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通用语言的功能和属性决定了它可有效赋能乡村振兴，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对民族地区农牧区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当前，甘肃甘南州农牧区藏族群众主要交际语言以藏语为主，以当地汉语方言为辅，其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能力较差，学习动力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牧民的对外交流和发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牧民语言能力建设的迫切任务是提升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能力，即农牧民的国家通用语的听说与读写能力。同时，甘南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不仅要与个人发展、区域发展相结合，而且要与产业拓展、高科技技术应用、教育发展和文旅资源开发相结合，唯有这样，国家通用语言才能更好地赋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语言资源；甘南州农牧民
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目标，标志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此同时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是乡村发展的基础性战略工程，不仅决定着乡村的未来，更决定着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的形势下，在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世界动荡变革的特殊时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1]但是当前制约民族地区农牧区发展与振兴的因素较多，其中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不足是制约个人和区域发展的基础因素之一。如能快速提升民族地区农牧民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一定程度上将有效提高农牧民个人的综合素质和发展意愿，从而推动农牧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实现更大发展。基于此，本文在论述国家通用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可行性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调研了甘南夏河县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现状，探寻可能促进农牧区国家通用语言普及的有效策略，以期通过提升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更好地助推乡村振兴。
一、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有机组成部分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的根本宗旨和目标是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和重大战略，“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础支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举措，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语言能力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参与人类的所有认知活动，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是组织社会、承载文化、提升认知、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语言还与社会稳定、民族认同、国家安全等多种社会要素有着密切关系。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言文字事业，国家通用语言的大力推广和普及在教育、文化传播、精准扶贫、语言产业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语言扶贫就是通过大力推广普通话，显著助力偏远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快速脱贫。”[3]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指出:“到2025年，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5%；基础较薄弱的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6-10个百分点，接近或达到80%的基本普及目标。”[2]
从理论上看，国家通用语言作为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和核心，是我国公民主要的交际语言和认知发展语言。对此，学者们多有论述。魏辉认为国家语言能力的主要内容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及水平、国民掌握语种的数量及水平、各语种人才的数量水平和结构分布”[4]等构成，“在个人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的建设中，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是其核心语言能力”[5]。杜敏等指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求农民观念的转变、现代化素养的培育、各种能力的提升，相应技术的获得，均离不开语言能力的提升与发展……农民要不断提升其语言习得能力，尤其是习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其交际能力，这是走向现代化的基础性语言能力。”[6]张天伟认为“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经济实力紧密相连，中国还需在语言研究、语言教育、语言产业和学术话语方面继续努力”[7]。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赋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新的职能和要求，尤其是“要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普及的薄弱地区”[8]，要“聚焦民族地区，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集中力量开展推普攻坚行动；聚焦农村地区，巩固推普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2]。在乡村振兴中，要建设与国家发展相适应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满足不同群体和层级体系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充分挖掘和利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的交际交融、国家认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人才培养、产业和经济发展等领域的价值，这是“十四五”语言文字事业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推动乡村振兴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选择。
