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日 星期二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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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逻辑理路:价值与路向

作者: 朱德全 熊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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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职业教育现代化是支撑教育现代化、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压舱石”。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指向立交融合的新目标、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跨界创新的新内涵以及面向人人的新要求,表现出一体化类型化开放化与大众化的价值定位。基于以顶层设计与底层跟进的上下衔接为起点、以时间重置与空间重构的双效驱动为主线、以生命实现与技术支撑的融合共生为终点的逻辑架构,彰显出务实、变革与人本的三大导向。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应着力于体系建设、协同治理与人才培养,实现高质量内生、融合式共治与双元型育人。

关键词职业教育;现代化;逻辑理路;高质量发展;内生协同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将人类社会推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的特定总和,以现代性来表征其社会生活和文化的特定形态。[1]现代化俨然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导致新的统一文明的唯一进程”,[2]不同国家或社会“按其自身的全新方式重新利用现代性,重新界定现代性话语”,[3]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文明经验”的差异。显然,中国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走向趋同与霸权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教育现代化作支撑,而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现代化是支撑教育现代化、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压舱石”。《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等重要文件相继出台,刻画了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图景。职业教育现代化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外推式的现代化”。新技术驱动下,工作岗位的可替代性增强、劳动过程的去分工化加深和劳动者职业能力的综合化发展,[4]使得信息技术开始对职业教育在结构、空间、关系、文化与制度等方面进行嵌入重构,[5]尤其表现在职业教育的信息化上,如工程模拟的虚拟场景建设、数字化场馆资源开发、“双师型”教师信息素养提升以及大数据信息化管理等。[6]在此背景下,高职院校办学条件逐渐从标准化走向现代化,[7]学校开始重视学生网络学习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8]并极力探索学习工厂人才培养模式、[9]“产赛教”智能融合育人模式、[10]职业教育在线学习教学模式[11]等。二是“内生式的现代,涉及职业教育的发展战略、思想理念以及具体改革等。瞄准建设中国特色技能强国的顶层目标,有学者提出打造新时代职业教育升级版、实现职业教育转型发展和培养一大批高层次现代职业人才等战略重点,[12]强调体现规模对接质量、院校对接区域、城市对接乡镇、中职对接高职、专业对接产业的战略选择,[13]凸显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区域性与阶段性。[14]同时,针对其间可能存在技术僭越的风险,相关研究开始关注人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价值。不仅重视人的职业生活状况,强调在职业审美中实现新时代“美好”职业生活,[15]而且明确指出职业教育的价值旨归于现代职业人的培养,[16]更对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建设进行了指向人格、能力与生涯发展的“人”本定位。[17]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对职业教育“器道”逻辑、新生态建设等主题的探讨。一方面,诸如从“技术至上”转向“技术中立”、[18]“上手”状态发挥技术最佳效用[19]等观点,为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注入了新思想;另一方面,在职业教育生态化发展[20]的理念指导下,相关研究围绕伦理文化、审美文化与科学文化重构职业教育教学生态系统,[21]基于“完整职业人”的培养目标设计高等职业教育智能生态系统。[22]此外,针对现代化进程中职业教育关键领域的改革,有学者提出以国家基本制度设计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23]优化类型定位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4]适度回归组织内科层关系的产教深度融合,[25]形成以公共理性和公共善为秩序逻辑的职业教育治理善态格局,[26]探索多样态的专业群建设模式,[27]建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维度,[28]基于能力本位推进实践导向的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29]等。

综上所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大背景下,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是基于“外推”走向“内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职业教育现代化以深层次、高水平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与知行合一为表征,明确类型属性则是前提条件。进一步说,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内生以各领域、诸要素的协同发展为基础,包括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的上位协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中位协同,以及职业教育内部职校与企业、课程与教学、技术与生命的下位协同等。由此,彰显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三大旨归:即特色鲜明的类型属性、高质量职教体系建设、产教融合的跨界协同。然而,仅仅停留在对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性认识或者着眼于对其中某一方面的现代化探讨远远不够,有必要秉持一种全局观与整体观,系统审视与深入分析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进而澄清以下问题: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内涵是什么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应当基于何种逻辑架构?职业教育如何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发展?回应上述问题不仅是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应然之义,更是在新发展阶段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定位

