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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兼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及教育发展

  发布时间:2019-10-25 20:42:34

来源:2019年10月8日讲座  作者:杨继国

 

今天的内容涉及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国智慧,第二个是马克思主义,第三个是教育学。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我讲的可能是一些零碎的、点到为止的或者说是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和交流。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除了刚才所说的专业的交叉外,还有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智慧、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其涉及习主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主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各学科的指导思想,我们应该围绕这样一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研究和学习。实际上,过去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但我们要将其变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时期,我们提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特色结合,而现在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提法是有差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实际上是创建一个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就涉及马克思本身的理论和方法,同时涉及到中国特色的问题以及如何将这三者结合起来的问题。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还没有讲清楚。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特色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定要有中国特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是坚持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那么问题在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吗?这就要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通过十来年的探索,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并且二者是完全能够结合起来的。那么为什么二者能够结合起来呢?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一个外来的理论要和本国的特色、文化结合起来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二者必须要有共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共性是什么?外国文化引入中国的问题从几千年前就开始了,国外的文化的主要代表是宗教文化,当代世界上的宗教文化的三大代表为: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佛教。这三者都产自外国,在唐朝以前都引入了中国,通过一千多年的发展,真正发展为中国文化的只有佛教。尽管现在基督教在中国十分盛行,看起来也会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基督教从唐朝以前引入中国,一千多年来一直没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佛教不一样,佛教不但在中国扎下了根还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什么原因呢?孕育佛教产生的文化的性质和孕育基督教产生的文化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我们把世界的文化最基本的性质区分为两类:一个是东方文化,一个是西方文化。二者的区别到底在哪?佛教为什么能够中国化?佛教从文化的性质来说属于东方文化,东方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佛教产生于印度,而如今印度的佛教徒已经很少见了,中国的禅宗完全是在中国发展出来的,又由中国传播到周边,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那么这与我刚才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真正中国化,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一个前提。从文化的属性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就应像佛教一样,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相同的文化属性。由此我得出的启发是,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属性上来说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一致性,并且从思维方式来说是完全一致的。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属性上有一致性?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这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无论是二者谁影响谁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拥有共同的文化属性。中国优秀文化的代表是什么呢?这要从中国文化的根和源头来分析,从源头上看在中国的《易经》中有所体现。《易经》中的八卦图在乌克兰的一个地方被人们发现,而西方完全不知其用,这说明在4000多年前中西方文化就有交际。这样一个问题的厘清很重要,因为其涉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怎么样的,以及怎么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时我经常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化,为什么其他的西方文化不能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而马克思主义可以。因此,我们必须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别才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的差异去理解中国特色,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有很多的疑问,比如: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有没有封建社会?中国古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前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领先西方,中国为什么没有率先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在相对比中国落后的欧洲出现?这些都是还没有解释清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搞清楚,现在的中国应当改革开放成什么样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建设成什么样子都很难从理论上说清楚。只要搞清楚了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差异,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我先说明我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原因,接下来讨论的也是跟以上内容有关的一些问题。

之所以要将这个题目说成智慧教育是相对于另外一个方面而言的,我研究中国思维方式的方法来看,一般将教育分为两类:一类是智慧教育,一类是知识教育。这样分类的依据在于韩愈的《师说》中提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1]这样作为教师应该做什么,教育应当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就讲清楚了。教师要完成三个任务,先是“传道”,然后是“授业”,即进行专业知识的传授,最后是“解惑”,即解答问题。我们仔细分析现代教育,现代教育的教育制度是资本主义建立起来的,那么实际上现代教育制度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这与西方文化有关系。我认为现代教育只做了“授业”和“解惑”,而“传道”这方面很少涉及。如果将“传道”理解为思想政治教育,其实西方的现代教育是有所涉及的,而在这里,我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理解 “传道”的,我认为现代教育的“传道”是缺失的。

