀赋为基础,在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身心组织结构及其质量水平,主要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等。”[9]《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坚持与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于是,素质教育成为教育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五)教育现代化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初,在率先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沿海主要城市,提出了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议题。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开展了多次的讨论。较为普遍的认为,教育现代化就是为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来改变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促进人的现代化的过程。教育的现代化包括教育观念的现代化、教育制度的现代化、教育内容的现代化、教育手段的现代化。最终是培养现代化的人。[10]

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科学研究蓬勃开展。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教育科研走出了大学的书斋,走进基层学校。科研兴教、科研兴校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经过教育科研8个五年规划,教育科研硕果累累,教育科学已经从一本教育学发展成教育科学群体;许多引入的教育理论逐渐完成了本土化;我国教育工作者创造许多自己的教育理论和经验。。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建设迈向了新征程

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了新的目标,做出了新的部署。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不仅是指导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方针,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教育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教育改革和发展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深刻地论述了新时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出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念。总结为“九个坚持”,即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全面论述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目的、教育的任务和培养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习近平提出“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未来”的论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教育是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的社会活动,教育要面向未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贡献。这就是教育的本质特征。

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建设构造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他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核心。从这个观点出发,深入研究中国教育的本质和任务。

习近平提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论述得既全面又具体,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新时代的教育方针充实了许多新内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领会其精神实质,同时深入中国教育的实际,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总结教育实践中的鲜活经验;同时吸收世界教育改革的经验,把世界经验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实现教育的本土化。逐步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4-695.

[2]习近平.习近平201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座谈会上讲话[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910/c70731-25629093-3.Html.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142.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7.

[5]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17.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7]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213.

[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4-8.

[9]素质教育调研组,编.共同的关注——素质教育系统调研[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

[10]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257-289.

 

责任编辑:桑尔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