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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之问”是钱学森的心中之问吗——对教育与社会基本关系的重申

作者: 扈中平 姜盛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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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20年第10期

摘 要:人们所熟知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实际上并不存在,也不成立,它是由他人借钱学森之名提出来的,并不符合钱学森的本意,也是对教育与社会基本关系的曲解。钱学森真正的心中之问,与其说是“我们的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不如说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在钱学森看来,造成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主要是封建思想的影响以及学术自由和教育民主的缺欠。深刻领悟钱学森的心中之问,既有助于认识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有益于在教育与社会基本关系认识上坚持唯物史观。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教育社会学术自由教育民主

 

“钱学森之问”已为人们关注十年有余。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力求对其进行破解,并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案。国家层面也采取了一些战略性措施予以回应,如2009年由教育部联合中组部和财政部推出、首批17所大学参与的旨在培养中国自己的学术大师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即“珠峰计划”)。这些努力当然都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的,即“钱学森之问”是存在的、成立的。然而,通过对钱学森相关谈话的分析与融会发现,这个由他人假借钱学森之名提出的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其实并不存在,也不符合钱学森的本意,并非他真正的心中之问。如果我们曲解了钱学森的本意,不仅是对钱老本人的不尊重,还会辜负他的期望,贻误国家的发展,因为由此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政策和措施很可能是不对路的。因此,弄清钱学森的心中之问并将其与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区别开来,十分必要。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之所以难以成立和成理,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违背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教育与社会的基本关系。

一、“钱学森之问”的由来

其实,人们所熟知的“钱学森之问”并非钱学森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他人根据钱学森的有关谈话内容并以钱学森之名提出来的。那么,这个“钱学森之问”是否符合钱学森的本意呢?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2005年7月2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医院探望钱学森,并就中国科技发展方面的问题听取意见。在温家宝谈了对未来15年科技工作的方针后,钱学森说:“您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这段话后来成为“钱学森之问”的直接来源。

由上可见,钱学森只是向温家宝表达了自己的一种感慨,但并未发问,所以首先必须明确的是,钱学森本人从未提出过什么“钱学森之问”。其次,虽然钱学森在表述中指出了大学教育与“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也只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并未说是根本原因。至于为什么“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其背后的根源又是什么,钱学森此处并未言及。然而,在后来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及其相关表述中,却把冒不出杰出人才的根本原因直接归咎于“学校总是培养不出”。

钱学森的这段谈话见诸报端后,当时并未引起什么反响,在之后的4年多时间里也没有所谓“钱学森之问”一说。直到2009年11月5日,即钱学森去世后的第5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的文章,钱学森当初的感慨才引起人们的关注。钱学森的这次谈话是在2005年3月29日,后来又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但这一次相对比较系统。其中,钱学森就讲到了4个月后对温家宝感慨的那句话:“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1]该文发表之时,正值钱学森刚去世几天,因而更易引起人们的关注。2009年11月11日,安徽省沈正斌等11位高校教授出于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关心和责任感,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同仁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同日,新华网发表了《11名教授公开致信袁贵仁:直面“钱学森之问”》的文章。

“公开信”开篇直入主题:“我们深切缅怀钱老,缅怀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人格,还有他的那句振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我们认为,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从此,便有了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它是由沈正斌等人根据对钱学森部分谈话内容的理解,以疑问的方式并借钱学森之名提出来的。随后,“钱学森之问”迅速引起热议,成为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众多普通教育工作者关注的问题。人们也很自然地认可了“钱学森之问”一说,甚至以为这就是钱学森本人提出来的。一时间,教育大有成为众矢之的之势,学校似乎成了中国没有杰出人才的“罪魁祸首”。

然而,凭什么说钱学森有“那句振聋发聩的疑问”?凭什么说“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这一假借钱学森之名提出的问题是否符合钱学森的本意?抑或是因误读而把自己的认知加之于了钱学森?这些问题需要澄清,否则误导还将继续。