究竟什么是“道”?“道”不能理解为思想政治教育和品德教育,我们现在的思政教育仍然属于“授业”“解惑”的层次。西方文化中没有“道”这个层次,中国有些人把“道”当成一个虚幻的东西。“道”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人们对它的理解分歧很大。中国人所说的“道”,是指宇宙运行的基本规律,强调做任何事情都要建立在遵循宇宙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它是一个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东西。比如,道德这个词汇中有一个道,怎么理解道德呢?在一些解释中,这两个字有一个就足够了。现在,人们对道德的理解就是德,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约定俗成的规则,遵循其规则就是道德的,违背就是不道德的。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背景下,我们的民族有不同的约定俗成的规则,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现在认为很道德的一些东西,在四十年前是不道德的,这没有客观的标准,那么道就丢掉了。这样的词在现代汉语里有很多,这一方面是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中没有道这一层次;另一方面在汉语中,我们仍然能看到它完整的保留道的基因。汉语词汇中,双音节的词占很大一部分,而其中的含义都是一个词的意思,另外一个词却丢掉了。这些词的含义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比如国家,现在普遍理解为国。这样的词在西方语言中的意思具有单一性,在中国的语言中是两个意思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意思。这涉及“道”是什么?《易经》中的解释是“一阴一阳谓之道”[2],或者理解为阴阳两种因素构成的整体,是不能分割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两方面的含义,是不可分割的,就像手背和手心是一个道理,因此我们看待任何事情都要从两方面去理解。更通俗的说法就是矛盾,矛盾的两个方面。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刚才我讲的“道德”“国家”都是一阴一阳构成的事物,是由两个含义构成的。“道德”是由“道”“德”和这一阴一阳两因素构成的,并且“道”是主要方面,那么“道德”应是什么含义呢?按照古典文化的解释,符合道的,遵循了自然规律行为的规则就是道德,它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实际上,中国文化的“道”是处于不断丢失的一个状态,但5000年来它不断地渗入我们的思维,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适当的时候它就会苏醒过来。

“一阴一阳谓之道”主要是从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上来讲的,那么思维方法研究方法是由什么决定的?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东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原因是什么?这些不同的思维方式,哪一种思维方式更科学呢?判断一种思维方式科学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呢?从中国的“道文化”的角度,符合自然规律的思维方式就是科学的思维方式,而违背自然规律的思维方式就不太正确。思维方式是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属性决定的,不同的思维方式下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方法以及逻辑都是不一样的。就思维方式的含义而言,从研究方法角度来看,“道文化”有三方面:一是整体的思维方式;二是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把整体分为两部分但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三是变化、发展的思维方式,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任何事物。一个事物是由两个因素构成的整体,我们要研究整体就要先找到它的两部分,也就是阴和阳是什么。这一个事物首先分为两个方面,然后又分为四个方面,,是发展、演变着的。变化、发展的思维方式,适合于观察分析任何事物,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生活,都是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则。因为这个规则来自宇宙大自然本身发展演变的规则,所以我们符合这样的规则就能够正确地判断、分析一个事物,抓住它的本质进而预测它发展的方向。

西方文化发展出来的研究方法和东方的是不一样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它是一个静态的分析方法,把事物看成是不变的、静止不动的;二是它将事物切成小块,分析每一个小块,从中寻找小块之间的横向联系,由此得出结论。但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不断地发展、演变的,我们原来得出的结论不能解释新的现象,而且时间越长解释就越弱。这需要我们重新建立方法,再进行研究,由此形成一套不同的理论,这两套理论之间有可能没有联系,甚至是相冲突的。比如,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的经济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其结论有可能是冲突的,这是由其研究方法决定的。这种研究方法的缺陷还在于,其在静态的条件下寻找其规律,探求因果关系,不探寻它从何而来,它的过去是怎么样的。由此,我们找的事物的因果关系很可能是错误的,找到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把相关关系当成因果关系,甚至反过来把结果当成是原因,无论结果或原因都是相关关系的一种。很多研究把因果关系颠倒,这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方法都是可以的。同样的数据,用另外一种方法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是会不同的。同样,我们如果完全遵循原来的方法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有老师提出了人力资本的问题,主要为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篇论文结论为人力资本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另外一篇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发展,究竟哪一篇论文的结论是正确的?研究农村经济问题,我们会想农村经济为什么会落后?二元体制为什么会出现?我们可能想,由于农村的人力资本不足导致了农村经济的落后,人力资本是原因,农村经济落后是结果。那能不能反过来说是由于农村落后所以导致教育方面人力资本投入不足?这样说也是可以的。实际上,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不是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导致经济增长的原因有许多,所以人力资本不能成为主要原因。因此,判断研究的结果正确与否,我们必须用动态变化的方法。