进入新发展阶段,职业教育的现代化不是“模仿跟随、技术赶超”的现代化,而是“自立自强、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因此,应从形式与实质两个层面出发,聚焦新目标、新阶段、新内涵与新要求,对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进行价值定位。

(一)一体化发展:瞄准“立交融合”的新目标

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是一体化发展,一体化发展要求瞄准“立交融合”的新目标。一方面,搭建纵横贯通的人才培养“立交桥”,建立“贯通、衔接、立交、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纵向上,打通“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专业研究生教育”相互关联的通道,同时以专业群建设为抓手,衔接前后学段以及专业、课程与平台三大要素,保障职校生的升学优势与就业优势;横向上,拓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交叉流动的通道,引导学生提前分流,以职教高考改革推进普职双轨并重、双轨并行,扭转“职教次于普教”的错误认识。同时,必须谨防精英教育的思维模式,将职业教育“立交桥”完全等同于升学渠道。“立交桥”旨在提供满足社会大众人生发展各阶段所需的优质职业教育服务,升学只是其中的一条路径,培训服务、继续学习、直接就业、转岗再就业等都是与升学并驾齐驱的发展通道。另一方面,推进产教全方位与深层次融合。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主要任务:一是在运行逻辑上,协同产业效率至上的经济逻辑与职业教育育人为本的教育逻辑,统整产业工作活动与学校学习活动;二是在系统结构上,推进产教双系统在产业布局与专业设置、产业人才需求结构与职校人才层次结构、产业核心技能与职校课程教学等方面的耦合;三是在功能要素上,以职业教育人力资源开发,推进劳动力就业与产业经济增值,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的“三链同构”,表现为企业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全过程和职业院校以技术助力企业催生产业新业态。

(二)类型化发展:开启“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是类型化发展。《方案》明确肯定了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的重要地位,这也意味着职业教育将全面开启“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职业教育实现质量发展的核心就是从“层次”走向“类型”,这依托于人、财、事、物四方面因素。首先是人的因素。现代社会的智能化发展催生出大量以新技术为主导的岗位,对职业教育的人才数量、能力素质、层次结构提出新要求。由此,职业教育的发展重心将放在3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扩大高职招生数量,更多地面向非传统性生源;二是坚持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与实践导向,着力培养学生的专业技术技能以及以创新为核心的复合型、智能型能力;三是加快构建包含技术应用人才、技术管理人才、技术创新人才等在内的职业人才梯队。其次,财的因素。经费投入是职业教育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必须解决好“量”与“用”的问题。既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专项经费投入,落实生均拨款,更要明确经费投入的重点范围,兼顾在区域、校际与项目上的公平。再次,事的因素。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质量”,强调职业教育质量标准的建立。职业教育的质量体现在职业院校的质量上,职业院校的质量体现在学科专业的质量上,学科专业的质量体现在教学的质量上,教学的质量体现在人才的质量上。因此,不仅要分类分层地推进兼顾底线质量与特色质量的职业教育质量标系建设,同时要完善各类质量标准建设,包括专业群建设标准、教学质量评价标准、人才质量评价标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等。此外,还需建立职业教育监督委员会和行业咨询委员会等国家机构,[30]为职业教育质量体系建设提供外部保障。最后,物的因素。这一因素指向职业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要求打造一批优质的实训基地,进一步凸显职业教育的实践性与应用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多元化、复合型将成为职业教育实训基地的发展趋势,表现为治理格局将由政府主导变为政府、企业、职业院校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协同共治,功能性质将由教学与培训的单一功能变为集教学、培养、培训、生产、实践、服务与创新为一体的复合功能。