《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的公开信,似有两点不当。一是没有任何根据就以直接引语的方式表述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极易让人误以为是钱学森的原话。二是将“钱学森之问”简单地定性为一个教育问题。在其表述中,钱学森讲的“冒”不出杰出人才变成了“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冒不出”与“培养不出”事实上是有很大区别的。钱学森用“冒”而不用“培养”这个概念,也许是很有考究的。“冒”,当是比喻一种往上的“生长”,用以隐喻我国杰出人才的生长面临着诸多外在因素的阻碍和压制。“冒”所关涉的外在因素既包括社会的也包括教育的,而“培养”直接来讲几乎就是一个教育范畴内的事情。在杰出人才的生长中,学校的培养只是重要的外在条件之一,更具决定性的因素还在社会方面。不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对杰出人才的生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学校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培养人才在根本上也是由社会来规定和制导的。学校是否“能够”按照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除了诸如教育理念、办学模式、教师水平等学校自身的能力外,更为关键的因素还在于社会是否允许、是否鼓励学校按照这种模式去办学。更进一步讲,这又取决于社会是否真正需要创造性人才,而社会是否需要创造性人才,又取决于社会是否是一个具有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创造性社会。如果学校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创造性社会,学校自然就必须进而也能够按照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模式去办学,否则就不能与社会相适、相融而难以立足。综观钱学森的思想,把中国冒不出杰出人才简单归结为一个教育问题的所谓“钱学森之问”,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钱学森最大的忧虑和困惑应该不在学校本身,而在社会环境。在同一个社会中,假设办学条件大体相同,如果一部分学校能够按照培养杰出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而一部分学校不能够,那在根本上就是一个学校办学能力的问题,但如果没有一所学校能够按照这种模式去办学,那在根本上就一定是一个社会问题。以钱学森的认知水平,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个并不深奥的道理。

那么,钱学森内心深处的疑问究竟是什么呢?

二、钱学森的心中之问

新中国成立后“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一直是钱学森晚年的心中之痛。作为中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和有着非凡经历的特殊人物,钱学森对此一定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一定有他的心中之惑和心中之问。“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众多高校中为什么就“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这才是钱学森真正的心中之问。透过对钱学森一系列谈话和文字以及其中的思路和逻辑的理解与推究,不难看出他心中的困惑和疑问。

依钱学森的眼光和高度,他的心中之问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教育之问。然而“公开信”却是那么理所当然地把“钱学森之问”表述为了一个教育之问,声称:“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为此,就“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思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需要克服“缺乏人才长远规划的短视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的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以“催生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这样,“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杰出人才也会由此不断涌现”。由此,“钱学森之问”便成了一个教育之问,中国冒不出杰出人才的根本原因便主要指向了学校教育。这种认知及其逻辑与钱学森的心中之思是大相径庭的。

从表面上看,的确很容易认为钱学森是把中国冒不出杰出人才的根本原因归咎于了学校教育。在与温家宝的谈话中,钱学森明确地说“我还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所谈也的确是在直接批评学校教育,其基本逻辑是:“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因为“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把“钱学森之问”定性为一个教育问题看似是符合这一思维逻辑的。沈正斌等人是大学教师,出于教育工作者的立场、视野和责任把钱学森的感慨作为一个教育之问提出来,也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亦有合理之处。

但仔细推究,把“钱学森之问”表述为教育之问的逻辑并不符合钱学森的所思所想。在不少人看来,按照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模式去办学,主要是一个办学能力的问题,而且也并不是一个很难“能够”的问题,所以如果不能够按照这种模式去办学,在根本上就是一个学校无能的问题。这种认知是许多人对学校教育不满、对教育现状痛心、对教育工作者失望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并不符合我们所熟知的基于辩证唯物论的教育与社会基本关系的理论。单就培养模式而言,关于培养发明创造人才的“教育哲学”、“教育思想”以及具体的方式方法、运行机制、评价手段等都有许多现成的成果、成功的经验和可借鉴甚至可复制的范式,如钱学森所推崇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民国时期大学的办学模式。如果培养发明创造人才在根本上是一个培养模式和办学能力的问题,那这的确是一个并不很难做到的事情。难怪“公开信”十分乐观地宣称:“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一定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也会由此不断涌现。”但这把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未免看得太简单了,近乎幼稚。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者的教育时曾指出:“……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时所处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2]教育总是社会的教育,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许多教育问题,看似很“教育”,也直接表现为教育现象和学校行为,其实背后通常都有很深的社会根源,与其说是教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问题,是社会问题在教育中的折射和反映,尤其是那些普遍而顽固存在的教育问题更是如此。为什么“应试教育”屡禁不止?为什么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成为顽症?为什么教师要打压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为什么学校德育总是缺乏实效性?就是因为这些教育问题都有其复杂而深厚的社会根基,并非是单一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和教育评价的问题,不可能主要靠教育自身努力而得到根本解决。