那么动态的方法是什么,通俗来讲,就是追根朔源,沿着历史向前追寻。比如八卦的结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个层次,最后八卦八个,静态的研究方法就只在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只看这八个是不能研究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我们向前追寻,一直找到太极就能把八卦清楚了。按照中国“道文化”的思路,实际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八卦的结构,不断地一分为二,是很简单的。这涉及理论研究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总认为理论研究的方法或模型越复杂化越高级,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本科生用的是初级,研究生中级,博士生高级,其内容在本质上来说没有差别,差别在于模型的复杂程度,越高级越复杂。按照中国的“道文化”,有一句话叫“大道至简”,越高级的东西是越简单的东西,做学问应当弄得越来越简单。现实世界是复杂的,这是由于事物是由一个简单的东西不断按照一分为二的规律发展出来的,因而变复杂了。我们做数学模型,当中的参数有三个以上就很难做了,但现实世界中有无穷多个,把所有的放在一起自然就变复杂了。人为地把大多数参数省去,而留下几个,就很难证明留下的是正确的,只能主观地判断。刚才我提到的“道”的思维方式,即一分为二、整体思维,就很简单了。不管事物多复杂,我们先追根朔源,再反过来梳理就十分清楚了,这就像家谱一样,很少出错,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虽然现实世界十分复杂,但是它演变的规律是很简单的,即一分为二,一阴一阳,我们分析任何事物都抓住这一点基本上就不会出错。比如一个人,找到他的爹妈,再找他的爷爷,最后找到他的一个子孙,找到一个子孙再反过来看,梳理的非常清楚了,哪个是哪个生的,是哪一房哪一族的,像个家谱一样的,他就很少会出错了,而且这样就把复杂的东西变得简单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研究的对象十分的复杂,它的规律其实就是一分为二、阴阳结合,最简单的就是这个。我们分析任何事物,实际上抓住了这一点,基本上都不会出错,当然我说的是按照中国的“道”的思维方式。我刚才没有提马克思,但是我讲的这些东西都是马克思的东西,从思维方式上来说,马克思的东西和这个是一样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双音词的问题,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道文化”当中的思维方式的问题。双音节词大多数反映的是两个字,是各自表达的意思组成的整体,这两个字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其中有一个是主要的,一个是次要的。按哲学的话来说,它就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另外一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用我们中国的“道文化”来说就是阴阳,只是说的名称不一样,当然,用什么名称不重要,它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就可以了。因此这些我都不解释了,关于这些我只是提出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共同思考一下。

我举了几个跟经济学或者说与其他学科有关的几个例子,那天我刚好有一个我教的高中生的学生聚会。期间,学生问了我这个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哪个说法是正确的?他们当中有个学生还是搞法律的,问我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两个都对,两个都不对,为什么呢?抽象地单独说,依法治国,而不顾及其他,这是错误的;单独讲以德治国而不顾及其他,也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什么呢?依法和以德,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个不可分割,两个都要要,这就是“道”的思想。在西方的语境中,人们往往只谈其中的一个,谈这一个就不要另外一个,这是西方的文化属性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因为他们没有一阴一阳的概念。他们的思维就像是:一个东西,我判断它是好的就是好的,是坏的就是坏的。那么在中国人看来,或者换一句话说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看来,好的和坏的它不是绝对的,它是变化的,即好的当中有坏的,坏的当中有好的,好的可以变成坏的,坏的也可以变成好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证明力这一点,例如,建国之后,我们俘虏了大量的国民党的战犯,还有伪满洲国的汉奸,他们好多人双手沾满了共产党和人民的鲜血,把他们杀掉,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你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会怎么处理这种问题,你们看看他们在伊拉克、叙利亚的情况就知道了,他们会把对方抓起来杀掉,因为对方是坏人,不应该留着。中国人怎么处理呢?没有杀他们,把他们转变成人民的一员。前不久还有个电视剧专门写这个,中国人处理这个问题和外国人不一样是因为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和他们不一样。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法和德是道的阴阳两面,缺一不可,不过它其中有一个为主,一个为次。究竟哪个是主哪个是次,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就不讨论了。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总有一个更重要些,但是它是变化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看成是不变的。