(二)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及语言产业是乡村振兴的组成部分
乡村振兴要求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和竞争力；同时大力发展互联网+农业产业模式、农村电子商务，健全农产品产销衔接机制；开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建设一批集休闲、观光园区、生态、文化、文明的乡村和民族特色旅游产业。新业态、新产业的发展对当地人们的语言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当前农牧民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不足以支撑产业振兴的需求。尤其是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听说读写能力存在明显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对外交流，阻碍其对外来人员提供更好的服务。“换言之，农村少数民族和汉族劳动力的普通话能力强会使其更容易外出找到非农就业机会，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学习并掌握普通话都是对其知识和技能的一种投资，能带来经济收益。”[9]另外，我国从事语言服务或相关服务的企业数达到72 500家，行业产值超过2 800亿元人民币。[10]语言产业是国家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应充分发掘和培育乡村和民族地区的语言产业，增加当地产业发展途径和农牧民的收入。因此，有效发挥国家通用语言在民族、农村地区农业产业和非农产业中的作用，提升农牧民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是农村和民族地区服务业、电子商务、智慧农牧业、物流和旅游业等发展的最基本语言要求。
(三)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是乡村人才振兴的保障
当前乡村人才流失严重，尤其是高质量、高素质和懂科技的现代化人才更为稀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11]语言表现为个体技能和知识的存量，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掌握国家通用语言的能力是语言资本的核心形式，直接关系到个人或群体所能达到的社会地位和获得的各种资源。[9]53尤其是在乡村和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直接影响着个人发展。“语言能力体现着人的素质构成，是人们心智发展的基础和关键要素之一……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上所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一定程度上是由劳动者语言能力存在差异造成的。可以说，语言能力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人力资本。”[12]人才是乡村振兴的保障，提升乡村人才质量，破解乡村振兴中人才紧缺问题，根本上还是要提升留守人才和主要劳动力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能力，以语言素养为保障来拓展其他职业技能，将语言能力、文化知识、职业技能等有机融合，有效提高当地人力资本质量和综合素质；对特殊人群、家庭和地区开展日常性帮扶，可以增强乡村主体人群的内生发展意愿和动力。可见，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能有效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四) 国家通用语言有助改变农牧民的落后观念
农牧民的发展愿望和动力决定着乡村振兴的前景和深度；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使乡村主体在自力更生、自我发展意愿下实现内生性的发展，最终实现由量到质的变化。偏远地区农牧民大多使用本族语或方言交流，其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外出交流和发展。同时，很多留守当地的农牧民思想较为保守，加工以前重男轻女的观念导致部分女性受教育权利受到影响，较早地投入家庭生计；年长者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严重影响当地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和发展。[13]国家通用语言不仅关系到振兴主体的外出交际能力和信息掌握能力，而且关系着他们自我观念的变革。因此，要努力提升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增加他们对外交流和学习的机会，转变农牧民的传统观念，真正让其获得发展并参与到乡村振兴之中。
(五)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有助于繁荣乡村文化
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繁荣。首先语言文明、语言和谐是新时代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的主要内容。同时，建设新时代文明乡风也离不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参与，乡村文明和文化繁荣要以文明语言为依托。在保护和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载体，使乡村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焕发出新时代乡风文明的新气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有强大的信息承载和传播功能，要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载体，“向人民群众和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充分地、更加鲜明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4]。