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中,总的来讲,社会是较强势的一方,对教育有着根本性的制约;教育虽然也有其相对独立性,但总体上处于较弱势和受制约的地位。在现实中,教育不可能独立于社会之外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特立独行,否则,就很难在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中立足,因为主流社会是不会允许更不会鼓励那些与之对立的教育存在的,大多数受教育者也不会接受这种使他们今后难以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教育。有关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在教育学中都是基础性、常识性的知识,也符合唯物史观。但不知为何,人们在分析一些现实教育问题和归因时,很容易违背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选择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在需要强调教育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社会时,就大讲社会对教育的制约和决定作用,而每当教育中出现重大问题时,又是那么理所当然地把主要责任推咎于教育自身和教育者的能力。在现实中,人们对教育说三道四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往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感和“事后诸葛亮”的成就感,批评者对教育现状是那么的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对教育者的所作所为是那么的匪夷所思、不屑一顾。教育经常成为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成为被“甩锅”的“受气包”和“软柿子”。按照唯物辩证法,教育对社会的作用再大,无论是“成事”还是“败事”,都是有限的和有社会前提的。因此,在谈论教育对社会问题所应负的责任时,不能离开其社会前提和社会根据。面对社会发展的成就,教育切勿贪功,当然也不能诿过。

钱学森尽管不是哲学家,但以他的认知能力和丰厚阅历,不可能对教育与社会的基本关系没有符合常理的认识。钱学森经历过民国时期的社会和教育,接受过世界顶尖的教育并在美国工作、生活多年,对新中国的社会和教育更有深入的体察。对他而言,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的根本原因何在,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不可能离开社会前提将这一事实简单归结为一个教育问题。但是,在政府总理面前,在谈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问题的特定语境下,钱学森避开社会以教育为由来陈述自己心中的困惑是比较明智的,这样委婉的表达更为适切,更有分寸,也更符合钱学森的身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钱学森就把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归咎于了教育。在与温家宝的谈话中,钱学森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批评是非常激烈的,“没有一所大学能够……”,这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式的批评也是需要勇气的。钱学森对教育的批评为什么如此绝对?不正说明了不“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的现象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吗?而凡是普遍、必然和长期存在的教育现象,背后一定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一定不是主要靠教育自身所能左右的。如果按照培养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办学主要是一个学校自身能力意义上的问题,那中国也不至于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所有大学都没有这个能力。问题是,同样的大学,如当年以清华、北大、南开临时组建而成的西南联大,为什么冒出了不少杰出人才呢?这些大学为什么后来“失能”了呢?

那钱学森对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和“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背后的社会原因有没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呢?肯定是有的。从钱学森的相关谈话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对中国教育“无能”背后的社会原因的洞察。从中可以看出,钱学森与其说是在问“我们的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不如说是在问为什么“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是什么原因使得所有大学都不能够按照这种模式去办学?这才是钱学森真正的心中之问。

三、钱学森之答

从钱学森的若干谈话和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其心中之问亦有所答,即对为什么“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的社会原因的揭示,由此也可进一步印证他的心中之问。在钱学森看来,与其说是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不如说是整个社会还缺少滋养、促进杰出人才生长的必要条件,还不能为学校教育提供相应的社会支持和制度保障。没有符合现代教育的必要社会条件,学校可以培养出一般性的人才,也可以造就出传统意义上的杰出人才,但却难以孕育和生长出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发明创造潜质的现代意义上的杰出人才。根据钱学森的一些论述,他大致是从两个方面来应答他的心中之问的。

第一,封建思想的影响

钱学森2005年3月29日与身边工作人员的那次谈话,看似是以人才培养为主题,但实际上指向的是教育背后的社会问题。他谈到:“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3]这是钱学森此次谈话的核心,其要害也是对封建思想的批判。这表明,钱学森并非仅仅停留在就教育论教育、就人才培养言人才培养的层次上,而是将学校之所以不能够按照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模式去办学、之所以都是些人云亦云的东西,指向了教育背后的社会根源,即封建思想的影响,而且影响很深,至今如此,以致成了“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此言非常犀利,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意味,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我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封建思想就是指那些维护封建统治的旧道德、旧礼教的思想观念,其内在本质是专制,其思想基础是礼制,其核心内容是纲常。封建思想的基本表现就是等级森严和盲目服从,封建社会的基本人格就是主奴根性。封建社会的强权、高压和残酷,使人们变得十分谨小慎微、听命顺从、逢迎圆滑、投机钻营,以图安身立命和功名利禄。

