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基础教育的发展进行谋划和为高考改革献计献策其实是两条可以不交叉的行进路线。近些年，许多学者却想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结果往往是偏于一隅的，导致各自的发展更加困难。只有认清它们内在的真实结构，祛除学者们的惯性思维，基础教育才可能步入正确的发展轨道，高考也才能更有效地发挥自身功能。

    关键词：基础教育发展；高考改革；二元结构

 

    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发展之间本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几乎自高考诞生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众多学者把它们看成一种线性发展模式，当作是有因果联系的事物。其联系具体表现为：在他们的头脑中有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基础教育不能如人所愿地践行自己的“素质教育”理念正是因为高考的存在以及由它引起的“片面追求升学率教育”(“应试教育”[1])的“肆意横行”，[2]解决问题的途径要么是取消高考，[3]要么是改进高考以适应基础教育的应然需要，即“应学考试”[4]的生成。[5]这种人为赋予的联系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并没有致使学者们所期望的理想局面出现，反而是增添了更多意想不到的负担，使各自的发展更加困难，这正应了古人的一句谚语：强扭的瓜不甜。

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形势越来越严峻的关键因素在  于学者们的思维定势——种没有正确认识高考改革与基础教  育发展各自内在的二元结构的表现。高考是“高等学校入学招生  考试”的简称，不是“高中教育教学水平考试”的简称，更不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不应该与基础教育有密切的联系。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基础教育与高考从形式上完全断开，就如北京某中学校长畅想的那样，在高中生毕业几个月之后再进行高考完全可行。[6]或许有人担心这样做会使高考的内容与基础教育教学的内容相脱离，其实担心是没有必要的，考试的内容不会脱离学生所学知识的范围，原因有二：一是高等教育是一种专才教育，只是对基础教育教学知识的挖掘和深化，从根本上来说，它与基础教育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规定性。它们都没有超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所获得的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总和，都是人类宝贵知识财富的遗产，高考所考查的仅仅是这些遗产中很微小的一部分；二是只要学生能合格地结束基础教育所授的课程，他(她)就有足够的实力接受高等教育，不管高考放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何种形式进行，被学生理解和掌握了的知识都足以让考生应付考试，从而获得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实，任何一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都有资格也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只是因为国家现在的资源有限，没有办法让所有合格的高中毕业生都上大学，所以设置了高考，高考的功能就在于为高等教育筛选更优秀的毕业生，而不是检测高中教育教学的水平。所以，一方面，评价基础教育教学水平不管高考的事，应该由他者[7]来承担；另一方面，高考应天然地隶属于高等教育，为高等教育服务，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由高校说了算，[8]那么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差别就本然地反映在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发展上，两种教育模式的区别[9]也就规定了高考改革不应该也不可能实现基础教育的期望。

既然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之间有如此多的不一致，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学者和教师会把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实践中片面地去追求升学率?首先，基础教育自身出了问题。最近，教育部还在《关于全日制普通中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十项规定》(试行草案)中强调，基础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既要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新生，还要着重注意培养大批优良的劳动后备力量，使学校教育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同时提出，不能只抓升学，忽视对劳动后备军的培养；只抓考分，忽视德育和体育，忽视基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只抓少数，忽视多数；只抓毕业班，忽视非毕业班。而在实际生活中，又有多少学校完全是按照党和国家的这些教育方针在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呢!所以“应试教育”大行其道是有原因的。其次，高考自身的地位特殊，容易给人造成二者有必然联系的错觉。一方面，高考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结束之后，容易让人把它想象为是一个时期的辛勤劳作之后的收获过程，因而就格外地受到重视，以致片面地被追求；另一方面，高考的作用巨大，在许多人看来，高考仍是社会分层的重要途径，关系到一个人终身的幸福，不一心一意地去追求会给自己带来终身遗憾，[10]即简单地把“应试教育”的出现理解为高考的重要，这也是不合常理的。最后，社会外部环境也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一是不合理的考试评价制度的存在，即以升学率和教学成绩为主的教学评价制度制约了学校教育教学活动。许多学校和教师都清楚实施素质教育对学生和国家意味着什么，但是教育行政部门硬性地给学校规定升学率指标的做法让教师在教学中不得不违心地加重学生的负担，而往“应试教育”的路上赶。二是某些用人单位唯学历的用人倾向。某些用人单位在招聘员工时，有意无意地抬高就业学历的门槛，专科生可以胜任的工作偏偏要本科生，本科生足以应付的差事往往要研究生等。三是遗留在学生及家长脑子里的错误观念(比如“学而优则仕”)的影响。由于“三大差别”的存在，许多家长“成龙成风”的梦想都寄托在子女考大学尤其重点大学上面，这也无形地抬高了高考的地位。四是相关的社会配套措施不健全，比如依法治教的不完善、“重点校”和“薄弱校”的明确区分、学校领导的官僚作风、社会不良风气对学校的干扰等。