(六)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有效助力乡村治理和共同富裕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乡村社会、文化、环境良性发展和有效治理密切相关，是城乡实现良性互动的基础，是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的语言保障。当前，“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层，薄弱环节在乡村”[15]。加强民族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确保广大农牧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乡村经济发展的新业态，要求进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组织建设、环境建设，进而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16]在这一过程中，良好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不仅影响着农牧民的幸福感，更影响着他们对乡村治理和社会建设的参与度。
因此，实现民族地区农牧区的国家通用语言全面普及，提升农牧民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能力，将会有力地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二、甘肃省夏河县农牧区居民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
目前，我国正处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阶段，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的现状如何，其学习意愿如何?学习动机及存在的障碍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我们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所必须了解的基本情况。基此，本文采用问卷调查、观察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于2021年7月深入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①城郊河南村、桑科乡桑驰村、西科曼玛村进行调查，其中河南村地处县郊附近，桑科乡的桑驰村、西科曼玛村地处桑科大草原，远离县城，人口稀少，但近年来草原旅游发展较好，故选择其作为调查点，了解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现状，找寻语言能力阻碍个人和区域发展的原因，以期提高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能力，提升其文化素养、服务意识和接收处理现代信息能力，从而更好地服务当地乡村旅游业和服务业发展，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由于夏季牧场搬迁，定居区留守人口较少，本次调查共计完成调查问卷188份。调查人数虽相对较少，因调查点农牧民语言能力高度同质化，其数据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一) 甘南州夏河县农牧区居民的语种能力
语种能力是语言能力的主要内容，主要指个体掌握语言和言语的种类。国家通用语言是农牧民要掌握语言种类中的一种，通过语种能力的调查，一是能准确了解当地农牧民的语言生活；二是对调查点农牧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能力进行印证。当前，“中国的语言教育和语言生活，正在造就中国公民的‘三语’能力或‘准三语’能力”[17]。例如，少数民族学生从小学习母语，汉族学生从小掌握汉语方言，进入幼儿园或小学、中学，要学习普通话和外国语等。本文对包括国家通用语在内的语种能力的调查通过“总共会说几种语言和方言”和“会不会说普通话”来完成，并辅以观察和访谈来解读夏河县农牧区的语言能力。在“总共会说几种语言”的调查中，有52人选择使用“普通话、当地汉族方言、藏语”3种语言，占调查样本总计的27．8%；有26人选择使用“藏语、当地汉语方言”，占样本总量的13.7%；有102人仅会说“藏语”，占样本的总量的54.2%；有8人仅使用“当地汉族方言”。在“会不会说普通话”的调查中，有46人选择“会”，占样本总量的24．4%；有28人选择“会一点”，占样本总量的14.9%；选择“不会说”普通话的有114人，占样本总量的60．7%。通过计算发现，能够使用普通话完成基本交际的占比为调查样本的39．3%①。另据郭玉梅等的甘南州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调查，“国家通用语的自测结果显示：熟练掌握的人数比例为37．2%，基本能交谈的人数比例为40.6%。”[18]因为郭玉梅等的调查点主要为合作市的周边地区，合作市作为甘南州政府所在地，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也较好。通过比较发现，夏河县农牧区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水平整体上与郭玉梅等在甘南调研等数据接近，但从使用熟练程度等角度考量，与郭玉梅等的调查数据有一定差别。
我们访谈的夏河曼玛村35岁的藏族桑吉(我们使用普通话，桑吉使用当地汉语方言，偶尔使用不流利的普通话)，他没有上过学，家中共6口人，有3个小孩正在上学。他不太流利的几句普通话，是他在四川工地干活时与工友交流学会的。这为他生病去医院、办事等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在夏河县家中交流全部使用藏语。但他表示，外出打工使用普通话还是较为方便的，只是自己普通话水平较差。当我们问到他想不想学普通话时，他直率地告诉我们:“我这个年纪已经没有学习普通话的必要了”，但他肯定地告诉我们:“希望儿女一定要学好普通话。”普通话对儿女的未来发展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他反映家里平时看电视以藏语频道为主，“因为汉语频道说话太快，我听不懂”。又如一位夏河县河南村44岁的藏族男性(我们使用普通话，藏族男性使用当地汉语方言，偶尔使用简单的普通话，他与其他人交流使用藏语)，家有6口人，上有父母，下有一儿13岁、一女6岁。他的父母只能用藏语沟通交流，他的爱人可以说藏语和当地汉语方言，但不会说普通话。儿子在学校学习普通话，基本的读写能力都具备，小女儿刚上幼儿园，普通话还不太流利。他的工作为跑私家车，说当地汉方言很流利，仅会使用普通话进行简单的交流，由于长期跑车接触外地游客，听普通话的能力很强。他表示自己没有上过学，未学习过普通话，当地汉语方言是在日常交流和在外跑车时慢慢学会的。他认为，说藏语亲切，学会普通话对他很有帮助，可以接待更多的外地游客，但也表示普通话很难学。以上案例与调查数据情况一致。
为了解影响农牧民语种能力的因素有哪些，本文用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SPSS)相关性分析②检测了社会变量对语种能力的影响效度，其中的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所在地4个社会变量③(见表1)。其中，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大，相关性越强；显著性概率值P＜0．05表示显著。
通过观察和深入访谈发现，农牧区年龄较小者多语能力明显多于年长者。因为年轻人相比中老年人受教育程度高，多语种能力也强，反之亦然。地处城郊河南村的人们语种能力明显高于边远农牧区，因为他们的社会参与度高，外出交流机会较多。
表1 甘南州农牧区调查样本社会变量与语种能力相关系数表