下面这个是个经济学的问题。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国家与市场,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我们往往是取其中一个,讲计划的时候就不讲市场了,反之亦然。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经济的运行绝对要按照市场制度运行的机制,并且国家不能干预,说这是经济规律。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都换了一个说法,说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我们以前不这样说,十九大的报告中,有另外一句话说,让国家的宏观调控起更好的作用。这两个放到一起,就好像是矛盾的,这里我们讨论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我们是要一个还是两个,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涉及我们改革开放究竟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目标模式问题。用刚才说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一下,你就清楚了,这两个都要要,一个都不能缺。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经济运行机制的两个方面,而且在中国从来都是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的。我上面谈到了中国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从来都是由政府主导的,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经济模式,不管是在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还是现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模式和其文化、思维方式有关,这两个是一阴一阳,合起来就是“道”,分开了就不是了。懂得了这点,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奴隶社封建社会和西方的不一样,我们也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试了好多次也没有搞成。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搞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但同时政府的宏观调控也不能扔掉,这与中国的历史传统有关,你想人为地将它改成一种方式,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它是由中国的文化模式决定的,文化模式决定了这样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来源于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当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政府为什么要给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抽象来说就是我们说的一阴一阳,一个都不能少。上升到经济学的角度,我们的《道德经》中有句话就解释了为什么市场经济需要政府来宏观调控,自然运行的规律和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的差异,人类社会的运行要符合自然规律。但是人类社会的运行和自然的运行是一阴一阳的关系,人类社会的运行是阳,自然界的运行是阴,阴相对稳定,阳相对是变化的,这样会导致人类社会的运行偏离自然运行的规律,当然这个偏离是有周期的,它还会回来。《道德经》中的原话这么说:“天之道,以有余而补不足。”[3]意思是:天道自然规律是拿多的补少的地方,是平衡的一个规律,而人之道则反之,把少的切块,去补多的地方,那就是两极分化。也就是说,市场机制作为社会规律中的经济方面的规律,它逐渐地多于自然规律,如果你不管它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个国家社会经济出问题。中国人掌握了这样的规律,在一开始就对社会规律偏离自然规律这个现象进行纠正,故国家对市场机制进行调控并不违反自然规律,相反这样做是把偏离了自然规律的这个机制回归了自然规律。

以上都是与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还有几个问题,这几个都是理论界的一些难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率先产生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韦伯“中国命题”,首先是韦伯提出来的,当然韦伯有他自己的结论。韦伯发现,中国在古代,经济、文化、科技领先于西方,但是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到现在也进入不了,搞完全的自由的资本主义这样的经济制度。按韦伯的解释,西方搞资本主义,因为西方有新教的思想,中国没有宗教,尤其是像西方新教那样的思想基础,因此中国进入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按此解释,中国要现代化,要必然要把基督教引进中国并作为我们的文化基础。韦伯不外乎是想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按照中国的“道”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按照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分析,就完全不是这样的一回事。中国所有的历史朝代和时期,都是政府主导的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模式是与之冲突的,资本主义的模式是完全摆脱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因此,中国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