    如此的联系有内在的荒谬性和危害性。首先，联系本身就自相矛盾。“素质教育”[11]难以有所作为，“应试教育”是罪魁祸首，这是一般人的看法，那么要推行素质教育，就要克服“应试教育”，而办法无非是取消“升学考试”[12]和淡化“升学考试”对基础教育的影响。完全取消“升学考试”(高考)是不明智的，因为社会优质资源有限，人口众多，究竟谁能获取这有限的资源需要竞争，于高等教育而言，即只能通过高考来淘汰一部分人，以便使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可以较为合理地进行分配。但是，如果基础教育发展的着眼点还在高考上，不正好说明它对基础教育有着巨大作用吗?“淡化”何来之有?另外，既然有考试，那就有应试行为，为应试而教、为应试而学的教育自然就存在，所以无论高考怎么改，都只会形成一种在承认并赞同应试教育的前提下的改革，这种改革也只会从一种应试教育走向另一种形式的应试教育。其次，把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么是突出基础教育对高考的统摄作用，要么显示高考对基础教育的导向作用，也就是说，要么是“应学考试”盛行，要么是“应试教育”泛滥。两种倾向都是极端的，都是错误的，试图在两者中间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的努力往往被证明为徒劳。

    如何避免这样的联系，让基础教育发展和高考改革各得其所?首先，应大力深化基础教育自身的改革，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与己无关的高考上。具体而言，宏观上，要继续推进教育结构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倡导多元化的办学模式，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实施分流教育；[13]微观上，全方位地进行课程教材结构的调整、教师队伍的建设和考试评价的改革。[14]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就是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构建以提高全体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学生特长为核心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在重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教学的同时，更加关注学生情感、态度的培养，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主动性和学习兴趣；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扎实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提高教师素质的核心是教育理念的更新，建设重点是提升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与水平，同时建立优化教师队伍的有效机制予以保证。其实，在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过程中，教师的作用是最不容忽视的，因为教师是基础教育的直接参与者，他的一言一行对基础教育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教师有坚定的教育信念、健全的人格并坚决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完成国家规定的课程计划，不但自己不搞歪门邪道，而且还敢于顶住社会不正之风和舆论压力，包括上级部门的升学率指标和家长们的“无理取闹”，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千方百计地提高教育质量，那么，基础教育的两个目标——升学与就业——就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同抓共管。考试制度和评价体系的改革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制度保障，需要建立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具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教师不断提高以及改进教学实践功能的评价体系。衡量一所中学办得好不好，主要看其是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对全体学生负责；学生的品德、智力和体质是否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提高，合格率如何；学生毕业后是否适应劳动或升学的要求。如果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能在学年考核中淡化学生的学业成绩，而将学校的办学秩序、学生的行为习惯、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时间和效果、学校科普、体、音、美活动的开展情况等作为对学校考评的主要依据，那么，“应试教育”将会有所收敛，素质教育有望驶上快车道。其次，加大政策法规在基础教育实施中的力度，一方面，继续完善有关基础教育政策法规的建设；另一方面，有效地打击那些不依章办事的个人和行为，比如迫使学校、教师和学生加大课业量的行为。最后，加大各项配套设施的建设，素质教育不是一个孤立的、单独的存在，其实施决不单纯是教育系统本身的事，也不可能由教育系统本身单独完成，而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比如在各用人单位倡行积极健康的用人观，让整个社会都明白“高素质不等于高学历、高学历也不等于高素质”，杜绝一切以高学历为标准的用人制度等。

 

注释：

[1]实际上，“应试教育”不仅提法不准确，而且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也不是同一个概念，但按照一般性理解，在本文两者被认定为同一件事物，即以考试得分为手段，以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送上高一级学校为唯一目的，片面追求升学的教育。

[2]其实高考(“升学考试”)并不必然引起“应试教育”，在大学本科阶段，仍然有升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存在，但却没有出现片面追求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应试教育”，个中的缘由是值得基础教育深思的。