在夏河县农牧区多语能力的调查中，各社会变量与“总共掌握几种语言”的相关系数排序为年龄(0.154)＞所在地区(0．133)＞职业(0．078)＞性别(0．047)，说明影响夏河县农牧区语种能力最大的变量是年龄。
另外，计算了社会变量与“会不会普通话”的相关性和显著性。其中显著性排序为:年龄(0．439)＞性别(0．26)＞职业(0．195)＞所在地区(－0．023)。从皮尔逊(Pearson)相关性来看，年龄、性别、职业是影响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最主要的变量，因为农牧区学生受学校教育基本上具备国家通用语言使用能力，自由从业者也具备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而长期生活在偏远农牧区居民多不具备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仅掌握藏语。语言变量与国家通用语言的显著性排序为:所在地区(0．824)＞职业(0．06)，大于0．05，而性别(0．017)＞年龄(0．00)，小于0．05。其中性别、年龄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显著相关，职业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存在弱显著性。
综上所述，年龄与夏河县农牧区的语种能力呈现反比例关系，即调查对象越年轻，他们总体上掌握的语种越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越熟练，这与其接受学校教育有关。职业是仅次于年龄影响语种能力的第二变量，自由职业者(例如小卖部经营者、司机、牛羊贩子等)掌握的语言种类明显多于农牧民。所在地区和性别在一定程度也影响着语种能力。通过走访、观察发现，城郊河南村居民的语种能力、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明显强于周边偏远农牧区。偏远农牧区男性由于外出机会多于女性，男性的语种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也相对好于女性。
(二) 夏河县农牧区居民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及其差异
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差异的判断主要从听、说、读、写4个方面来进行，即使用语言的熟练程度。听、说能力是掌握某种语言的基础能力，是交际的基础技能；读写能力是掌握某种语言的较高能力，具体分为:1 =“非常熟练”，表示完全具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2 =“熟练”，表示基本上具备国家通用语言能力；3 =“一般”，表示会简单用语；4 =“不熟练”，表示基本不具备国家通用语言能力；5 =“非常不熟练”，表示完全不具备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用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SPSS)均值分析法测量被试者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数值越小，表明其“听说读写”能力越好，测量结果见表2。
从表中可见，夏河县农牧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整体上较差，听力介于熟练至一般之间，但明显强于说、读、写的能力，这三者均介于一般至不熟练之间，说明甘南州农牧区多数人不具备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在调研中，除上学阶段的学生、小卖部经营者和村镇干部等外，当地农牧民多数人使用藏语同我们交流，仅有部分人能使用当地汉语方言进行交际。
表2甘南州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情况 N= 188
另外，在夏河县，不同社会变量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采用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SPSS)显著性①分析法，对甘南州农牧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性别、年龄、职业和所在地区4个社会变量的关系分析如下。
1．性别与国家通用语言的听、说能力存在显著关系，p(听) = 0．028 ＜0．05，p (说) = 0．025 ＜ 0．05; p(读) = 0．163＞0．05，p(写) = 0．1 ＞0．05，性别与读、写能力不存在显著关系，因为读写能力很差 。据调研观察，当地男性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强于女性，尤其在离城镇较远的农牧区体现得更明显。因男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参与度相对高于女性，故男性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强于女性。
2．年龄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的听说读写4个方面均存在显著性(p=0．000＜0．01)，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存在一定关系，当地年轻人普遍受教育程度高于中老年，其国家通用语言使用能力也较强。因为调查样本年龄较小者均接受学校教育，中小学尤其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工作，因此年龄样本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显著性最强。调研夏河县农牧区发现，上学后的孩子在一定程度上均能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农牧区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与年龄、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的正比例关系。
3．在夏河县农牧区，受过初等教育或从事小买卖、跑私家车等社会参与度高的农牧民也具备一定的国家通用语言交流能力，但其存在明显的差异;而长期在农牧区生活、年龄较长者不具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交流能力，甚至连当地汉语方言都不会使用，仅会使用藏语交流。
(三) 甘南州夏河县农牧区居民对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意愿
通过调研发现，学习意愿和动机影响着夏河县农牧区年龄较大者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成效。李宇明通过社会功能把语种分为3个语言层次，其中国家通用语言是第二层，是主要交际语言层，并指出“作为中国公民，普通话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交际语言，同时，掌握普通话也有助于中华民族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助于国家认同”[17]。提升农牧民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积极性，是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的关键。学习意愿直接影响着学习效率。夏河县农牧民的国家通用语言学习意愿和认同情况如下:
1．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愿
在“您想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吗?”的调查中，仅有41．5%的样本选择“想”学习国家通用语言，27．7%的选择“偶尔想”，21．3%的选择“不想”，另有9．6%的选择“不知道”。结合实地调研，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意愿较差的均集中在偏远农牧区且年龄较长的农牧民之中；年轻人和学生表现出较高的学习意愿和积极性。在河南村访谈的一位女教师家里有父母、哥哥以及小侄女；她父母均为原住藏民，仅会说藏语，听不懂当地汉语方言。哥哥在外做生意，上过学，具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但在当地依然多用藏语交流。小侄女就读初二，具备较好的藏语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该女教师在当地村小任教，能熟练掌握藏语、当地汉方言和国家通用语言，并强调国家通用语言对她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帮助，认为学会且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当地年轻人实现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们可以通过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其自身、后代发展的作用及收入关系等视角来探讨甘南州农牧区调查样本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意愿(详见表3)。甘南州农牧区调查样本对国家通用语言对自己、后代发展作用的认识存在差异。在“A．学好普通话对您有用吗?”和“B．普通话对后代发展有用吗?”的测量中，A平均值＞B平均值，且A标准差＞B标准差，说明甘南州农牧区被试者认为国家通用语言对后代发展的作用大于自身。这也印证了调研过程中的访谈和观察，偏远地区成年或年老农牧民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水平整体较差，认为自己已经学不会国家通用语言了，也不想学了；但他们却希望后代一定要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认为国家通用语对后代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表3 甘南州农牧区调查样本对国家通用语言认识调查表
注:B样本量126为总样本量减去无后代的人数。在A和B中，1—4选项中:1表示“很有用”，2表示“一般有用”，3表示“用处较小”，4表示“没有用”。C和D中，1—3选项中:1表示“有关系”，2表示“不好说”，3表示“没有关系”;P＜0．01，表明非常显著
另外，在“C．普通话能够帮助您发展吗?”和“D．普通话能力和收入水平有关系吗?”的统计中，二者平均值极为接近，介于“有关系”和“不好说之间”，说明他们认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自己发展，提高收入水平;但C标准差0．851小于D标准差0．905，表明他们对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能促进自己发展的肯定性强于对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提高收入水平的判断。
2．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意愿和自信
语言使用意愿能够表明某种语言在语言生活中作用的大小，亦能说明该语言在言语社区中处于何种地位。语言使用自信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语言人掌握该语言的熟练程度，反映出该语言在言语社区中的使用频率和价值。如果说一种语言时感到不自信，一是对该语言的掌握不够，还有待提高；二是说该语言时考虑周围人对自己言语行为的评价，主要由语言环境和语言认同所决定。
在“当地生活中您更愿意使用哪一种语言?”的调查中，仅有6人更愿意使用“普通话”，占调查样本的3．2%；有168人更愿意使用“藏语”，占样本总量的89．4%。在“说普通话时是否有不自信的感觉”统计中，调查样本9．6%的人认为“从未有过”不自信的表现；有28．7%的人认为“偶尔有”不自信的表现；另有61．7%的人选择“不知道”，通过访谈得知他们不确定或不具备国家通用语言能力。
综上，夏河县农牧区多数人不具备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当地交际和家庭语言主要以藏语为主，以当地汉方言为辅。普通话主要用于与外地游客交流和工作场合使用。通过实地访谈发现，因大力推行义务教育，孩子随着学龄的增加均具备一定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但受父母语言能力、家庭语言和周边语言环境影响，城郊孩子的普通话语言能力明显强于偏远牧区，其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意愿和自信也更强。
近年来甘南州大力发展旅游业，已在国内形成较大影响力。但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不管城郊还是农牧区，当地群众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语言服务能力尚存巨大提升空间。尤其在偏远农牧区，多数年长的藏族民众尚不具备最基本的国家通用语言交际能力，接待游客时使用当地汉语方言和手势语言进行交际，服务意识和水平因通用语能力而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影响了个人发展和经济收入，而且影响了当地服务质量的提升和旅游业的深度开发。
因此，快速提升甘南州农牧区居民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满足不同交际、情感、认同、文化和发展的多语言能力，提高现代信息接收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升内生性发展动力，打破他们对自我发展认知的固化思维，提高发展动力，就显得十分迫切，否则无法更有效推动民族地区的快速发展及乡村振兴。
三、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路径
提升农牧区居民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是甘南农牧区发展较为迫切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当地群众综合素质的提高、生活观念的转变和发展内生动力的提升，而且直接影响着当地教育、人才、乡村治理、生态和旅游业的发展。基于此，甘南州农牧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提升学习意愿和动力是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的关键