(三)开放化发展:赋予“跨界创新”的新内涵

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是开放化发展。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开放化发展不是新话题,而是其与生俱来的跨界性与创新性在当前的深刻显现。毋庸置疑,职业教育是一种“跨界”的教育,这一属性在现代化的语境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是跨界“导向”,在兼顾就业与升学的基础上,继续教育、职业培训等教育形式的涌现,使得职业教育促进个体生涯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服务导向得以廓清;二是跨界“性质”,在融合教育性与职业性两大根本属性的基础上,强化职业技术技能本身的应用性、学生技能学习过程的实践性以及面向智能型工作岗位的创新性;三是跨界“主体”,超越在实施与管理上的校企合作,走向与政府、社区、中小学等社会力量的深入协同,通过构建多元共治的格局,打破职业教育“职能交叉”“条块分割”的治理困境;四是跨界“领域”,职业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横跨“职业域”“技术域”“教育域”与“社会域”的融合型教育,在面向现代化发展的新技术时代,更需要指向全境域的跨界融合共生的跨界思维作为支撑;[31]五是跨界“地域”,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既要“目标在内”,扎根中国大地,发挥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和对产业体系与结构转型升级的引领作用,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又要“视野向外”,面向世界开放,通过企业“带着走”的“鲁班工坊”项目和职业院校“自己走”的海外办分校两种形式,服务建“互联网+”用户、职位、课程、效果、反馈与管理的平台发展新模式;[32]其次是从适应到引领的技术创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实质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不仅指向新技术在职业教育中学习与应用的现代化,更强调现代职业人对技术的个性化需求和生命在技术中的“自在”“自为”与“自觉”,[33]实现职业教育对技术在器物与精神层面的创新引领;最后是“三位一体”的发展创新,推进职业教育在招考制度的特色化与规范化建设,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的定制化与专业化变革以及在资格评价上的标准化与系统化构建。

(四)大众化发展:提出“面向人人”的新要求

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是大众化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这一任务更为迫切。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要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因而在改革实践中除了对国家、社会和教育目标的关注外,还需要关注人的需要,特别是底层劳动阶层的需要。[34]一方面,职业教育的辐射面要更“广”,力求人人可学。不仅面向职校学生和普高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农民等非传统生源群体也应全面覆盖。2019年高职超额完成“扩招百万”的任务,上述四类非传统生源在扩招总人数中的占比接近一半;[35]2020年和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分别提出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以及开展大规模、多层次职业技能培训的目标。显然,难点不在于“保量”,而在于“保质”,必须探索分类分层的人才培养模式,满足不同人才的发展需求,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另一方面,人人可学是基础,人人成才是目标。成才与否在于是否具备高水平的能力素养。高技术技能型的现代化人才应具备三类主要技能:基础技能、可转移技能和职业技术技能,[36]尤其是包含交流、数字素养、解决问题、团队合作及创业等人工智能所无法替代的可转移技能。因此,要求职业教育秉持终身教育的理念,兼顾人才培养的阶段性与长远性,从关注人才单一技术技能的习得到重视人才社会文化、通用能力与职业价值观的综合培养,不仅培养专业人才,更要塑造行业匠才”。

二、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逻辑架构

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是一体化、类型化、开放化与大众化的协同并进。在实践中“四化”发展的两两结合,表现出务实、变革与人本的三大导向,形成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顶层+底层-时间+空间-技术+生命”的逻辑架构。

(一)做“实”:以顶层设计与底层跟进的上下衔接为逻辑起点

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建立在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基础上,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现代化。职业教育的全称是职业技术教育,从技术的立场出发,技术知识的独立性、其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来源的多元性分别支撑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办学形态与管理模式的类型化,[37]从而在学理基础上确证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由此,相应地要求在底层实践中构建“入口-过程-出口”的“三端全链”培养体系,跟进顶层设计,实现顶层与底层的协同。