从文化上讲,封建思想在根本上是与自由、民主、平等以及个性、多样性和创新性等理念不相容的。封建社会必然用种种规制强制人们自下而上地服从,要求人们读同样的书、写同样的文章、说同样的话,将社会思想牢牢地固定在统治者认定的圣贤典籍上。厚古薄今、人云亦云、唯书唯上、逆来顺受、唯唯诺诺,是传统中国人的普遍倾向和人格特征。专制和一元的封建思想对人才成长有诸多束缚、压制和摧残,致使中国古代鲜有真正的杰出人才,更少有敢于标新立异的思想家。那些相对意义上的杰出人才,大多不过是正统框架内的出类拔萃者而已。又有多少知识分子真正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跟风跑、随大流、投机取巧、鹦鹉学舌、思想僵化、阿谀奉承的人倒是屡见不鲜。

中国封建社会十足的文化功利主义也不知把多少读书人带偏了,过度的“学以致用”让学人对纯学问丧失了兴趣和耐心,狂热的“学而优则仕”更诱使无数才俊对官场趋之若鹜。在读书人的封建思维中,凡是不以“做官发财”为依归的智力活动都被视为是无用的。陈独秀在分析中国社会的传统思维特点时指出:“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4]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化思想创造所需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天才人物对学问的真兴趣。天才人物虽是凤毛麟角,但总是可遇的,所以关键还在于“真兴趣”。“真兴趣”即对学问本身的热爱和为学问而学问的执着,不以功名利禄等外在目的为旨归。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即使是天才人物,即使起初对学问也有真兴趣,但也极易被引入歧途,落入“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车如簇”的俗套。时至今日,过分热衷于做官、挣钱的知识分子太多太多,为学问而学问、为真理而真理的“真兴趣”者太少太少,做学问几乎仅仅成了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和手段。在本应是学术殿堂的大学,但凡有了一定的学术资本,便想弄个一官半职的教授大有人在。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热衷于做官这一点,就不知阻断了多少人通向杰出人才的成长路径,不知毁了多少可造之材,十分令人痛惜。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极少有出于对学问真兴趣的坚守和坚持,极少有学术上的后劲和韧劲。一旦达到所期于的外在目的,大多就到此为止、得过且过了。日本为何近些年来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不断涌现?原因固然很多,但与日本人特有的民族精神有很大关系。武士精神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后来又演变成了“一辈子坚持只做一件事”的匠人匠心。有日本学者认为,美国科学家的优秀主要在于他们的“活力”,而日本科学家的优秀主要在于他们的“坚持”。

第二,学术自由和教育民主的缺欠

自由、民主、平等是我们始终不渝的追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但在教育中还体现得很不够,这是阻碍杰出人才成长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对此,钱学森看得非常清楚。如果说上一点钱学森讲的是历史和文化根源,这一点讲的就是现实中社会体制层面的缺失对教育的影响。学校要培养出创造性的人才,绝不单是一个教育的具体模式和方法的问题,远不是单靠学校自身努力就可以做到的,而首先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体制保障,否则,无论学校自身怎么努力,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何况,没有制度性前提,学校自身也不会怎么去努力,即便努力,空间也很有限。道理很简单,教育的社会性质源自社会,教育的体制来自社会的体制,有什么样的社会,大体上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这是普遍的和必然的。要培养创造性人才,要冒出杰出人才,学校必须要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民主氛围,并形成制度上的保障。然而,学校的学术自由和民主氛围及其制度保障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给予的,虽然学校亦有一定的独立空间。

学术自由和教育民主对创造性人才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一个社会常识,也是一个教育常识。社会准不准学校按照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模式去办学,允不允许学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要不要学校教育的内容、方法、评价具有多样性,让不让学校拥有学术自由的权利和教育民主的氛围,这在根本上决定了学校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如果在教育中不能做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能自由思想,只能唯书唯上、见风使舵、亦步亦趋、拾人涕唾,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就无从谈起。当然,必须明确的是,学术自由和教育民主是以理性和责任为前提的,而不是一种非理性的逆反和对抗,否则就是对自由和民主的践踏。

虽然钱学森长期关心的是国家的科技事业和人才培养问题,但实际上也在关注与此相关的社会政治进步的问题,其见解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有所表达了。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时开头的一段寒暄:“十五六年前,我就和您在一起共事。”“我昨天看了一下当年的日记本。15年前,我到您办公室谈科技工作,还有几句话记在本子上,您说,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工程,不仅要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要有政治文明。……那一天是7月3日。”[5]那次谈话的主题同样是科技工作,钱学森为什么要专门强调政治文明的问题?显然是他认为现有的政治文明还不能满足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需要。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就提出,要“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政治文明的重要内涵就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党的十八大已将这些内容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系中。无论是创造性学术研究还是创造性人才培养,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保障都是不可或缺的。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向时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专门提及政治文明问题绝不是偶然的,说明他深刻认识到了政治文明对创造性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也说明他对国家的政治文明状况还不够满意。