通过调研可知，夏河县调查点中老年农牧民对自身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意愿不强，动力不足。没有动力，何谈提升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当前，夏河县农牧区的国家通用语言普及率接近40%，但与我国普通话的平均普及率还存在较大差距，必须加快偏远农牧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力度，提升他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交际能力，力争2025年提升6-10个百分点。因此，要想方设法，树典型，立榜样，提高中老年农牧民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意愿，使他们具备最基本的国家通用语言交际能力，满足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最基本语言能力。
(二) 重视国家通用语言在民族地区产业开发中的价值
从调研结果来看，当前夏河县农牧区居民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当地的产业发展。在桑科草原牧区路边一处以骑马为业的旅游点，经营者(藏族)仅会说简单的价格和交际语，其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差，严重制约着他们与游客的深入交流。从个人层面来，严重影响了他们经济收入；从区域发展来说，较差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在某种层面上制约了当地服务业、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一方面要让农牧民能够与外界自由地交流、沟通；另一方面，还要借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强区域非物质文化的开发与融合，开发其背后的多元价值，促进语言产业多元化发展，将语言产业、地域文化与经济利益相结合，打造特色语言文化产品，能够实现其经济价值。”[19]大力开发甘南州优秀的民族、语言和风俗文化，使其助力民族地区发展。
夏河是全州文化旅游强县，语言、文化旅游资源丰富，自然风光秀丽，文物古迹众多，佛教文化独特，民俗风情浓郁。当地政府要主动作为，重视语言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树立语言产业意识，制定“语言+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同时，“要不断培养能识读国家通用语、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懂管理的高素质农牧民，使之形成适应出现的新业态、新技术、新生活环境的语言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充足动力和发展潜力”[16]，提升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通过推进农牧业与信息产业融合，发展智慧农业，培育更多新型农牧区产业。加强民族语言及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语言产业带动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开发，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三) 注重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在不同教育领域中的价值
民族地区要发展，教育是根本。“近年来，民族地区进行了积极探索，逐步打破了独立封闭的民族教育学校体系……但是，制约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体制机制和学校体系建设障碍始终没有突破。”[20]民族教育发展的基础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语言保障是国家通用语言的高质量普及。
首先，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阶段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普及工作。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更加重视农牧区基础教育的发展，并依托师资队伍建设，以高质量师资建设实现国家通用语言高质量的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质量的普及，又会有效促进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亦将回馈区域发展和乡村振兴。
其次，将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与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相结合。“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21]乡村振兴要重点培养现代新型农牧民，这就要求发展职业教育要更加关注乡村、关注农牧民。从甘南州情况看，农牧民运用国家通用语跨区域交际能力不足，甚至在部分偏远农牧区，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还较为严重，对自身接受国家通用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足。为此，农牧区发展要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提升为前提，探索在农牧区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技能”的职业教育模式，让语言技能和职业技能同步培育，不仅要通过职业教育塑造新时代新型农民，而且要改变他们相对传统的思想观念，使其接受现代发展理念，才能促进农牧区的乡村振兴和长远发展。
(四)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要以新科技和新传媒为支撑
在访谈中得知，甘南州夏河县农牧区成人在观看电视、应用程序(APP)小视频时以藏语为主，家里有学生或干部教师的也经常观看藏语频道，偶尔会观看普通话频道。另外，他们多数人无法适应当前的“智能化生活方式，如使用手机预约并支付出行费用、就医费用，难以进行无纸币的日常消费、不会在手机上办理银行业务。因国家通用语言水平及技术上的障碍，使他们无法充分享受现代化、智能化的服务[17]。其主要原因是他们不具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这严重制约着他们的信息接收和自我的发展。“国家通用语言已经发展为中国最通用、拥有媒体形式最全最强、拥有最先进的语言技术的语言”[18]，因此必须依靠现代信息和传媒技术，加快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建设，提升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使用能力，使他们较快融入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生活。
(五)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要构建和谐的语言和文化生态