当然还有更具体的原因,资本主义的出现要具备两个条件,这是《资本论》中的情况,《资本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学过政治经济学的,看过《资本论》的人就知道,资本主义的出现首先要把货币变成资本,资本刚开始要有原始积累的过程,要准备大量的货币,货币变成资本它要有一定的量。[4]这里涉及一个思维方法,要从质和量两方面来考虑,西方一般只分析量不分析质,质和量是一阴一阳的关系。西方国家当时相对而言比较落后且少,他们自己拥有的货币量少,当时的货币是金属货币,这些国家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增加积累资本,积累的量都是不够的,所以它们把国外的别人的货币变成自己的货币。不管合法不合法,合法的手段比如用贸易,用商品换别国的货币。资本原始积累第一个条件或者说规定就是,只能把商品卖出去,不准买进来,因为买进来货币又出去了,这个阶段是重商主义阶段。限制商品进口,货币净流入,让货币达到资本的条件,光凭商品来交换还不够,另外的方式就是抢劫、贩卖毒品,鸦片战争就是这么来的,还有日本的倭寇、贩卖人口,美洲的黑人就是通过贩卖,把非洲的黑人放到船上卖到美洲,等等,或者干脆把别人的国家占领了并消灭他们的人口,把他们的财富直接拿来,这个阶段的目的是积累足够的货币量,因为当时还没发行纸币。这个模式对中国来说是不需要的,因为中国比较大,中国当时经济比较发达,而且中国宋朝时就发明了纸币。货币为什么一定要用金银呢?用一张纸就可以了。中国在宋朝就发明了纸币,因此中国就具备了货币足够转变成资本的数量。第二个条件是劳动力要变成商品,货币一部分购买劳动力,一部分购买机器设备。西方人的封建社会是农奴制,劳动者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或者奴隶,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获得劳动力商品,干了两件事。刚才我说的重商主义,积累足够的货币量,它是由当时的封建政权合作造成的,要在政府的干预下才能做到,商品只能卖出去不能买进去,这没有政府的强行制度是做不到的,还有一些殖民抢劫等,都要政府强大,有军队才能做到。当时西方的封建制度的形式是庄园制度,类似于我们春秋战国时代,表面上有中央政府,实际上中央政府一点权力都没有,各个庄园是个独立的王国,有自己的警察、军队,它完全自己说了算。而王室的成员要生存就需要各个庄园进贡,要不王室会不给田地。在法国曾经出现过,国王吃饭要向那些庄园主乞讨,后来那些商人(就是新兴资本家的前称)说:“我给你钱,你帮我做一些事作为交换,比如帮我建一支好军队,然后你也有了权威,然后你把一些项目批准给我作为交换。”国王觉得这能提高自己的权威,不用看别人的脸色,挺好,于是二者就结合了,就有了原始积累这个阶段。当原始积累完了,货币不能变成资本,要把劳动力变成商品,劳动力在庄园里,都是奴隶,这时候王室成员提出人权自由的口号,和农奴说:“你和我们干,把庄园主推翻,我给你们人权,让你们自由。”并开始支撑引导农奴的起义,把封建社会推翻,农奴变成了自由民,他们有了自由和人权,但没有土地,没有钱。他是奴隶时还有地方吃饭,现在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了。商人便说:“到我工厂里来干活,我给你饭吃。”然后劳动力有了,资本主义就开始了,这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中国的状态是,中国没有西方的农奴制,中国主流的劳动者都有自由和人权,所以中国不具备形成劳动力商品的条件。中国有地主,农民自己有一小块土地,自己当老板,就算没有土地,他可以向地主租一块土地,他还是有自由和人权的,因此中国这种特殊的地主经济关系导致了无法形成劳动力商品。如果我们用“道”的思维方式分析一下,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下一个问题,中国有奴隶社会吗?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如果说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那中国还有封建社会吗?如果按照欧洲的农奴制度和封建社会,中国也没有,中国基本是地主制,虽然在春秋有过井田制,有点类似于西方的封建制,但它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封建社会几乎是没有商品经济的,因为它不需要商品交换。西方劳动者是奴隶,都在庄园内解决,庄园主所有的生活用品也在庄园内解决,不需要商品交换,如果说有交换,就只有奢侈品,比如说中国的丝绸、瓷器,他做不来,他就需要交换,因此基本上没有商品经济。西方的货币是黄金白银,中国从来没有把黄金作为主流的货币,中国的货币是铜钱等,铜钱能买什么?一根葱等,如果要买大众商品,人们可以用黄金白银银票等,后来人们还发明了纸币。欧洲的封建社会乃至到资本主义阶段,他们为什么不用铜钱这样廉价的金属做货币?为什么用黄金白银?这是因为廉价的金属做的货币没用处,这种钱是普通老百姓用来交换用的钱,而普通老百姓在庄园里,不需要买什么,不需要也没有权力拥有货币。只有贵族、庄园主才需要大众的交换,所以都用黄金白银。由此看出,中国的商品经济在很早就很发达了,另外我们从一些词汇中就能看出,例如,我们称做生意的为商人,我们有个商朝,商人由此而来。过去,做买卖的人多是商朝的人,他们跑到其他诸侯国,乃至现在中国的国外,到处做生意,于是被称为商人。这说明,在商朝,中国的小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这在一些古籍也有详细记载。在西方,它的封建社会没有商品交换的基础,而中国很早的时候商品经济就很发达。商品交换的前提就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点说明中国和西方的发展历史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另外一个涉及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既然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理论还成立吗?是不是错的,或者说它不适合中国,这也是当下人们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中国的特殊历史的发展,并不能否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因为虽然没有和西方一样的发展模式,但是他们的一些特征都存在于中国的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讲的社会发展阶段,不是说每个国家都要有一样的发展模式。