 [3]1998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大会期间，有代表一言惊人：“取消高考!”1998年春夏之交，有论者甚至指责高考是“人神共愤的考试”，“文革”后难得一见的火药味十足的“炮轰”一词也用上了。近几年，取消高考的呼声仍时有所闻。如果没有高考，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想必大家通过“文革”的尝试已经了如指掌了。

[4]“应学考试”是对一种教、考模式的描述，即高考完全为基础教育所掌控，基础教育教的和学的都应该有效地反映在高考考试当中。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高考失去了自己应有的“责任”(为高等教育服务)，另一方面也加重了高考的负担，超出了高考所能承受的能量。

[5]比如，“高考改革是素质教育的突破口”、“新一轮的高考改革的直接原因是中学推进素质教育、克服应试教育倾向”、“在中学推行素质教育，克服‘应试教育’的倾向，是高考改革的目标”、“使高考改革更加反映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高考要全面地为实施素质教育服务”、“高考改革是新课改的钥匙”、“高考录取制度关乎高中素质教育的成败”等。

[6]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断开了基础教育与高考不必要的联系，但是在家长及学生的心目中，仍然会把学校和高考升学率挂钩，存在一个有形的比较，从而做出对各所学校不公正的评价。为了防止这些舆论和压力对学校教学的影响，就需要我们的学校领导和教师不为形势所动，不屈服于社会的压力，固守“素质教育”的理念不动摇，按照国家的既定教育方针坚实地前进。只要社会各部门联合起来，杜绝那些不良思想的影响，“素质教育”一定能够走出发展的困境，赢得一片发展的新天地。

[7]国家设置高中会考的初衷就是这样的，然而现实情况却让人深感忧虑，因为自2000年上海市率先取消高中会考制度之后，湖北、江苏等省市也相继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今年“两会”期间，更是有代表联名上书，取消高中会考。“会考”地位尴尬，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需要更多的学者给予理性的思考。

[8]比如，应该由高校教师根据高等教育发展和对学生发展要求的需要，结合基础教育教学的现状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进行高考试卷的设置和评阅等，然而现实情况却不是这样。

[9]其区别主要表现为各自培养目标的不一样导致的教学形式、评价教育教学的手段和标准的区别。基础教育一方面要为高等教育筛选合格的人才，另一方面要为社会输送优秀的建设者，则规定了它的对象的全体性和教学内容的全面性；高等教育主要是通过专业教育为国家培养高级的建设人才，由于现实条件不能保证所有的学生都上大学，则规定了它的对象的部分性和教学内容的专业性。那么反映高等教育之需的高考当然只可能用难度系数比较高的选拔性考试来淘汰一部分合格的高中毕业生，这种考试一方面不可能考察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应学的所有内容，同时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学生都有上大学的机会，也就是说高考不适合作为基础教育的评价手段。

[10]高考确实起到了分配教育资源的作用，加之考试的偶然性以及考试分数在学校录取中的“决定性”作用，家长和考生对高考的高度关注是难以避免的。但是，高考又绝对不是容不得半点闪失的。即便是考试失误或失败，进入了不理想的学校，选择了不理想的专业，或者落榜，也不意味着就没有了重新选择的机会。它毕竟只是学生成长中的一个环节而已。高考的成功与失败，在今天事实上已经不具备决定命运的作用。上好大学，上一般的大学，甚至没上大学，仅仅是暂时的人生状态，通过个人努力，还是可以增长知识和技能、提升个人实力并在日益能力化的社会大显身手的。

[11]本文的“素质教育”专指中小学正在实施的素质教育，不涉及高等教育中的“素质教育”。

[12]“升学考试”在这里主要是指高考，其实也包括初中升高中、研究生入学考试等。

[13]这里的“分流教育”主要是指在普通高级中学，学生学到一定阶段，根据自愿接受职业教育或进入社会的教育。一方面按照学生自愿的要求单独编班，在上好文化课的同时，适当增加职业技术教育内容，为学生进入高等职业学校继续深造做准备；另一方面，针对那些没有升学要求的学生，适当增加就业知识的指导，为其步入社会打好基础。

[14]基础教育的考试评价改革必须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把高考作为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环节去经营，二是考试评价只是基础教育评价手段的一个方面而已，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考试的评价功能上，还要重视其他的评价手段。