钱学森在他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在尖锐指出了中国教育深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之后,用了很大篇幅颇具意味地回忆了他曾就读过的加州理工学院,意在比较中揭示美国大学杰出人才辈出的深层原因。钱学森“感受最深的”是,加州理工学院之所以有浓厚的创新氛围,之所以师生都敢想、敢说、敢做而不是人云亦云、随大流,就在于“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们、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众所周知,这样的培养模式,在美国教育中是一种常态和惯习,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在根本上是由社会所决定的,与社会是相容和互动的,学校并不需要刻意地去追求,因为这是必须和必需的,否则就会被社会所抛弃。对照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无不遗憾的是:“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6]在与温家宝的谈话中,钱学森甚至直言:“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教育这样相比虽有些简单化,但的确令人深思和耐人寻味。

以上两个方面,就是钱学森对其“心中之问”的“心中之答”。所言是原因背后的原因,虽然并不那么系统和全面,但基本思路是清晰的,见解是明确的,且直击要害。

总之,学校教育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制度框架下去培养人的,不可能超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不可能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背道而驰。所以,不能社会一出了什么事就只拿教育说事,甚至把根本原因归咎于教育,也不能把看似表现为学校行为的教育问题就教育论教育地简单归咎于学校,还需就社会论教育,进一步追根溯源。虽然教育在许多问题上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至多只能承担部分责任而不能负主要责任。把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么大的责任归咎于并无多少独立性和自主权的学校,是教育不能承受之重,也是不公平的。就如同有人所打的一个比方:这就像旧社会的大家族里,对一个没有管家权的小媳妇发问:“为什么没有管理好家族事务?”[7]这些年来,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被“捧”得很高,高到了几乎怎么夸张都不为过的地步,甚至有些近乎于“教育万能”了,但另一方面“教育无能”的指责又时常充斥于耳,“教育万能”的吹捧瞬间就可能转变为“教育无能”的斥责。教育经常处于可怜巴巴的地位,像一个一不小心就犯了错误的小学生,时常被弄得灰溜溜的。在此有必要呼吁,无论是赞美教育还是批评教育,都不要忽视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教育与社会基本关系的理论,否则就可能标本不分,贻误国运。

 

注释:

①李斌:《亲切的交谈——温家宝看望季羡林、钱学森侧记》,载于《人民日报》2005年7月31日第1版。何谓“杰出人才”,钱学森应该是指他曾提到过的“大师级人才”和“顶尖帅才”这类人物。参见涂元季、顾吉环、李明整理:《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载于《人民日报》2009年11月5日第11版。

②钱学森的这段话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并未提及,但其他多个媒体均有报道。如《朱清时在南方科技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致辞》,载于2014年9月2日的《深圳晚报》;肖楠:《“钱老之问”与西南联大人的反思》,载于《中华读书报》2015年1月28日第21版。

 

参考文献:

[1]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N].涂元季,顾吉环,李明,整理.人民日报,2009-11-05(11).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0.

[3]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N].涂元季,顾吉环,李明,整理.人民日报,2009-11-05(11).

[4]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43-44.

[5]李斌.亲切的交谈——温家宝看望季羡林钱学森侧记[N].人民日报,2005-07-31(1.

[6]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N].涂元季,顾吉环,李明,整理.人民日报,2009-11-05(11).

[7]张绪山.钱学森之问”: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J].炎黄春秋,2010(6).

 

Does "the Asking of Qian Xuesen" Come from the Heart of Qian Xuesen

HU Zhongping JIANG Shengxiang

 

Abstract: "the Asking of Qian Xuesen" as it is known does not exist and can not establish, because it was put forward by others using the name of Qian Xuesen, not according with Qian Xuesen's original intention. It is a misreading of Qian Xuesen and a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fact, Qian is not so much asking why do our schools always fail to produce outstanding talents, but he is asking why no university in China can run its school on the basis of training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inventive and creative talents. From Qian Xuesen's point, the social root causes of this problem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influence of feudal thoughts; the second is the lack of academic freedom and educational democracy. To understand qian Xuesen's questions deeply and distinguish them from the so-called "the Asking of Qian Xuesen" is not only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root of China's educational problems, but also beneficial to adhere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understanding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ety.

Key words: the Asking of Qian Xuesen; education; society; academic freedom; educational democracy

 

责任编辑:王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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