乡村振兴也要树立正确的语言功能观，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态。要正确认识民族语言、汉语方言和国家通用语言、外语的功能和作用。在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和发展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并行不恃，它们均是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二者将合力推动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建设。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既要尊重语言发展的自然规律，更要重视各种语域中多样语言生活的开展，让包括普通话、民族语言在内的每种语言在不同的语域发挥自己的功能和价值。
农牧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举措，是农牧民思想道德建设的语言保障。在此过程中，要重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尤其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采取符合当地特点的有效方式，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深化民族团结教育，加强农牧区思想文化阵地建设。
同时，要重视民族地区语言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如在甘南州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载体，将使藏戏、藏族传唱文学《格萨尔》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让不懂藏语的人们充分了解藏族文化，促进民族间互动、交流和理解，也可以将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与甘南州优秀民族戏曲曲艺、民族文化相结合，鼓励、引导当地文艺工作者创作出反映当地人民团结互助、爱家爱国和开创幸福生活的优秀文艺作品，为繁荣当地文化、促进当地发展、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乡村新形态、新风尚做出应有贡献。
四、结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11]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事关农牧区发展的各个方面，要全力做好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工作。同时应充分认识到农牧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要以国家通用语言的全面普及促进当地教育发展、人才发展，转变传统思想观念。要以提升个人语言能力为基础，增加区域语言能力厚度，从而提升区域服务水平意识，树立生态发展理念。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和互联网传媒技术，加大农牧区民族语言文化开发和宣传，注重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少数民族语言、外语能力等形成互补，建构和谐的语言生态，服务于当地人民的语言生活，赋能乡村振兴，促进地区发展，为构建和谐、团结的民族关系提供语言保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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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pproach of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Capacity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Xiahe County in Gansu Province
LIU Zhi-gang, DU Min
Abstract: The functions and attributes of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determine the effective empower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speciall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arming and pastoral area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t present, the main communication language of Tibetans in the farming and pastoral areas of Gannan Prefecture is Tibetan, supplemented by local Chinese dialect. Their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capability is poor, and their willingness and motivation to learn is insufficient，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current foreign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 in the farming and pastoral area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urgent task of language capability construction in farming and pastoral areas is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capability, especially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y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bility in the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of Gannan must be organically combined with industrial expansion，high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so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capability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is combined with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language can be improved and better promote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capability;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language resources; Gannan farmers and herdsmen
初审：肖倩
复审：王晓燕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