另外一个关于因果关系问题。这里我举了一个货币和价格的关系问题,这个主要是用来说明静态和动态的思维方式的区别,货币与价格的关系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关系,组成了一条基本的定律。价格是怎么形成的?是由什么决定的?货币量决定价格的高低,宏观调控的依据就是这个,这是由一个静态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如果人们用动态分析方法就不一定成立了,实际上,货币和价格是同一个东西,价格就是用货币表示的商品的价值,它们是同一个东西。如果说不对,因为倒过来说,价格高低决定了货币量的多少,用计量方法或者逻辑推理等,它也是成立的。那么问题来了,我前面的结论中货币量是原因,价格是结果,我后面的结论中价格是原因,货币量是结果,倒过来倒过去说都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在静态分析下,不是因果关系的也把它判定成因果关系,这个假的因果关系中,有些可以倒过来说,但不是所有都能倒过来说。关于供求和价格也是同样的道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定律——供求决定价格,这是五大基础模型之一。同样,供求的改变会导致价格的变化,倒过来说好像也可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静态分析框架中,它们是平行关系、相关关系,不能当成因果关系。按照“道”的思维方式,人们要在历史的变化时间发展中才找得到因果关系,因的时间在前,果的时间在后,要在动态的过程中去寻找。关于“道”的思维方式,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结合静态的思维方式,之所以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原因就在这里。

从上述的一些概念来看,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东方的“道”的思维方式的差别什么。从思维方式的角度,“道”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反映在逻辑上,属于辩证逻辑。我们经常说写文章说话要符合逻辑,这个话只对了一半。逻辑不是只有一种逻辑,按照我分析的思路,我们可以把所有东西都看成一个整体,先把它分成两类,每一类还可以再分。逻辑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分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两类,两者都有成熟的理论体系。形式逻辑对应的是静态的思维方式,辩证逻辑对应的是动态的思维方式。这两类逻辑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我们说的要讲逻辑指的是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就是“道”的思维方式,也是马克思的辩证思维方式。