首先,把好职教高考改革的“入口端”。职业教育要成为一种与普通教育并轨的类型教育,其平等地位最根本地体现在招生上。职业教育正是由于长期以来在为普通教育“兜底”,才一直被诟病为“次等教育”,所以推进职教高考改革成为支撑其从层次走向类型的关键一步。通过职教高考改革,稳定职业教育招生比例,建立内部畅通的发展通道,强化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有助于彰显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其次,用好校企双元育人的“过程端”。办学模式的独有特征是体现职业教育类型属性最为直接的方面,[38]职业教育办学不能脱离行业与企业,校企双元育人不仅能有效规避职业教育“模仿普教、追赶高教”的办学倾向,[38]更通过将生产性与教育性、技术性与人文性、应用性与理论性有机统一,防止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经济社会脱节。最后,守好“1+”证书制度的“出口端”。使职业教育的学生获得与普通教育的学生同等的就业竞争机会,是职业教育彰显类型属性的核心追求。建立学历证书与各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行互通的制度,是职业教育实现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化管理的重要创新,既能有效保障人才培养的质量水平,更能确立高素质技能性人才的类型地位,使职业教育的学生不仅在劳动力市场,也在其他方面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

(二)求“变”:以时间重置与空间重构的双效驱动为逻辑主线

现代性既代表着进步,又内在地包含着种种毁灭的可能性,它可能是一种道德毁灭力量,[39]这使得现代社会既充满机遇,又充满风险。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双重语境下,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不仅要纵向上做“实”,更要横向上求“变”,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协同推进变革,实现高质量内生发展。

要在时间尺度上统筹即时性发展与历时性发展。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掀起职业教育内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同时又强化了终身学习的发展理念,职业教育的终身化已然成为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趋势终身学习指向人的可持续发展,表现为人人可学、时时可学、处处可学的实践形式,要求职业教育的体系建设与技术保障因时而变、顺势而为。一是终身化职教体系框架的搭建,包括人才培养体系、管理实施体系、质量标准体系、评价督导体系等,属于历时性的发展革新。确立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框架本身就是一项长期性与连续性的系统工程,这一过程既需保持与人的发展规律的一致性,满足“职业人”终身学习的需要,更要与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同频共振,打造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新生态。二是职业教育学分银行的建立,属于即时性的发展革新。学分银行是职业教育终身化落地的有力抓手,统筹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协同了中高职、用人单位与第三方评价机构,实现以学分的“灵活流动-即时积累-转换认证”支撑职业教育的“跨校学习-书证融通-公信服务”。只有职业教育的学习成果可认证、可积累、可转化,“终身性”才具备实践基础。当前,以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支撑的学分银行设计探索[40]也充分印证了学分银行赋能职业教育终身学习的可行性。

要在空间尺度上联通产业空间、治理空间与学习空间。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在空间维度上意味着绝对边界的逐渐模糊与消逝,表现在3个层面:一是宏观上产业园区与职业院校的融合,重构新的产业空间。的产业空间超越了产业类型、地理区域的限制,指向功能复合与机制畅通的系统构建。职业教育在教育、社会、技术、职业“四域共生”的网络式生态中,通过形成生动鲜活的教育生态链、职业市场链、技术创新链、社会产业链的“链式联通体”,[41]共生融入产业园区,由此完成对产业空间的重新定义。二是中观上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协同,重构新的治理空间。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要以共治求善治,追求治理的空间正义。空间正义是社会正义的空间化,强调使每一个差异主体的人都能得到自由和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42]因而治理的空间正义不仅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更重视对弱势一方主体权利的保护,使之能够获得平等的治理机会。职业教育应超越以学校领导、学生、教师等内部治理主体与企业、行业、政府等外部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走向基于平等民主的治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最后建立起“制度正义-组织正义-文化正义”的新治理空间,实现从治理中求协同、求共识到以治理求正义的转变。三是微观上在场学习与缺场学习的交互,重构新的学习空间。智能时代的职业教育不能只在“围城”中办学,要建立具有智慧性与泛在性的“空间连续体”。[43]以新技术赋能学习空间,推进学校、企业、车间等在场学习空间与VRAR支持下的虚拟学习空间交互生成真实的学习环境,激活空间的承载力,支撑学生灵活多变的学习行为和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的复杂过程。