关于这两个逻辑涉及两个大的问题,逻辑涉及概念的分类的问题,我举例子来说。关于马的分类,如果按形式逻辑可分白马、黑马、红马,公马、母马,大马、小马,等等,这些都是静态分析,没有考虑马的历史发展演变的问题。按辩证逻辑来分,从历史的动态的角度可分为原始马、现代马等。其他概念的分类也可按两类分,我们可以看出形式逻辑是辩证逻辑的一个子系统,辩证逻辑不会违背形式逻辑的规律,形式逻辑只是辩证逻辑的一个特例。不同的逻辑条件下会有不同的结论,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的结论不一样,是因为他们用的逻辑方法不同。下面一个是对立统一和两极的对立,按照“道”的思维方式,一个东西分成两个面,它是对立的两个面,但是它组成的是一个整体,一个矛盾,是对立统一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把对立统一的两个面看作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没有直接关系的,这个可以从我们学科的概念中体会,比如说,太极图中就是很好的体现。由此,我们可以分析,为什么在西方会产生一个马克思那样的和东方文化性质相同的一种方法论、世界观。但是马克思的方法论、世界观在西方是属于另类,是不被主流文化接受的。同样的,在东方也有类似西方的思维方式,如百家争鸣中有一些文化就会有类似西方但又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比如墨家,它是从科技方面研究的。下面一个是显性层次和本质层次的分析,静态的研究方式只能揭示出现象当中的一些联系,而且这些联系很可能还不是那么回事,甚至都会颠倒了因果关系。这是因为现象太复杂了,我们很难把他们的本质关系找出来。“道”的思维方式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类似父子关系、母子关系一样,最后深入它的底层,故我们进行的是本质分析,其实对应的就是一个东西,一分为二,不断地变多变大,越变越复杂。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说,后面的东西是复杂的,前面的东西是简单的,简单的东西就是本质的。本质分析没有什么神秘的,就是透过那些复杂的现象找到最前面的东西,深入本质,这也是抽象分析法,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是静态的。

另外,天人合一和天人二元对立的观点,也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如何来解释呢?这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此处就不作深入探讨。总之,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生出来的一部分,要遵循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凡是自然界生出来的所有东西都有它基本的基因,人类也希望,我觉得这是一个科学的判断。我展示的是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思维和西方文化西方思维的差别设计的一些图(图表略)。第一幅图是我从外国人一本书截取出来的,我在我的学生中做过几个实验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学生逐渐西化,但还没完全西化,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的结果。这位外国人在日本、韩国等国家做实验,发现东方人的答案和西方人的答案不一样,发现东方人首先从整体来思考问题,西方人看细节。第二幅图的测试结果反映出,东方人注重内在关系分析,而不是表面分析。第三幅图反映出,东方人注重群体利益,西方人注重个性。因此,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文化性质不一样,文化本身就存在东西方的差别。还有一些东西方文化差别的例子,如,写信,中国人写地址从大地区到小地区,注重整体,西方人就先从自己住的地方往大地区写。这些差别,我们按照“道”的思维方式思考就很容易明白。有没有一个适合任何学科的基本的思维方式?我觉得有,这个思维方式就是八卦,它是宇宙形成演变的最基本的规律,它是一个科学的模型,而且是数学模型,二进制的模型。莱布尼茨发明了二进制数学,他认为这个二进制是中国人发明的,他从当时西方传教士从中国带回去的一些文献中发现,这就是二进制。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些现代科学中来验证这个模型,如人的基因分解是符合八卦模型的。基因符合八卦模型是因为宇宙基本的运行规律是这样,所以宇宙中任何一部分也是这样运行的。如,物种从简单到复杂,任何个体包含的整体的基本的规律,这些不同的动物,它们的胚胎的第一个阶段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反映的是胚胎从受精卵到成形,成为一个个体出生,是把宇宙的开始到演化形成的过程全部重复一遍,在几个月时间内把多少亿年的规律重复一遍。八卦图里的阴阳符号就是它基本的经历,不管它分成多少都是由阴阳构成的,只是阴阳的组合运行的方式不同而已。

 

参考文献:

[1]韩愈.韩愈全集校注[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2]刘大钧.周易概论[M].四川:巴蜀书社,1999.

[3]董京泉.老子道德经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资本论[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王雪婷,黄丽芬,李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