(三)向“善”:以生命实现与技术支撑的融合共生为逻辑终点

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是面向未来培养人才,熔铸了“人”的现代化这一本质内涵。人的现代化是人本质的现代化,这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关键要素。“除非国民是现代的,否则一个国家就不是现代的。”[44]在职业教育中培养“现代人”是一个牵涉价值塑造、知识习得、技能提升、精神陶冶等耦合关联的社会化过程,在兼顾社会发展要求的同时,更应关照个体的生存发展。在一个社会中,只有当人的主体性能得到弘扬,积极性、自主性、创造性能充分发挥,人的理性潜能与本质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示,人能够自由、安全、适意甚至诗意地生存,这个社会才配称为“现代社会”。[45]随着智能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全面入侵,职业人才的培养不可避免地游走于技术之中,但职业教育永远是“技术的教育”,不是“教育的技术”,永远要以技术支撑教育、以技术支撑职业教育、以技术支撑人的生命成长,实现技术与生命的协同共生。

职业教育中技术与生命的融合共生体现在个体、他人与人类3个向度上:[46]其一,以技术工具满足生存本能,职业教育首先是为学生未来生存的工作世界与生活世界做准备,提供专业技术技能的学习机会,使学生获得进入社会的岗位资格与职业身份,此处的现代人是最低层次的“技术人”;其二,以技术实践改造生活世界,通过校企合作等形式引导学生在真实的实践劳动中缔结社会关系,获得直接经验,并根据实践需要改造现实世界,培养的是具有精湛技艺的“手艺人”;其三,以技术精神实现生命自由,职业教育中人的生命自由的实现不仅指向在任何阶段人的主体性与价值性彰显,更意味着一种道德力量的渗透,即通过职业教育传递技术内生的责任感,使得生命在技术使用中获得道德成长,在这个意义上说,培养的是具有生命感召与人性持存的“匠心人”。由此可见,从“技术人”到“手艺人”再到“匠心人”,表达的是技术在生命中从占有到共生的逻辑,揭示了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不是纯粹的技术化发展,而是在真、善、美的道德力量规劝下,人朝向未来世界而敞开与延伸,并在与技术的融合共生中成为“他自己”。

三、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行动路向

职业教育虽然在类型定位、产教深度融合等方面开辟了新局面,但仍然存在企业办学主体地位未落实、现代化治理主体不完善、服务国家现代化能力薄弱、吸引力不够等问题,[47]其现代化发展任重而道远。现代化的宏伟蓝图需要现代化的行动实践,应从宏观、中观与微观3个层面着力,推进职业教育在体系建设、协同治理与人才培养上的现代化,走向高质量发展,最终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一)高质量内生: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职业教育的现代化以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内生发展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职业教育是体系完善、结构合理的职业教育。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存量不断下降,引发了人才结构与人才供应链断层等隐患问题,[48]反映出当前职业教育招考制度的“不合理”。因此,亟待通过职教高考改革衔接中高职,融通普职成,加固高技术技能型人才供应链,推进“贯通、衔接、立交、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职教高考改革需处理好3个层面的关系:

第一,在制度层平衡普通高考与职教高考。现阶段高职招生主要包括统考统招、单考单招、自主招生、中高职融通招生、注册入学、免试入学等“六模式十二类型”,[49]虽然招生方式十分多元,但客观地说,现行的职教高考制度本质上并未摆脱普通高考的制度框架,其类型特色不鲜明,在招考内容、招录机制等方面依然存在问题。因此,需要真正建立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条分立轨道,将应用型本科、高职高专以及普通高校中与职业教育相关的专业纳入职教一轨,形成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地位与层次结构的“本科-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同时,要注意到目前职教高考还不具备完全从普通高考中分离出去的类型条件,故而需探索建立普通高考与职教高考之间的分值转化机制,如构建“中职学业水平考试+统一职教高考”的双阶段能力本位评价模式[50]等,推进普教与职教既“并轨并行”又“相互流通”。

第二,在结构层协调中职生源与普通生源。职教高考既是“内部”升学制度,又是“外部”招生制度,[51]决定了其招考对象具有多元性与广泛性。一方面,提高中职学生升学比例,推进中高职纵向贯通。应用型本科、高职高专招生应以中职学生为主,对普通生源要增设关卡,在以普通高考成绩为主要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一定入学条件,提高高职入学门槛,进而招收职业教育的“优质”考生,扭转职业院校宁愿招收普通高中学生,也不愿招收中职生[52]的局面。此外,落实高职扩招3年的行动目标,不仅将农民工、退役军人、下岗工人、新型职业农民等社会生源纳入招生范围,还需拓宽入学渠道,为行业模范人物拔尖技能人才、“非遗”传承人等特殊人才提供学习机会,同时为“专升本”的学生预留招生指标,真正建立职业教育的“立交桥”。

第三,在内容层兼顾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现阶段高职招生依旧侧重于对学生文化素养的考查,相对弱化了职教高考的技能性。因此,可以通过直接增加基础性技能考试,要求学生具备相关专业的实践经历,或者采取“先学再上”的方式,让未升学的普高学生提前进入中职学习12年的专业课程,再通过技能考试进入高职,防止以文化成绩为唯一标准的招生方式模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属性边界。需要强调的是,职教高考改革是一块“硬骨头”,既需要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更离不开自上而下的制度推进。只有先从政策制度的高度确立改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配备好生均经费、管理机制、实训平台等基础条件,职教的人才结构乃至于社会的人才结构才会趋于平衡,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也才具有现实可能性。

(二)融合式共治:构建职业教育协同治理格局

新发展阶段的职业教育不是“条块割裂、各自为政”的教育,而是“有机协同、共治共享”的教育。其走向现代化不仅是从单向管理转为多元治理,更要从模仿普教办学到探索职教特色,建立职业教育的发展自信。我国职业教育的管辖权经历了从行业办学为主,到教育系统统筹,再到项目制的中央集权变化,[53]其间伴随着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由退出到复归。当前,尽管在政府主导与扶持下,行业、企业开始参与职业教育办学,但由于职教长期以来的普教化办学倾向以及企业被要求剥离非生产性功能等原因,[54]“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协同共治的格局仍未真正形成。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要从行业、企业与学校两端精准施策。

在职业院校的一端,以专业群建设为着力点打造支撑区域发展的创新服务平台,按照职业教育的特点办好职业教育。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协同乏力是因为其工作重心向“学校升格”偏移,[55]因此,以专业群建设为抓手的关键在于提升职教自身的竞争能力与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一是在专业设置上,根据专业面向的产业链或职业岗位群,对专业技术相同或相关的若干专业进行重新组合,在此基础上,确定核心专业或龙头专业及其相关专业,优化专业布局,体现的是“因为‘同行’与‘同类’,所以组群”[56]的逻辑。二是在课程建设上,引入政府行政人员、行业、企业、课程专家、专业教师等进行“集体审议”,有效保持同一专业群中课程建设在职业岗位、技术技能基础、产业链和知识基础上的一致性,[57]以此彰显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与优势,扭转普教化的发展倾向。

在行业企业的一端,推进“适当放权”与“利益共赢”双管齐下。一方面,强化行业、企业的办学主体地位,改变政府垄断、集中管理的职业教育办学局面。在政策设计上对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采取财政、税收、土地等手段进行激励扶持,使政策红利惠及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同时,推进多中心治理体制建设,发挥行业引导、企业参与的重要作用,建设辐射地方、产教融合的示范性职教集团,形成政府、企业与学校协同共治的治理网络,并进一步吸引更多的行业、企业参与到职业教育办学中来。另一方面,保障企业“盈利”的基本需求,共担合作风险。无论是组建职教集团,还是办产业学院、企业大学,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的合作要以“群体在本质上共享并且互相交流的各种善意”[58]即共同利益为纽带,在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师资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组建有序且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并通过建立协同治理的长效运行机制,如规范约束机制、冲突调节机制、资源保障机制等,促进多元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平等交往、协商与对话,防止对任意一方赋予优位性或者发生利益冲突时任意一方对另一方进行结构性压制。最终,从协议契约式的“共治”走向文化共生式的“善治”,构建“一种融利益、价值、文化、秩序等为一体的交互性共同体”[59]

(三)双元型育人: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应用型人才是个具有时代与文化特征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内涵固定不变的人才类型,[60]这决定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过程是一项综合化与开放化的实践活动。校企合作“双元”育人是当下乃至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但对“双元”的理解不能仅停留于学校与企业“双主体”办学或“双师型”师资建设的层面,必须意识到随着现代化发展的不断推进,“双元”育人背后所指向的人才定制化与个性化培养的目标定位愈发明显。基于此,课程如何设置、教学如何开展等就成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关键问题。

一方面,建立支撑专业群、面向岗位群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职业教育课程具有鲜明的技术属性,推进其课程体系建设要重视与之相关的技术知识、技术能力以及技术思维等要素。学校与企业作为命运共同体,应互补互促,共同参与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在课程结构上兼顾科学性与灵活性,先分类再分层。首先基于专业群与岗位群形成以某一核心专业能力为基础的课程群,再在课程群中设置若干项目群或任务群,形成专业模块课程,在此基础上将模块课程细分为不同水平层,满足不同学生的技能发展需求。在内容选择上要兼顾理论性与实践性,既要持续推进“双创”教育、课程思政、学校文化建设等与职业基本理论课、顶岗实习、技能大赛的有机融合,又要提升职业技术学习的深度,聚焦专业技术知识体系的建构、技能实践逻辑的形成以及技术创新思维的发展,防止技术学习的零散化与随意性。在编排实施上要强调系统性与层次性,建立以技能习得为中心的“任务熟练阶段-工作胜任阶段-职业系统阶段[61]人才培养过程链,统整企业生产过程与学校教学过程,平衡二者在不同任务阶段的参与力量,并依据不同任务阶段对学习内容进行螺旋式编排。

另一方面,形成混合式的项目学习模式。与现代化社会相匹配的职业教育在教学上要从“教”走向“学”,意味着校企双元育人要通过优化已有的实践项目教学,服务学生复合型能力的发展,促进学生终身学习,以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未来世界。从实践项目教学到实践项目学习是从“教”走向“学”的改变,要求校企在3个方面发挥协力作用。首先,共同建立信息技术学习平台。学校与企业要充分关注当前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的身份特征,既要在传统的理论与实训学习环节中全方位嵌入新技术与新工艺的要素,尤其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还需为学生提供多元化、专业化与开放化的线上微课程、学习资源包等,使职业教育成为一种个性化学习。其次,共同创建具身化的实践学习情境。校企合作育人要依据不同的项目任务与岗位工种以及学生的个性需求,利用VRARMR等技术有机重构学生技能学习与实训的空间场景,使学生在虚拟环境中模拟操作设备,进行沉浸学习,获得实践感知经验,并借助技术的数据采集等功能,开发虚拟学习社区,推进职业教育学习交流、教学管理与科研创新的功能一体化。最后,共同研发人机协同的自主学习项目。在线协作式学习项目的设计、实施参与是一群跨越空间、时间和组织边界的,人通过信息与通信技术,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协同学习或工作的过程。[62]要求校企联动参与在线协作项目开发全过程,以培养学生高级心智能力为目标,以沉浸式、体验式的学习情境为依托,根据学生“识别→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的认知环节,设计智慧化人机协作工作项目,并且在实施中引导学生理解人机协作的技术匹配过程、环境适应过程与工作运行过程,最终生成人机协同的技能品格与实践智慧。

 

注释:

作者简介朱德全,男,四川南充人,西南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课题“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贡献测度与长效机制研究”(BJA19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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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al Path to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Value and Direction

Zhudequan Xiongqing

 

Abstract:Th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ballast stone”to support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powerful country,and its logical purpose is endogenous and synergistic.Th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ints to the new goal of interchange and integration,the new stage of quality development,the new connotation of cross-border innovation,and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everyone,which characterizes the value positioning of integration,type,openness and popularization.Based on a logical architecture that starts from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the bottom-level follow-up connection,takes the dual-effect drive of time reset and space reconstruction as the main line,and ends with the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of life realization and technical support.This highlights the three pursuits of pragmatism,change and humanism.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system construction,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talent training from the macro,meso,and micro level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ndogenous,integrated co-governance and dual educ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vocational education;modernization;logic path;high-quality development;endogenous coordination

 

责任编辑:王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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